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搜索

1

我本科在电影学院学录音,在英国念的专业是“广播与电影管理”,这专业的意思是,给人感觉XX总局局长应该是我干的。

回国后,我从2006年开始工作,干了两年,月工资从没超过三千。

2008年的1月1日到8月31日,我在可口可乐公司干男公关。那时候正是奥运会,奥运会有火炬传递,可口可乐是赞助商。有一个项目是跟着火炬全国跑,协调中间商,需要有人长期出差,临时招了六七个人。这份工作的薪水会超过一万,我实在是想挣点钱,就去了。

奥运会之后,我去了老罗的英语培训学校,然后又到了锤子科技。在英语培训学校我觉得很舒服,当老师满足了表演欲,有成就感,工作时间自由,还有女学生。当然英语培训学校不光有女学生,还有很多杰出的英语培训教师。我跟他们学会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他们干别的也都行。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些人的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就比较容易在社会上干成别的事。

2014年5月27日,我从锤子科技辞职——5月20日是锤子科技第一个产品的发布会,发布完一周后,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我老婆怀孕了,我要回家带孩子。我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带孩子,没结婚之前是养猫养狗。我有一种抚养本能——可能我女性化吧。最牛逼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

辞职的前后那段时间,我就在网上给别人讲课,教英语,教吉他。那时候收费不高,我给人讲一顿收一千块钱——一顿是,比如我教你弹一首曲子,教会为止。但是我发现事实上没有人能坚持学很多次课。不是我不找他,是他根本不找我。甚至有人交了钱见了一面,我说你回去练一下基本功,然后他就再也不找我了。

我辞职以后有更多时间专门用来干这个事,也许可以挣得更多。

然后,正好有一个人要脱产学托福,她的朋友介绍说这许岑就是以前讲英语考试的,讲得好。我们见面,见面就决定学。这是有七八十次面对面课程的,收费三万。我一想,未来三个月工资这不就到手了吗?而且每个礼拜只给她上两次课,我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干别的,这样效率是更高的。结果那女学生学了差不多十多次课就放弃了。她出国也不是自己有强烈的欲望。她当时就两个选择,要么出国,要么生孩子。结果可能就变成生孩子了。最后三万学费退了两万,毕竟上了十几次课。

把这钱一退回去,我快傻逼的时候,有个在线视频教学的XX网站来找我。它是那种把教学拍成视频放到网上让别人看的网站,收费低,但人多,因为没有人数限制。他们说,你以前也是英语培训这行的名师,你给我们录一套英语课,然后卖。当然,当时收益的分配比例在今天看是不合理的,也没有卖得很多,但是我仍然感谢他们,他们启发了我——而且我想到,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我可以自己录,我可以自己卖。

英语课已经卖了,我又觉得做吉他课拍摄比较费劲,我就先用电脑录屏,讲幻灯片制作。我有“老罗的御用幻灯片设计师”的名声。当即,出了一个幻灯片制作教程, 二十四节课,每节课十到二十分钟 。我觉得不能太贵,就定价九十块钱。我合计,我先卖两百个,卖两百个就是一万八,一万八就能付三个月房租。因为下个月真的没有房租了。

我把视频课程上传,然后在微博上一发。结果第一天就卖了一千三百个。然后第二天五百,第三天两百,快不行了,结果老罗帮我转了,之后连续三天,每天卖一千。一算,收入五六十万吧。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时候能卖到一百万呢?

我发现挣钱这个事是很有意思的。你选择干什么决定了你的收入。也是赶上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大家会买网上的虚拟的产品。内容产品,内容本身不能叫产品,要对内容进行深度的加工才能变成产品,而这个加工过程里有很多学问。你不要轻易学我出来做内容产品,因为这里面的学问你可能完全不了解。

我的幻灯片课程卖得不错,然后我又回头做了英语,讲了英语学习方法论;又做了吉他教程、摄影教程、炒菜教程。炒菜教程因为不是职业厨师出身,拉了老罗找的专业厨师一块儿,教了二十四道菜。 我有个在南加州学电影的朋友,他摄影很厉害,我又跟他出了一个摄影教程。出了这么多教程之后我发现我每个教程都卖得不错,当时也有好多人一直问我,我做的教程为什么都比别人做得好那么多,旋即,我就做了一个如何制作教程的教程。如果你想学我怎么做教程的话,那你就可以看这个。

2

可能就是刚辞职那年,有人在微博上管我叫“美貌大王”,我一听这名特别过瘾,就安在自己身上了,后来就变成自称美貌大王。之后我从淘宝转到微信,做了一个微信的平台,就叫“美貌大世界”,把我所有的教程和视频的、音频的产品全转了过来。

去年开始,我开始做音频产品。音频产品类似于广播节目,更偏重于信息。现在的人没时间看书,没时间看视频,又需要开车的时候也有一种“在学习的幻觉”,好,那我许岑就为你制造这个“幻觉”。

我的音频产品目前有三个,一个讲带孩子,主要是我媳妇儿在做,我有时候也会进去讲一些内容。我自己讲波普艺术,因为我对安迪·沃霍尔研究比较多。但是这个选题非常差,它太小众了。讲艺术就已经很小众了,再讲波普艺术,基本上没什么人听。后来我一怒之下,就从波普转到讲“学习型精英”。因为用户他们有时候只是感性上觉得波普很酷,但其实理性层面都是想成为精英。所以我就转成“告诉你怎么学习”。我还有一个“听电影学英语”音频专栏,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是真正给你一句一句讲英语的,但是我发现人们更喜欢听别人讲怎么学好英语,而不是听一句一句的英语教学。也就是说,人们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想学习,而是好奇。但好奇,也可能很好地转为学习的一种原动力。

这三个产品各有199期,一期差不多十分钟,一开始收费199,后来变成299。每一期产品的文字量差不多两三千字,我要先写脚本,要不然肯定会胡言乱语。

之前,我在一个大的产品平台上有一个精品课,叫“如何成为有效学习的高手”,现在正在写第二个:“如何成为一个有研究能力的人”。

这个平台很厉害,有一千万的用户,我的课第一个月就卖了十万多,那就是说,有十万个人知道我许岑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对个人来讲没有可持续性,对平台来讲可能也不是长期的持续性。因为总不可能弄一千多个这种作者来讲一千多个课。之后怎么办,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这种平台要考虑的问题。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产品呢?一本书,你不是没时间看吗?我也不能给你读,我就给你转述。我先把这书看了,看完我给你讲这本书里讲的啥。有人觉得这样就是有收获。所以那个产品叫“每天听本书”,二十分钟,你就能听完这本书。我体验了,印象不是很深刻,跟自己把书看一遍完全是两回事儿。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专业的,在讲述的过程中注意到了非常多的细节,帮助你归纳,然后总结,总之跟自己读书体验不一样。

现在,如果要做内容产品的话,我会去看书,等于是备课了。其他时间,我不看书。我发现我看书已经得不到任何收获了。我现在不需要那些知识性的,和那些你教我要怎么怎么样的东西。我需要观点,我需要一些有启发性的金句。观点不是知识,我不需要听整个推导过程,有人听推导过程都听不明白,我一听观点就明白了。观点的启发和帮助在于反直觉。反直觉就会让我觉得我变聪明了,我提高了。这也是很多人会去买这种产品的原因。

同样,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观点。这么多年,一直伴随我的评价就是讲课不讲干货,因为我只讲理念。我会告诉你,幻灯片制作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审美。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学那么多炫技的东西有啥用?当然,审美差,短期之内提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至少能让你认识到是自己的审美问题。

喔对了,如果你之前没有任何积累的话,不要轻易出来做内容产品,因为你连内容都没有。现学现卖这本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除了这些产品,我还有三个收费的微信群。

两年前,你很难想象有人会花几千块钱加一个微信群,但是现在有了。

我建了一个幻灯片制作微信群,开始收费4500,然后就进来几十个人,这就是三四十万。后来人数涨到一百多人,价格也从4500涨到现在的6999。在这样一个收费的规模之下,我会不定期地给他们上课,课程跟我其他的课程没有重合。我带着他们讨论,每天跟他们讲话,发一些我的作品,留作业,他们做完提交出来,我一看做得都很差,然后组织某一天晚上给他们点评……这就是收费群建立的逻辑: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提供优质的服务,那你要付费。因为它占用了我的时间,我的时间是有成本的。这是商业的逻辑。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可能需要学点儿经济学。

后来,我把这个群一年的有效期变成了永久有效。这不是因为我的服务要打折扣,而是我发现,建了一个群,比如说,第一年来了二百人,如果第二年再续费,这个群基本就散了。这种入群属于冲动,第二年又冲动的可能性非常低,除非极度狂热的粉丝。 要想让一个群长期存在,靠每年续费是不现实的,那干脆还不如就直接永久有效。幻灯片制作群现在的收费是6999,有两百多人。

另一个育儿群收费是9000,现在有一百来人。这个群一开始我发言频率高,后来是我媳妇儿管。我媳妇儿是所有的群里非常活跃的角色,相当于主持人。这个群和内容打造群都是永久有效。内容打造群的收费一开始是7497,现在是9999,有两百多人。内容打造群相当于如何制作教程的教程,如果你也想做内容产品,我手把手教你做,但是你得找我问。这个群是我收费群里最多元的一个群,除了私下来找我讨教制作教程的朋友,平时在群里大家都是聊生活和工作中的事情。而且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发出一个话题,到现在几乎把全宇宙的话题都聊遍了,很有意思的。

我基本不管理粉丝,因为自己做好了的话,粉丝自然就会喜欢你。我的公众号关注不高,不到三万,但是每天推送的阅读会达到七八千,我一发,群里就进来几个人。这说明我的粉丝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粉丝不管理,经营自己是要经营的。我经营自己的方法就是经常说一些“鬼话”,比如“贵就是好”。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观点屌,自己这么多年很委屈,然后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就是因为不知道“贵就是好”,总觉得贵是被骗,然后自己咣咣买了一些贵东西,真买了他才真体会到贵真的就是好啊!还有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咱们做事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做事比别人做得好,知道世界级标准,有审美。中国人普遍缺乏的是世界级水准和审美能力,我这儿有,我许岑这儿有。你跟着我,你也会获得这种方式。

3

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我挣了不少钱,我没算过,但粗略估计怎么也得有个几百万了吧,可是我数了一下手里的钱,只剩下一百五十万。

我拿着一百五十万,去看三千万的别墅,交了一百万定金,锁定了一间。傻逼吗?一个人只有一百五十万,还要去买一个三千万的别墅。当时我认为我可以去银行贷款,三千万,首付百分之四十,那我可能还差个六七百万,我可以跟朋友借,我可以很快把这笔钱还上。只要有银行肯贷给我一千八百万,三十年每个月还十万,我觉得OK。

然而没有银行肯贷给我一千八百万。银行的行长一听说有人要贷一千八百万,马上把我请到他办公室。然后一看,第一,我没正经工作;第二,我没有房产。你没有房产,你第一套就买三千万的别墅,你咋想的?就把我轰出来了。谈了好几家银行,都没有人肯贷给我。后来我就不得不放弃了。

拿回了一百万定金,我心想我可能还是得买个便宜房子。再不买房,这一百五十万就没了。钱都花哪去了?买一个奔驰S花一百万,买表买两块,一块十二万,给我媳妇儿买了一堆包儿,花了几十万,买一把小提琴花十万,买一个钢琴花五十万,这都是我干的。“贵就是好”这些理念是我真正相信的,我也会这样去贯彻。 但我也已经跟粉丝们说了,贵就是好,贵是没有上限的,贵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让自己稍微有点心疼就可以了。这样会促使你更多地使用这个买来的东西,你的专注度会更高。 

我还没有完全过了物质带给我幸福感的阶段,因为我还没有拥有我全部想要的物质。更进一步的话,物质的消费不算高贵了,要隐性消费——就是你花了这钱,别人看不着。比如花大价钱请郎朗教你弹钢琴,那比爱马仕包可贵多了,这可能是没有止境的,但还是提高自己。我五十万的钢琴买在家里,我还不会弹,但只有五十万的钢琴才有可能让我从不会到会,如果是五万的话,买回来那就是一个摆设。所以我不是真喜欢弹钢琴,我是喜欢在五十万的钢琴上弹。

以后,我觉得我只会越挣越多。我爸不相信这件事,天天以他自己的经历来给我提醒,他也挣钱容易过,后来就挣不着钱,非常焦虑。但是我觉得,我的挣钱能力不是完全取决于运气和时代性,而是我有过人之处。我做事儿就是比别人做得好。

时代的运行在变得越来越快,人们需要的东西也会越来越浅。如果说把自己掏空表现在没有新的产品出来了,这个对我而言是不存在的。花三年学了一样技能,然后把它讲出来,和花三个月学习再把它讲出来,其实效果可能是一样的。我说的效果不是那种对技能的掌握程度,而是对于新的学习者来讲已经够了。我的过人之处,就是我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再做出一个新产品,我的新产品总给人启发。从我开始挣钱起,我就有这个信心。

内容付费从2014年开始,甚至是在大趋势之前我就开始做了,所以我仍然感谢之前找我的那个XX网站,因为他们可能算是意识比较早的,然后我获得了这个信息。但不是人人获得信息都能做起来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积累。你会发现,从2014年到2017年,这个潮流还没过去,它还能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真正的那些昙花一现的行业已经死掉了。所以接下来再发展个两三年,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至于两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没想过了。

我知道我的群里有挣钱能力很强的人,但那不是我教的。其实我没有教会粉丝们挣钱,我只教会他们花钱。不是高消费,过奢靡的生活,而是花钱学习,体验,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简单说就是怎么能把事做得更好。真正把事情做好了,我觉得就能挣钱。

我的粉丝变现能力都不差。有很多人同时加了我三个群,那可能就需要三万块钱,他能这么干的原因是他能挣钱。有些企业做产品就是卖给注重性价比的消费者的,那有些就是卖给有钱的。在我看来,贵的东西性价比才真正高。便宜东西全是垃圾。我就是做奢侈品,我的志愿就是服务小众,就是这些觉得我比别人好的人。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每天的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想干啥就干啥。目前我自己能感受到的危机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踏踏实实每天六个小时练吉他了,我没有这个时间了。随着挣钱速度越来越快,你会总想着怎么能更快地把钱挣回来。这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是危险的。

现在,我的幸福感来自于把老婆孩子照顾好了。

我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孩子,没孩子我不会辞职的。我不可能让任何一个除了我和我媳妇儿以外的人去带这个孩子。我买奔驰,孩子可以坐得舒服,买表肯定是为了自己,当然也可以传给孩子。买钢琴,我倒不会逼我的孩子学钢琴,但万一他要学呢。买房子也是为了让他将来有一些资产。

我的孩子是计划生的。三十岁以前我绝对不会生孩子。三十二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腻了。我觉得没意思,来来回回就那么回事儿,养猫养狗也满足不了我的抚养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欲望了,那我要生孩子。所以最后一个女学生,我跟她说咱俩怀个孕,你要是怀上了,咱俩就结婚。现在看我多么靠谱。

其实我是什么呢?我是做什么都要做好,我从小有强烈的作品意识。上学时老师让我们自己画报纸,我也会比别的小朋友画得好。现在啊,当老公,我也要当最好的老公。当爹也是一样。孩子是我的作品。我的孩子无论从长相,包括他头的形状,他的发型,他的神态都是我的作品。我干别的任何事都不能满足我这种作品创作的欲望了,那我只能通过带孩子了。

因为有了孩子,我真正想干的事还是跟教育有关。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有点类似于少年宫,但是它不是那种常见的少年宫,而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世界级的建筑,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世界上的所有的乐器、体育、科技、生物、天文的、地理的……能给孩子能够展示出来的东西。不需要教什么,只是展示。它非常理想化,是一个有点乌托邦性质的东西,是完全实现不了的。如果有人给我拿个几亿,说你必须把这给我做了,那我就去做。这是有教育理想的人才能做的事,是情绪化,不是做生意——有一句话叫,在你财务自由之前不要去弄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什么挣钱弄什么,那才能挣着钱。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

  《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

  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

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

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

  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巴金

  十月二十六日

——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

   “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问的朋友们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我始终忘记不了这一件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当时的权威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过了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寄,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惟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够到手的就读,读了也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① 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惟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

  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

  我最近还在另一个地方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几十年前同一位朋友辩论时就说过:长得好看的人用不着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丑八怪,不打扮,看起来倒还顺眼些。他说:“流传久远的作品是靠文学技巧流传,谁会关心百十年前的生活?”我不同意。我认为打动人心的还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这仍然是在反对那些无中生有、混淆黑白的花言巧语。我最恨那些盗名欺世、欺骗读者的谎言。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间我写了后来编成十四卷《文集》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里面有《激流三部曲》,有《憩园》,有《寒夜》。第二个二十年里面,新中国成立了,一切改变了,我想丢掉我那枝写惯黑暗的旧笔,改写新人新事,可是因为不熟悉新的生活,又不能深入,结果写出来的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而且经常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写作的机会更加少了。

  我一次一次地订计划叫嚷要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然而计划尚未实现,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一下子变成了“大文霸”、“牛鬼蛇神”,经常给揪出去批斗,后来索性由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六个负责人王洪文等决定把我打成不戴帽子的反革命,赶出文艺界。造反派和“四人帮”的爪牙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甚至在大马路上贴出大字标语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要把我搞臭。张春桥公开宣布,我不能再写作。但是读者有读者自己的看法。张春桥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不能把我从读者的心上挖掉。事实是这样,“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仍然得到读者的信任。我常说:“读者们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读者们要我写作用不着等待长官批准。“四人帮”倒了,我的书重版,却得到了更多的读者。

  我虽然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究竟白白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真是噩梦醒来,人已衰老,我今年七十六岁,可以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抓紧时间,也抓紧工作。

  我制定五年计划,宣布要写八本书(其中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翻译五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本来作者写作品用不着到处宣传,写出就行,我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就是希望别人不要来干扰,让我从容执笔,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争取写作时间而奋斗。

  我要奋笔多写。究竟写什么呢?五本《随想录》将是我生活中探索的结果。我要认真思考,根据个人的经验,就文学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两本小说将反映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一定写真人真事,也写可能发生的事。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种反面教员吧。我又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但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并未忘记: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从广州回上海,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吧?)一家旅馆里,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爱情三部曲》,准备交给上海开明书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从里屋出来,到阳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来,走过桌子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梦见你死了。”他就回里屋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无法同他研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我说做梦不损伤精神,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个时期我也曾为怪梦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虽说我当时信神拜神,还妄想通过苦行赎罪,但毕竟精神受到压抑,心情不能舒畅。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造反派”总是说我“心中有鬼”。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家里,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没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头台灯的灯泡。又有一次在干校,我梦见和恶魔打架,带着叫声摔下床来,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还有些痛。当然不会有人同情我。不过我觉得还算自己运气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干校的时候,军代表、工宣队员和造反派头头指定我睡上铺,却让年轻力壮的“革命群众”睡在下面。我当时六十六岁,上上下下实在吃力,但是我没有发言权。过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队员来到干校,他建议让我搬到下铺,我才搬了下来。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么我这一回可能摔成残废。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声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给惊醒,我爬起来回到床上又睡着了。

  好些时候我没有做怪梦,但我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做怪梦。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确像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

  但是对我,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说过我来日本是为了偿还友情的债。长崎是这次旅行最后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们访问六个城市,相聚的日子越来越短,晚上静下来我会痛苦地想到就要到来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债了。

  在这一点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广岛,在长崎我到底想些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何况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十二张嘴会不会讲出不同的话,他更没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梦里,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间做的梦里,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水!水!”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不曾讲完我的梦呢!

  在梦里我终于憋得透不过气了,当着朋友的面我叫喊起来:“让我说!我要告诉一切的人,决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决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说完了我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梦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