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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我写了许多信,还没有郑重其事地谈到人生问题,这是一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谈滥了,一则也因为我看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看得那样重要。在这最后一封信里我所以提出这个滥题来讨论者,并不是要说出什么一番大道理,不过把我自己平时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挤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庆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决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

从草木虫鱼的生活,我觉得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了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了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呵!我说,人们并非生在这个世界来享幸福的,所以那并不算奇怪。

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仔细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了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着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恒呢了

我拿人比禽兽,有人也许目为异端邪说。其实我如果要援引“经典”,称道孔孟以辩护我的见解,也并不是难事。孔子所谓“知命”,孟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希腊廊下派哲学,我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经义文,做我的护身符。然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虽不把自己比旁人看得重要,我也不把自己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由,就不用仗先圣先贤的声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于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欢喜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蟆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上下巴都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他们说这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有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忿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决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之喜剧了。这件事和英国文学家哥尔德斯密斯的一段逸事一样有趣。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注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睬他自己,便板起面孔很气忿地说:“哼,在别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咧!”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哀所描写的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我感谢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谢钱塘的潮和匡庐的瀑。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我在几年前做的《无言之美》里曾说明这个道理,现在引一段来:

“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来,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了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

这个道理李石岑先生在《一般》三卷三号所发表的《缺陷论》里也说得很透辟。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假如荆柯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稀嘘赞叹了以李太白那样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毛声山评《琵琶记》,说他有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悲剧都改个快活收场,他没有实行,总算是一件幸事。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朋友,我感谢你费去宝贵的时光读我的这十二封信,如果你不厌倦,将来我也许常常和你通信闲谈,现在让我暂时告别罢!

你的朋友 孟实

朋友:

去夏访巴黎卢佛尔宫,得摩掌《蒙娜·丽莎》肖像的原迹,这是我生平一件最快意的事。凡是第一流美术作品都能使人在微尘中见出大千,在刹那中见出终古。雷阿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的这幅半身美人肖像纵横都不过十几寸,可是她的意蕴多么深广!佩特(Walter Pater)在《文艺复兴论》里说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特殊精神都在这一幅画里表现无遗。我虽然不知道佩特所谓希腊的生气,罗马的淫欲和中世纪的神秘是什么一回事,可是从那轻盈笑墙里我仿佛窥透人世的欢爱和人世的罪孽。虽则见欢爱而无留恋,虽则见罪孽而无畏惧。一切希冀和畏避的念头在霎时间都涣然冰释,只游心于和谐静穆的意境。这种境界我在贝多芬乐曲里,在《密罗斯爱神》雕像里,在《浮士德》诗剧里,也常隐约领略过,可是都不如《蒙娜·丽莎》所表现的深刻明显。

我穆然深思,我悠然遐想,我想象到中世纪人们的热情,想象到达·芬奇作此画时费四个寒暑的精心结构,想象到丽莎夫人临画时听到四周的缓歌慢舞,如何发出那神秘的微笑。

正想得发呆时,这中世纪的甜梦忽然被现世纪的足音惊醒,一个法国向导领着一群四五十个男的女的美国人蜂拥而来了。向导操很拙劣的英语指着说:“这就是著名的《蒙娜·丽莎》。”那班肥颈项胖乳房的人们照例露出几种惊奇的面孔,说出几个处处用得着的赞美的形容词,不到三分钟又蜂拥而去了。一年四季,人们尽管川流不息的这样蜂拥而来蜂拥而去,丽莎夫人却时时刻刻在那儿露出你不知道是怀善意还是怀恶意的微笑。

从观赏《蒙娜·丽莎》的群众回想到《蒙娜·丽莎》的作者,我登时发生一种不调和的感触,从中世纪到现世纪,这中间有多么深多么广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旅行家一天走上二百里已算飞快,现在坐飞艇不用几十分钟就可走几百里了。中世纪的著作家要发行书籍须得请僧侣或抄青用手抄写,一个人朝于斯夕于斯的,一年还不定能抄完一部书,现在大书坊每日可出书万卷,任何人都可以出文集诗集了。中世纪许多书籍是新奇的,连在近代,以培根、笛卡儿那样渊博,都没有机会窥亚理斯多德的全豹,近如包慎伯到三四十岁时才有一次机会借阅《十三经注疏》。现在图书馆林立,贩夫走卒也能博通上下古今了。中世纪画《蒙娜·丽莎》的人须自己制画具自己配颜料,作一幅画往往须三年五载才可成功,现在美术家每日可以成几幅乃至于十几幅“创作”了。中世纪人想看《蒙娜·丽莎》须和作者或他的弟子有交谊,真能欣赏他,才能侥幸一饱眼福,现在卢佛尔宫好比十字街,任人来任人去了。

这是多么深多么广的一条鸿沟!据历史家说,我们已跨过了这鸿沟,所以我们现代文化比中世纪进步得多了。话虽如此说,而我对着《蒙娜·丽莎》和观赏《蒙娜·丽莎》的群众,终不免有所怀疑,有所惊惜。

在这个现世纪忙碌的生活中,哪里还能找出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的人?哪里还能找出深通哲学的磨镜匠,或者行乞读书的苦学生?现代科学和道德信条都比从前进步了,哪里还能迷信宗教崇尚侠义?我们固然没有从前人的呆气,可是我们也没有从前人的苦心与热情了。别的不说,就是看《蒙娜·丽莎》也只像看破烂朝报了。

科学愈进步,人类征服环境的能力也愈大。征服环境的能力愈大,的确是人生一大幸福。但是它同时也易生流弊。困难日益少,而人类也愈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做一件事不免愈轻浮粗率,而坚苦卓绝的成就也便日益稀罕。比方从纽约到巴黎还像从前乘帆船时要经许多时日,冒许多危险,美国人穿过卢佛尔宫决不会像他们穿过巴黎香榭里雪街一样匆促。我很坚决的相信,如果美国人所谓“效率”(efficiency)以外,还有其他标准可估定人生价值;现代文化至少含有若干危机的。

“效率”以外究竟还有其他估定人生价值的标准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拿法国理姆(Reims)亚眠(Amiens )各处几个中世纪的大教寺和纽约一座世界最高的钢铁房屋相比较。或者拿一幅湘绣和杭州织锦相比较,便易明白。如只论“效率”,杭州织锦和美国钢铁房屋都是一样机械的作品,较之湘绣和理姆大教寺,费力少而效率差不多总算没有可指摘之点。但是刺湘绣的闺女和建筑中世纪大教寺的工程师在工作时,刺一针线或叠一块砖,都要费若干心血,都有若干热情在后面驱遣,他们的心眼都钉在他们的作品上,这是近代只讲“效率”的工匠们所诧为呆拙的。织锦和钢铁房屋用意只在适用,而湘绣和中世纪建筑于适用以外还要能慰情,还要能为作者力量气魄的结晶,还要能表现理想与希望。假如这几点在人生和文化上自有意义与价值,“效率”决不是唯一的估定价值的标准,尤其不是最高品的估定价值的标准。最高品估定价值的标准一定要着重人的成分(human element),遇见一种工作不仅估量它的成功如何,还有问它是否由努力得来的,是否为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之表现。如果它是经过努力而能表现理想与人格的工作,虽然结果失败了,我们也得承认它是有价值的。这个道理布朗宁(Browning)在Rabbi Ben Ezva那篇诗里说得最精透,我不会翻译,只择几段出来让你自己去玩味:

Not on the vulgar mass

Called "work”,must Sentence pass,

Things done,that took the eye and had the price;

O,er which,from level stand,

The low world laid its hand,

Found straight way to its mind,could value intrice:

But all,the world,s coarse thumb

And finger failed to plumb,

So passed in making up the main account;

All instincts immature,

All purposes unsure,

That weighed not as his work,yet swelled the

man,s amount:

Thoughts hardly to be packed

Into a narrow act,

Fancies that broke through thoughts and escaped:

All I could never be,

All,men ignored in me,

This I was worth to God,whose wheel the pitcher shaped.

这几段诗在我生平所给的益处最大。我记得这几句话,所以能惊赞热烈的失败,能欣赏一般人所嗤笑的呆气和空想,能景仰不计成败的坚苦卓绝的努力。

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心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人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所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人,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行家看《蒙娜·丽莎》了。

你的朋友 孟实

朋友:

近来研究黑格尔(Hegel)讨论悲剧的文章,有时拿他的学说来印证实际生活,颇觉欣然有会意。许久没有写信给你,现在就拿这点道理作谈料。

黑格尔对于古今悲剧,最推尊希腊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安提戈涅的哥哥因为争王位,借重敌国的兵攻击他自己的祖国贰拜,他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贰拜新王克瑞翁(Creon)悬令,如有人敢收葬他,便处死罪,因为他是一个国贼。安提戈涅很像中国的聂婴,毅然不避死刑,把她哥哥的尸骨收葬了。安提戈涅又是和克瑞翁的儿子海蒙(Haemo)动订过婚的,她被绞以后,海蒙痛恨她,也自杀了。

黑格尔以为凡悲剧都生于两理想的冲突,而安提戈涅是最好的实例。就克瑞翁说,做国王的职责和做父亲的职责相冲突。就安提戈涅说,做国民的职责和做妹妹的职责相冲突。就海蒙说,做儿子的职责和做情人的职责相冲突。因此冲突,故三方面结果都是悲剧。

黑格尔只是论文学,其实推广一点说,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冲突场了不过实在界和舞台有一点不同,舞台上的悲剧生于冲突之得解决,而人生的悲剧则多生于冲突之不得解决。生命途程上的歧路尽管千差万别,而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有所取必有所舍,这是自然的道理。世间有许多人站在歧路上只徘徊顾虑,既不肯有所舍,便不能有所取。世间也有许多人既走上这一条路,又念念不忘那一条路。结果也不免差误时光。“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可也。”有这样果决,悲剧决不会发生。悲剧之发生就在既不肯舍鱼,又不肯舍熊掌,只在那儿垂涎打算盘。这个道理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

“禾”是一个大学生,很好文学,而他那一班的功课有簿记、有法律,都是他所厌恶的。他每见到我便愁眉臀额地说:“真是无聊!天天只是预备考试!天天只是读这些没有意味的课本!”我告诉他,“你既不欢喜那些东西,便把它们丢开就是了。”他说:“既然花了家里的钱进学堂,总得要勉强敷衍考试才是。”我说:“你要敷衍考试,就敷衍考试是了。”然而他天天嫌恶考试,天天又在那儿预备考试。

我有一个幼时的同学恋爱了一个女子。他的家庭极力阻止他。他每次来信都向我诉苦。我去信告诉他说,“你既然爱她,便毅然不顾一切去爱她就是了。”他又说:“家庭骨肉的恩爱就能够这样恕然置之么了”我回复他说:“事既不能两全,你便应该趁早疏绝她。”但是他到现在还是犹豫不知所可,还是照旧叫苦。

“禹”也是一个旧相识。他在衙门里充当一个小差事。他很能做文章,家里虽不丰裕,也还不至于没有饭吃。衙门里案犊和他的脾胃不很合,而且妨碍他著述。他时常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意味,和我谈心时,不是说,“暖,如果我不要就这个事,这本稿子久已写成了。”就是说:“这事简直不是人干的,我回家陪妻子吃糙米饭去了!”像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听他说过多少回数,但是他还是依旧风雨无阻地去应卯。

这些朋友的毛病都不在“见不到”而在“摆脱不开”。“摆脱不开”便是人生悲剧的起源。畏首畏尾,徘徊歧路,心境既多苦痛,而事业也不能成就。许多人的生命都是这样模模糊糊地过去的。要免除这种人生悲剧,第一须要“摆脱得开”。消极说是“摆脱得开”,积极说便是“提得起”,便是“抓得住”。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现在姑且举几个实例来说明我所谓“摆脱得开”。

释迎牟尼当太子时,乘车出游,看到生老病死的苦状,便恍然解悟人生虚幻,把慈父娇妻爱子和王位一齐抛开,深夜遁人深山,静坐菩提树下,冥心默想解脱人类罪苦的方法。这是古今第一个知道摆脱的人。其次如苏格拉底,如耶稣,如屈原,如文天祥,为保持人格而从容就死,能摆脱开一般人所摆脱不开的生活欲,也很可以廉顽立懦。再其次如希腊第欧根尼提倡克欲哲学,除一个饮水的杯子和一个盘坐的桶子以外,身旁别无长物,一日见童子用手捧水喝,他便把饮水的杯子也掷碎。犹太斯宾诺莎学说与犹太教义不合,犹太教徒行贿不遂,把他驱逐出籍,他以后便专靠磨镜过活。他在当时是欧洲第一个大哲学家,海得尔堡大学请他去当哲学教授,他说:“我还是磨我的镜子比较自由,”所以谢绝教授的位置。这是能为真理为学问摆脱一切的。卓文君逃开富家的安适,去陪司马相如当坊卖酒,是能为恋爱摆脱一切的。张翰在齐做大司马东曹椽,一天看见秋风乍起,想起吴中孤菜药羹妒鱼脍,立刻就弃官归里。陶渊明做彭泽令,不愿束带见督邮,向县吏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立即解缓辞官。这是能摆脱禄位以行吾心所安的。英国小说家司各特早年颇致力于诗,后读拜伦著作,知道自己在诗的方面不能有大成就,便丢开音律专去做他的小说。这是能为某一种学问而摆脱开其他学问之引诱的。孟敏堕颤,不顾而去。郭林宗问他的缘故,他回答说:“颤已碎,顾之何益了”这是能摆脱过去失败的。

斯蒂文森论文,说文章之术在知遗漏(the art of omitting),其实不独文章如是,生活也要知所遗漏。我幼时,有一位最敬爱的国文教师看出我不知摆脱的毛病,尝在我的课卷后面加这样的批语:“长枪短戟,用各不同,但精其一,已足致胜,汝才有偏向,姑发展其所长,不必广心博鹜也。”十年以来,说了许多废话,看了许多废书,做了许多不中用的事,走了许多没有目标的路,多尝试,少成功,回忆师训,殊觉报然,冷眼观察,世间像我这样暗中摸索的人正亦不少。大节固不用说,请问街头那纷纷群众忙的为什么了为什么天天做明知其无聊的工作,说明知其无聊的话,和明知其无聊的朋友假意周旋了在我看来,这都由于“摆脱不开”。因为人人都“摆脱不开”,所以生命便成了一幕最大的悲剧。

朋友,我写到这里,已超过寻常篇幅,把上面所写的翻看一过,觉得还没有把“摆脱”的道理说得透。我只谈到粗浅处,细微处让你自己暇时细心体会。

你的朋友 孟实

朋友:

去年张东荪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过两篇论文,讨论兽性问题,并提出理智救国的主张。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亚泉先生也为着同样问题,在《一般》上起过一番辩论。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争点是:我们的生活应该受理智支配呢了还是应该受感情支配呢了张杜两先生都是理智的辩护者,而李先生则私淑尼采,对于理智颇肆抨击。我自己在生活方面,尝感着情与理的冲突。近来稍涉猎文学哲学,又发见现代思潮的激变,也由这个冲突发韧。屡次手痒,想做一篇长文,推论情与理在生活与文化上的位置,因为牵涉过广,终于搁笔。在私人通信中大题不妨小做,而且这个问题也是青年急宜了解的,所以趁这次机会,粗陈鄙见。

科学家讨论事理,对于规范与事实,辨别极严。规范是应然,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种法则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事实是实然的,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比方伦理、教育、政治、法律、经济各种学问都侧重规范,数、理化各种学问都侧重事实。规范虽和事实不同,而却不能不根据事实。比方在教育学中,“自由发展个性”是一种规范,而根据的是儿童心理学中的事实;在马克思派经济学中,“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政”都是规范,而“剩余价值”律和“人口过剩”律是他所根据的事实。但是一般人制定规范,往往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自己的希望。不知人的希望和自然界的事实常不相伴,而规范是应该限于事实的。规范倘若不根据事实,则不特不能实现,而且漫无意义。比方在事实上二加二等于四,而人的希望往往超过事实,硬想二加二等于五。既以为二加二等于五是很好的,便硬定“二加二应该等于五”的规范,这岂不是梦语了

我所以不满意张东荪、杜亚泉诸先生的学说者,就因为他们既没有把规范和事实分别清楚,而又想离开事实,只凭自家理想去订规范。他们想把理智抬举到万能的地位,而不问在事实上理智是否万能;他们只主张理智应该支配一切生活,而不考究生活是否完全可以理智支配。我很奇怪张先生以柏格森的翻译者而抬举理智,我尤其奇怪杜先生想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去抨击李先生,而不知李先生的学说得自尼采,又不知他自己所根据的心理学早已陈死。

只论事实,世界文化和个人生活果能顺着理智所指的路径前进么了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所给的答案是否定的。

哲学家怎么说呢了现代哲学的主要潮流可以说主要是十八世纪理智主义的反动。自尼采、叔本华以至于柏格森,没有人不看透理智的威权是不实在的。依现代哲学家看,宇宙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都只有目的而无先见(purposive without foresight).所谓有目的,是说生命是有归宿的,是向某固定方向前进的。所谓无先见,是说在某归宿之先,生命不能自己预知归宿何所。比方母鸡孵卵,其目的在产小鸡,而这个目的却不必预存于母鸡的意识中。理智就是先见,生命不受先见支配,所以不受理智支配。这是现代哲学上一种主要思潮,而这个思潮在政治思想上演出两个相反的结论。其一为英国保守派政治哲学。他们说,理智既不能左右社会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让一切现行制度依旧存在,它们自己会变好,不用人费力去筹划改革。其一为法国行会主义(syndicalism)。这派激烈分子说,现行制度已经够坏了,把它们打破以后,任它们自己变去,纵然没有理智产生的建设方略,也决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制度发现出来。无论你相信哪一说,理智都不是万能的。

在心理学方面,理智主义的反动尤其剧烈。这种反动有两个大的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由边沁的享乐主义(hedonism)转到麦独孤的动原主义(homic theory)。享乐派心理学者以为一切行为都不外寻求快感与避免痛感。快感与痛感就是行为的动机。吾人心中预存何者发生快感何者发生痛感的计算,而后才有寻求与避免的行为。换句话说,行为是理智的产品,而理智所去取,则以感觉之快与不快为标准。这种学说在十八十九两世纪颇盛行,到了现代,因为受麦独孤心理学者的攻击,已成体无完肤。依麦独孤派学者看,享乐主义误在倒果为因。快感与痛感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行为的动机,动作顺利,于是生快感,动作受阻碍,于是生痛感;在动作未发生之前,吾人心中实未曾运用理智,预期快感如何寻求,痛感如何避免。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这个道理麦独孤在他的《社会心理学》里说得很警辟。

心理学上第二个反理智的倾向是弗洛伊德派的隐意识心理学。依这派学者看,心好比大海,意识好比海面浮着的冰山,其余汪洋深湛的统是隐意识。意识在心理中所占位置甚小,而理智在意识中所占位置又甚小,所以理智的能力是极微末的,通常所谓理智,大半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结果,理智之来,常不在行为未发生之前,而在行为已发生之后。行为之发生,大半由隐意识中的情意综(complexes)主持。吾人于事后须得解释辩护,于是才找出种种理由来。这便是理性化。比方一个人钟爱一个女子,天天不由自主的走到她的寓所左右。而他自己所能举出的理由只不外“去看报纸”,“去访她哥哥”,“去看那棵柳树今天开了几片新叶”一类的话。照这样说,不特理智不易驾驭感情,而理智自身也不过是感情的变相。维护理智的人喜用弗洛伊德的升华说(sublimation)做护身符,不知所谓升华大半还是隐意识作用,其中情的成分比理的成分更加重要。

总观以上各点,我们可以知道在事实上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是极微末,极薄弱的,尊理智抑感情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是想由现世纪回到十八世纪。开倒车固然不一定就是坏,可是要开倒车的人应该无证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是错误的。不然,我们决难悦服。

更进一步,我们姑且丢开理智是否确能支配情感的问题,而衡量理智的生活是否确比情感的生活价值来得高。迷信理智的人不特假定理智能支配生活,而且假定理智的生活是尽善尽美的。第一个假定,我们已经知道,是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相矛盾的。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假定。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狭隘的。如果纯任理智,则美术对于生活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音乐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文学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如果纯任理智,则宗教对于生活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自然没有神奇,而冥感灵通全是迷信。如果纯任理智,则爱对于人生也无意义,因为离开情感,男女的结合只是为着生殖。我们试想生活中无美术,无宗教(我是指宗教的狂热的情感与坚决信仰),无爱情,还有什么意义了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学生物学的朋友在《学灯》上发表一篇文章,说穷到究竟,人生只不过是吃饭与交婿。他的题目我一时记不起,仿佛是“悲”“哀”一类的字。专从理智着想,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忘记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了感情,这个世界便另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人生便另是一个人生,决不是吃饭交婿就可以了事的。

第二,我们应该知道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理智指示我们应该做的事甚多,而我们实在做到的还不及百分之一。所做到的那百分之一大半全是由于有情感在后面驱遣。比方我天天看见很可怜的乞丐,理智也天天提醒我贩济困穷的道理,可是除非我心中怜悯的情感触动时,我百回就有九十九回不肯掏腰包。前几天听见一位国学家投河的消息,和朋友们谈,大家都觉得他太傻。他固然是傻,可是世间有许多事项得有几分傻气的人才能去做。纯信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他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

人类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则不特人生趣味剥削无余,而道德亦必流为下品。严密说起,纯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纯任理智的人纵然也说道德,可是他们的道德是问理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principle),而不是问心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heart)。问理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福。

比方中国人所认为百善之首的“孝”,就可以当作问理的道德,也可以当作问心的道德。如果单讲理智,父母对于子女不能居功,而子女对于父母便不必言孝。这个道理胡适之先生在《答汪长禄书》里说得很透辟。他说:

“‘父母于子无恩夕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的给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了……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了祸根。……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减轻罪过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了”因此,胡先生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

胡先生所以得此结论,是假定孝只是一种报酬,只是一种问理的道德。把孝当作这样解释,我也不赞成把它“列为一种信条”。但是我们要知道真孝并不是一种报酬,并不是借债还息。孝只是一种爱,而凡爱都是以心感心,以情动情,决不像做生意买卖,时时抓住算盘子,计算你给我二五,我应该报酬你一十。换句话说,孝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世间有许多慈母,不惜牺牲一切,以养护她的婴儿;世间也有许多婴儿,无论到了怎样困穷忧戚的境遇,总可以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得那不能在别处得到的保护与安慰。这就是孝的起源,这也就是一切爱的起源。这种孝全是激于至诚的,是我所谓问心的道德。

孝不是一种报酬,所以不是一种义务,把孝看成一种义务,于是“孝”就由问心的道德降而为问理的道德了。许多人“孝顺”父母,并不是因为激于情感,只因为他想凡是儿子都须得孝顺父母,才成体统。礼至而情不至,孝的意义本已丧失。儒家想因存礼以存情,于是孝变成一种虚文。像胡先生所说,“无论怎样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赞他做‘孝子夕了”。近人非孝,也是从理智着眼,把孝看作一种债息。其实与儒家末流犯同一毛病。问理的孝可非而问心的孝是不可非的。

孝不过是许多事例中之一种。其他一切道德也都可以有问心的和问理的分别。问理的道德虽亦不可少,而衡其价值,则在问心的道德之下。孔子讲道德注重仁字,孟子讲道德注重义字,仁比义更有价值,是孔门学者所公认的。仁就是问心的道德,义就是问理的道德。宋儒注仁义两个字说:“仁者心之德,义者事之宜。”这是很精确的。

我说了这许多话,可以一言以蔽之,仁胜于义,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生活是多方面的,我们不但要能够知(know),我们更要能够感(feel)。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理智没有多大能力去支配情感,纵使理智能支配情感,而理胜于情的生活和文化都不是理想的。

我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的话,在这封信里只能言不尽意,待将来再说。

你的朋友 孟实

附注:

此文发表后曾蒙杜亚泉先生给了一个批评(见《一般》三卷三号),当时课忙,所以没有奉复。我此文结论中明明说过,“问理的道德虽亦不可少,而衡其价值,则在问心的道德之下。”我并没有说把理智完全勾销。杜先生也说:“我也主张主情的道德。”然则我们的意见根本并无二致。我不能不羡慕杜先生真有闲功夫。

杜先生一方面既然承认“朱先生说,‘真孝并不是一种报酬,夕这句话很精到的”,而另一方面又加上一句“但是‘孝不是一种义务夕这句话却错了。”我以为他可以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而下文不过是如此:“至于父母就是社会上担负教育子女义务的人……这种人在衰老的时候,社会也应该辅养他。”说明白一点咧在子女幼时,父母曾为社会辅养子女;所以到父母者时,子女也应该为社会辅养父母。

请问杜先生,这是不是所谓报酬了承认我的“孝不是一种报酬”一语为“精到”,而说明“孝是一种义务”时,又回到报酬的原理,这似犯了维护理智的人们所谓“矛盾律”。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杜先生大约还记得下文罢了我承认“养老”“养小”都确是一种义务,我否认能尽这种义务就是孝慈。因为我主张于能尽养老的义务之外,还要有出于衷诚的敬爱,才能谓孝,所以我主张孝不是一种报酬。因为我主张孝不是一种报酬,所以我否认孝只是一种义务。杜先生同意于“孝不是一种报酬”,而致疑于“孝不是一种义务”,这也是矛盾。

维护理智的人,推理一再陷于矛盾,世间还有更好的凭据证明理智不可尽信么了

朋友:

我们对于许多事,自己愈不会做,愈望朋友做得好。我生平最大憾事就是对于美术和运动都一无所长。幼时薄视艺事为小技,此时亦偶发宏愿去学习,终苦于心劳力拙,快快然废去。所以每遇年幼好友,就劝他趁早学一种音乐,学一项运动。

其次,我极羡慕他人做得好文章。每读到一种好作品,看见自己所久想说出而说不出的话,被他人轻轻易易地说出来了,一方面固然以作者“先获我心”为快,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心怀惭作,惟其惭作,所以每遇年幼好友,也苦口劝他练习作文,虽然明明知道人家会奚落我说:“你这样起劲谈作文,你自己的文章就做得‘瞥脚!夕”

文章是可以练习的么了迷信天才的人自然嗤着鼻子这样问。但是在一切艺术里,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古今许多第一流作者大半都经过刻苦的推敲揣摩的训练。法国福楼拜尝费三个月的功夫做成一句文章;莫泊桑尝登门请教,福楼拜叫他把十年辛苦成就的稿本付之一炬,从新起首学描实境。我们读莫泊桑那样的极自然极轻巧极流利的小说,谁想到他的文字也是费功夫作出来的呢了我近来看见两段文章,觉得是青年作者应该悬为座右铭的,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一段是从托尔斯泰的儿子Count Ilya Tolstoy所做的《回想录》(Reminiscences)里面译出来的,这段记载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修稿时的情形。他说:“《安娜?卡列尼娜》初登俄报Vyetnik时,底页都须寄吾父亲自己校对。他起初在纸边加印刷符号如删削句读等。继而改字,继而改句,继而又大加增删,到最后,那张底页便成百孔千疮,糊涂得不可辨识。幸吾母尚能认清他的习用符号以及更改增删。她尝终夜不眠替吾父誊清改过底页。次晨,她便把他很整洁的清稿摆在桌上,预备他下来拿去付邮。吾父把这清稿又拿到书房里去看‘最后一遍夕,到晚间这清稿又重新涂改过,比原来那张底页要更加糊涂,吾母只得再抄一遍。他很不安地向吾母道歉。‘松雅吾爱,真对不起你,我又把你誊的稿子弄糟了。我再不改了。明天一定发出去。夕但是明天之后又有明天。有时甚至于延迟几礼拜或几月。他总是说,‘还有一处要再看一下夕,于是把稿子再拿去改过。再誊清一遍。有时稿子已发出了,吾父忽然想到还要改几个字,便打电报去吩咐报馆替他改。”

你看托尔斯泰对文字多么谨慎,多么不惮烦!此外小泉八云给张伯伦教授(Prof. Chamberlain)的信也有一段很好的自白,他说:“……题目择定,我先不去运思,因为恐怕易生厌倦。我作文只是整理笔记。我不管层次,把最得意的一部分先急忙地信笔写下。写好了,便把稿子丢开,去做其他较适宜的工作。到第二天,我再把昨天所写的稿子读一遍,仔细改过,再从头至尾誊清一遍,在誊清中,新的意思自然源源而来,错误也呈现了,改正了。于是我又把他搁起,再过一天,我又修改第三遍。这一次是最重要的,结果总比原稿大有进步,可是还不能说完善。我再拿一片干净纸作最后的誊清,有时须誊两遍。经过这四五次修改以后,全篇的意思自然各归其所,而风格也就改定妥帖了。”

小泉八云以美文著名,我们读他这封信,才知道他的成功秘诀。一般人也许以为这样咬文嚼字近于迁腐。在青年心目中,这种训练尤其不合胃口。他们总以为能倚马千言不加点窜的才算好脚色。这种念头不知误尽多少苍生了在艺术田地里比在道德田地里,我们尤其要讲良心。稍有苟且,便不忠实。听说印度的甘地主办一种报纸,每逢作文之先,必斋戒静坐沉思一日夜然后动笔。我们以文字骗饭吃的人们对此能不愧死么了

文章像其他艺术一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微奥妙都不可言传,所可言传的全是糟粕。不过初学作文也应该认清路径,而这种路径是不难指点的。

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勾销,笔法和意境在初学时总须从临帖中领会。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全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欧洲文人虽亦重读书,而近代第一流作者大半由写生人手。莫泊桑初请教于福楼拜,福楼拜叫他描写一百个不同的面孔。霸若因为要描写吉卜赛野人生活,便自己去和他们同住,可是这并非说他们完全不临帖。许多第一流作者起初都经过模仿的阶段。莎士比亚起初模仿英国旧戏剧作者。布朗宁起初模仿雪莱。陀思妥也夫斯基和许多俄国小说家都模仿雨果。我以为向一般人说法,临帖和写生都不可偏废。所谓临帖在多读书。中国现当新旧交替时代,一般青年颇苦无书可读。新作品寥寥有数,而旧书又受复古反动影响,为新文学家所不乐道。其实东烘学究之厌恶新小说和白话诗,和新文学运动者之攻击读经和念古诗文,都是偏见。文学上只有好坏的分别,没有新旧的分别。青年们读新书已成时髦,用不着再提倡,我只劝有闲工夫有好兴致的人对于旧书也不妨去读读看。

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工夫,真正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要写生,须勤做描写文和记叙文。中国国文教员们常埋怨学生们不会做议论文。我以为这并不算奇怪。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大半都很贫弱,胸中没有议论,何能做得出议论文了许多国文教员们叫学生人手就做议论文,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初学作议论文是容易走人空疏俗滥的路上去。我以为初学作文应该从描写文和记叙文人手,这两种文做好了,议论文是很容易办的。

这封信只就一时见到的几点说说。如果你想对于作文方法还要多知道一点,我劝你看看夏丐尊和刘薰宇两先生合著的《文章作法》。这本书有许多很精当的实例,对于初学是很有用的。

你的朋友 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