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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 译

  “……因此,事业完全失败了。对于拖欠各位的债务,已经无力偿还。摆在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死亡。”

  艾尔先生独自伏在桌上,留给债主的信就这样结束了。座落在郊外的艾尔先生住宅,这时夜深人静。他放下笔,传出一声空洞洞的响声。

  接着,艾尔先生在抽屉里翻了一气,找出一只旧手枪。虽然他对满是铁锈的旧手枪究竟能否打出子弹很表示怀疑,但还是装上了子弹,因为他认为这个手枪为了自杀还是满有用的。

  “哎!真是无聊。多么想过一过稍好一点的人世生活啊!”

  艾尔先生自言自语地说。他平时就相信,即使死去也能重新托生。所以,此时此刻并不显得惊慌失措。随后,他怀着诀别的心情环视了自己的房间,酒瓶中残存的威士忌映入他的眼帘。

  “既然这样,喝过酒再自杀吧。把酒喝掉,我的财产也就一无所有了。”

  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也就是将自己唯一的财产喝光了。这间屋子里所有的家具,明天都将转让给别人。存款和现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债台如山,是一生劳动也未能还清的债务。而且,艾尔先生夜以继日地忙于重建自己的事业,患了心脏病。与其忍受心脏病发作的痛苦,为了偿还债务而不眠不休地劳动,莫如早些自杀,盼望来世更好些。

  这时,外面似乎有停车声,接着有人敲门。

  “如此深夜的来客,一定是来要账的吧!辛苦了。但是我已经分文皆无,而且用不了多久,连生命都将要不存在了。喔!您是哪一位债主?”

  艾尔先生说着掀开窗帘,悄悄地向窗外溜了一眼。黑暗中好象停着一辆车,因为天黑没有看清司机是谁。

  他把目光移向大门,只见在暗淡的门灯下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子汉,不但相貌,就连装束也从未见过。

  艾尔先生打开了门,只见那男子伴随深夜的寒风,迈着奇异的步伐走了进来,站在灯光下。

  “你是……”

  艾尔先生话到嘴边又停下了。他觉得那个男子的身边笼罩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氛,而且同房间里的一切都很不协调。他想:“是死神找到头上了吧?”但艾尔先生又打消了刚才那种想法,对那男子说:“真对不起,还是没有钱,无法还您的债。”

  不论是谁,到我这来的都是债主。艾尔先生已经养成了见人就鞠躬致歉的习惯。

  这时,那男子用一种奇怪的声调反问道:“你说什么?”

  “您不是来讨债的吗?”

  “哈哈!是钱啊!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钱的伟大作用。”

  那男子的狂笑声使艾尔先生低头沉思,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

  尽管这样,艾尔先生还是声称这是对他一生最后的一次照顾了。但,生意已经垮台,债台如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我今晚想要自杀。”

  “是这样!那么我太幸运了。不曾想,我能见到这样的惊险场面。这是有趣的题材,我非常高兴。那么,你快自杀吧,让我开开眼!”

  艾尔先生听了,气愤地说:“什么……”

  “我是说,你不必客气,赶快死吧。我不打搅你,只是安安静静地瞧个热闹。”

  “瞧热闹?这象话吗!眼见一个走投无路而要自杀的人,要瞧瞧热闹,难道你不伤心落泪吗?”

  “没有那些感情。喂!快自杀吧,我还有急事。”

  艾尔先生瞪大了眼睛说:“你这个东西,我就是死也要把你带去。我死之前,先把你杀掉!”

  他操起桌上的手枪,向对方射去。随着刺耳的一声枪响,子弹出了枪膛。但由于手枪已经破旧不堪,弹道失灵,子弹只打中了那男人的脚。只见他一声惨叫倒了下去,边倒边说:“哎呀,不能这样做啊!”

  但似乎看不出他有什么痛苦的表情。艾尔先生很奇怪,因而,对枪击对方深感懊悔。

  “喂!痛吗?太抱歉了,只怪你刚才说的话气人。”艾尔先生说。

  “不,不痛。”

  听了这样的回答,艾尔先生大吃一惊。他再靠近一些,察看伤口,更加吃惊,伤口根本不流血。

  “怎么,你是假腿?”

  “不,不是什么假腿,我整个身体是由机器组成的。”

  艾尔先生听了以后,仔细察看那个机器人的伤口。从刚才子弹射中的部位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齿轮和弹簧,流出来的好象是透明油。艾尔先生倒拿着手枪,用手枪的把手狠砸那机器人的头部,但根本没发现他有疼痛的感觉;相反,撞击金属的声音反倒把他自己的手震得发麻。

  “机,机器人?这么精巧的机器人是什么人制作的?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是制造不出来的。喂!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在你们来说,是从未来社会来的,我打算到过去的社会去作一次旅行。”

  “未来?是啊,未来有可能制造出象你这样的机器人。但是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是乘计时机器来的,就停在你家附近。”

  艾尔先生想起了在黑暗中看到的奇怪的车,恍然大悟地说:“就是它啊!”

  “尽管是那样,机器人从未来社会来到这里干什么呢?”艾尔先生暗中思量。

  机器人接着说:“未来社会是和平的世界,一切都称心如意。但谁都觉得不理想。”

  艾尔先生接着略有风趣地问道:“未来社会不会有借债、生病等种种的痛苦现象吧?”

  “在未来,借债、生病、失恋、战争、不平、仇恨等等的贫困和痛苦现象都不存在。可是,谁也不觉得有意义。因此,我受人之托,来调查一下充满着苦难的过去,并如实地介绍情况,以便让人们认识到同以往相比,当前的生活是多么美满和幸福。我搜集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件,但只是未见到自杀,因此,一定要看看你的死亡。”

  艾尔先生听了这番长篇演讲,怔怔地站立,闭上眼睛,张着大嘴。如此精巧机器人生存着的未来社会是多么美妙的未来啊!艾尔先生想象着那个天地,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

  那个机器人又接着说:“你的自杀似乎要延期了?我已经不能再等,因为时空连接器情况不佳,归途的能源已经不足了,那么……”

  机器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拖着受伤的脚走了出去。艾尔先生慌忙叫喊:“等,等一等,请把我也带去吧!”

  “那可不成!”

  “象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前去介绍情况不是更好吗?”艾尔先生苦苦地哀求。

  “说的倒是。不过一看见了未来,就再也不能回到现在这个社会了。而且,回到过去,谈论未来,历史就会发生混乱,那可大成问题。”

  “请您不必担心。我对当今社会已经绝望。无论是谁,到了没有贫困、痛苦、堕落的社会,是不会想再回来的。”

  由于艾尔先生再三恳求,机器人同意了,他们一起登上了黑色计时器,一声长鸣划破了夜空的寂静。计时器穿云破雾,向未来飞去。“喂,到了。”

  随着机器人的喊声,艾尔先生环视了周围的一切。只见在灿烂的阳光下,矗立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人们的脸上充满着喜悦,一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真是非常理想和美好的未来社会。

  但,艾尔先生很快就了解了使人迷惑不解的未来社会的真实情况:这里确实没有贫困、堕落和痛苦,因为都是机器人,这就不足为怪了。而且,粮食就是机器油和电池,何况一死就不可能再去托生……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做改造的目标。我还记得有一个上午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厨房里劳动,外面的红卫兵跑进来找“牛鬼”用皮带抽打,我到处躲藏,给捉住了还要自报罪行,承认“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传达室的老朱在扫院子,红卫兵拉住他问他是什么人,他骄傲地答道:“我是劳动人民”。我多么羡慕他!也有过一个时候我真的相信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文艺,其余全是废品。我彻底否定了自己。我丧失了是非观念。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是唯唯诺诺,不动脑筋地活下去,低着头,躲着人,最怕听见人提到我的名字,讲起我写过的小说。在那种时候,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会想、也不敢想文学和文学资料,更不用说创办文学馆和保存我们的文学资料了。在一九六七、六八年中我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可怜、可鄙的。这才是真的着魔啊!

  但是“四人帮”贴在我的脑门子上的符咒终于给撕掉了,我回头看以前走过的道路又比较清楚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也懂得一点,不能说自己读过的书都是毒药或者胡说。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十年浩劫中的血和火搅动了我心灵中的沉渣,它们全泛了起来,我为这些感到羞耻。我当时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文学,否定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这样想过。现在我把那些否定又否定了,我的想法也绝非虚假。万幸我在入迷的时候并没有把手边的文学资料全部毁弃,虽然我做过的蠢事已经够多了。我烧毁了大哥写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以及一些类似的东西,自己也受到了惩罚,我再要写《激流》一类的作品就有困难;同那些信件一起,我过去的一段生活也变成了灰烬。但是一个人的历史可以随意改写吗?可以任意编造吗?在一九六六年和以后的两三年中间我的想法真是这样。我甚至相信过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当然也没有资料的理想世界。

  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人偷偷地问过我:“难道我们的祖先就没有留下一点值得重视的遗产?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难道你几十年中那许多作品就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我答不出来,一方面我仍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已经给“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不敢“乱说乱动”,惟恐连累亲戚朋友。活命哲学是我当时惟一的法宝。

  一九七九年春天起我出国三次。我出去并非镀金,也不想捞取什么,我只是让一些外国朋友看看我并不曾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还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在国外我才发现人们关心中国,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认识我们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好些国家中都有人在搜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和有关资料;或者成立研究会、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我们的“文革”期间被视为粪土的东西,在国外却有人当做珍贵文物收藏。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经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到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的有一本萧乾的作品(大概是《创作四试》吧)。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三月二十九日

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读、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读者,我能够写什么样的答语呢?在写字也感到吃力的时候,我常常把需要答复的来信放在一边,过了几天却不知道在哪儿去寻找它们,只好望着满屋子的书刊和信件发愁。有些信件需要转到别处,可是我转来转去毫无结果,有时甚至又回到自己的手边。还有人错把作为装饰的头衔当成发光的钥匙,要求我为他们打开一些方便之门。我只好用沉默回答。但是我也为沉默感到痛苦。一方面我没有忘记我欠了读者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另一方面我脑子里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个自己的形象:一个多病的老人移动艰难的脚步走向遗忘。让读者忘记我,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读者。  

这不是矛盾吗?既然愿意被人忘记,为什么还不肯放下自己的笔?  

我说过我这一生充满了矛盾。远离了读者,我感到源泉枯竭。头衔再多,也无法使油干的灯点得通亮。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星微火就不会熄灭。究竟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也就是我同读者的惟一的联系。今天我同读者之间仍然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我还能活下去,还能写下去。  

二月二十三日

不久前我看过北京电视台摄制的电视剧《他是谁》,接着又看到云南电视台的电视小品《似梦非梦》,两部作品写的都是骗子的事情。电视剧里的骗子冒充省委书记的儿子;在电视小品里,骗子就靠一张港澳同胞回乡证。小品的最后还有说明:这里表现的是真人真事,骗子是来自福建农村的社员,凭一张“回乡证”吃喝玩乐地混了好一阵子,欺负了三个女青年。我对着荧光屏,一边看“戏”一边思索。对在我四周发生的事情,我无法冷眼旁观。两个骗子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同样太拙劣了。任何人只要肯用脑子思索,就不会受骗。但偏偏有不少人上当。可以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自投罗网的,而且他们推波助澜,推动骗子朝前走,使“他们”欲罢不能。骗子能够一再出现,而且到处吃得开,正因为我们社会里还有不少像飞蛾那样的人,也因为我们的空气里还有一种类似旧小说中使人神志糊涂的迷魂香的东西,有的人见到骗子就头发晕,马上缴械投降。

  我几次谈论骗子,并非对那种人特别感到兴趣。我没有忘记我们社会的主流,我也知道在新中国英雄和好人占绝大多数,应当多谈他们。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谈骗子就是给新社会抹黑。当然最好是生活里没有骗子,大家都说真话,彼此以诚心相待。不幸事与愿违,骗子竟然出现了。有人想把他一笔勾销,有人想一手遮盖,有人想视若无睹,反而怪别人无事自扰,少见多怪。这种做法也不见得妥当。你轻视骗子,你以为骗子起不了作用。他却在暗中放毒,扩大影响。吃亏的还是别人,一些没有经验的人。

  揭露骗子的话剧没有公开演出就过去了。倘使骗子能像戏那样永远过去,那有多好。可是骗子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电视剧和电视小品又出来了。我希望这样的“剧”和“小品”多放映几次,它们会产生防疫针的作用。我看对付骗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没有人肯钻进圈套,那么连骗子也会失业了。

  其实,骗子的问题并不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骗子,不一定全是坏人。在说谎受表扬、讲真话受批评的时期中,谁没有讲过假话?提起冒充的问题,它更是复杂。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不是也冒充过已故的沙皇彼得三世吗?一九三六年冬天我和鲁彦、靳以同去杭州,帮助一位不认识的女读者脱离危难,我就冒充过她的舅父。这三十年来常常有人写信给我或者到作家协会、出版社、刊物编辑部找我,说是我的亲戚,不过是为了见我一面,同我谈谈。最可笑的是有一位朋友听见外面传说我二次结婚大摆酒席,传得太厉害了,他就出来证明确有其事,他也参加过宴会,还说明自己坐在第几桌。后来谣言过去,别人问他,他只好老实承认:“我是他的朋友,要是有这种大喜事,我怎能不参加?……”他讲假话骗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还有一些人,平日喜欢吹嘘交游广、朋友多,说认识某某人,同谁来往密切,他们说谎,并不是想害人,也只是满足个人的虚荣心或者特殊的兴趣。只要听话的人脑子清楚,不去理他们,或者当笑话听听,就不会出什么乱子。对这种人,难道你也能把他们抓起来,依法判刑吗?

  我不过是一个作家,却也有人冒充我的这个、那个。幸而我无权无势,讲话不起作用,有时“长官”高兴,还在报告中点一下名,免得我翘尾巴。因此那些冒充我的什么的人,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好处,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安度晚年。

  然而倘使我是一位“长官”,或者海外富豪,情况就两样了,有人冒充我的儿子、我的侄子或者什么亲戚,只要漏出风声,就会有数不清的飞蛾扑上来,于是种种奇怪的事情都发生了。

  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的某些毛病。对封建社会的流毒我有切肤之痛。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要做到大公无私,有多大的困难!不过我至少明白封建特权是丑恶的东西,是应当彻底消除的东西。

  我记得一句古话:“木朽而蛀生之矣。”正是这样。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难道你能够用“禁”、“压”、“抓”解决问题吗?

  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师并不是高明的大夫。至于我呢,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要是人人识货,假货就不会在市面上出现了。

  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