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六四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六四年又成为“毛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xdx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