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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黄裳来访,问起我的《随想录》,他似乎担心我会中途搁笔。我把写好的两节给他看;我还说:“我要继续写下去。我把它当做我的遗嘱写。”他听到“遗嘱”二字,觉得不大吉利,以为我有什么悲观思想或者什么古怪的打算,连忙带笑安慰我说:“不会的,不会的。”看得出他有点感伤,我便向他解释: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争取写出不是一本,而是几本《随想录》。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我写了五十多年,我的确写过不少不好的书,但也写了一些值得一读或半读的作品吧,它们能够存在下去,应当感谢读者们的宽容。我回顾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今天我对读者仍然充满感激之情。

  可以说,我和读者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关于我的写作或者文学方面的事情,我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讲,那就是对读者讲的。早讲迟讲都是一样,那么还是早讲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中篇或长篇小说《灭亡》)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从一月号起共连载四期。小说的单行本在这年年底出版。我什么时候开始接到读者来信?我现在答不出来。我记得一九三一年我写过短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青年作家经常接到读者来信,因无法解答读者的问题而感到苦恼。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它们苦恼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诉他。

  这难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恼?那个年轻的小说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了几种丛书,这以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了。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做了答复。有几位读者一直同我保持联系,成为我的老友。我的爱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读者。她读了我的小说对我发生了兴趣,我同她见面多了对她有了感情。我们认识好几年才结婚,一生不曾争吵过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间写过不少答复读者的公开信,有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这些信后来给编成了一本叫做《短简》的小书。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我说抱歉,也并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从重庆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曹禺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江安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外面有什么人来,住在哪里,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刚刚住了两天,就接到中学校一部分学生送来的信,请我去讲话。我写了一封回信寄去,说我不善于讲话,而且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此我不到学校去了。不过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曾经常想到他们,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小说家算得了什么,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给他们带来温暖,不能支持他们前进。我说,我没有资格做他们的老师,我却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前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地方。当他们在旧社会的荆棘丛中,泥泞路上步履艰难的时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够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给他们用来加一点力,那我就很满意了。信的原文我记不准确了,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信送了出去,听说学生们把信张贴了出来。不到两三天,省里的督学下来视察,在那个学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说:“什么‘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什么‘你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什么‘在你们面前我没有可以骄傲的地方’!这是瞎捧,是诱惑青年,把它给我撕掉!”信给撕掉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还打过小报告,但是并没有制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来,多写了二十多年的文章,当然已经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写作的十年。①

  话又说回来,我在信里表达的是我的真实的感情。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做对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为什么要写作?但愿望是一回事,认识又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绝不能由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说,读者的信就是我的养料。当然我指的不是个别的读者,是读者的大多数。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听从读者的每一句话,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说,我常常根据读者的来信检查自己写作的效果,检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这样地检查,也常常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去的写作生活常常是充满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战以前,读者来信谈的总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苦闷以及为这个前途献身的愿望或决心。没有能给他们具体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这样地鼓励他们: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在回信里我并没有给他们指出明确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说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并不含糊的方向。对读者我是不会使用花言巧语的。我写给江安中学学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忆中出现。我至今还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会见的那些年轻读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动的声音,那么恳切的言辞!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读者,我同他们交谈起来,就好像看到了他们的火热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说《春》的序言里说:“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当时是流着眼泪写这句话的。序言里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这说明我多么愿意做他们的朋友啊!我后来在江安给中学生写回信时,在我心中激荡的也是这种感情。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写信问我什么是写作的秘诀。从五十年代起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就多起来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但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拿起笔写小说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静。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梭)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这是我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虽然我“学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我还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没有出卖灵魂,还是靠着我过去受到的教育,这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朋友,来自书本,也来自老师,还有来自读者。至于法国作家给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预生活”呢?“作家干预生活”曾经被批判为右派言论,有少数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头。我不曾提倡过“作家干预生活”,因为那一阵子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但是我给关进“牛棚”以后,看见有些熟人在大字报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两位作家出来“干预生活”,替我雪冤。我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但梦醒以后更加感到空虚,明知伏尔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们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这样说,原来我也是主张“干预生活”的。

  左拉死后改葬在先贤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对平反德莱斐斯冤狱的贡献,人们说他“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至今不见有人把他从先贤祠里搬出来。那么法国读者也是赞成作家“干预生活”的了。

  最后我还得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否则我就成了“两面派”了。

  这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四五个月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好像从各条渠道流进一个蓄水池,在我手边汇总。对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来不及看。我要搞翻译,要写文章,要写长篇,又要整理旧作,还要为一些人办一些事情,还有社会活动,还有外事工作,还要读书看报。总之,杂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单干户”,无法找人帮忙,反正只有几年时间,对付过去就行了。何况记忆力衰退,读者来信看后一放就忘,有时找起来就很困难。因此对来信能回答的不多。并非我对读者的态度有所改变,只是人衰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况能有好转,我也愿意多为读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读者们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读者们可以相信,你们永远在我的想念中。我无时无刻不祝愿我的广大读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广阔的前途,我要为这个前途献出我最后的力量。

  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二月三日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人”。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一月二十七日

我不是艺术家,我只能说是文艺的爱好者。其实严格地说,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说我是写家倒更恰当些。“写家”这两个字是老舍同志在重庆时经常使用的字眼,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作家”这个词组。我们曾被称为“小说家”。记得一九三三年上海《东方杂志》征文栏发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书面意见,两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说家”的头衔。老舍同志不用“小说家”的称呼而自称“写家”,只能说是他很谦虚。我称自己为写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话,我只是写写罢了。对于写作之道和文学原理等等,我是说不清楚的。

最近有几位法国汉学家到我家里做客,闲谈起来,一位年轻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他问我倘使写成它将是一部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回答说我写小说连提纲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倾吐我真挚的感情。至于我的小说属于什么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或者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由读者和评论家来讲话。作为“写家”,我讲不出什么。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有发言权,对自己的作品也好,对别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对写作的事情,对具体的作品,我还是有自己的意见。我并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正确,但有时候我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它们和评论家甚至“长官”的高见不同,我也会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两年有一两位过去在《上海文学》或《收获》做过编辑的朋友对我说,张春桥在上海“做官”的时候,对他们骂过我。我又想起在批斗我的会上有人“揭发”刊物编辑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张春桥的责备。当时张春桥是被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好人”,他骂了我就说明我是“反动派”,是“坏人”。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们照办。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来潮,说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出人”。出版社不出书,却出人,那么学校干什么呢?可是徐某某是“长官”,大家都要学习他的“新的提法”。本来是胡说,一下子就变成了“发展”。“三突出”、“三陪衬”等等的“三字经”不也是这一类的胡说吗?

想想看,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发明了种种的创作方法来限制自己,等于在自己的周围安置了种种障碍,除了使自己“行路难”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又如张春桥过去大吹“写十三年” ① 的“高见”,北京有人刚刚表示怀疑,他就大发脾气。他在上海的时候,你要反对“大写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实谁也知道这种“高见”并不高明,也无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还记得还有一位主张“写十三年”的“长官”,有人请他看话剧,他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出戏偏偏比十三年多两三个月。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写十三年的,我不看。”

  这并不是笑话。上面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见的。虽然请看戏的人和被请看戏的人都已离开人世,但那位只看“写十三年”的人因为是“长官”,人死了,余威犹在,还可以吓唬一些人。的确有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所以张春桥和姚文元会成为“大理论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权威”。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张、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两根大棒。难道这和“既保险、又省事”的人生哲学就没有一点关系吗?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惟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

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买账,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写家”再说几句: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则搁笔改行,或则给摧残到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月二十五日

我说我不是艺术家,并非谦虚,而且关于艺术我知道的实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认的:我写了五十年的小说,虽然中间有十年被迫搁笔。无论如何,我总有一点点经验吧。此外,我还翻看过几本中外文学史,即使丢开书就完全忘记,总不能说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

  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我至今还是一个不懂文学的外行,但谁也没有权说我写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并不是文学作品。其实说了、骂了、否定了也没有关系,称它们为“破烂货”、定它们为毒草也无关系,只要有人要读,有读者肯花钱买,它们就会存在下去。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骂得死的。可是据我所知(当然我的见闻有限),还不曾有人写过什么谁骂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来挨的骂可谓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后,好像是因为我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有人生怕我挤进亚非作家的行列,特地来个摘帽运动似的。“四人帮”不但给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还“砸烂”(这是“四人帮”的术语)了“作家协会”,烧毁了我的作品。他们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们“火”、“棍”并举,“烧”、“骂”齐来,可是我的作品始终不曾烧绝。我也居然活到现在。

  我这样说,毫无自满的情绪。我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是我的作品的评判员。他们并不专看“长官”们的脸色。即使当时的“长官”们把我的小说“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还有人偷偷地读我的书。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读者的信,开头就是这样的话:“一九七六年我转托日本的朋友书店而买到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今年四月才看完了这全书,共十四册。”(原文)一九七○年正是当时在上海管文教的“长官”徐某某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时候,也是我在干校劳动给揪出去到处批斗的时候,香港还有人重印我的文集,这难道不是读者们在向“长官意志”挑战吗?

  我这样说,也绝非出于骄傲。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 ① 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八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

  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一月二十四日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做“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止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在“四害”横行的时期,我写了不少的思想汇报和检查,也口口声声承认“邪书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难道我们这里真有这么多的“毒草”吗?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后种了一些花树,二十年来我天天散步,在院子里,在草地上找寻“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草药”,一棵毒草也没有!倘使我还不放心,朝担忧,夜焦虑,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来,那就只有把草地锄掉,把院子改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来我有不少朋友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种种奇怪的恐怖病(各种不同的后遗病)。我担心自己会成为“毒草病”的患者,这个病的病状是因为害怕写出毒草,拿起笔就全身发抖,写不成一个字。

  我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专门学过文学。即使因病搁笔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