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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一位任公子,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任公子做了一个硕大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然后用15头阉过的肥牛做鱼饵,挂在鱼钩上去钓鱼。

任公子蹲在高高的会稽山上,他把钓钩甩进阔大的东海里。一天一天过去了,没见什么动静,任公子不急不躁,一心只等大鱼上钩。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也过去了,毫无成效,任公子依然不慌不忙,十分耐心地守候着大鱼上钩。一年过去了,任公子没有钓到一条鱼,可他还是毫不气馁地蹲在会稽山上,任凭风吹雨打,任公子信心依旧。

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一口吞下了钓饵。这条大鱼即刻牵着鱼钩一头沉入水底,它咬住大鱼钩只疼得狂跳乱奔,一会儿钻出水面,一会儿沉入水底,只见海面上掀起了一阵阵巨浪,如同白色山峰,海水摇撼震荡,啸声如排山倒海,大鱼发出的惊叫如鬼哭狼豪,那巨大的威势让千里之外的人听了都心惊肉跳、惶恐不安。

任公子最后终于征服了这条筋疲力尽的大鱼,他将这条鱼剖开,切成块,然后晒成肉干。任公子把这些肉干分给大家共享,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一带的人,全都品尝过任公子用这条大鱼制作的鱼干。

多少年以后,一些既没本事又爱道听途说、评头品足的人,都以惊奇的口气互相传说着这件事情,似乎还大大表示怀疑。因为这些眼光短浅、只会按常规做事的人,只知道拿普通的鱼竿,到一些小水沟或河塘去,眼睛盯着鲵鲋一类的小鱼,他们要想像任公子那样钓到大鱼,当然是不可能的。

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具有经世之才的人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宋朝有个丞相叫张商英,他有个爱好就是书法,他特别喜欢写草书,闲来无事,他便提笔龙飞凤舞一阵,甚是得意。其实,这张丞相的书法很不到家,字写得不合体统,他还孤芳自赏。当时,很多人都讥笑他,而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是我行我素,按他的老习惯写字。

一天饭后,张丞相小憩片刻,突然来了诗兴,偶得佳句,便当即叫小童磨墨铺纸,张丞相提起笔来,一阵疾书,满纸是一片龙飞蛇走,让人还着实难以辨认。张丞相写完后,摇头晃脑得意了好一阵,似乎还意犹未尽。于是叫来他的侄子,让侄子把这些诗句抄录下来。

丞相的侄子拿过纸笔,准备用小楷将诗句录下,可是他好半天才能辨认出一个字,时时碰到那些笔划曲折怪异之处,侄子只好连猜带蒙。可是有些地方,他实在是怎么也看不懂,不知从哪里断开才对。他没办法,只好停下笔来,捧着草稿去问张丞相。

张丞相拿着自己的大作,仔细看了很久,也辨认不清,自己写的字自己都不认识了。他心里颇有些下不了台,便责骂侄子说:“你为什么不早些来问呢?我也忘记是写的什么了!”

有些人总爱自以为是,既不虚心,又爱坚持自己的错误,还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结果是越显出自己的愚蠢可笑。

鲁国有一户姓施的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学儒家的仁义之术,小儿子爱学军事。大儿子用他所学的儒家仁义思想去游说齐王,得到齐王的赏识,聘请他为太子的老师。二儿子到楚国去,用他所学的法家军事思想游说楚王,在向楚王讲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时讲道理、举例子,有条有理,楚王听了很高兴,觉得他是个军事人才,就封他为楚国的军事长官。这样,兄弟两人一个在齐国任职,一个在楚国作官,他们赚的钱多,使家里很快富裕了起来。兄弟两人都有显赫的爵位,让他们家的亲戚朋友也感觉到非常荣耀。

施家邻居中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家庭情况与施家以前相仿:家境并不富裕,也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与施家大儿子一样,好学儒家仁义之术;二儿子也是爱学兵法之术;两家的儿子还曾经在一道讨论学问,研究兵法。孟家为贫穷所困扰,生活很艰难。孟家看到施家这两年很快富裕起来,门口的马呀、车呀经常有来的,来的人员中有当兵的,也有当官的,真够荣耀,很有点羡慕施家。由于这两家一直都很友好,孟家就向施家请教如何让儿子取得官职的方法。施家的两个儿子就把自己怎样去齐国,怎样向齐王游说及如何到楚国,又如何对楚王游说和当官的经过如实地告诉了他们。

孟家两个儿子听到后,觉得这是个门路,于是大儿子准备到秦国去,二儿子准备到卫国去。

孟家大儿子到秦国去后用儒家学说游说秦王。他向秦王讲得头头是道,真是口若悬河,口才不错。秦王说:“当前啦,各国诸侯都要靠实力进行斗争,要使国家富强的,无非是兵力、粮食。如果光靠仁义治理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秦王心想:这个人固然有才能,他要我用仁义之术治国就是想要我国不练兵打仗,不积粮食不富裕,这能行吗?于是,命令军士对他施行了最残酷的宫刑,然后又将他赶出了秦国。孟家的二儿子到了卫国以后,用主张发展军事的学说游说卫王。他为了能让卫王采纳他的意见,能在卫国授爵当官,向卫王进言时有条不紊他讲述自己用兵的道理。

卫王听后说:“我们卫国是弱小国家,又夹在大国之问。对于比我们强的大国,我们的政策是要恭敬地侍奉他;对于同我们一样或比我们还要弱的小国,我们的方针是要好好地安抚他们,只有这样才是我们求得安全的好方法。你提的军事治国固然不错,但如果我依靠兵力和权谋,周围的大国就会联手攻打我国,我们的国家很快就要灭亡。假若我好生生地放你回去,你必定会到别国去宣传你的主张,别的国家发展了军事力量再对外扩张起来,会对我国造成很大的威胁。”卫王感到这个人既放不得,又留不得,于是派人砍断了他的双脚,然后把他押送问鲁国。

孟家的两个儿子回到家里,已是残废人了,全家人感到又悲又恨,他家父子三人找到姓施的人家里,悲痛地拍着胸脯责备施家。施家的人回答说:“不论办什么事,凡是适应时势的就会成功、昌盛,违背时势的就会失败、灭亡。你们学的东西与我们相同,但是取得的效果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你们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时又违背了时势啊。我们的做法和行为又有什么错误呢?”

这篇故事告诉人们:不论办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条件是否适合,对象选择得是否正确,要适应形势。对别人的经验不能死搬硬套,不然的话,必定会把事情办糟。

古时候,永州有一个人迷信得厉害,不管做什么事,总要看看吉不吉利。

这个人生在子年,属相是鼠,于是他就把老鼠当成是自己的保护神,万分敬重。他不但自己敬重老鼠,还订下了家规,不准大家消灭老鼠,将老鼠好好保护起来。所以他家里见不到一只猫,仆人们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不经意间伤到了老鼠。

这样一来,老鼠在他家有恃无恐,可猖狂了。粮仓里、库房里到处可见成群结队的老鼠大吃大嚼,爱怎么破坏就怎么破坏,根本没人敢管。这还不说,老鼠们四下里奔走相告,说他家里简直是个天堂,每天吃得饱饱的,什么都不用害怕,于是越来越多的老鼠都闻讯搬到这个人家里来。

有了这样严重的鼠害,这一家子可遭殃了。家里的桌子、凳子、柜子全都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柜子里面的衣服老鼠也不放过,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食物简直就只能吃从老鼠口里剩下的那一点。到了夜里,老鼠在屋里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咯吱咯吱”地啃东西,还叽叽乱叫,弄得全家乱七八糟,吵得人觉也睡不着。白天老鼠都不歇着,跟人一块儿出出进进、来来往往,放肆极了,俨然它们才是这家的主人。

过了几年,这家人因为主人职位调动搬到另一个郡去住了,这屋子换了主人。可是老鼠们丝毫不懂得收敛,还是闹得特别厉害。

新主人又生气又奇怪,跟家人说:“可恨这帮老鼠,本来只应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过活,现在竟然如此嚣张,实在可恶,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全都消灭掉!”于是,他们向人家借了好几只凶猛的大花猫,大门紧闭,把出路都用砖瓦堵死,还用水浇灌老鼠洞,又专门雇了些人来帮助捕杀老鼠。

老鼠一下遭到了灭顶之灾,死亡不计其数,尸体堆得像座小山。人们把鼠尸扔到偏僻的地方去,臭味过了好几个月才消失。

这些老鼠太不识时务,以为所有的主人都会对它们殷勤备至,实在是大错特错,以致于它们的猖獗终于招来了大祸。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可因一时的显赫而得意忘形,否则,永州鼠的下场就是明鉴啊!

牛缺,在上地这一带地方是位声望很高的饱学之士。有一次,他要去邯郸拜见赵国国君,途经耦(ou)沙时,遇上了一伙强盗。强盗抢走了他的牛车及随身衣物,他只好步行。强盗在一旁看到这人对被劫之事并不在意,脸上连半点忧愁和吝啬的表情都没有,心中不免生疑,于是便追上去问个究竟。

牛缺坦然地回答说:“一个有德行的人,不应当因丢失一点供养自己的财物而去与人争斗,这样会危害它所供养的自身的安全啊。”

强盗们听后,同声称赞道:“这真是一个贤德之人啊!”他们望着牛缺渐走远的背景,忍不住又商议:“如此贤德之人去拜见赵国的国君,必会受到信用,他如果在国君面前告发了我们的强盗行径,我们一定会大难临头。因此,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这伙强盗再一次追上牛缺,并把他杀掉了。

有个燕国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将全家族的人集合起来,告诫他们:“今后谁遇上了强盗,可千万别学牛缺那样以贤德求忍让呀!”大家都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

不久,这个燕国人的弟弟要到秦国去,一行人来到函谷关下,又遇上了强盗。他想起了哥哥临别时的告诫,始终不肯轻易舍弃财物,在实在斗不过这伙强人时,他又跪在地上,低三下四地哀求强盗以慈善为本,发还抢走的财物。

强盗们被纠缠得大怒了,忍不住厉声喝道:“我们没有要你的性命,就已经够宽宏大量了。你现在还要死死地缠住我们,索要财物,这不就把我们的行迹暴露了吗?我们既然已经作了强盗,哪里还有什么慈悲仁义可言?”只见这伙人手起刀落,将那个燕国人的弟弟杀了,同时还杀害了与之同行的四五个伙伴。

牛缺与燕人被害的悲剧警醒后人:对于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既不能讲“贤德”,也不能苦苦哀求;只有丢掉幻想,团结斗争,战而胜之,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