一些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孩子在美国中小学“玩算术”是出了名的。
我儿子矿矿在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只会掰手指算简单加减时，已经会多位数乘除法了。老师问：4＋3＝？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回答道：3＋4＝21÷3。全班都傻了眼，就他得意洋洋。在我眼里，美国小学数学太浅显，整个一个“磨洋工”。一年级时，我借来六年级的数学课本，矿矿一样应付自如。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们向学校提出来，能不能让矿矿插班到三年级上数学？我心里想：只要求上三年级，已经很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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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曾说过，0-2岁的亲子阅读，就像一场骑鲸之旅。我们在生命的海滩遇到一只通具人性、却无法表达的小鲸鱼，相互一见倾心。但它有自己无限无垠的好奇心，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和未知浩瀚的大海。为了和它共游，你要诱哄它——甚至把自己伪装成另一只大胖鲸！
本文是写给孩子一岁半后，亲子共读已稍有基础，孩子表现出对书本的耐心与有兴趣的父母的。在骑鲸之旅中获得共游权，仅仅是个开始。当与小鲸鱼们泅渡深海——哪怕你对亲子共读毫无功利之心——仍然不免被某种神秘的前途未卜感被包裹。大部分时候，你总会有各种困惑，作为一个一岁十个月宝宝的妈妈，我也经常被击败。可后来有一天，突然，小鲸鱼向你靠近，天色微露曙光，你发现你们要去的幻想王国在目之可及的太平线上。
只要你真心为爱朗读，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作为一个曾经历许多失败者，我只能说说等待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自我励志似的运用过的一些魔法。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从女儿很小开始，池莉就教孩子从嬉戏玩耍中循序渐进地学习生存本领。她要她的孩子每一天都踏踏实实地获得幸福。她要孩子懂得专业知识的学习其实就包括在敬重生命之中，它们与享受生命并行不悖。18年过去了，她终于把女儿培养成了一个身心健康，敢于梦想敢于追求美好生活，且品学兼优的“美女”。）
我睡意轻浅地迷糊了一夜，清晨，我叫醒孩子，让她起床做个操，运动运动，冲个热水澡。吃过早点之后，我带上矿泉水，撑起阳伞，娘儿俩手挽手，我一直把孩子送到考场。考场外面的情形蔚为壮观：黑压压的人群就跟蚂蚁一样，父母把孩子送到考场，再三叮嘱啊！为孩子摇扇啊，喂水喝啊！还有父亲跑步前来发现新的复习资料了得赶紧让孩子再瞅一眼！还有一位父亲，发现自己孩子的座位靠窗，居然爬上了紧旁窗口的大树，驱赶聒噪的知了。谁知道有记者抓拍了新闻，次日就登在了晚报上，题目是：可怜天下慈父心！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
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