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光与剑影之间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

1994年，李敬泽老师第一次读到了我的小说，在21年之后一次的闲聊中，他说，是小说里的“刀光剑影”引起了他的兴趣。 是的，我喜欢小说里的“刀光剑影”，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我今天的话题就是小说里的刀光剑影，不是比喻性的，是真正的刀光剑影。在这样一个话题下面，谈一谈海明威的《杀手》也许是一个特别正确的选择。

    《杀手》很著名。解读《杀手》的文章非常多。我一点也不可能比别人更高明。能不能谈得好呢？我也不知道，那就试试吧。为了把这个问题谈好，我们先来说一点小说的常识。

    一、主语、代词与冰山

    小说是写人的，这就决定了一件事，——在小说的陈述句里，陈述句的主语绝大部分都是人物的名字。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太多的人名会让小说的陈述不堪重负，小说也会显得特别傻。所以呢，代词出现了，也就是他，她，他们，她们。是代词让小说的陈述变得身轻如燕的。

    但代词也有它天然的缺陷，那就是代词的不确定性。如果人物超过了一个，你在使用的时候又过于随意，问题来了，那个“他”到底是谁呢？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他”，许多写小说的其实都不会使用，这里头甚至还包括一些“著名”的作家。举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段落里头，作者描写了两三个男人，到了下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作者突然冒出一个“他”来，——这对我们读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他”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这就需要我们慢慢地读下去，回过头来再去找。这是一份额外的附带，同时也是一份没有任何美学价值的负担。

    代词就是代词，它必须有所指代。如果指代不清晰，读者根本就搞不清你的指代到底是什么人，小说的人物在读者的眼里就会漂移，最终失去了独立的身份。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因为我们要说海明威了。海明威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喜欢对话，这个我们都知道。海明威的小说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简洁，能省则省。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合而为一，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海明威的小说里头，对话往往没有名字，就是对话本身。我想说，这是海明威的伎俩，读他的短篇小说你是不能一目十行的，他想拖住你。你要是读得太快，你就搞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了。

    对了，海明威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冰山理论”。他说，他的小说像“冰山”，他往往只写了“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呢，都在“水下”。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海明威是一个爱虚荣的家伙，海明威也是一个喜欢夸张的家伙，他在体能和智力上都很自负，他喜欢和读者较量智力，他是不可能去体谅读者的，——你要是能读明白，挺好；你要是读不明白呢？拉倒。“冰山”嘛，哪能什么都让你看得见。他就是喜欢把自己搞得特别地玄乎，这一来他似乎就特别地伟大。不要听海明威虚夸，一篇小说只写了“八分之一”，其余的“八分之七”都在“水下”，这是不可能的。诗歌可能，散文可能，小说则不太可能，小说有它的硬指标、硬任务，这是由小说的性质决定了的。当然，小说所涉及的思想或问题特别地巨大，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这个你们懂的。任何一部好作品都有它的言外之意，都不可能只保留在字面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明威其实一点也不特殊。

    但是，海明威毕竟又是特殊的。不能因为他喜欢夸张我们就不承认他的“冰山理论”。这是两码事。海明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他的刻意上，他就是喜欢把许多内容刻意地摁到“水下”去。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棒。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海明威让自己和别的作家区分开来了。

    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海明威所谓的“八分之七”是作家特殊的表述方式，他痴迷的是惊世骇俗，不是数学，更不是统计，我们不能拿着尺子和表格去审计一个作家所说的话。关于小说，许多作家都有惊世骇俗的说法，最极端的例子要数福楼拜，他说，“小说就是通奸”。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我们做读者的不能认为我们就是“捉奸”，那就太龌龊了。

    二、其中的一个。第一个

    在《杀手》前半部分，也就是亨利快餐店里头，海明威总共写了五个人物。都是男人：一、阿尔；二、马克斯，——这两个是杀手。三、服务员乔治；四、厨子萨姆，——这两个是亨利快餐店的工作人员。五、顾客尼克。

    我想说，如果这个短篇换一个作家去写，他会把这五个人物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这个一点也不难，高中生都可以做到。但是，因为作者是海明威，他放幺蛾子了。他不是喜欢写对话么？也行，对话不是有主语么？你总得交代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吧？海明威却不这么干了。他的对话不要说没有主语，许多时候连代词都没有。海明威也真是省到家了。

    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读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难度，那个难主要体现在叙事的风格上，我们不熟悉他那个调调。一旦熟悉了，其实也不难。其实，别看海明威的语言那么简单，他的短篇小说真的不好读。你要慢，一点一点地捋，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海明威到底藏着怎样的深意。的确，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许多东西确实被他放在了“水下”。我的工作就是把“水下”的东西给捞出来，捞出来让给你们看一看。我们就在快餐店的部分先选择两个点：

    在小说的第一行，两个杀手走进了亨利快餐厅。第二行，服务员乔治问两个杀手吃什么。就在第三行，海明威写道：“我不知道，”其中的一个说道，“你想吃什么，阿尔？”可是，到了第八行，海明威却是这样写的：

    “我要一份加苹果酱的烤嫩猪排，还有土豆泥。”第一个人说。

    问题来了。

    你看看，在小说的开始，海明威只交代了一个杀手的名字，是阿尔。另一个人呢？海明威不仅没交代，反而使用了两个更加模糊不清的称谓：一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是“第一个人”。从读者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人物的名字还没有搞清楚呢，又冒出来“其中的一个”和“第一个”了，你海明威想干什么呢？少安毋躁，这里头的名堂可多了。

    我至少可以和你们谈两点。

    第一，如果海明威是一个佚名的作家，需要我对他进行考证，我会得出什么判断？我会说，这是一个1895年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作家。为什么？就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海明威的小说动用了电影的语言，是电影的思维方式。

    ——两个杀手进入餐馆了，镜头是跟着他们的。其中的一个说话了，海明威当然要这样写：“其中的一个说。”这就是“客观视角”。

    ——然而，进来的不是两个吃饭的顾客，而是杀手。他们说话的语气极不正常。唯一的顾客，也就是科尼，即刻感受到了这种异样。他的注意力顿时集中在了这两个杀手的身上。在尼克的眼里，两个杀手是一前一后进来的；也有这样的可能，尼克觉得，这两个人一个是枪手，一个是帮凶，这就需要尼克去判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个杀手在尼克的眼里有区别，“其中的一个”是“第一个”。提醒大家一句，“一个”是客观的，而“第一个”只能是主观的。这就是“主观视角”。

    第二，关键的地方来了：在“其中的一个”变成“第一个”的过程中，镜头由“客观镜头”转换成了“主观镜头”。换成小说的说法，也就是“客观描写”变成了“主观描写”。

    现在的问题是，海明威为什么要转换视角？秘密就在于，快餐店的环境突然变了，快餐店的氛围突然变了，顾客尼克的心理也只能跟着变。海明威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对尼克的心理有所交代，但是，他所谓的“交代”一个字都没有，而是交给了称呼的改变。在这里，称呼的转换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功能，附带着把尼克内心的变化交代出来了，尼克紧张了，尼克全神贯注了，——这些都在“水下”。我要说的是，海明威描写人物的心理非常有特点，他很少切入人物的内心，而是描写人物的外部动态，——由人物的动态出发，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小说人物的心理。

    在我们阅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正是这些地方。这是一个“文学的”读者该干的事情。我们必须把“”和“看故事”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就是小说，通俗小说就是通俗小说。

    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杀手》这个小说不是海明威写的，它换了一个作者，《杀手》的开头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尼克在快餐店里刚刚吃完一碗鸡蛋炒饭。两个诡异的男人闯了门进来了。他们一前一后，前面的那个叫马克斯，后面的那一个则是阿尔。服务员乔治走上来，问他们想吃什么。马克斯用他雪亮的目光扫了扫四周，说，不吃，附带着问了对面的阿尔，说，你呢？阿尔头都没抬，他的回答与马克斯如出一辙：不吃。尼克突然紧张起来，——什么都不吃，那你们到餐馆来干什么？来者不善哪。尼克重新把他们俩打量了一遍，他们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呢？第一个进门的那个人会不会是老大？和他一起进来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他的马仔？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到快餐馆来？正琢磨着呢，尼克听到马克斯说话了，马克斯也想来一份鸡蛋炒饭。”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海明威不会这样写。这样写小说人物的内心没有阴森感，小说也会失去它的神秘性。关键是，这样写不硬气。海明威是个牛气冲天的男人，他觉得这样的叙事全是脂肪，圆溜溜的，没劲。海明威钟情的是肌肉。肌肉是怎样的？该凸（描写）的地方凸出来，该凹（隐藏）的地方就该凹进去。咱们的海老师是个硬汉，他必须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他就是要“凹”进去，不解释。这个“不解释”其实也就是小说里头的“不叙事”。他只描写，不叙事。或者说很少叙事。什么是海明威？借用一句东北话——

    “干哈呀？听不懂啊？”

    这就是海明威。这里头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注意，是描写的立场，不是道德的立场。在《杀手》里，海明威是站在杀人者的角度去描写的，这是海明威的一个特点，他喜欢站在更强的那一边。这是由一个作家的性格决定了的，甚至是由一个作家的身体条件决定了的。你让卡夫卡这样写，我估计卡夫卡会晕过去，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卡夫卡掐人中。

    但小说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些地方，每个作家的性格不同，智商不同，感受的方式不同，健康状况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哪怕描写的是同一件事，小说的世界也一定是气象万千的。

    海明威这样写的好处在哪里呢？小说更有力。这个有力从哪里来的？简洁，简洁就是力量。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要杀你，你问他为什么要杀？他给你解释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八分钟，他给你做了一个《关于谋杀某某某的可行性的工作报告》，他还有威慑力么？没有了。反过来，他只给你两个字，“闭嘴！”那就吓人了。如果他连“闭嘴”都不说，只瞪你一眼，那就更吓人了。

    我在小说的课堂上反反复复地说到简洁，这说明了一件事，简洁重要，简洁不容易。我想这样说，简洁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上问题，它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心性，一个作家的自信心。啰唆其实都是由胆怯带来的，他惧怕读者读不懂，他要解释。——判断一个小说家的能力，是否简洁是一个最好的入口。

    海明威最懂得简洁的美学效果，他喜欢力量。他喜欢压迫感，也就是刀光剑影。很瘆人。我想说的是，在《杀手》里，这才刚刚开始。更加瘆人的还在后头。

    三、送饭。

    看吃在小说里头，尤其在短篇小说里头，“冰山”的确有它的魅力。如果你有足够的小说阅读能力，当你自己可以看到“水下”的“八分之七”的时候，你会很愉悦，同时赞叹小说艺术的伟大。

    在《杀手》里头，写得最好的那个部分在哪里？我现在就读给你们听。提醒大家一下，在小说的开头，服务员乔治不是上来点单的么？现在，饭做好了，服务员乔治端着三明治走了出来。“哪一份是你的？”他（乔治）问阿尔道。

    “你记不得了？”

    “火腿加鸡蛋。”

    “真是个机灵鬼。”马克斯说。他欠身拿过那盘火腿鸡蛋三明治。吃饭时，两个人都戴着手套。乔治在看他们吃饭。

    “你在看什么？”马克斯看着乔治说。

    “没看什么。”

    “还他妈的没看什么。你明明在看我。”

    “马克斯，这小子也许是想开个玩笑。”阿尔说。

    乔治笑了起来。

    “你不必非笑不可的。”马克斯对他说，“你完全没有必要笑，明白吗？”

    “没关系。”乔治说。

    “看来他觉得没关系，”马克斯转向阿尔，“他觉得没关系。这话说得多好。”（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汤伟译）这一段写得实在是好，刀光剑影，电闪雷鸣。每一次拿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我都要翻一翻，就为了看这一段。虽然不同版本的翻译有些差异，但是，丝毫也不影响这一段的精彩。这一段好在哪里？我有三点要说。

    第一，氛围的描写。

    在这一段文字里头，海明威的环境描写太神奇了，这里头的刀光剑影足以让我们魂飞魄散。

    但我的问题是，海明威在这里描写氛围了没有？没有。一个字都没有。

    其实，海明威写了，都被我们的海老师放到“水下”去了。

    一、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做服务员的，他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一定会做笔录。这是餐厅对一个职员的基本要求；

    二、即使服务员乔治没有做笔录，可是，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客人一共只有两个，就两个。两个客人的饭菜，记忆力再差的人也不会出现任何错误。

    关于以上两点，如果我们有过西方生活，对西方的餐厅有一个常识性的了解，那就更好理解了。

    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员乔治一上来就问了杀手阿尔一个问题，“哪一份是你的？”这至少说明了两件事：a，乔治没有做笔录；b，乔治没有把握了。他其实是有把握的，只不过，他必须更加谨慎，千万不要出错。

    这两件事同时说明了一件事，自从这两个杀手走进亨利快餐店，和顾客尼克一样，乔治表面上很镇定，一直在和两个杀手周旋，其实，他一直处在紧张之中。a，是紧张导致了他忘记做笔录了；b，是紧张导致了他不能确定只有两个客人的点单。所以，他要问。我们都知道，在正常的情况下，服务员根本不需要这么问，作家更没有理由这样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哪一份是你的”就是一句废话。但是，无比简洁的海明威偏偏就写了一句废话。——这个废话就不再是废话，反而高级了。这句废话就是“冰山”，有太多的东西藏在“水下”了。是什么？是环境，它让人魂不守舍。

    这个地方正是海明威高级的地方，年轻人可以学的也就是这些地方。什么叫学习写作？说到底，就是学习阅读。你读明白了，你自然就写出来了。阅读的能力越强，写作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我说，阅读是需要才华的，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人家的小说好在哪里你都看不出来，你自己反而能把小说写好，这个是说不通的。阅读为什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建立起“”的标准，尤其在你还年轻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作家不是大学教授培养起来的，是由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培养起来的。我可以武断地说，每一个好作家的背后最起码有一个杰出的中学语文老师。好老师可以呈现这种好，好学生可以领悟这种好。

    关于环境，或者说氛围，海明威是不可能说“气氛恐怖，乔治早就吓傻”这样的话的，那是乔治的个人感受，海明威不会那么写。我刚才说了，海明威习惯于站在更加强硬的那一方，他不可能去关心乔治的具体感受。那个太婆婆妈妈了。他要保证他的描写无动于衷，这样特别酷，很强硬。说海明威是作家里的第一硬汉，不是说这个作家的肌肉有多发达，也不是说这个作家的拳击有多厉害，说的就是他小说里的语风。彪悍。

    但是，这样写也容易出问题，那就是藏得太深，许多内容容易被读者滑过去。不过，我刚才也说了，海明威是不关心这个的。他是大爷，你们做读者的就该“领会精神”去。

    第二，身份的确定。

    我在讲述视角转换的时候说了的，在顾客尼克的眼里，马克斯是“第一个人”，是更加重要的那一个人。但是，出大事了，当乔治端着饭菜过来的时候，他并没有面向马克斯，而是问了阿尔。这说明了这么？这说明在乔治的眼里，阿尔比马克斯更重要，其实也就是更可怕。

    这里头有一个步步紧逼的进程。刚刚进门，杀手马克斯的举动就已经给顾客尼克造成很大的压力了，但是对不起，马克斯不是最令人害怕的。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关键的是，服务员乔治离两个杀手更近，他必须和两个杀手周旋。现在，乔治知道了，会咬的狗不叫，更加让人害怕的那个人并不是马克斯，而是阿尔。所以，乔治必须更加小心地伺候，他要保证自己不能在阿尔的面前出错。为什么？因为阿尔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杀手。

    “你记不得了？”这是杀手阿尔的反问，也是杀手阿尔的高傲。杀手有杀手的记忆力。他什么都记得，他不能容忍乔治记不得，——就这么一点破事你都忘了。所以，他不可能说“我点了火腿鸡蛋”，他要反问。这是揶揄的、杀人的、猫捉老鼠的心态。

    ——如果你们还记得，在小说的开头，两个杀手是点了单的。阿尔先点的，他点的是“火腿鸡蛋”。马克斯后点的，他点的是“培根加鸡蛋”。现在的问题是，把“火腿鸡蛋”拿过去的那个人是谁？不是阿尔，同学们不是阿尔。是马克斯。——我说出大事了，说的就是这里。阿尔太可怕了，他稳如磐石，镇定，冷酷，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会做错任何一个细节。出错的只能是马克斯。关于这两个杀手的身份，顾客尼克和服务员乔治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它们是相反的。这是小说内部的一个小小的跌宕。

    不要被海明威的大肌肉和大胡子迷惑了，他是个大男人，但是，他可不是一个粗人。海明威细腻得很，非常细腻！不细腻是做不成小说家的。小说家要有大胸怀，但是，小说家的心必须仔细。没有足够的细腻，你八辈子也做不成一个好的小说家。这也是由小说的性质决定了的。你别指望你能像张大千一样，呼啦呼啦的，一个晚上你就可以“泼”出“千山万水”来，没有的事！小说不是这样的东西。

    我常说，写小说的不可能是贵族，小说家是蓝领，干的是体力活、手工活，干的是耗心费血的活。好作家哪有那么容易？你要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心血才能把你百分之一的才华送到金字塔的塔尖。

    回到小说。马克斯拿错了。这就是海明威的心理描写。关于谁的心理描写？关于杀手的心理描写——他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吃上，此时此刻，对他们来说，吃什么都一样。想想吧，这对乔治会构成怎样的心理压力？

    我们回过头来捋一捋：乔治是不敢出错，所以不能出错；阿尔是永远也不会出错；马克斯，作为一个帮凶，因为心思根本就不在吃上，错不错根本也就无所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用电影的思维把这个场景想象出来，我们感觉到了吧——

    在死一样的恐怖里，在死一样的寂静里，表面上，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是，在内里，全乱了。只有这样，才能把恐怖的氛围渲染到最大，这才能够形成小说的压力。在这些地方，小说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彼此呼应的，非常紧凑。我们常说，不会写小说的人他的作品很“散”，而会写小说的呢，写得会格外“紧凑”。海明威在这些地方一点也没有让作品“散”掉，彼此都镶嵌得极为结实。就是这样的，越往细看，越是魅力无穷。糟糕的小说呢？正好相反，猛一看挺好，可你不能想，一想就散架了。

    但这个“紧凑”绝对不是你坐在那里苦思冥想的结果，不是。它需要一个作家惊人的直觉。直觉是小说家最为重要的才华之一，也是一个作家最为神奇的才华之一。老实说，直觉也许真的就是天生的，它很难培养。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能够读到普通读者读不到的东西，你的直觉会得到历练，慢慢地变得敏锐。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直觉的，只不过领域不同罢了。就说运动，我踢足球的直觉就好一些，我踢前锋，总是能得到球，对方的后卫一不小心就会把球弄到我的脚下来了，有时候，我会有错觉，就好像球在找我；可是，到了篮球场上，我的直觉就变得相当糟糕，同样在跑，可我就是跑不到一个有效的位置上去，球就是到不了我的手上，打快攻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越位。能不能这样说，我踢足球的直觉好于我打篮球的天赋？你有权利这样说。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踢足球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打篮球的时间，同时我更热爱足球。这就是秘密。热爱是一种特别的力比多，它分泌出来的东西就叫直觉。直觉也有扑空的时候，但是，一旦对了，它的精准度远远超过逻辑。在许多时刻，直觉和运气很相像，你会疑惑：他的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其实，这和直觉有关，他知道关键的那个点在哪儿，所谓的运气只是一个表象罢了。这么说吧，在足球场上，许多人说我运气好，而到了篮球场上，我只能不停地抱怨自己运气差。直觉和智商有关，但它不是智商。智商在脑壳的内部；直觉在脑壳的外部。如果你们允许我模仿海明威的说法，我想说，——直觉存在于离后脑勺三厘米之外的那个地方。

    莫言说，他写小说是“不动脑子”的，许多人骂他，这也就罢了，一些批评家也跟着起哄，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莫言说他“不动脑子”，实在是很自豪的，我几乎浏览过莫言所有的作品，精读过的少说也有四分之一，他真的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是眼力老到的读者，有良好的直觉，一看到马克斯拿错了盘子，我们就知道了，马克斯，他是一个配角。真正的枪手其实是阿尔。在小说里头，人物的身份就是这样确定的。同样，就因为这个小小的错误，小说风云突变，到处都是刀光剑影。

    第三，进入*。

    但是，这个拿错盘子可不是为了确定身份，它更大的作用是给小说的进程注入了能量。在确认了阿尔“第一个人”的身份之前，服务员乔治当然是紧张的，但是，到了两个杀手吃饭的时候，乔治的精神状态彻底变了，由紧张转向了魂飞魄散。小说就此进入了*。

    这个*是由一句话带来的，“乔治在看他们吃饭”。这句话很普通，是极为家常的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一点也不普通、一点也不家常。这句话吊人胃口啊，——你们想想看，一个服务员，他好端端地怎么可能看客人吃饭？这也太二百五了，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服务员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但事实是，乔治在“看”，更接近真相的事实是，乔治愣住了，最接近真相的事实是，乔治犯傻了。

    换了你你也会傻在那里——

    一、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两个客人把他们的饭吃颠倒了，马克斯吃的是阿尔的，阿尔吃的是马克斯的。最要命的是，阿尔明明知道自己吃错了，但是，他将错就错。这个将错就错不是错，他表明了阿尔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绝不会节外生枝。这太异态、太诡异了；

    二、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两个客人吃饭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就更异态、更诡异了。

    这就是乔治的现实处境。他只能“看”客人吃饭。

    “你在看什么？”马克斯看着乔治说。

    “没看什么。”（乔治说）

    “还他妈得没看什么，你明明在看我。”（马克斯说）

    请注意，小说到了这里其实已经是千钧一发了，随时都有失控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说，下一句话该轮到乔治了，可是，乔治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敢说。我们做读者的只能焦虑，只能等，等着听一听乔治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我们做读者的根本就不用焦虑，有人掌控着全局，他不会让事态失控，他是阿尔，真正的“第一个人”。他说话了：

    “马克斯，这小子（乔治）也许是想开个玩笑。”

    这句话真真实实地替乔治解了围。一个已经被逼到死角的人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不是说话，是笑。生活常识告诉我们，这种笑叫赔笑，或者说叫傻笑，它和喜悦一点都沾不上边。我想问问你们，这样的笑容好看么？不好看。比屎还难看。海明威说乔治的笑脸难看了么？没有。可是，海明威真的说了，他是通过马克斯的嘴说出来的：

    “你（乔治）不必非笑不可的，你完全没有必要笑，明白吗？”（马克斯说）

    这句话太棒了。在这个地方我忍不住要说一说翻译。我说过，海明威的译本比较多，我读过许多不同的译本。比较下来，我个人很偏爱译林出版社汤伟的译本。我不懂英语，但是，从汉语这个角度来说，汤伟汉语的语感特别好。汤伟这个翻译家我不认识，哪一天见到他，我要当面告诉他，我喜欢他的翻译。在英译汉这个领域，我很期待他。这一段译得非常出彩，太紧张了，太铁血了。是*特有的氛围。马克斯的这句话话毫无逻辑可言，戏耍，轻蔑，冷酷。最出彩的要数这一句，——“你完全没有必要笑。”在英语里头，这句话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是，在汉语里，这句话很考验一个翻译家汉语的“造句”能力。什么是“必要的”笑？什么是“不必要的”笑？太无厘头了，蛮不讲理，像飞来的横祸，毫无出处，它横空而来。我很赞赏汤伟这样的笔调。我喜欢这句话还有一个原因，它为我们设置了一座小小的“冰山”，“冰山”的下面藏着乔治狗屎不如的笑脸。对读者来说，一篇小说就是一篇小说，或者一本书，可是，对作者和翻译者来说，小说只能是、必须是一个又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你不讲究，下一个句子你再不讲究，下一个句子你还不讲究，那么亲爱的，你告诉我，小说又是什么呢？

    这一段很经典。是标准的、短篇小说的笔法。在这里我需要补充一句，如果是长篇小说，这样写并不一定好，甚至可以说，很糟糕。长篇有长篇的大结构，你让读者消耗在这些过于细微的地方，那真的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说，《红楼梦》作为长篇小说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它太精微了，它太耗人了。可以这样说，读《红楼梦》如果你只读过一遍，和没读也没什么两样。

    四、两个杀手，一只鹦鹉

    海明威是一个喜欢描写对话的作家，说到《杀手》里的对话，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海明威对话的一个特征，那就是重复。如果我们是第一次阅读《杀手》，我们会被对话的重复弄得厌倦。而实际上，《杀手》的对话是非常有特色的。

    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海明威为什么要重复？重复有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啰唆；二、强硬。我们几乎不用思考，海明威的小说不可能啰唆，他唯一在意的只是小说的强硬。

    我们先来看杀手阿尔对服务员乔治的一段对话，也就是吃饭之前点“喝的”。“有喝的吗？”阿尔问道。

    “银啤、拜沃、干姜水。”乔治说。

    “我是说你们有喝的吗？”对杀手阿尔来说，只有“烈酒”才能算“喝的”，啤酒都不算。但他偏偏不对乔治解释，这是他霸道的地方，咄咄逼人的地方。发现了吧，阿尔的重复绝不只是啰唆，而是另一种简洁，是概念的简洁，能不用新概念就坚决不用。——人家是来杀人的，又不是求职，更不是相亲，没必要把什么都说明白。说不明白你也要懂。我说的话你怎么可以不懂？你必须懂。在《杀手》里头，出现了许多这样的重复，我想说，这样的重复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它毕竟是塑造杀手这个人物形象所需要的，杀手怎么可能好好说话。

    但是同学们，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重复我们是可以接受”呢？想一想，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杀手》里头一共出现了两个杀手，阿尔和马克斯。他们都喜欢重复。尤其是，他们两个还彼此重复。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杀手》的对话重复得太厉害了。海明威意识不到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人物的性格。从字面上看，海明威对阿尔和马克斯的描写都差不多，个头、衣着、说话的语气，包括性格，这两个是类似的，所用的笔墨差不多也是五五开。

    我们先说这样写的好处。两个人杀人者，你一句，我一句，他们在不停地重复，他们的话都很重，在他们的重复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追击效果。一句压着一句，会让整个小说的氛围越来越压抑。

    我们再说这样写的坏处。你海明威把两个杀人犯写得一模一样，小说人物的独特性哪里去了？要知道，完全雷同的形象和性格，是小说的大忌讳。我的问题是，海明威为什么就要犯这样的忌讳？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必须再做细致的分析。我们一个一个地来。我们先来看阿尔这个人物，看看海明威是如何描写阿尔的。

    阿尔老到，镇定，经验丰富，目中无人。出于课堂的需要，对不起了，我只能把《杀手》做一次*，这样的*很不科学，海明威是不可能这样去构架小说的，没有一个作家会这样去构架小说。但是，这样的*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海明威描写阿尔总共用了七步：

    第一步，两个杀手进门，通过尼克的眼睛，让我们读者忽略了阿尔。这是海明威的障眼法；

    第二步，通过乔治的提问，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阿尔的威慑力；

    第三步，服务员乔治过来送饭。既然是送饭，那就涉及两个空间，一个是餐厅，一个是厨房。乔治在送饭的过程中做了一个小动作，把餐厅和厨房之间的小窗户给关上了。这个小动作为阿尔的大动作提供了一个前提；

    第四步，阿尔走进另一个空间、也就是厨房之后，海明威写道，阿尔“用一个番茄酱瓶子撑开了那扇往厨房送盘子的小窗户”。这是一个辅助性的动作，为阿尔的大动作做铺垫；

    第五步，阿尔的大动作。他在厨房里头指挥餐厅里的人物，大声安排乔治和马克斯在餐厅里头的空间位置。他让乔治“再往吧台那边站一点”，马克斯呢，“往左边移一点”。——阿尔在做什么？在争取最好的“视野”，也就是射击的空间。在这里，海明威用了一个比喻，说阿尔“像一个正在安排集体照的摄影师”。“摄影师”是什么意思，不用多说了；

    第六步，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等乔治再一次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一支锯短了的猎枪的枪头就靠在架子上”。小说到了这里，一切都水落石出。阿尔是枪手，他的形象已彻底确立，他是一个老到的、冷静的、经验丰富的杀手。

    其实，这一切也可以从餐厅里的格局得到反证。注意，留在餐厅里的现在是两个人：一个人是乔治，一个是马克斯。乔治在干啥？他不停地看墙上的钟，——他关心的是时间；马克斯呢，他盯着的是镜子，其实是大门，在望风，——他关心的是空间。看见了吧，这一切是如此严密，刀光剑影哪，太紧张了。

    但是，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假象，背后的指向是同一个东西，是一个人。谁呢，正要追杀的拳击手安德烈松。这个紧张的、令人不安的过程是以帮手马克斯和服务员乔治的对话来完成的。它导致了厨房里的阿尔的不满。

    第七步，阿尔在厨房里还干了一件事：指责马克斯，教训马克斯。这说明了什么？马克斯毛糙、幼稚，马克斯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我在阿尔这个人物的身上说了这么多，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谜底一下子就解开了，一共有两个谜底：一、海明威根本就没有描写两个性格雷同的杀手，他们的性格区别特别地巨大，一个老到，一个幼稚。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海明威所描写的对话一点也没有重复，所谓的重复，其实是马克斯对阿尔的模仿。从衣着，到做派，一直到说话的腔调，马克斯什么都在模仿阿尔。他就是阿尔身边的一只鹦鹉。一只望风的鹦鹉。这就是马克斯的独特性。这是符合逻辑的，一对出生入死的搭档，适当的统一性对双方都好。在这里，可以这样说，海明威把马克斯的性格描写一股脑儿都放到“水下”去了。——但是，是清晰的。海明威用对话语言的重复营造了压迫感，同时刻画了马克斯附庸者的性格。

    五、一个小小的奖品

    轻松一下，我们现在进入颁奖阶段。我给你们预备了一个小小的奖品，现在就发给你们。——是一个问题，一个娱乐性的问题，一个关于身高的、娱乐性的问题。假设，你们就是海明威，《杀手》就是你们写的，那你们会如何去描写两个杀手的身高呢？他们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他们是大个子好还是小个子好？你们随便说，怎么说都可以。反正这个问题也不重要。

    ——我们回到正题上来，两个杀手打算谋杀的那个人是谁？是“重量级拳击手”安德烈松。既然是重量级拳击手，他只能是一个壮汉，一个大个子。海明威写道——他（安德烈松）曾是一名重量级的拳击手，床对他来说显得太小了。他头下枕着两个枕头。他没朝尼克看。海明威真是一个简洁的小说家。要写一个人的个子大，还有什么比写“床小”更好的呢？但是，海明威为什么不写“椅子小”“沙发小”呢？那样写不好。为什么？——对一个拳击手来说，最糟糕的动作或者说体态是什么？当然是躺下来了。所以，必须是床，不能是椅子或者沙发。我不能说海明威在这个地方做了严格的设计，我只能说，从直觉上说，海明威一定会安排安德烈松躺着的，换了我也只能是这样写。好，这个重量级的拳击手已经躺下了，我所关心的是，在尼克来通风报信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裁判开始“数九”的时候，这个重量级的拳击手都做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海明威对安德烈松的描写，是三个动态。第一，在尼克进门之后，他没有看尼克一眼。第二，随着尼克的叙述，他看着墙，第三，伴随着尼克进一步的叙述，他干脆朝墙的那一面转过身去了。这三个动作都在说明一件事，安德烈松在回避，一次比一次严重。无论裁判怎么数，就算你数到九十九，他也不会站起来了。他彻底崩溃了。

    老实说，写一个人的崩溃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换了你会怎么写？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海明威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海明威擅长拳击。他了解拳击。现在，一个了解拳击的作家要写一个拳击手了，这个作家对什么最敏感呢？这就要说到拳击运动的基本动态了。在比赛的时候，一、拳击手目光对着目光；二、拳击手面对面。这是拳击的基本要求。反过来说，当一个拳击手开始回避目光，当一个拳击手开始用他的背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结论只有一个，他失败了，他彻底崩溃了。所以，有两样东西海明威一定要写，他是不会落下的：一、安德烈松躲避的目光；二、安德烈松转过去的胸膛——背脊。这就是作为拳击手的、海明威的直觉，也就是作为小说家的、海明威的直觉。在这个地方，海明威几乎就不用动脑子，一定会直奔“目光”和“背脊”而去，不会错的，他用不着去描写安德烈松的表情和心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如果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描写表情和心理，当然可以了，但是，作者一定不是海明威。就《杀手》这么一个短篇小说而言，如果作者是佚名的，有关部门请我来做一个鉴定，我会这样告诉大家，作者是海明威。海明威要是胆敢当着我的面说“《杀手》不是我写的”，我会给他两大嘴巴。你给我闭嘴。

    请注意，海明威在这里不只是描写，还有一个东西被他藏在了“水下”，那就是对安德烈松的羞辱。作为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你的眼睛都不敢看人了，只给世界一个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耻辱的么？这里的海明威极其傲慢、极其强势。他是高高在上的。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羞辱，这是一条硬汉对一个软蛋的羞辱。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一个重量级拳击手曾经的傲慢与尊严。

    不要忘记我说过的一句话：海明威的立场会选择更强的那一方。

    同样不要忘记我说过的一句话：海明威的心理刻画很有特点，他不太切入人物的内心，他更在意描绘外部的动态。

    海明威的小说的确太硬气了，充满了男性的魅力。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不可能是软蛋，他不会太脆弱，他不会轻易就崩溃。他如果崩溃了，一定是被外部更加强硬的东西击垮了。击垮他的是谁？还能是谁？当然是阿尔，还有马克斯。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象，小说《杀手》真的只写了“八分之一”，前面一定还有许多次的追杀，都被安德烈松侥幸逃脱了。然而，那个“八分之七”海明威统统都没有写。这太恐怖了，太刀光剑影了，——不要说一般的人，就连重量级的拳击手都扛不住了，那还是算了吧，不逃了，逃不动了，早死早安生。

    回到身高的问题上来。其实，小说人物的身高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为了凸显《杀手》的恐怖氛围，海明威特地选择了两个小个子。这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一个娱乐性的小奖品，它关系到小说内部的基本秩序。阿尔和马克斯不可能是魁梧的大个子，大个子在这个地方很无趣知道吗。他们就是两只剧毒的、没完没了的黄蜂，他们就是两只剧毒的、没完没了的蝎子，上天入地啊，防不胜防啊。幸运的是，同学们，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内部的秘密，——你们都不是安德烈松，祝贺你们！吃饭去吧。

    2016年5月13日于南京大学

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

我没有什么学问，真的谈不了什么大问题。 因为能力的局限，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中学教材里的一篇小说，也就是鲁迅先生的《故乡》。我们都知道，鲁迅研究是一门很独特的学科，它博大精深，已经抵达了非常高的水准，以我的学养，是插不上嘴的。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关于鲁迅，太多的中国作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今天来讲大先生的《故乡》，其实就是一个读者的致敬，属于心向往之。恳请大家不要用批评家的要求来衡量我，更不能把我的演讲当作“鲁迅研究”，那个要贻笑大方的。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同行朋友们多包涵、多指正。

    一、基础体温。冷

    《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关于短篇小说集，我有话说。许多读者喜欢读单篇的短篇，却不喜欢读短篇小说集，这个习惯就不太好。其实，短篇小说是要放在短篇小说集里头去阅读的。一个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样，有时候，单篇看不出来，有一本集子就一览无余了。举一个例子，有些短篇小说非常好，可是，放到集子里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全是一个模式。你可以以一当十的。这就是大问题。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

    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呐喊》，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了。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就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你鲁迅不是呐喊么？常识告诉我们，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鲁迅的呐喊怎么就这样冷静的呢？这到底是不是呐喊？请注意，鲁迅的嗓音并不大，和正常的说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是“一语道破”，也就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别一看到“呐喊”这两个字立马就想起脸红脖子粗，鲁迅这样的。作为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殊“腔调”的小说家，鲁迅永远也不可能脸红脖子粗。扯着嗓子叫喊的，那叫郭沫若，不叫鲁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被鲁迅欺骗了，我们要在象征主义这个框架之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字面。关于象征主义，我还有话要说，我们放到后面去说。

    第二，面对一个呐喊者，我们应当感受到呐喊者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但是，读《呐喊》，我们不仅感受不到那种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相反，我们感到了冷。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

    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关于刚，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阳刚”。从理论上说，阳和刚是一对孪生兄弟；阴和柔则是一对血亲姊妹。它们属于对应的两个审美范畴。可是，出大事儿了，是中国的美学史上，伴随着小说家鲁迅的出场，在阳刚和阴柔之外，一个全新的小说审美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阴刚”。作为一个小说家，鲁迅一出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这是何等厉害。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鲁迅一出手就做到了。艾略特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借用艾略特的说法，我自然不会忽视“传统”、也就是历史的原因，但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鲁迅“个人才能”。说鲁迅是小说天才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永远也不会说鲁迅是小说天才，那样说不是高估了先生，是低估了先生。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感情用事，人家的文本就在我们手上。它经得起读者的千人阅、万人读，也经得起研究者们千人研、万人究。鲁迅最为硬气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经得起。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我不会把巴金的小说捧到天上去，但是，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赤子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这有多难，这有多么宝贵，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我很爱巴金先生，他永远是暖和的。他的体温是它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

    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鲁迅为什么这么冷？几乎就是一个悬案。

    我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问题很考验人，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但是，一旦遇上小说，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作为一个读者，我的问题是，什么是鲁迅的冷？我的回答是两个字，克制。说鲁迅克制我也许会惹麻烦，但是，说小说家鲁迅克制我估计一点麻烦也没有。鲁迅的冷和张爱玲的冷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他们毕竟有类似的际遇，但是，他们的冷区别更大。我时刻能够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那种克制。他太克制了，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他不停地给自己手上的那支“金不换”降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要说一次演讲，一本书也许都不够。今天我们不说这个。我只想说，过于克制和过于寒冷的小说通常是不讨喜的，很不讨喜，但是，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幽默，鲁迅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他小说的魅力会大打折扣。鲁迅的幽默也是一个极好的话题，但我们不要跑题，我们今天也不说，继续回到温度，回到《故乡》——

    读《呐喊》本来就很冷了，我们来到了《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冷吧？很冷。不只是精神上冷，身体上都冷。

    我的问题来了，作为虚构类的小说，——“我”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故乡”？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要说，即使是虚构，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他必须、也只能“冒了严寒”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它是“故乡”。它是《呐喊》这个小说集子里的“故乡”。

    二、什么是故乡？

    我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象征主义的。我说过，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中国的，它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五四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代“先锋文学”。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后来中断了而已。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正因为如此，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启蒙。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好，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祺的故乡么？当然不是。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一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流传性非常广泛，因为它是鲁迅说的，口吻也非常像，几乎成了真理了。但是我要说，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账话，鲁迅不可能说这样的混账话。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这和笼而统之地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完全不是一码子事。鲁迅不可能回避价值。——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

    一句话，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国民性”正是民族的，它能成为世界的？我们在哄自己玩呢，我们在骗自己玩呢。我们不能哄自己，更不能骗自己，这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说，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绝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

    2013年，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质疑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结果，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说我侮辱鲁迅，在网络上扑过来就是一顿臭骂。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说明一下，年轻人，你们的狙击步枪实在厉害，可你们瞄错方向了。质疑“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和侮辱鲁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先把狙击步枪放下来，拿上鲁迅的书，我们都好好读，鲁迅的世界比三点一线要开阔得多，也迷人得多。

    三、两个比喻。圆规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我们先说杨二嫂。

    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通常说来，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但是，有一点我需要特别地指出来，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它是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而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说起短篇小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它不好写。其实，所谓的“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一方面，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我极端的看法是，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第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在哪里”；第二，即使看到了，我们手上的能力没跟上。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我们必须要有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头，“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不妙了，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必须承认，在我们汉语里头，“豆腐”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它和“西施”捆在一起，很怪异，很不正经，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好，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请大家注意一下，“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已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下面我该重点谈一谈“圆规”这个词了。“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这个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依然要说，在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是多么形似，是吧，我们可以去想象。

    接下来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这就太棒了。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和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读者一看到它就会爆。我几乎可以肯定，当年胡适、赵元任第一次看到“圆规”这两个字的时候，胡适、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别忘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小一百年了。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经典，我们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

    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指出的是，“圆规”毕竟属于当时的高科技词汇，在整个小说里头还是突兀的，它跳脱，它和小说的语言氛围并不兼容。比较下来，把杨二嫂比喻成“两根筷子”倒更贴切一些。我来把这一段文字读给你们听听吧——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你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素养就是这样好，他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这就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就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她不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是真的，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四、分明的叫到

    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是，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所谓的鲁迅式的“冷眼”。很冷。同样在辅助层面，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但是，这一点尤其重要。请原谅我的不礼貌，在这里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刚才。在讲杨二嫂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鲁迅眼里的劣根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强的部分是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奴隶性，简称奴性。可以这样说，作为象征主义小说，在小说的大局方面，鲁迅是极为精心的，有他的设计。千万不要以为鲁迅写小说是随手的，他的小说写得好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属于“妙手偶得”，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中国文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一说起作家的“思考”就觉得可笑，这就很悲哀。作家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思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是精神上的本能，它的作用不能说比感受力、想象力重要，至少也不在感受力、想象力之下。没有思考能力，可以慢慢地培养，慢慢地训练，但是，我们不能主动放弃。作家主动放弃思考能力是危险的，最终，你只能从众、随大流、人云亦云，成为一个鲁迅所痛恨的、面目可憎的“帮闲”。

    回到《故乡》。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

    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作自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到：

    “老爷！……”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注意，我刚刚提醒过大家，是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一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说了，杨二嫂是顺着写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闰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但是，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小说的修辞问题了，就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了。在《故乡》里头，鲁迅选择的是抒情与诗意。这也是必然的，小说一旦失去了对闰土自然性的描绘，鲁迅就无法体现“奴性是奴役的结果”这个基本的思想。

    伏尔泰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过一句极为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我说实话，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不懂这句话，使用理性为什么要“勇敢地”？大学毕业之后，我从鲁迅那里多少知道了一些。我只想说，使用理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天，我想这样告诉我自己：理性能力强不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也可以说，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的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和右转舵。为什么？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狠哪，鲁迅狠。这个小说家的力量无与伦比。在讨论莫泊桑《项链》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因为嗅觉好，更因为耐力好、韧性足，鲁迅追踪的能力特别强，他会贴着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动为止。然后，不是用标枪，而是掏出他的“匕首”。——这才是鲁迅。老实说，许多人受不了鲁迅，乃至痛恨鲁迅，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师承上说，鲁迅也有他的老师，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喜欢“拷”。在“拷”的过程中，不给你留有任何余地。——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这个地方又有两点很有意思：一、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二、我们来看看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现在，我们都看到了，无论鲁迅对闰土抱有怎样的同情，他都不会给闰土留下哪怕一丁点的余地的。这个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做“做稳了”的奴才，或者说，做“做不稳”的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鲁迅是怎么描写闰土的表情的？——对，又“欢喜”又“凄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伟大的作家有他的硬性标志，他的伟大伴随着读者的年纪，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新的发现，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这个也可以理解，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他们在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鲁迅的批判极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他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在鲁迅看来，“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第五，我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那个作家。先生是知道的，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鲁迅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写小说三十年了，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鲁迅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一点皮毛而已。

    我一点也不指望现代文学的专家同意我的看法，更不担心朋友们的质疑，——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五、碗碟。香炉和烛台

    我只能说，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一、明抢，抢东西；二、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别的更加紧凑，结实了。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还要深邃。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谢谢各位的耐心，谢谢各位的宽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9日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奈保尔冰与火——我读《布莱克·沃滋沃斯》

一

    一个诗人，沃滋沃斯，他穷困潦倒，以讨乞为生，一直梦想着完成他最伟大的诗篇，而最终，他孤独地死去了。 ——这就是《布莱克·沃滋沃斯》，是《米格尔大街》的第六篇。

    比较下来，在小说里头描写诗人要困难一些。为什么？因为小说的语言和诗歌的语言不那么兼容。诗人有诗人特殊的行为与语言，诗人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让小说的腔调变得做作。当然了，小说的魅力就在这里，麻烦的地方你处理好了，所有的麻烦将闪闪发光。

    奈保尔是怎样处理这个麻烦的呢？铺垫。——你沃滋沃斯不是一个乞丐兼诗人么？你沃滋沃斯不是很特殊、不好写么？那好吧，先铺垫。只要铺垫到了，无论沃滋沃斯怎么“特殊”，他在小说里头都不会显得太突兀、太做作。

    什么是铺垫？铺垫就是修楼梯。二楼到一楼有三米高，一个大妈如果从二楼直接跳到一楼，大妈的腿就得断。可是，如果在二楼与一楼之间修一道楼梯，大妈自己就走下来了。奈保尔是怎么铺垫的？在沃滋沃斯出场之前，他一口气描写了四个乞丐。这四个乞丐有趣极了，用今天的话说，个个都是奇葩。等第五个乞丐——也就是沃滋沃斯——出场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特殊”，他已经不再“突兀”，他很平常。这就是小说内部的“生活”。

    铺垫的要害是什么？简洁。作者一定要用最少的文字让每一个奇葩各自确立。要不然，等四个人物铺垫下来，铺垫的部分将会成为小说内部巨大的肿瘤，小说将会疼死。我要说，简洁是短篇小说的灵魂，也是短篇小说的秘密。

    我们来看看奈保尔是如何描写第三个乞丐的，就一句话——

    下午两点，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引路，来讨他的那份钱。

    非常抱歉，我手头上所选用的《米格尔街》是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的。但是，我记忆中的另一个版本叫《米格尔大街》，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翻译，同样是一句话——

    下午两点，一个盲人由一个男孩引路，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

    我不懂外语，我不知道哪一个翻译更贴紧奈保尔的原文，也就是说，我不可能知道哪一种翻译更“信”，但是，作为读者，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个翻译，第二个翻译“雅”。道理很简单，“来讨他的那份钱”只描写了一个讨乞的动作，而“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却有了一个乞丐的性格塑造，——这个盲人太逗了，真是一朵硕大的奇葩，他近乎无赖，天天来，天天有，时间久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乞丐了，他可不是“讨”饭来的，人家是执行公务。这个公务员很敬业，准时，正经，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他气场强大，来了就取，取了就走。这样的正经会分泌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幽默，促狭、会心、苦难、欢乐，寓谐于庄。美学上把“寓谐于庄”叫作滑稽。这才是奈保尔的风格，这才是奈保尔。所以，第二个翻译不只是“雅”，也“达”。

    补充一句，美学常识告诉我们——

    内容大于形式叫悲壮。——内容太大，太强，太彪悍，形式裹不住内容了，形式就要撕裂，就要破碎，火山就要爆发，英雄就得牺牲，这就是悲壮，一般来说，悲壮的英雄都是在面临死亡或业已死亡的时候才得以诞生；

    内容等于形式呢？它叫优美。——它般配，安逸，流畅，清泉石上流，关键词是和谐。大家都知道“和谐社会”这个词，什么意思知道吗？是指“人”这个内容与“社会制度”这个形式高度吻合，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面，每一个人都感到了自身的幸福，就像《新闻联播》里头常见的那样，乡亲们都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至于形式大于内容，那就不妙。是内容出现了亏空，或者说，是形式出现了多余。猴子的脑袋不够大，人类的帽子不够小，这就沐猴而冠了。“沐猴而冠”会让我们觉得好笑，这个“好笑”就是滑稽，也叫喜，或者叫作喜剧。喜剧为什么总是讽刺的？还是你自己招惹的，你出现了不该有的亏空。亏空越大，喜剧的效果越浓，所以讽刺从来离不开夸张。所以啊同学们，做人要名副其实。你不能吹牛、不能装，一吹牛、一装，形式马上就会大于内容，喜感即刻就会盯上你。就说写作这件事，假如你只写了几部通俗小说，借助于炒作把自己包装成纯文学作家，那就沐猴而冠了，就会成为喜剧里的笑柄。我常说，说实话、不吹牛不只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

    ——回到小说上来，乞丐可以来“讨”，乞丐也可以来“取”。你看看，小说就是这样奇妙，也就是一个字的区别，换了人间。

    既然说到了翻译，我在这里很想多说几句。你们也许会偷着笑，你一点外语都不懂，还来谈翻译，哪里来的资格？我告诉你，我有。我是汉语的读者，这就是我的资格。——看一篇译文翻译得好不好，在某些特定的地方真的不需要外语，你把小说读仔细就可以了，我现在就给你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的译本很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是一篇书信体的小说，自然就有一个收信人的称呼问题。关于称呼，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事实上，写信的女人和读信的男人是什么关系？是情人关系。不只是情人关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这个男人的情人太多了，他狗熊掰棒子，已经认不出这个写信的女人了。然而有一条，不管这个男人还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们之间不可能是“素昧平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你）见过多次、却已经不再认识（我）我特地把北京大学张玉书教授的译本拿过来比对过一次，尽管我不懂德语，可我还是要说，张玉书教授的翻译才是准确的。——我这么说需要懂外语么？不需要。

    第二个例子来自《朗读者》，作者施林克。它的译本同样众多。在小说的第四章，女主人公汉娜正在厨房里头换袜子。换袜子的姿势我们都知道，通常是一条腿站着。有一位译者也许是功夫小说看多了，他是这样翻译的——她金鸡独立似的用一条腿平衡自己面对“一条腿站立”这个动作，白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金鸡独立”呢？老实说，一看到“金鸡独立”这四个字我就闹心。无论原作有没有把女主人公比喻成“一只鸡”，“金鸡独立”都不可取。它伤害了小说内部的韵致，它甚至伤害了那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我说这话需要懂外语么？不需要的。

    现在，布莱克·沃滋沃斯，一个乞丐，他来到“我”家的门口了。他来干什么？当然是要饭。可是，在回答“我”“你想干啥”这个问题时，他是这么回答别致了：“我想看看你们家的蜜蜂。”

    在肮脏的、贫困的乞讨环境里，这句话是陡峭的，它异峰突起，近乎做作。它之所以显得不做作就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四朵奇葩。我们仔细看看这句话，行乞是一个绝对物质化的行为，“看蜜蜂”呢，它偏偏是非物质的，属于闲情逸致。这是诗人的语言，肯定不属于乞丐。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沃滋沃斯的另一个身份，诗人。

    可是，我们再看看，这个诗人究竟是来干啥的——

    他问：“你喜欢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喜欢。”

    他从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有铅字的纸片，说：“这上面是首描写母亲的最伟大的诗篇。我打算贱卖给你，只要四分钱。”

    这是惊心动魄的，这甚至是虐心的。顽皮，幽默。这幽默很畸形，你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笑出声来，你的眼泪就出来了，奈保尔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当奈保尔打算描写乞丐的时候，他把乞丐写成了诗人；相反，当奈保尔打算刻画诗人的时候，这个诗人却又还原成了乞丐。这样一种合二而一的写法太拧巴了，两个身份几乎在打架，看得我们都难受。但这样的拧巴不是奈保尔没写好，是写得好，很高级。这里头也许还暗含着奈保尔的哲学：真正的诗人他就是乞丐。

    如果我们换一个写法，像大多数平庸的作品所做的那样，先用一个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乞丐的身份，再用另一个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诗人的身份，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那样写不好。啰唆是次要的，关键是，小说一下子就失去它应有的冲击力。

    “只要四分钱”，骨子里还隐藏着另一个巨大的东西，是精神性的，这个东西就叫“身份认同”。沃滋沃斯只认同自己的诗人身份，却绝不认同自己的乞丐身份。对沃滋沃斯来说，这个太重要了。它牵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尊严。在《布莱克·沃滋沃斯》里头，奈保尔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过“尊严”这个词，但是，“尊严”，作为一种日常的、必备的精神力量，它一直荡漾于小说之中，它屹立在沃滋沃斯的心里。

    所以，从写作的意义上来说，“只要分四钱”就是沃滋沃斯的性格描写，这和“来取走他的那一分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个短篇小说总共只有七章。在第二章的开头，作者是这样写的——大约一周以后的一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在米格尔街的拐弯处又见到了他。

    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啦。”

    我问：“卖掉诗了吗？”

    他摇摇头。

    他说：“我院里有棵挺好的芒果树，是西班牙港最好的一棵。现在芒果都熟透了，红彤彤的，果汁又多又甜。我就为这事在这儿等你，一来告诉你，二来请你去吃芒果。”我非常喜爱这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非常家常，属于那种生活常态的描写。但是同学们，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段文字，我是不会给大家讲解这一篇小说的，这一段写得相当好。

    第一，我首先要问同学们一个问题，这一段文字到底有没有反常的地方？如果有，在哪儿？

    反常的地方有两处。一、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乞丐都是上门去找别人的，可是，沃滋沃斯这个乞丐特殊了，他牺牲了他宝贵的谋生时间，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二、乞丐的工作只有一个，向别人要吃的，这一次却是沃滋沃斯给别人送吃的。你看，反常吧？

    不要小瞧了这个反常，从这个反常开始，沃滋沃斯的身份开始变化了，他乞丐的身份开始隐去，而另一个身份，孤独者的身份开始显现。也就是说，沃滋沃斯由诗人＋乞丐，变成了诗人＋孤独者。无论是乞丐还是孤独者，都是需要别人的。

    我感兴趣是，这个反常怎么就出现了的呢？有原因么？如果有，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原因就是一句话，是“我”的一句问话，“卖掉诗了吗？”

    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基础。沃滋沃斯是谁？一个倒霉蛋，一个穷鬼，一个孤独的人，在这样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有人搭理他么？有说话的对象么？当然没有。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回看第一章，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整整第一章都是沃滋沃斯和“我”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沃滋沃斯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他发现“我”也是一个诗人，并且像他“一样有才华”。这当然是扯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敏锐的、情感丰富的诗人发现了一样东西，那个孩子，也就是“我”，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这个宝贵的同情心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立即得到了证实：一见面，孩子就问，——卖掉诗了吗？对沃滋沃斯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呢？没有了。话说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他在路边等“我”一点也不反常。这一老一少彼此都有情感上的诉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布莱克·沃滋沃斯》是一篇非常凄凉的小说，但是，它的色调，或者说语言风格，却是温情的，甚至是俏皮的、欢乐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奈保尔的魅力就在于，他能让冰火相容。

    第二，沃滋沃斯不去要饭，却在那里等“我”、邀请“我”，为的是什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当然请“我”吃芒果。让我们来注意一下，那么简洁的奈保尔，怎么突然那么啰唆，让沃滋沃斯说了一大堆的话。这番话呈现出来的却不是别的，是沃滋沃斯和一棵芒果树的关系，什么关系？审美的关系。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一段的，这一段在我的眼里迷人了，一个潦倒到这个地步的人还如此在意生活里的美，还急切地渴望他人来分享美，它是鼓舞人心的。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审美是艺术上的事，是艺术家的事，真的不是。审美是每一个人的事，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审美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价值诉求，蕴藏着价值的系统与序列。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审美愿望、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如果因为贫穷我们在心理上就剔除了美，它的后果无非就是两条：一、美的麻木；二、美的误判。美的误判相当可怕，具体的表现就是拿心机当智慧的美，拿野蛮当崇高的美，拿愚昧当坚韧的美，拿奴性当信仰的美，拿流氓当潇洒的美，拿权术当谋略的美，拿背叛当灵动的美，拿贪婪当理想的美。

    奈保尔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贫困、肮脏、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社会景区，但是，这贫困、肮脏、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真正绝望过。正如余华在《活着》的韩文版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它证明了“绝望的不存在”。它生机勃勃，有滋有味，荡气回肠，一句话，审美从未缺席。这个太重要了。这**一点也不悲壮，相反，很家常；你看看沃滋沃斯，都潦倒成啥样了，讨饭都讨不着，他在意的依然是一棵树的姿态。

    第三，而事实上，在这段文字里，“西班牙港最好的”芒果树其实不是树，是爱情。就在第二章里，有一段沃滋沃斯的追忆似水年华：“姑娘的丈夫非常难过，决定从此再也不去动姑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于是，花园留了下来，树木没人管理，越长越高。”文学界流行一句话，爱情不好写，这是真的，爱情从来都不好写，我到现在都害怕描写爱情。可我要说，在这篇小说里头，爱情的描写太成功了，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九行。然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感，有足够好的记忆力，我们在阅读这一段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突然会醒悟，会联想起前面有关“等待”的那段话：天哪，难怪沃滋沃斯要在那里等待孩子，难怪他要请孩子去看芒果树，难怪他要让孩子去吃芒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爱情。他要看着孩子吃掉那些“红彤彤”的芒果，他要看着蜜汁一样黏稠的果汁染红孩子的“衬衫”。看出来了吧，奈保尔对爱情的描绘绝对不是短短的九行，从“等待”就开始了。所以，好读者不能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好读者一定要会联想。——奈保尔让沃滋沃斯等待“我”的时候描写爱情了么？没有。都藏在底下了，这就是所谓的“冰山一角”。从小说的风格上说，这就叫含蓄；从小说的气质上说，这就叫深沉。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的气质，好的小说一定是深沉的。你有能力看到，你就能体会这种深沉，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反而有勇气批评作家浅薄。

    我在这里罗列了第一、第二、第三，特别地清晰。可我要强调一下，这是课堂，是出于课堂的需要，要不然你们就听不清楚了，——但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误解，以为作家的创作思维也是这样的，先备好课，再一步一步地写，还分出一、二、三、四，不是，绝对不是。那样是没法写小说的。我想你们都知道，讲小说和写小说不是一码事。在写作的时候，作家的思维要混沌得多，开放得多，灵动得多，深入得多。有一种思维模式叫作直觉，心理学告诉我们，直觉是非理性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心机制，有时候，它甚至就不是一种思维。很抱歉，这个我就说不好了。说不好也好办，我们就把那种内心的动态叫作天赋吧。天赋就是他知道该怎么写。

    对了，因为我来了南京大学，经常有记者问我，写作到底能不能教？当然能教，我现在就在教你们。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天赋是没法教的，我自己都没有天赋，如何去教你们？可是，我依然要强调，只要你热爱，用心，用脑子，再有一个好老师，你自己就有能力挖掘自己的天赋，会让自己的天赋最大化，这一点我一丝一毫也不怀疑。我同样不怀疑的还有一条，你不用心，不用功，不思考，不感受，不训练，那你哪怕是莫言，最终也只能是闭嘴。

    也许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文学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祛魅，不要刻意地神化天赋。神化天赋是一些人的虚荣心在闹鬼，别信。你们要相信我，天赋是可以发掘的，天赋也是可以生长的，直到你吓了自己一大跳。

    小说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差不多是雷同的，只写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沃滋沃斯的现实之痛。这个现实之痛并不是沃滋沃斯吃不上饭，而是沃滋沃斯始终没能把“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给写出来。而事实上，我说这三章是雷同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它们的区别其实很大，分别代表了沃滋沃斯几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唯一雷同的是小说的方式，差不多全是对话，也就是沃滋沃斯和“我”的对话。关于这个部分，我由两点要说。

    一、对话。

    对话其实是小说内部特别具有欺骗性的一种表述方式，许多初学者误以为它很容易，就让人物不停地说，有时候，一部长篇能从头“说”到尾。这样的作品非常多。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是聂华苓的故事。聂华苓六十年代就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五十多年了，用英语写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她一直用汉语写。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用英语写作呢？用汉语写还要翻译，多麻烦哪。聂老师说不行，她尝试过。用英语去描写、去叙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写到人物的对话，穿帮了，美国的读者一眼就知道不是母语小说，而是用外语写的。

    听了这番话我很高兴。我在实践中很早就意识到对话的不易了，——对话是难的，仔细想一想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这里头有一个小说人物与小说语言的距离问题。描写和叙述是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它们呈现着作者的语言风格，它离作家很近，离小说里的人物反而远。对话呢？因为是小说人物的言语，是小说的人物“说”出来的，这样的语言和小说人物是零距离的，它呈现的是小说人物的性格，恰恰不是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作家很难把控，它其实不在作家的权力范围之内。你很难保证这些话是小说的人物说的，而不是来自作家。许多作品如此热衷于对话，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对话写得好，而是因为作者在叙事与描写方面不过关，没才能，怕吃苦，想偷懒，回头一想，嗨，那就用对话来替代吧，多省事呢。这样的对话其实不是对话，而是规避描写与叙事。老实说，我至今都看不上从头到尾都是对话的小说。从头到尾都采用对话，写写通俗小说是可以的，纯文学肯定不行，纯文学有它的难度要求，对对话也有特殊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数，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就以为对话很好写。罗曼·罗兰写小说已经功成名就了，后来写起了话剧，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练习写对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多次请我写话剧，包括林兆华导演，我一直没答应。许多人都批评我，说我太傲慢了。我哪里是傲慢哪，上帝，我是没那个本事。千万别以为小说写得好对话就一定写得好，每个作家都要扬长避短的。

    二、诗人之痛。

    我对诗人之痛特别有兴趣，因为我喜欢李商隐的诗。这个李商隐呢，和沃滋沃斯一样，也是一个痛苦了一辈子的诗人。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诗歌史翻出来看看，从屈原，到王粲，再到庾信、李白、柳宗元，一路捋下去吧，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李商隐之痛”，就像北岛所说的那样，“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猫头鹰”。——就在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上，陆建德老师说过一句话，巧了，李敬泽老师也在这个座位说过一句话，两位老师的话是一样的。两位老师说，中国的诗人都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头，说不出口：

    我痛苦啊，到现在都当不上宰相。

    在座的同学如果当时也在场，你们一定还记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美妙的是，辉煌的中国诗歌史是由一代又一代官场的失败者写成的。这个太独特了。他们痛苦，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下，他们很少因为他们的诗歌而痛苦，除了那个倒霉的贾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诗人都有自己“李牛党争”，他们都在这个夹缝里，他们生不逢时的痛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李商隐最为著名的两句诗，太典型了，太有代表性了。这个“万丈才”指的是什么，这个“未曾开”又意味着什么，我想在座的都懂。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足以令人窒息的郁闷与痛苦偏偏和诗歌无关，虽然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喜欢沃滋沃斯的痛苦，我这样说不是幸灾乐祸，千万不要误会哈，这个你们懂的。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诗人，沃滋沃斯的痛苦和面包有关，和爱情有关，和孤独有关，和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有关，但是，和“万丈才”无关，和“未曾开”无关。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毕业生，是奈保尔让我看到了另一种“诗人之痛”，他丰富了我，他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感谢奈保尔。

    小说到了第六章了，不幸的事情终于来了，沃滋沃斯死了。在沃滋沃斯临死之前，他把“我”搂在了怀里，对“我”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现在你听我讲，以前我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少年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不是真事，是我编出来的。还有那些什么作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也是假的。我一直在反复强调，这是一篇凄凉的小说，但同时也是一篇温情的小说。我还说，奈保尔始终在塑造沃滋沃斯的性格，自尊，现在我必须要加上一条了，善良。

    如果你们一定要逼着我说出这篇小说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我只会说，同情。但“同情”这个词恰恰又是危险的，它很容易和施舍混合起来，这里头当然也包括精神上的施舍。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同情和施舍无关，仅仅是感同身受。——你千万不要为我痛苦。

    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不是。我想谈的反而是另一个东西，历史观。在我看来，在我们的历史观里头，有一个大恶，我把它叫作“历史虚荣”。糟糕的文化正是“历史虚荣”的沃土。“历史虚荣”可以使一个人无视他人的感受、无视他人的生命、无视现实的生命，唯一在意的仅仅是“历史将如何铭记我”。它的代价是什么？是让别人、让后来的人，背负着巨大的身心压力。——我死了，可我不能让你舒服。常识是，“历史虚荣”伤害的绝不是历史，一定涵盖了现实与未来。

    现在我想来谈一谈小说的面。只要一说起小说的“面”，我们很容易想起福斯特和他的《小说面面观》。那是一部教人如何阅的顶级教材。我没有福斯特的能力，讲不了那么全面，我现在所说的面是小说的层面。这个问题挺要紧的，属于小说的技术，这个技术不只是对阅读要紧，对写作也一样要紧。

    无论阅读什么样的小说，哪怕是现代主义小说，我们首先要找到小说的一个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是由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小说的叙事空间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不管你的小说如何上天入地，小说必须回到这个基本层面上来，在这个层面上发展，在这个层面上完善，否则小说就没法写，也没法读，那就乱了套了。

    在《布莱克·沃滋沃斯》这部小说里，一共有几个层面呢？四个，我们一个一个说。

    在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小说的基础层面，总共有四个人物。一、“我”；二、沃滋沃斯；三、“我”母亲；四、警察。这四个人物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与空间里头。小说是以“我”和沃滋沃斯做主体的，那么，奈保尔为什么要涉及“我”母亲和那个警察呢？道理一说就通，母亲与警察构成了小说的背景，是他们构成了小说内部冰冷的文化氛围。关于那个警察，小说里一共只有两句话，但是，有和没有，区别是巨大的。

    第二个层面本来不存在，但是，由于小说技术上的需要，奈保尔必须在沃滋沃斯出场之前为他做铺垫，这一来第二个层面就出现了，也是由四个人构成的，第一个乞丐，第二个乞丐，第三个乞丐和第四个乞丐。这个层面来自作者，属于作者的叙事层面。

    第三个层面来自沃滋沃斯的钩沉，是沃滋沃斯的一段爱情。只有一个人物，当然是那个“酷爱花草树木”的姑娘。这个层面绝对不能少，它决定了小说的纵深，它影响并决定了第一层面里头沃滋沃斯的一切，行动，还有语言。如果没有这个层面，用黑格尔的说法，沃滋沃斯就不再是“这一个”沃滋沃斯。理论上说，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这一个”，否则，他就会游离，缺氧，从而失去生命。

    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是第四个层面。大家想一想，这个小说有没有第四个层面？有的。第四个层面来自姑娘的腹部，人物也是一个，就是“死在姑娘肚子里”的“小诗人”。从小说的结构来讲，有没有这个层面都不会影响小说的大局，但是，就情绪而言，这一个层面又是重要的，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锥子，一直插到沃滋沃斯心脏的最深处。

    最后我们要谈的依然是一个技术问题，结构。说起结构，问题将会变得复杂。长篇有长篇的结构，中篇有中篇的结构，短篇有短篇的结构。我一直说，长、中、短不是一个东西不同的长度，而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它们是三个不同的文体。一般来说，作家都有他的局限、他的专擅，很难在长、中、短这三个领域呼风唤雨。奈保尔是一个例外，他几乎没有短板。这是很罕见的，这是我格外喜欢奈保尔的一个重要原因。

    短篇小说的结构又要细分，故事类的，非故事类的。如果是故事类的，还要分，封闭结构，开放结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统统不谈。我们今天只讲短篇小说非故事类的结构。

    《布莱克·沃滋沃斯》是标准的、非故事类的短篇，严格地说，是一个人物的传记。和传记不同的是，它添加了一个人物，也就是“我”，这一来，“我”和小说人物就构成了一个关系。对小说来说，人物是目的，但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依仗的却是关系。关系没有了，人物也就没有了。关系与人物是互为表里的。

    那好，《布莱克·沃滋沃斯》就是一个人物传记，它没有故事，如何去结构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写这样的小说不能犯傻，去选择什么线性结构，那个是要出人命的。放弃了线性结构，如何结构呢？当然是点面结构。事实上，奈保尔所选用的就正是点面结构。面对这样一个具体的作品，你让奈保尔采用线性结构，奈保尔也无能为力。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有年轻人问我，点面结构的作品如何去保证小说结构的“完整度”呢？

    先来听我讲故事吧。电影这个东西刚刚来到拉美的时候，拉美的观众很害怕：银幕上的人物怎么都是大脑袋？身体哪里去了？这个细节在《百年孤独》里头就有所展现。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可以反过来问，电影摄影师为什么只拍演员的脑袋？他凭什么把演员的身体给放弃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心理学家韦特海默，他创立了格式塔理论，也叫完形心理学。

    完形心理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认知上的惊天大秘密，那就是，我们在认知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次序的问题：先整体，后局部。拿看电影来说，只要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个大脑袋，我们的脑海里立即就会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不会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滴血的、搬了家的大脑袋。这不是由镜头决定的，是由我们的认知决定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做前提，摄影师才敢舍弃演员的身体，只盯着这演员的大脑袋。

    ——我们都知道“盲人摸象”这个笑话，这个笑话的基础是什么？是盲人的认知里头根本没有大象这个“完形”。对任何一个健全人来说，一看到象牙就可以看到大象，但是，对盲人来说，他们不行，在他们的巴掌底下，大象只能是一柄由粗而细的长矛。

    回到小说，如果你想写一个传记性的人物，他总共活了98岁，你要把98年统统写一遍么？那就傻帽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线性的完整性，它可以是断裂的、零散的。甚至可以说，它必须是断裂的、零散的，仿佛银幕上舍弃了身体的大脑袋。你只要把大脑袋上的眼神、表情给说好了、说生动了、说准确了、说具体了，永远也不要担心读者追着你去讨要人物的大腿、小腿和脚丫子。——非故事类的短篇就是这样，结构完完整整的，未必好，东一榔头西一棒，未必就不好。

    兄弟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讲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学们批评。小说阅读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我们看法没有真理性，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欢迎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

    2015年9月17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