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　①　上我的《随想录》　（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

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

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思想复杂”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他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