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一些关于某一本书、或者某一首诗、或者某一篇文章的不同意见，也听到什么人传达的某一位权威人士的谈话，还听到某些人私下的叽叽喳喳，一会儿说这本书读后叫人精神不振，一会儿批评那篇小说替反面人物开脱，或者说这部作品格调不高，或者说那篇小说调子低沉。还有人制造舆论，说要批判某某作品，使作者经常感到威胁。
我动身去日本前在北京先后见到两位有理想、有才华的比较年轻的作家，我劝她们不要紧张，我说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受到的责骂实在不少，可是我并没有给谁骂死。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人的爱好也有各种各样。但好的作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读者，每一个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个人不能代替大多数的读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读者，除非你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全相信你，听你指挥。即使做到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样的轨道上进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实在困难，结果不是给扔在垃圾箱里，就是完全走了样。“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输到我儿子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是批判会上别人批斗的成果，我给说服了，我开始宣传它们，可是，被我儿子一顶，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旁边批评儿子，说“对父亲应当有礼貌”。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根据我的经验，灌输、强加、宣传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别是有这类好心的人常常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我”做了工作，讲了话，你总该被说服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不管你的情况怎样，总之，“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而结果呢，很少人照办，或者很少人认真照办，或者不少的人“阳奉阴违”。而这个“我”也就真的“说了算”了。
我过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动别人，用我的思想去说服别人。我也做过灌输、宣传的事情，至少我有这种想法，不过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说的不同，因为我无权无势，讲话不受重视，想制造舆论又缺少宣传工具。我的惟一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书前写序、写小引、写前记，书后写后记、写附记、写跋。我从不放过在作品以外说话的机会，我反复说明，一再提醒读者我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开始怀疑这样“灌输”是不是徒劳。我才想起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正相反，我对它有反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劳？我后来发觉不仅是我，许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后记（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
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红楼梦》，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帮助读者正确地对待这部名著；过了若干年书重版了，换上一篇序，是另一个人写的，把前一个人痛骂一顿；又过若干年书重印，序又换了，骂人的人也错了，不错的还是出版社，他们不论指东或者指西，永远帮助读者“正确对待”中外名著。类似的事情不会少，我再举一件，我在另一家出版社出过一本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雄事迹的通讯报道，“文革”期间出版社给砸烂了，这本书被认为宣传和平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出版社恢复，检查过去出版的图书，我那本书也列在销毁的名单内。究竟它是不是宣传和平主义，我至今还不明白。其实不仅是那本书，我在朝鲜战地写的那些通讯报道、散文特写，我回国后写的反映战士生活的短篇小说都受到了批评，说它们渲染战争恐怖、有意让英雄死亡，说它们是鼓吹和平主义的“反动战争文学”。主持批判的是穿军装的人，发言的也是穿军装的人，他们是支左的“军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权威。批判的重点是小说《团圆》和根据它改编摄制的影片《英雄儿女》，人们甚至拿它同《一个人的遭遇》相比。
《英雄儿女》的回忆使我哭笑不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被抄家后两个多月，我爱人萧珊又在电影院里看了这影片。当时我每天到作协分会的“牛棚”学习、劳动，早去晚归；萧珊在刊物编辑部做过几年的义务编辑，也给揪回去参加运动，但最初只是半靠边，一个星期劳动两三次，因此她可以早下班去买票看电影。晚上我回家她兴奋地告诉我，影片上还保留着我的名字，看来我的问题不太严重，她要我认真做检查。可是仅仅两三天以后作协分会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拿着大字报敲锣打鼓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去造反去了，大字报张贴在大门口，给影片和我个人都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影片当场停演，萧珊脸上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以后支左的军代表来到作协分会，批判了一阵“反动的战争文学”。批判刚结束，《英雄儿女》又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了。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小说无关，小说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还有人写汇报说我“翘尾巴”，而在干校领导运动的军代表却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电影又上演了它就没有缺点，我看它有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那么恭顺了，我口里不说，心里却想：“随便你怎样说吧，反正权在你手里，你有理。”
像这样的经验是不会少的，我以后还有机会谈论它们，不想在这里多说了。这笔糊涂账似乎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不是经验主义者，可是常常想到过去，常常回头看过去的脚印，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明天又有人站出来“高举红旗”批判“和平主义”，谴责我给英雄人物安排死亡的结局？我忍不住多次问我自己：走过的那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账没有算清楚，是非不曾讲明白，你也引经据典，我也有根有据，谁的权大势大，谁就发号施令。我们习惯“明哲保身”，认为听话非常省事。我们习惯于传达和灌输，仿佛自己和别人都是录音机，收进什么就放出什么。这些年来我的经验是够惨痛的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竟然没有一点个人的看法，一个作家竟然甘心做录音机而且以做录音机为光荣，在读者的眼里这算是什么作家呢？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做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对，我想起来了。一九三四年年底我住在日本横滨一个朋友的家里，他相信神，我根据我那些天的见闻拿他做主人公写了短篇小说《神》。现在重读这小说，拿前一段时期的我跟小说中的主人公长谷川君比较，我奇怪我怎么完全在摹仿他！我更奇怪我怎么在一九三四年就写了讽刺若干年后的自己的小说！是我自己吗？我竟然那样迷信，那样听话，那样愚蠢！它使我浑身冒汗，但是我感谢自己意外地留下这一幅自画像，让儿孙们会看到我某一个时期的丑态。
最近听说有人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这是对我的称赞。其实我也有过“思想简单”的时候，倘使思想复杂，人就不容易虔诚地拜倒在神面前了。据我看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要应付复杂的局面，思想复杂些总比思想简单些好。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人间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的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现在不是信神的时代，不可能由一两个人代表千万读者给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下结论，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录音机吧。要是大家都成了录音机，我们就用不着进行复杂的思维活动，脑子也成了多余的了。但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是由复杂到简单。
我们文艺发展的方向当然也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更不是无花开放。
六月十五日
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羽田机场辞别了东京的朋友走进机舱坐定以后，我频频地揩着眼睛：朋友们的眼泪引出了我的泪水。飞机平稳地前进，我望着下面的云海……
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厉害地翻腾？为什么二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走下舷梯，机场上一片阳光，我的心平静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来，不，不止二十年，应当说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广岛人的命运，我读过关于广岛的书和新闻报道，我也听人谈过广岛的事情，包括种种不真实的流言。五十年代后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有几天睡不好觉。三十五年来我就是这样想：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应当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这大概就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正义观吧。三十五年中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想在这个遥远城市发生过的大悲剧，想的时候并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广岛，我就受到那个愿望的折磨，我多么想亲眼看看广岛人（包括当时的幸存者）今天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广岛人的中间。我呼吸着少尘土的清洁空气。在安静、宽敞的现代化旅馆里住下来以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和平公园，我们把鲜花扎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难者的慰灵碑前，站在那里默哀行礼。是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园里绿草如茵，樱花盛开，孩子们在草地上游戏，不停地发出欢笑。成群的鸽子从容地在草间找食物，同孩子们友好地在一起。马鞍形大纪念碑下面有一个石箱，箱里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译成中文就是：“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这碑文据说是广岛大学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写的。我默念着碑文，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长日记中所描绘的一切，我不敢搅动这一池记忆的黑水，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许多人的声音：“水，水，给我水！”我的嘴也干了。我转过身，本地记者拉住我问话的时候，我差一点发不出声音来。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会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对着慰灵碑我还有口干的感觉。抬起头我望见了当年产业奖励馆遗留下来的骷髅般圆顶建筑物，这是惟一的旧时代的遗迹，只有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大悲剧的见证。在慰灵碑后面隔着水池便是“和平之灯”，两只象征性的大手捧着一只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点起来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火熊熊地燃着，池子里现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里燃烧！这不灭的火就是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
千羽鹤纪念碑下面挂着全国儿童折好送来的无数的纸鹤，我取下一只蓝色硬纸折成的小仙鹤放在袋里带回中国，可是今天我却找不到它了。难道它飞回了广岛？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受害的学生和儿童建立的，是全国儿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顶上立着一个小女孩，高高举起一只纸折的仙鹤。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女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十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只。但是她死了。
和平纪念资料馆就在前面，在那里我们停留的时间不长，因为接下去还有别的活动。我只是匆匆地看了几个部分，那些鲜血淋淋的“资料”我早已熟悉，而且从未遗忘。我这次不是来挖开记忆的坟墓，找寻痛苦的。我走过和平大道，两旁葱郁的树林是从日本各地送来的；我看见许多健康活泼的广岛儿童，在他们周围开放着美丽的鲜花，它们是世界各大城市儿童送来的礼物。我在广岛看到的是活力和生命。资料馆里一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他当时是小学生，手上还留着损害的痕迹，但是他一直坚强地工作，我不愿用惨痛的回忆折磨他。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我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主人要我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我用不太灵活的手指捏紧日本的“软笔”写了下面的两行：
全世界人民决不容许再发生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悲剧。
世界和平万岁。
这两行文字并不曾表达出我复杂的思想感情。静夜里我在大饭店十二层楼窗前一把靠背椅上坐了好久，没有一点噪音来干扰，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到了我们的十年浩劫——人类历史上另一个大悲剧。我不由自主地低声念起了慰灵碑上那一句碑文：“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眼前浮现了杨朔同志的面貌，老舍同志的面貌，我爱人萧珊的面貌……我的眼睛润湿了。我坐到靠墙的小书桌前写我四天后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稿《我和文学》。
这一夜我只写成讲话稿的大半。第二天上午我们游览了风景如画的宫岛，在旧日的市街上悠闲地散步，用食物喂鹿，鹿像熟人一样亲切地扑到我的身上来。路旁樱花开得十分绚丽，我在东京只看到初放的花朵。天气好，空气格外清新，浅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濑户内海……在短短的一个上午我们无法欣赏有名的宫岛八景，但是海中屹立的红色大华表和八百年前的古建筑物好像浮在海上似的，华丽而优雅的严岛神社长留在我的记忆里。
然后我们坐船回去，到东洋工业的招待所休息，下午我们参观了这个产量居世界第十位的汽车工厂，我们看了两个车间。我对汽车工业一无所知，但是工厂十分整洁，车间劳动紧张而有秩序，在这里亲眼看到了广岛人出色的劳动成果。出了工厂，车子驰过繁华、清洁的街道，一座一座的高架桥从我们的头上过去，茂盛的树木，整齐的楼房，身体健壮的行人……这一切和蘑菇云、和火海、和黑雨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我疑心自己在做梦。
晚上八点我辞别了主人回到十二楼的房间。在广岛的访问已经结束，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乘“新干线”去京都了。我又在窗前的靠背椅上坐下来，开始了我的思想上的旅行。就这样离开广岛，我不能没有留恋，说实话，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水城”。就只有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我没有访问幸存者的家庭和受害者的家属，也不曾到原子弹医院去慰问病人，我感到遗憾。但是我找到了我寻求的东西，在宴会上我对新认识的广岛朋友说：“我看见了广岛人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繁荣、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带着无限的同情来广岛，我将怀着极大的尊敬同它告别，一切梦魇似的流言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认识到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我不是白白地来一趟，我对未来的信念在这里得到了充实和加强。
城市怎么这样静，夜怎么这样静！我的思想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那样飞奔，忽然停了下来，好像给前面的车辆堵住了一样，我几乎要叫出声来：“敬爱的广岛人，我感谢你们，我永远怀念你们。”坐在静静的窗前，我仍然感觉到那股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所摧毁不了的人民力量。它在动，它在向前。
于是我想起昨夜留下来的未完的讲话稿，已经夜深了，可是有什么力量在推动我，也许就是我常说的那种火在烧我自己吧，我移坐到小书桌前，一口气写完了它。一共不到三千字，我又立下了一个心愿：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公园里两只大手捧着的火炬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我不会忘记这不灭的火。为了使十年的大悲剧不会再发生，也需要全国人民坚决的努力，让我们也燃起我们的灯，要子孙后代永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六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