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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腹地”的批判。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我的意思很明白,而且,对于“腹地”两个字《辞海》(一九三七年版)里就有这样的解释:“犹云内地;对边境而言也。”我不承认所谓“心腹之患”的古怪解释。我几次替自己辩护,都没有用。在我们那个班组学习会上我受到了围攻。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说法:腹地是内地。他就是文学评论家孔罗荪,当时也是“牛鬼蛇神”,还是很早揪出来的一个,据说问题不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只是在别人问他“腹地”二字如何解释的时候,他回答是内地。不用说他因此挨了训。

  班组学习会上不能逼我承认反党罪行,造反派就召开全连批判会。会前两位“革命左派”找我谈话,要我老实交代、承认罪行,并对我进行威胁。我已经看透了那些用美丽辞藻装饰的谎言,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坚持腹地只有一个解释:内地。但是在批判会进行的时候,发言人接连问我:“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我忽然感到厌倦,我不想坚持了,就说“是”。他接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我迟疑一下回答道:“以前我害怕。”他得意,他们都得意。他们胜利了。我放弃了斗争,我疲倦,我甘愿倒下去、不起来了。但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批判会结束,靠边的人奉命到“牛棚”开会谈感想。只有罗荪同志表面上有点狼狈相,他替我辩护,我自己反而承认了,投降了。我一方面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但另一方面听着大家的责骂,我倒觉得脑子清醒多了。刚才召开的哪里是对我的批判会?明明是造反派在台上表演。一层一层地剥下自己的面具,一个个都是骗子。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问句问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连批判会开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本市报纸和《人民日报》上都刊出一条国际消息,讲到“以色列腹地”。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在这两处“腹地”都是作为“内地”解释的。我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却不曾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 ① 上我的《随想录》 (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最近听说上海《新民晚报》要复刊。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还没有弄到房子,”又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

  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

  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

  我不曾答应下来,但是我也没有拒绝,我想:难道说真话还有困难!

  过了几天我出席全国文联的招待会,刚刚散会,我走出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大厅,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带笑说:“要是你的《爝火集》里没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还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个字:“姓陈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说:“我是有意保留下来的。”这句话提醒我自己:讲真话并不那么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样时,人们就在谈论大寨的事情。我曾经考虑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后来决定不动它。我坦白地说,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参观的时候,看见一辆一辆满载干部、社员的卡车来来去去,还听说每天都有几百个参观、学习的人。我疑惑地想:这个小小的大队怎么负担得起?我当时的确这样想过,可是文章里写的却是另外一句话:“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还没有当上副总理,吹牛还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虚报产量的程度。我的见闻里毕竟还有真实的东西。这种写法好些年来我习以为常。我从未考虑听来的话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现在回想,我也很难说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吧。总之,我们常常是这样:朋友从远方来,高兴地会见,坐下来总要谈一阵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他谈我也谈。这样地进行了一番歌功颂德之后,才敞开心来谈真话。

这些年我写小说写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习惯却没有给完全忘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在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刚刚开始,为了让自己安全过关,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编造了一本假账揭发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我挨过好几十次的批斗,把数不清的假话全吃进肚里。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保护自己我倒并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批判会上,我渐渐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们一层又一层地剥掉自己的面具。

一九六八年秋天一个下午他们把我拉到田头开批斗会,向农民揭发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轻诗人站出来发言,揭露我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他知道这是假话,我也知道他在说谎,可是我看见他装模作样毫不红脸,我心里真不好受。这就是好些外国朋友相信过的“革命左派”,有一个时期我差一点也把他们当做新中国的希望。他们就是靠说假话起家的。我并不责怪他们,我自己也有责任。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现在那一切都已经过去,正在过去,或者就要过去。这次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

  九月二十日

在病床上读了唐瓊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①,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思想复杂”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他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七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