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搜索

黄色的冬日来了,充满厌烦。雪像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旧桌布,尽是窟窿,铺在铁锈色的大地上。桌布不够大,有些屋顶没有盖住,这些屋顶就这样屹立在那里,黑色和棕色,木瓦顶和茅草顶,它们像一艘艘方舟,控制着像汪洋大海似的被煤烟熏黑的顶楼——漆黑的大教堂,布满肋骨似的椽子、梁和桁梁——黑黢黢的冬天的阵风肺。每天的黎明揭示在黑暗中涌现出来的被夜晚的风充了气的一排排新烟囱和烟囱管帽:魔鬼的管风琴的黑色的管子。扫烟囱的没法摆脱那些乌鸦,它们在黄昏密密匝匝地待在教堂附近、长着黑色的没有枯萎的树叶的树枝上,接着扑簌簌地飞到空中,又回到树上去,每一只鸟紧贴在它自己那条树枝的自己的位置上,要等到黎明才一大群、一大群地飞走,像一阵阵煤烟、一片片尘土,起伏不定和奇形怪状,呱呱地叫个不停,叫得一道道霉黄色的亮光发黑。白天寒冷而叫人腻烦,硬邦邦的,像去年的面包。人开始用钝刀切这种面包,毫无食欲,带着懒洋洋的冷漠神情。 

  父亲不出去了。他封起一个个炉子,研究永远无从捉摸的火的实质,感受着冬天火焰的盐味和金属味,还有烟气味,感受着那些舐着烟囱出口的闪亮的煤烟火蛇的阴凉的抚摸。在那时候,他在一个个房间的高处专心致志地干一切小修小理的工作。在白天所有的时间里,可以看到他蹲在一架扶梯顶上,在捣鼓天花板下面、在长窗上面的檐板旁、在吊灯的平衡锤和链子旁的一样东西。他模仿室内油漆工的习惯,用的那架扶梯像两个巨大的高跷;他感到处在靠近漆着天空、树叶和鸟的天花板,可以鸟瞰的地位开心极了。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我母亲对他的情况感到担心和不快,试图引他谈谈事情,谈谈月底该付的帐单,这时候,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她讲话,迷惘的神情中流露出苦恼。有时候,他为了要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裂缝上去。就做出警告的手势,阻止她讲下去,还举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调查的重要性,接着一心一意开始听起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叫人悲伤的根源,可悲的情结正在他的心里成长。 

  母亲对他没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却恭敬地注意着阿德拉。对他来说,他的房间的打扫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仪式;他一直作好安排,好亲眼看到这个仪式,带着既恐惧又喜悦的兴奋感觉注视着阿德拉的全部动作。他认为她的一切作用有更深的象征意义。那个姑娘用年轻而坚决的姿势把一把长柄刷在地板上推动的时候,父亲简直受不了。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淌下来;无声的笑扭歪了他的脸;一阵阵的喜悦使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被激动得浑身发氧,达到疯狂的程度。阿德拉只要向他摇摇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使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一扇扇房门,最后直挺挺地倒在最远的房间的床上,在一阵阵痉挛的大笑中打滚,想象着那种他没法顶住的挠痒。因为这个原因,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一开头,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为一体的爱好。这也许也是一种生物对亲属,然而是不一样的亲属,对种种生物的更深的、生物学上的同情,在一个未曾勘测过的生存领域里作试验。只是在较后的阶段,情况才发生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反自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还是不公开的好。 

  不过,一切都是从孵鸟蛋开始的。 

  父亲花了许多精力和钱财,从汉堡,或者荷兰,或者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进口种种鸟蛋;他用比利时进口母鸡孵这些蛋。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这件蛋里孵出小鸟的事情,这些是色彩和形状真正希奇古怪的玩意儿。那些怪模怪样的玩意儿长着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嘴,一生下来,嘴马上张得很大,贪婪地发出嘶嘶声,露出喉咙口;那些像蜥蜴似的小动物长着脆弱的、赤裸裸的驼背的身子——从这些玩意儿上,很难看出将来的孔雀、野鸡、松鸡,或者秃鹰。这一窝蜥蜴似的小动物放在盛着棉花的篮子里,伸出细细的脖子,抬着脑袋,眼睛上长着角膜白班,什么也看不见,它们的发不出声音的喉咙无声地叫着。我父亲会沿着架子走动,围着一条绿色粗呢围裙,好象一个园丁在摆仙人掌的暖房里;他从一无所有中变出那些瞎眼的、跳动着生命的小不点儿,那些虚弱的肚子只是以接受食物的形式去接受身外的世界,那些眼睛被蒙住的、处在生活表层的生物向亮光爬去。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气勃勃的啾啾声。那些鸟歇在窗帘框上,衣橱顶上;它们在一盏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旋涡形装饰中间做窝。 

  父亲在钻研巨大的禽学课本和仔细看彩色插图的时候,那些长着羽毛的幻像似乎从书页上脱身而出,使房间里充满颜色,一点点血红色,一条条宝石蓝色、铜绿色和银白色。在喂食的时候,它们在地板上形成一张五光十色、高低不平的床,一张有生命的地毯;一有陌生人闯进来,地毯就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扑簌簌地飞到空中,最后高高地待在天花板下面。我尤其记得有一只秃鹰,一只巨大的鸟,脖子上没有羽毛,脸上尽是皱纹和疙瘩。她像一个憔悴的苦行者,一个喇嘛,一举一动充满沉着的庄严;这是受它的伟大的种类的刻板的礼仪所指引的。它坐在我父亲对面的时候,一动也不动,姿势像永恒的埃及偶像的纪念碑,眼睛上盖着泛白的内障;它把内障斜盖在眼珠子上,完全遮住眼睛,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从石头似的侧面像看,它活象我父亲的一个哥哥。它的身子和肌肉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它有同样粗硬的、皱巴巴的皮肤,同样脱水的、瘦骨嶙峋的脸,同样角质的、深深的眼袋。甚至拿手来说吧,我父亲的长长、厚厚的有圆滚滚的指甲的手,关节强健,同秃鹰的爪子也非常相似。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鹰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分的、干缩的木乃伊。我相信甚至我母亲也注意到这种奇怪的相象,尽管我们始终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秃鹰使用我父亲的便壶。 

  我父亲不满足于孵出越多的新品种,在顶楼安排起鸟的婚配来;他派出媒人;他把热切的、有吸引力的鸟拴在屋顶上的窟窿和裂口里;不久后,我们家的屋顶,一个巨大的双脊木板瓦屋顶,变成真正的鸟的宿舍,一艘收留各种各样从遥远的地方飞来的扁毛生物的挪亚方舟。在这个鸟的天堂被消灭好久以后,这个习惯仍然在鸟的世界中保留着;在春天迁徙的季节,我们的屋顶被一整批、一整批鹤啊、鹈鹕啊、孔雀啊,和各种其他的鸟所包围。然而,经过一个短短的辉煌的时期,整个事业却发生了叫人遗憾的转变。 

  不久以后,就不得不把父亲搬到顶屋那两间做过贮藏室的房间里去了。黎明时刻,我们能听到那里传来各种鸟叫混合成一片吵闹声。顶楼两个房间的木板墙,在三角墙下的空间印发的回声支援下,造成惊天动地的响声,其中扑动翅膀的声音、喔喔的啼声、咕咕的鸣声、交配的叫声。有几个礼拜,见不到父亲的踪影。他只是难得下楼,走进住房;不过,他下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似乎干瘪了,已经变得比较瘦小。他偶尔走神,会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摆动两条胳膊,好像胳膊是翅膀似的,接着发出一声很长的鸟叫,那时候,他的两只眼睛上像蒙上一层薄翳似的。接下来,他显得相当困窘,会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把事情应付过去,试图把整个事情变成开玩笑。 

  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她闻到房间里充满着恶臭,就站在门口,扭者双手;地板上,桌子上和椅子上,滴满了一堆堆鸟屎。她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柄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升起来了,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酒神巴克斯的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那根手杖发出的旋风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摆动两条胳膊,试图同他的那一群扁毛动物一起飞到空中去。那个翅膀形成的云团缓慢地越来越稀疏;直到最后,只有阿德拉同我父亲留在战场上;阿德拉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我父亲呢,这会儿显出羞愧的表情,准备接受彻头彻尾的失败。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下楼来——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失去了王位和王国的流亡的国王。 

一 

  他们谁也不知道天空的颜色。几双眼睛平望出去,紧紧盯着汹涌而来的波涛。波涛是蓝灰色的,只有浪脊上喷溅着白色的泡沫。他们几个人全都知道这海的颜色。地平线窄了又宽,落了又起,边缘上总是参差不齐,波浪看上去像巉岩一般尖削地向上搏击。 

漂浮在海上的这条小船,许多人家的浴盆都该比它大。那阵阵波涛无法无天、飞扬跋扈地翻得又高又急,每个浪头都给小船的航行带来问题。 

  厨子蹲在船底,双眼瞅着那六英寸厚的船舷,他与这汪洋大海就这一舷之隔啊。他把袖子捋过肥胖的前臂,当他猫腰从船里往外舀水时,身上的背心因为没有扣上,两片襟子在荡来荡去。他不时说道:“天哪!好险啊!”他说这话时,眼睛总是向东凝视着那起伏不定的大海。 

加油工在用两把桨中的一把划着船,有时猛然抬起身子,闪开由船尾漩进的海水。那是一把细细的小桨,好像随时都会啪的一声折断似的。 

  记者划着另一把桨。他注视着波浪,奇怪自已为何呆在这里。 

受伤的船长躺在船头,此刻陷入极度的沮丧与冷漠之中。如果事情不顾人意,出现商行倒闭、军队败北、船只沉没等情况,即使最有勇气、最有耐性的人,也会产生这种心情,至少暂时如此。一个身为一船之长的人,不论他指挥了一天还是十年。他的心深深地扎根于船上的—筋一骨。更何况,这位船长头脑中还留着如此严酷的景象:晨曦蒙胧中,海上漂着七张翻转的面孔,后来又见到一根中桅的断杆,上面还缀着一只白球,在随波冲荡、越来越往下沉,最后沉下去了。此后,他的声音就变得有点奇怪了,虽说还很镇定,但却带着深沉的哀伤,带着一种口舌和泪水所无法表达的特性。 

  “比利,把船再向南转—转,”他说。 

  “是,再向南转一转,”加油工在船尾回道。 

坐在这只船上,简宜就像坐在一只狂蹦乱跳的野马上,何况,野马也不比那船小多少。那船腾跃,竖起,栽下,就和那野马一样。每逢浪头打来,小船因此而颠起时,它好似一匹烈马向高耸的栅栏扑去。那船如何攀越过一道道水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况且,到了滔滔的白色浪脊上,通常还存在这样的问题:浪花每次从浪峰上俯冲下来,小船就必须跟着再跳一次,而且是临空一跳。接着,小船目空一切地撞上一个浪头之后,便滑下一道长坡,风驰电掣,水花四溅,颠颠晃晃地来到了下一个威胁跟前。 

  大海上有个特别不利的情况:当你成功地越过一个浪头之后,你发现后边又有一个浪头接踵而来,一样的气势汹汹,一样的急不可待,非要想方设法把小船吞没不可。在一条十英尺长的小船上,一个人可以了解大海如何善于兴风作浪;而对于一般从未乘小船漂海的人来说,这是无法了解的。每逢—垛蓝灰色的水墙涌来,船上的人便给挡得什么也看不见,因而也就不难设想,这个浪头是大海的最后一次爆发,是海水的最后一次逞凶。波涛的运动极为优雅,静静地荡来,只有浪脊在咆哮。 

在惨淡的光线中,那几个人的面孔准是灰白色的。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尾,眼睛准是在奇怪地闪烁着。若是从戏院的楼厅上看去,这整个场面无疑是神奇而迷人的。但是,船上的人却无暇来观赏,即便有这闲暇,他们心里还要想着别的事情。太阳冉冉地升上天空,他们知道是大白天了,因为海的颜色由蓝灰色变成了碧绿,上面还夹带着琥珀色的光道,而那浪花好似滚滚白雪。夜去昼来的过程,他们并不知晓。他们只是从滚滚而来的浪涛的颜色上察觉到这番变化。 

  厨子和记者在争辩救护站与收容所有何区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厨子说:“就在蚊子湾灯塔的北边,有—个收容所,他们一看到我们,就会乘船来接我们。” 

  “谁一看到我们?”记者问。 

  “水手们。”厨子说。 

  “收容所里没有水手,”记者说。“据我了解,收容所只是为海上遇难的人准备衣服和干粮的地方。他们没有水手。” 

  “噢,有的,他们有的。”厨子说。 

  “没有,他们没有。”记者说。 

  “算啦,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到那儿呢。”加油工在船尾说。 

  “嗯,”厨子说,“我看离蚊子湾灯塔不远处,也许不是收容所,说不定是个救护站。” 

  “我们还没到那儿呢。”加油工在船尾说。 

二 

  小船从每一个浪峰栽下的时候,疾风钻透了那几个没戴帽子的人的头发,而船尾扑通一声又颠下去的时候,浪花又溅过他们身旁。这些波浪,每个浪峰都是一座小山,那些人可以利用呆在峰顶的瞬间,眺望一下浩瀚喧嚣的大海,只见海面熠熠发光,被风吹得支离破碎。放荡不羁的大海演出这场游戏。也许是绚丽多姿的,也许是光彩夺目的,到处闪耀着翠绿色、白色和琥珀色的光芒。 

  “好极了,风往岸上吹,”厨子说。“要不然,我们会漂到哪儿去呢?一点指望也没有。” 

  “那倒是。”记者说。 

  忙碌的加油工点头表示赞同。 

  船长在船头闷然一笑,这笑声把诙谐、轻蔑和悲怆融为一体,一股脑儿地全给表露出来了。“伙计们,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就有很大指望啦?”他说。 

  那三人听了都默默不语,只是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两声。他们觉得,在这当儿表示任何异常的乐观,那是幼稚而愚矗的,可是,他们心里对情态无疑都感到乐观。在这种时刻,年轻人的思想是顽固的。另一方面,从伦理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处境绝对不允许公然表示绝望。因此,他们只好沉默不语。 

“哩,好啦,”船长安慰他的伙计们说,“我们会安全到岸的。” 

  不过,他的话音有点不对,引起了三人的深思,于是加油工说:“是的!如果风向不变的话。” 

厨子正在舀水。“是的!如果我们抢滩时不遇上倒霉的话。” 

  棉绒似的海鸥飞来飞去。有时,它们栖息在海上,附近是一片片褐色的海藻,随波漂荡,宛如暴风中搭在绳子上的毛毯。鸟儿一群群轻松自在地栖息着,真叫小船上的某些人为之艳羡,因为愤怒的大海对于它们,就如同对于—千英里以外内陆上的一群松鸡一样无所谓。它们常常飞得很近,用黑溜溜的眼珠子盯着那几个人。此时,那些鸟儿眼睛一眨不眨地审视着,显得十分神秘,十分阴险,那几个人嗔怒地轰赶它们,叫它们走开。一只海鸥飞来,显然是要落在船长的脑袋上。那鸟与小船平行飞着,也不兜圈子,只是像小鸡似地斜着一跳一跳的。它的一双黑眼睛渴望地盯着船长的脑袋。“丑八怪,”加油工对那鸟说。“瞧你那样子,就像用刀子刻成的。”厨子和记者恶狠狠地咒骂那海鸥。船长自然很想用粗缆绳的一端把鸟打跑,可他又不敢这么做,因为小船已经满载,任何类似用力的举动都会把它搞翻。于是,船长用他张开的手,轻微小心地把海鸥挥开了。海鸥停止追击之后,船长舒了口气,因为他的头发不受骚扰了,其他人也舒了口气,因为他们此刻觉得,那鸟不知怎么那样可怕,那样不吉利。 

  在那期间,加油工和记者划着船。现在还在划着。 

  他们一起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人划一把桨。然后,加油工划起双桨;随后,记者划起双桨;接着,是加油工;再接着,又是记者。他们划着,划着。这事最棘手的,是轮到靠在船尾的那个人划桨的时候。说实在话,从母鸡屁股底下偷鸡蛋,也比在那小船上换个座位来得容易。首先,船尾的人将手顺着座板往前滑动,小心冀翼地挪动身子,犹如他是法国的细瓷一样。然后,坐在划桨位子上的人将手顺着另—面座板划动。一举一动都得提心吊胆。当这两人战战兢兢地擦身而过时,全船的人都警惕地注视着那滚滚而来的波涛,船长大声减道:“注意!当心些!” 

  不时涌现一簇簇褐色的海藻,好像海岛,好像小块小块的土地。显然,海藻不在向任何方向移动。实际上,它们是静止的。它们告诉船上的人,他们的小船正在朝陆地缓缓前进。 

船长在小船被一个巨浪颠起之后,在船头谨慎地抬起身子,说他看到了蚊子湾的灯塔。厨子马上说他也看到了。那当儿,记者正划着桨,为了某种原因,他也想看看灯塔,可他背对着远岸,而海浪又气势汹汹,他一时没有机会转过头去。不过,最后涌来一阵浪头,比别的浪头较为缓和,等他颠到浪顶,他赶忙向西方的地平线瞥了一眼。 

  “看见了吗?”船长问。 

  “没有,”记者慢吞吞地说,“什么也没看见。” 

  “再看看,”船长说。他用手指着。“就在那个方向。” 

  到了另—个浪尖上,记者照船长的吩咐又看了看,这次他的目光在摇摇晃晃的地平线边缘上,偶尔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静止的东西。它恰似一个针尖。要找到一个如此微小的灯塔,那得有急切的目光才行。 

  “船长,你看我们能划到那儿吗?” 

  “如果这风持续刮下去,船又不翻掉,我们也只能划到那儿,”船长说。 

  小船被一个个掀天的巨浪举起,被凶恶的浪峰打得哗哗作响。它就这么行进着。这种行进,在周围没有海藻的时候,船上的人是难以觉察的。那船仿佛只是一件小玩艺儿,颠簸摇晃,奇迹般地没有翻个儿,任凭大洋恣意摆布。偶尔有一大片海水,好似白色的火焰,涌进船里。 

  “舀水,厨子,”船长沉着地说。 

  “是,船长。”厨子兴致勃勃地答道。 

三 

  在这大海上建立起来的微妙的手足之情,很难用笔墨加以形容。谁也没说情况如此。谁也没提起过这种手足之情。然而,船中确实存在着这种友情,因而使每个人感到温暖。他们是船长、加油工、厨子和记者,四个人结成了朋友——超乎寻常地、更为奇妙地牢牢联结在一起的朋友。受伤的船长靠在船头的水罐子上,说起话来总是低声细语,平心静气的,别看他船上的三个人是杂凑在一起的,他决不可能指挥比他们更心甘情愿、更欣然从命的船员了。他们不只是认识到如何最有利于共同的安全。这其中的确有一种属于个人的、发自肺腑的特质。除了对船长的忠诚,还存在着这般的友谊。就拿记者来说,他—向所受的教育是用冷服看人,此刻甚至认为这种友谊是他平生最美好的经历。然而,谁也没有说过情况如此。谁也没有提起过这种友情。 

  “但愿有个帆就好了,”船长说。“不妨把我的大衣系在浆头上试试,让你们两个有机会歇一歇。”于是,厨子和记者撑起桅杆,摊开入衣,加油工掌舵;小船装好了帆,加快了前进速度。有时,加油工不得不猛地一划,避免一阵海浪冲进船中,但是除此之外,小船一帆风顺。 

其间,灯塔在慢慢变大。现在几乎显出颜色了,看上去犹如天边的一个小小的灰影。划船的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转过头,真想瞧一眼那小小的灰影。 

  最后,从每一个浪峰上,那颠簸着的小船上的几个人终于看得见陆地了。即使灯塔变成天边的一个竖影的时候,那陆地也仅仅像是海上的—条长长的黑影。当然,这影子比纸还薄。“我们一定是在  新斯麦拿对面一带了。”厨子说。原来,他以前常坐帆船沿这一带海岸航行。“对啦,船长,我想他们大约在一年前就把那个救护站取消了。” 

  “是吗?”船长问。 

  风渐渐停息了。厨子和记者现在不必做苦役般地高举着浆。但是,海浪照旧向小船猛扑过来。小船停滞不前了,拼命地同海浪搏斗着。加油工或是记者又接过桨。 

  本来,船只失事也算不了什么。只要人们受过专门训练,并在身强力壮的时候遭受船难,那就会有较少的人淹死在海上。这船上的四个人,在登上小船之前,已有两天两夜没怎么合眼了,而当初在沉船的甲板上到处乱爬的过程中,因为心情紧张,也忘了饱餐一顿。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加油工和记者此刻都不喜欢划船。记者天真地想:既然世人如此神志清醒。为何还有人把划船视为赏心乐事呢?划船可不是乐事,而是穷凶极恶的惩罚。即令神志不清的怪人,也决不会得出别的结论,只能把划船看作是对肌肉的恐怖,对脊背的犯罪。记者向船上的人概要讲述了他对划船的乐趣的看法,面色疲倦的加油工十分赞同地笑了笑。顺便插—句,加油工在沉船之前,曾在轮船的机房里值过两次班。 

  “慢慢划吧,伙计们,”船长说。“别把劲儿使光了。假使我们要冲浪抢滩的话,你们还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因为我们肯定还得游上岸。慢慢来吧。” 

  陆地惭渐打海上升起。由—条黑线变成一条黑线和一条白线——原来是树木和沙滩。后来船长说,他能看出岸上有座房子。“那一定是收容所,”厨子说。“他们不久就会看见我们,出来搭救。” 

远处的灯塔高高耸立。“守塔人要是用望远镜隙望的话,现在应该能看见我们了,”船长说。“他会通知救护人员的。” 

  “其他小船还不可能有到岸报告这次失事的,”加油工低声说,“不然,救生船早就出来救我们了。” 

  慢慢地,陆地由海上隐隐浮现了,显得十分优美。风又来了,由东北风变成东南风。最后,一个新的声音传进船上人的耳朵。那是惊涛拍岸发出的低沉隆隆声。“这下子我们无法抵达灯塔了,”船长说。“把船头稍许向北转一转,比利。” 

  “稍许向北转一转,船长。”加油工说。 

  于是,小船把船头再次转到顺风方向,船上的人,除了划手之外,都在望着海岸逐渐变大。由于陆地在望,疑虑和恐惧从他们心里消逝了。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驾驭着小船,但却无法压抑心头默默的喜悦之情。—个钟头之后,他们也许就抵岸了。 

  他们的脊骨已经完全习惯于在船上保持平衡,现在驾驭起这条烈马似的小船,就像耍马戏的一样熟练自如。记者以为自己浑身湿透了,可他偶然往大衣上口袋里一摸,竟发现里面有八支雪茄。其中四支被海水浸湿了,四支安然无恙。搜了一阵之后,有人找出三根干火柴。于是,四个漂流者便贸贸然地驾着小船,心想自己即将得救,眼里闪耀着自信的光芒。他们一面抽着大雪茄,一面评判着世人的善与恶。每个人都喝了些水。 

四 

  “厨子,”船长说,“在你所说的收容所附近,似乎连个活人的影子都没有。” 

  “是的,”厨子答道。“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 

  一大片低沉的海岸展现在他们眼前。岸边是些低矮的沙丘,项上长着黑黝黝的草木。拍岸浪的轰鸣声清晰可闻。有时,一阵巨浪卷上海滩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那白色的浪尖。一幢小屋在天边显出黑色的轮廓。南边,纤细的灯塔将它小小的灰色塔身升高了。 

  潮水、风和海浪冲着小船向北旋转。“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那几个人说。 

  拍岸浪的轰鸣变模糊了,可是那声调仍似雷鸣,声势浩大。当小船在汹涌澎湃的巨浪上颠簸时,那几个人就坐着倾听这轰鸣声。“我们肯定要翻船。”每个人都这么说。 

  事实上,无论哪个方向,二十海里之内是没有救生站的。然而那几个人并不了解这情况,于是便对国家救护员的视力进行恶毒攻击。四个人怒眉瞪眼地坐在小船上,编造起形容词来都能创纪录了。 

“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 

  先前那股轻松愉快的心情完全消失了。他们的头脑变敏锐了,很容易想象出无能、盲目以及胆怯的种种表现。前面就是人烟稠密的陆地的岸边,可是那儿却了无人迹,真叫他们悲怆至极。 

  “唉,”船长终于说道,“我想我们得自己试试看了。假若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等船沉之后,谁也没有力气游水了。” 

  于是,划桨的加油工掉转船头。径往岸上划去。猛然间,大家的肌肉绷紧了,心里也思索开了。 

“假使我们不能都上岸,”船长说,“假使我们不能都上岸,我想你们几位知道把我完蛋的消息送到什么地方去吧?” 

  随即,他们匆匆交换了住址和叮嘱。至于谈到感想,那可是充满勃然大怒。这些感想成可归纳如下:“假使我要淹死——假使我要淹死——假使我要淹死的话,七位疯狂的海神啊,为什么又让我漂泊这么远,眼巴巴地凝视着沙滩和树木呢?我给带到这儿来,难道仅仅为了在我正要细嚼人生的神圣乳酪时,就把我的鼻子扯掉吗?简直是荒谬绝伦。假如命运女神这个老蠢婆子只会来这—套,那就应该夺掉她司掌人类命运的权利。她是个连白己的意图都搞不清的老太婆。假使她决定要淹死我,她为何不在一开始就下手,省得我吃这么多苦头呢?整个事情都是荒谬的。……但是,不,她不会存心要淹死我的。她不敢淹死我。她淹不死我。搏斗了这么久,不可能。”随后,那人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对云朵挥挥拳。“好吧,就淹死我好啦,不过,听我怎么诅咒你吧!” 

  此刻涌来的巨浪更可怕了。它们好像随时都要爆发,把小船打翻在喧腾的浪花之中。浪涛开始发言之前,总要先发出一阵长长的隆隆声。凡是不习惯于海上生活的人,都不会断言那小船能及时地攀上那些峻峭的浪峰。海岸仍然很远。加油工是个机灵的冲浪船夫。“各位,”他急促地说,“船维持不了三分钟了,我们离岸太远,没法游水。船长,我是不是再把船划到海上去?” 

  “可以,划吧!”船长说。 

  这做加油工,凭着一连串奇迹般的快速动作,以及麻利稳健的驾船技术,终于从那激浪中掉转船头,又安然划回海上。 

  当小船颠下浪洼向更深的水面冲去时,船上一片沉寂。接着,有人忧郁地说:“无论如何,他们现在一定从岸上看见我们了。” 

  海鸥顶着风,向着灰茫、凄凉的东方斜飞而去。从东南方刮来一阵狂风,夹着漆黑的云和砖红色的云,犹如房子失火冒烟似的。 

  “你们觉得那些救护人员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是好人?” 

  “奇怪,他们还没看见我们。” 

  “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在这儿闹着玩呢!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在钓鱼。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该死的傻瓜。” 

  那是个漫长的下午。湖水改变了方向,硬把他们往南推,风浪却将他们向北冲。远在前方,海岸线、大海和天空形成一个巨角,那里有些小点点,似乎表示岸上有个城镇。 

  “圣奥古斯丁吧?” 

  船长摇摇头。“离蚊子湾太近了。” 

  加油工在划船,继而是记者在划,接着又是加油工在划。这是件累人的差事。人的脊背所能承受的疼痛,要比医生为—团官兵作通身检查所记载下来的病痛还要多。脊背是个局部地区,但是却可以成为不计其数的肌肉冲突、缠结、扭拧以及其他舒慰活动的场所。 

  “你以前喜欢划船吗,比利?”记者问。 

  “不,”加油工说。“见鬼去吧!” 

  每当一个人由划船的位子换到船底的位子时,他就感到浑身萎顿不堪,使他什么事情也顾不得了,只知道要把一根手指晃几下。寒冷的海水在船里荡来荡去,他就躺在水中。他的头枕在座板上,几乎碰着一个旋转着的浪峰,有时一个狂涛巨浪打进船来,又把他浇个透湿。然而,这些事并没使他烦恼。几乎可以肯定,即使小船翻个个儿,他也会舒舒服服地滚到大洋上,好像他确信那是个柔软的大垫子似的。 

  “瞧!岸上有个人!” 

  “在那儿?” 

  “在那儿!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看见了,的确看见了!他走来了。” 

  “现在他停住了。瞧!他正面对着我们呢!” 

  “他在向我们挥手呢!” 

  “是在挥手!真的!” 

  “啊,这下我们可好啦!这下我们可好啦!再过半个钟头就有船到这儿来救我们了。” 

  “他还在走。他跑起来了。他是上那座房子那儿。” 

  远处的海滩似乎比海低些,必须仔细查看,才能看出那个小小的黑色身影。船长见水上漂着一根棍子,他们便朝那儿划去。说来也巧,船上正好有条浴巾。船长把浴巾绑在棍子上,挥了起来。划船人不敢抬头,因此只好发问。 

  “他现在在干什么?” 

  “他又站着不动了。我想他在张望。……他又走了,向着那座房子。……现在又停住了。” 

  “他在向我们挥手吗?” 

  “没有,现在没有!不过,刚才在挥。” 

  “瞧!又来了一个人人!” 

  “他在跑呢。” 

  “瞧他跑那样子!” 

  “啊,他骑着自行车。现在他碰上另外那个人了。他们俩都在向我们挥手。瞧啊!” 

  “有个什么东西来到海滩上。”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啊,看样子像条船。” 

  “啊,肯定是条船。” 

  “不,是带轱辘的。” 

  “是的,是带轱辘的。嗯,那—定是救生船,他们把它放在车上沿着海岸拖呢。” 

  “肯定是救生船。” 

  “不,绝对——,那是——那是辆汽车。” 

  “我跟你讲,那是条救生艇。” 

  “不对!是辆汽车。我看得清清楚楚。懂吗?是一辆大型旅馆专车。” 

  “的确,你说得不错。是辆汽车,千真万确。你们看他们用汽车干什么?说不定正在四处召集救生员吧?” 

  “八成是这么回事。瞧!那儿有人挥着一面小黑旗。他站在汽车的踏板上。那另外两个人也来了。他们正在一起说活。瞧那拿旗子的家伙。也许他不在挥动!” 

  “那不是旗子吧?那是他的大衣。啊,肯定是他的大衣。” 

  “—点不错,是他的大衣。他脱下了大衣,正绕着头挥动呢。你们看他挥呀!” 

  “啊,我说呀,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救护站。那只是一辆避寒胜地的旅馆专车,拉来一些旅客观看我们给活活淹死。” 

  “那个拿大衣的白痴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打什么信号?” 

  “看样子,他想告诉我们向北去。那边一定有个救护站。” 

  “不,他以为我们在打鱼。只是向我们表示欢迎罢了。懂吗?啊,咸利。” 

  “唉,我要是能弄懂那些信号是什么意思就好了。你们认为他是什么意思呢?” 

  “他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是闹着玩的。” 

  “假如他就是示意要我们再次冲浪抢滩,或是划到岸上等候,或是向北,或是向南,或是滚开——那倒多少还有些道理。可是,你们瞧他。他只是站在那儿,把他的大衣像车轮子似地转个不停。这个蠢蛋!” 

  “又来了些人。” 

  “真是一帮子乌合之众。瞧!那不是条船吗?” 

  “哪儿?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啦。不,那不是船。” 

  “那家伙还在挥大衣呢。” 

  “他一定以为我们喜欢看他那样干呢。他干吗不住手呢?真是无聊透了。” 

  “我不知道。我想他是要让我们往北去。—定是那边什么地方有个救护站。” 

  “哎,他还没累呢。瞧他挥呀挥的。” 

  “我怀疑他能坚持多久。他自打看见我们,就一直在挥大衣。他是个白痴。他们为什么不找人放条船出来呢?一条渔船——一条大渔船——可以安然无恙地驾到这里。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 

  “噢,现在没有关系啦。” 

  “他们既然发现了我们,马上就会放船来救我们的。” 

低洼陆地的上空,涂上了一抹似隐若现的黄色。海上的阴影逐渐加深。风里透着寒冷,那些人索索颤抖起来。 

  “天呀!”一个人说,声音里流露出不虔诚的味道,“但愿我们不要总在这儿胡闹!但愿我们不用成夜地在这儿拼命挣扎!” 

  “噢,我们决不会整夜呆在这儿!你不要担心。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不久就会来救我们的。” 

海岸蒙胧了。挥大衣的人渐渐没入暮色之中,那署色也同样吞噬了汽车和人群。浪花咆哮着冲上船弦时,那几个航海人缩瑟着,咒骂着,就如同在给他们打火印似的。 

  “我真想抓住挥大衣的那个笨蛋。为了求求好运,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为什么”他触犯你什么了?” 

  “噢,没什么,不过他刚才像是他妈的太得意了。” 

这当儿,加油工在划船,继而是记者在划,接着又是加油工在划。他们脸色灰白,向前弯首身子,一次次轮换着,机械地划着那沉甸甸的桨。灯塔的形影已经从南面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但是最后出现了一颗暗淡的星星,正由海上升起。西方那片条纹斑斑的橘黄色在吞没万物的黑暗中消褪了,东边的海上黑糊糊的。陆地不见了,只有那低沉而阴郁的拍岸涛声还表示着它的存在。 

  “假如我要淹死——假如我要淹死——假如我要淹死的话,七位疯狂的海神啊,为什么又让我漂泊这么远,眼巴巴地凝视着沙滩和树木呢?我给带到这儿来,难道仅仅为了在我正要细嚼人生的神圣乳酪时,就把我的鼻子扯掉吗?” 

  船长比较有耐性,他萎顿不堪地趴在水罐子上,有时不得不对划桨人交代两句。 

  “方向照旧!方向照旧!” 

  “‘方向照旧’,船长。”声音总是疲惫而低沉的。 

  那确实是一个沉寂的夜晚。除了划桨人以外,别人都无精打采地躺在船底。而那划桨人呢,他的眼睛只能看见那黑压压的巨浪,在一片极端不祥的沉默中席卷而过,只是浪峰上偶尔发出一阵低沉的吼声。 

  厨子将头靠在一块座板上,漠然望着面前的海水。他沉湎在其他的景象中。最后他终于说话了。“比利,”他如梦如痴地喃喃说道,“你最喜欢哪一种馅饼?” 

五 

  “馅饼?”加油工和记者忐忑不安地说。“去你的吧,还谈这种事儿!” 

  “唔,”厨子说,“我刚才想起了火腿三明治,以及——” 

  乘着一叶扁舟在海上过夜,这夜是漫长的。黑暗终于笼罩下来,南面海上升起的一抹亮光变成了纯金色。北面地平线上,露出一道新的亮光,一道细小的谈蓝色的微光,映照在大海的边缘上。这两道亮光构成了宇宙的装饰。此外,除了海浪,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两个人缩在船尾。在这小船上,间隔如此之大,以至于划船人可以把脚伸到同伴身子底下取点暖。同伴的腿确实伸得很远,直通到划桨的座位底下,触着了前面船长的脚。有时,纵使那疲惫不堪的划桨人竭尽全力,还是有个浪头扑进船里,那是夜间的寒浪,冰冷的海水又把他们浇个透湿。一时间,他们把身子蜷作一团,呻吟几声,然后又沉沉入睡了。其间,小船还在颠簸,船里的水在他们四周汩汩晃荡。 

  加油工和记者的计划是:一个人划船,一直划到不能再划的时候,然后把另一个人从船底的水榻上唤醒。 

  加油工奋力划着船,直划得头都垂下了,瞌睡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可他还是划着。后来,他碰了碰船底的一个人,喊了声他的名字。“你换我一会儿,好吗?”他恭谨地说。 

  “当然好,比利,”记者说,一面甩掉睡意,慢腾腾地撑起身子。两人小心翼翼地换了个位置,加油工挨着厨子身旁,贴身躺在水泊中,似乎一下子就睡着了。 

  大海的狂暴肆虐已经止息了,海浪涌来也不咆哮了。划船人的职责就是把握住船头的方向,使小船不给大浪掀翻,浪头冲过时不至于灌着水。黑色的浪头默默无声,黑暗中很难辨清。常常不等划船人察觉,浪头险些打到船上。 

  记者低声请示船长。他不肯定船长是否醒着,尽管这位铁人似乎总是醒着。“船长,我把船向北边亮处划去,好吗?” 

  船长以同样低沉的声音答道:“好的。保持在左弦两度左右。” 

  厨子把一条救生带绑在身上,以便获得那个笨拙的软木装置所能提供的一点点热量。每当他停止划船,牙齿咯咯乱响地倒下睡觉时,那样子几乎像个火炉一样。 

  记者一面划船,一面向下望着脚下熟睡的两个人。一只胳臂搂着加油工的肩膀,两人破衣烂衫,面色憔悴,就像大海的孩子——是对古时森林之子的一场滑稽模仿。 

  后来,记者一定是操作失灵了,因为骤然听到一阵隆隆的涛声。接着,一个浪头随着一声咆哮,哗地冲进船里。绑着救生带的厨子居然未被漂起,真是个奇迹。他仍然睡着,旧加油工坐起来了,眼睛一眨一眨的,身子让那新袭来的寒气冻得索素发抖。 

  “噢,非常对不起,比利。”记者愧疚地说。 

  “没什么,老兄。”加油工说,又倒下睡着了。 

  霎时间,似乎连船长也打瞌睡了。记者觉着自己孤身漂流在这汪洋大海上。风由很上刮来,声音比死亡降临还要悲哀。 

  船尾有一股长长的、喧噪的嗖嗖声,一道闪烁的磷光,宛如蓝色的火焰,在那黑黝黝的海面划出一道洼沟。简直像是一把巨刃划出的。 

  接着是一片沉寂,记者张着嘴喘气,眼睛瞅着大海。 

  突然,又是一阵嗖嗖声,又是一道长长的蓝色闪光。这次,响声和闪光来自小船旁边,差不多用一把桨就能够得着。记者见到一个巨大的鳍,像影子似地掠过水中,溅起水晶般的浪花,留下一道长长的、灿烂的尾迹。 

  记者侧头看看船长。船长的脸给遮住了,人似乎睡着了。他望望大海的孩子。他们当然是睡着了。因为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他便稍稍偏向一边,向海里轻声咒骂。 

  可是,那家伙当时并没离开小船。它围着小船前后左右地 

  窜来窜去,间隔或长成短,到处见到那长长的闪光,听到那黑鳍的嗖嗖声。那家伙的速度与威力令人赞叹不己。它破水而过,犹如—枚巨大而尖利的炮弹。 

  假如记者是个野餐游客,一见到那伺机以待的家伙,定会感到胆战心惊,可是眼下他并没产生这种恐怖。他只是漠然地盯着大海,低声咒骂。 

  然而,他确实不愿单独面对那个家伙。他希望有位同伴偶然醒来,陪着他面对那家伙。但是,船长一动不动地俯卧在水罐上,加油工和厨子在船底睡得正酣。 

六 

  “假如我要淹死——假如我要淹死——假如我要淹死的话,七位疯狂的海神啊,为什么又让我漂泊这么远,眼巴巴地凝视着沙滩和树木呢?” 

  在这阴沉的夜晚,不妨可以这样说:有人会断定那七位疯狂的海神的确想把他淹死,尽瞥这很不公平,可恶之极。因为,要把一个如此艰苦奋斗的人淹死,着实很不公平,可恶之极。那人会觉得这是最伤天害理的罪孽。自从大木船装上彩色帆以来,照样有人在海上淹死过,但是……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然认为他并不重要,觉得就是把他除掉也不至于损害宇宙时,他起初希望用砖头去砸那神殿,后来发现既没砖头,也没神殿,便为之痛心疾首。自然的任何表示,只要看得见的,都准会遭到他的讥笑。 

  假如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嘲骂,他所感到的,也许是希望面前有个化身,让他好好祈求一番,屈下一膝,合上双掌,说:“是的,我很爱我自己。” 

  他觉得,冬天夜空一颗高悬的寒星,就是那化身对他说的话。此后,他便了解到自己处境的悲怆。 

  小船上的几个人并没谈论这些事,但是,每个人无疑都在考虑这些事,而且默默不语的,各有所思。他们脸上难得有什么表情,只是普通显出疲惫水堪的样子。言语只是用来谈及船的事。 

  有首诗应和着记者情感的韵律,神秘地潜入记者的脑际。他甚至忘记他早已忘记这首诗,但它突然涌进他的心房: 

  一个义勇军士兵奄奄一息地躺在阿尔及尔, 

  没有女人的爱抚,没有女人的泪珠; 

  只有一位战友立在他身旁,他拉起战友的手, 

  然后说:“我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故土。” 

  早在孩提时代,记者就了解有个义男军士兵奄奄一息地躺在阿尔及尔这件事,但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多同学对他讲过那位士兵的境况,但是他们的喋喋不休自然是毫无结果,使他完全无动于衷。 

  一个义男军士兵奄奄一息地躺在阿尔及尔,他从不认为这与他有何相干,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可悲。那件事对他还及不上折断一支铅笔尖。 

  然而,它现在却成为一件富育人性的活生生的事情,奇妙地溜进他的心头。它不再仅仅是某位诗人坐在炉边品茗取暖,抒发悲怀的写照;它已经成为现实——冷酷、悲袁、可怕的现实。 

  记者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位士兵。他躺在沙滩上,两脚伸得直直的,一动不动。当他那苍白的左于捂住胸口,企图阻挠生命的消逝时,指缝里透出了鲜血。在那遥远的阿尔及尔,满城都是低矮的四方建筑,衬托着暗淡的天生,沐浴着落日的余辉,记者划着桨,臆想着那位士兵的嘴唇在慢慢地翕动,心里被一种深刻而完全与个人无关的顿悟所感动。他为那奄奄一息地躺在阿尔及尔的义勇军战士感到悲哀。 

  显然,那个跟着小船伺机以待的家伙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嗖嗖的切水声听不见了,长长的尾迹光看不见了。北面的亮光依然在闪烁,可显然没有离小船更近一些。有时,记者的耳边响起了隆隆的拍岸涛声,他便将小船转向海上,更加拼命地划着。在南边,显然有人在海滩上燃起了一堆营火。火又小又远,实在看不见,不过它在背后悬崖上映着一抹闪烁不定的玫瑰色的反光,这在船上却辨得出来。风更猛了,有时突然卷起一阵狂涛,犹如一头美洲狮似的,接着就会见到浪脊进裂的闪光。 

  船长在船头的水罐上动了—下,坐直了身子。“好长的夜啊,”他对记者说。他望了望海岸。“那些救护员可真能磨蹭啊。” 

  “你看见那条鲨鱼在游来游去吗?” 

  “是的,看见了。那是个大家伙,的确很大。” 

  “我早知道你醒着就好了。” 

  后来,记者向船底说话了。“比利!”一个缩作一团的身子慢腾腾地伸展开了。“比利,你换换我好吗?” 

  “当然好。”加油工说。 

  记者一碰着寒冷而舒适的海水,卷缩在厨子的救生带旁,便沉沉睡着了,尽管他的牙齿还在演奏着各式各样的流行歌曲。这一觉睡得太甜了,仅仅过了片刻工夫,他便听见一个声音呼唤他的名字,那声调表明说话人己筋疲力竭到最后关头。“你换换我好吗?” 

  “当然好,比利。” 

  北边的亮光神秘地消失了,不过船长倒很清醒,记者就靠他指引航向。 

  夜色更深了,他们把船更远地往海上划去。船长指挥厨子拿一把桨在船尾掌舵,使船始终面向大海。他一旦听见隆隆的拍岸涛声,便要大声叫喊。采取这个办法,加油工和记者可以一道休息。“给他们个机会恢复一下吧,”船长说。那两个人蜷缩下去,先是磕了几阵牙,打了几阵哆嗦,便又沉沉睡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让给厨子去陪伴另一条鲨鱼,也许是那同一条鲨鱼了。 

  小船随波逐浪恣意狂欢之际,浪花偶尔冲过船帮,把酣睡的人重新浇个透湿,但却打不破他们的酣梦。狂风和海水凶狠地鞭笞在他们身上,就如同鞭苔在木乃伊身上一样。 

  “各位,”厨子带着百般无奈的口吻说,“船漂得离岸太近了。我想你们哪一位最好再把它划到海上去。”记者被叫醒了,听见浪脊倾覆的轰鸣声。 

  记者划桨的时候,船长给他喝了点掺水的威土忌,镇住了他的冷颤。“假如我终究上了岸,有谁给我看一张桨的照片……” 

  终于,出现了一阵短暂的交谈。 

  “比利!……比利,你换换我好吗?” 

  “当然好。”加油工说。 

七 

  记者又睁开眼的时候,海和天都露出了鱼肚白。后来,海水涂上了洋红和金黄。黎明终于来临,光辉灿烂,天空一片纯蓝,阳光在浪尖上燃烧着。 

  远方的沙丘上,立着许多黑黝黝的小屋,一架高高的白色风车耸立在小屋上方。沙滩上,不见人,不见狗,也不见自行车。那些小屋可能是个荒村。几个航海者仔细察看着海岸。他们在船上开了个会。“看来,”船长说,“假使没人来救援,我们最好马上冲浪抢滩。我们要是在这儿再呆下去,就会折腾得无力自救。”其他人都默然赞同这个道理。小船向岸边划去。记者怀疑是否真没人上过那高耸的风塔,是否他们那时真没向海上瞭望过。那塔是个庞然大物,背对着那些芸芸蝼蚁巍然屹立。在记者看来,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风中的自然,人类想象中的自然——在个人奋斗中是多么安之若素。在他看来,那时自然并不残酷,也不仁慈,也不狡黠,也不睿智。但她却是冷漠的,绝对冷漠的。说起来也许不无道理,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宇宙冷漠的影响,应该看出自己生命中的无数缺点,把它们在头脑中痛苦地回味一番,然后希望能再有个机会。到那时,就在他对自己处于坟墓边缘而又木然不知的时候,他对是非的界限却似乎清楚得出奇。他明白,假如他再得到一个机会,他就会纠正自己的言行,就会在介绍的场合,或是茶会上,表现得更妥当、更出色一点。 

  “喂,诸位,”船长说,“船肯定要沉没。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把船向岸边划,等它沉没的时候,赶紧跳水,向岸上游去。现在保持镇静,等船确实要沉的时候再跳。” 

  加油工在划浆。他侧头看着拍岸浪。“船长,”他说,“我想我最好掉转方向,让船头对着海,然后倒着往岸边划。” 

  “好的,比利,”船长说。“倒着往岸边划。”于是,加油工把船转了过来。由于他坐在船尾,厨子和记者不得不侧过头去注视那孤寂、冷峻的海岸。 

  汹涌的向岸巨浪把小船高高抛起,高得船上的人又能看见一片片白色的海水,朝倾斜的海滩上掠去。“我们不要靠岸太近。”船长说。每当哪个人能将注意力从巨浪上移开,他就把目光转向海岸;而就在他如此凝视海岸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奇异的特质。记者观察一下其他人,知道他们并不害怕,但是他们的整个眼神却是隐匿不露的。 

  至于记者自已,他太累了,无法从根本上搞清楚这桩事。他极力强制自己动脑思索,但脑子此刻完全接受肌肉的支配,而肌肉说它们并不在乎。他只是想到:假若他被淹死,那将是个耻辱。 

  这里没有仓促的言语,没有苍白的面孔,没有显然的激动。他们只是注视着海岸。“大家记住,”船长说,”跳水的时候,要跳得离船远些。” 

  一个向海巨浪的浪脊突然轰的一声崩溃了,长长的白色卷浪咆哮着向小船冲来。 

  “镇定些。”船长说。大家都沉默着。他们将眼睛由岸上转向卷浪,等待着。船滑上水坡,朝汹涌的浪顶一跳,便跳了过去,朝着那长长的浪背旋了下去。船上灌进了些水,厨子便往外舀着。 

  然而,下一个浪峰又轰然而至。汹涌澎湃的滔滔白浪绞住小船,把它旋得几乎直立起来。水由四面八方涌进来。记者此刻正把手搁在船边上,一见水打那儿涌进来时,他急忙缩回手 

  指,好像不愿把它们沾湿似的。 

  小船灌进这许多水,喝醉酒似地摇来晃去,向海里偎依得更紧了。 

  “舀水,厨子!舀水!”船长说。 

  “是,船长。”厨子回答。 

  “各位,下—个浪我们一定得跳水了,”加油工说。“注意跳得离船远些。” 

  第三阵浪向前涌来,巨大无比,怒不可遏。巨浪完全把小船吞噬了,几乎在这同时,船上的人都滚进了海里。船底放着一条救生带,记者滚下船时,用左手把它抱在胸前。 

  元月的水是冰冷的,记者当即发觉,这佛罗里达沿海的水比他原来预料的还要冷。他的脑袋尽管昏昏沉沉的,但这件事似乎颇为紧要,他当时不可能不注意到。水冷得可悲,冷得凄惨。不知怎么地,这件事与他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搅和在一起,混淆不清了,几乎使人觉得有适当的理由可以流泪了。水是寒冷的。 

  他浮出水面的时候,除了喧嚣的涛声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意识到。后来,他见到了海里的同伴。加油工一马当先。他游得很有劲,速度很快。在记者左边,厨子那白色的软木背鼓鼓囊囊地凸在水上。后边,船长用只好手攀在仰面朝天的船脊上。 

  海岸有一种固定不动的特性,记者在混乱的海面上对此感到奇怪。 

  海岸似乎也很诱人,可是记者知道距离很远,他便慢悠悠地游着。那条救生带压在他身子底下,有时他旋下一道浪坡,就像坐在一个小雪橇上。 

  但是,他终于游到一个十分难游的地方。他并没停下来问一问他陷进了什么水流,但他却在那儿停滞不前了。海岸就在眼前,犹如舞台上的一小块布景。他望着那里,凭借他的眼睛了解那上面的每—个细枝末节。 

  厨子游过去了,漂在左边更远的地方。这时,只听船长对他大声减道:“仰过身来,厨子!仰过身来,用桨划!” 

  “是,船长。”厨子仰过身,用桨划着,像条独木舟似地向前行驶。 

  转眼间,小船也打记者左边漂过去了,船长用—只手扒着船脊。要不是因为小船在做着非凡的竞技运动,船长看上去就会像是—个人抬起月身子,越过本栏观望—样。记者感到惊异,船长居然还能抓住船。 

  他们游得离岸更近了——加油工、厨子和船长——后面漂着水罐,快活地在大海上跳跃着。 

  记者仍然陷在那奇异的新敌手——一股水流——的控制之中。海岸像一幅画儿似地展现在他的面前:白色的沙坡,绿色的峭壁,顶上有静静的小屋。海岸当时离他很近,但是他觉得自己像是立在画廊里,观看布列塔尼或是荷兰的一幅风景画。 

  他想:“我要淹死了吗?这可能吗?可能吗?可能吗?”也许,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死看作自然界的最终现象。 

  可是后来,也许是一阵浪头把他卷出了这小小的致命的水流,因为他突然发觉他又能够朝着海岸前进了。再后来,他又发现船长—只手扒着小船的龙骨,把脸由海岸那边转向他,呼喊着他的名字。“到船这儿!到船这儿!” 

  在他挣扎着向船长和小船游去的时候,他不禁在想:一个人完全筋疲力竭的时候,索性淹死了倒是个解除痛苦的好办法——停止敌对行动,伴随很大程度的解脱。他很乐意如此,因为一时之间,他脑子里主要惧怕那暂时的痛苦。他不愿受苦。 

  不一会儿,他看见一个人沿海岸跑着。他以惊人的速度脱去衣服。大衣,裤子,衬衫,一件件都神奇地从他身上飞落下来。 

  “到船这儿!”船长叫道。 

  “是,船长。”记者游去的时候,看见船长潜下水,离开了小船。随即,记者演出了他航程中的—个小小的奇迹。一个大浪卷来,轻巧神奇地把他从船上整个儿抛了过去,抛到船那边很远的地方。即使在这时,记者也觉得那是健身运动中的一个壮举,是大海的一个真正的奇迹。一条倾覆在拍岸浪中的小船,可不是游泳人耍着玩的东西。 

  记者被抛到海水仅仅齐腰的地方,可是他当时的处境使他站不住片刻。每个浪头都把他打成一团,回头浪又推着他。 

  后来,他看见那个一直在奔跑、脱衣,脱衣、奔跑的人一跃跳入水中。他将厨子拖上岸,然后向船长趟去,不想船长把他挥开,要他到记者那儿去。他赤裸裸的——赤裸裸得像冬天的树木。然而他头上有一个光环,像圣人似地焕发着光芒。他抓住记者的手,用力—拉,拽了很远,然后潇洒地一放。记者很懂得客套,说厂声:“谢谢,老兄。”可是蓦然间,那人叫道:“那是什么?”他迅疾用手指指去。记者说:“快去。” 

  浅水处,加油工面孔朝下地躺着。他的额头抵着沙滩,每逢浪头的间隙,便从海水中显露出来。 

  记者并不了解以后发生的全部情况。他一安然别岸,便倒下了,整个身子一股脑儿栽在沙滩上,他仿佛是从屋顶下摔下来的,但他谢天谢地听到这砰的一声。 

  海滩上似乎立刻挤满了人,男人们带着毛毯、衣物和水瓶,女人们带着咖啡壶以及她们视为神圣的种种药品。陆地对海上来客的欢迎是热烈而慷慨的,但是,一个静默的、水淋淋的形体被慢慢地抬上海滩,陆地对他的欢迎只能是另外一种友好接待,给他提供一个阴森森的坟基。 

  夜幕降临时,白浪在月光中荡来荡去,风把大海的声音传给岸上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现在能够解释这大海的声音了。

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坦白的人。据我认识的几个可以信赖的人说,他从小就这样。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比谁更愉快或更烦恼。也许只是更沉默寡言一些。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在掌管着我们家,她天天都责备我们——姐姐、哥哥和我。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父亲竟自己去订购了一条船。

他对船要求很严格:小船要用含羞草木特制,牢固得可在水上漂二三十年,大小要恰好供一个人使用。母亲唠叨不停,牢骚满腹,丈夫突然间是想去做渔夫或猎人吗?父亲什么也没说。离开我们家不到一英里,有一条大河流经,水流平静,又宽又深,一眼望不到对岸。

我总忘不了小船送来的那天。父亲并没有显出高兴或别的什么神情,他只是像往常一样戴上帽子,对我们说了声再见,没带食物,也没拿别的什么东西。我原以为母亲会大吵大闹,但她没有。脸色苍白,紧咬着嘴唇,从头到尾她只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出去,就呆在外面,永远别回来。”

父亲没有吭声,他温柔地看着我,示意我跟他一起出去。我怕母亲发怒,但又实在想跟着父亲。我们一起向河边走去了。我强烈地感到无畏和兴奋。“爸爸,你会带我上船吗?”

他只是看着我,为我祝福,然后做了个手势,要我回去。我假装照他的意思做了,但当他转过身去,我伏在灌木丛后,偷偷地观察他。父亲上了船,划远了。船的影子像一条鳄鱼,静静地从水上划过。

父亲没有回来,其实他哪儿也没去。他就在那条河里划来划去,漂去漂来。每个人都吓坏了。从未发生过,也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却发生了。亲戚、朋友和邻居议论纷纷。

母亲觉得羞辱,她几乎什么都不讲,尽力保持着镇静。结果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虽然没有人说出来过)我父亲疯了。也有人猜想父亲是在兑现曾向上帝或者圣徒许过的诺言,或者,他可能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也许是麻风病,为了家庭才出走,同时又渴望离家人近一些。

河上经过的行人和住在两岸附近的居民说,无论白天黑夜都没见父亲踏上陆地一步。他像一条弃船,孤独地漫无目的地在河上漂浮。母亲和别的亲戚们一致以为他藏在船上的食物很快就会吃光,那时他就会离开大河,到别的地方去(这样至少可以少丢一点脸),或者会感到后悔而回到家中。

他们可是大错特错了!父亲有一个秘密的补给来源:我。我每天偷了食物带给他。他离开家的头一夜,全家人在河滩上燃起黄火,对天祈祷,朝他呼喊。我感觉到深深的痛苦,想为他多做点什么。第二天,我带着一块玉米饼、一串香蕉和一些红糖来到河边,焦躁不安地等了很久,很久。终于,我看见了那条小船,远远的,孤独的几乎察觉不到地漂浮着。父亲坐在船板上。他看见了我却不向我划过来,也没做任何手势。我把食物远远地拿给他看,然后放在堤岸的一个小石穴里(动物找不到,雨水和露水也湿不了),从此以后,我天天这样。后来我惊异地发现,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一切,而且总是把食物放在我轻易就能偷到的地方。她怀有许多不曾流露的情感。

母亲叫来她的兄弟,帮助做农活和买卖。还请来学校的教师给我们上课,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很多时光了。有一天,应母亲的请求,一个牧师穿上法衣来到河滩,想驱走附在父亲身上的魔鬼。他对父亲大喊大叫,说他有责任停止这种不敬神的顽固行为。还有一次,母亲叫来两个士兵,想吓吓父亲,但一切都没有用。父亲从远处漂流而过,有时远得几乎看不见。他从不答理任何人,也没有人能靠近他。当新闻记者突然发起袭击,想给他拍照时,父亲就把小船划进沼泽地里去,他对地形了如指掌,而别人进去就迷路。在他这个方圆好几英里的迷宫里,上下左右都是浓密的树丛,他不会被人发现。

我们不得不去习惯父亲在河水上漂浮这个念头。但事实上却不能,我们从来没有习惯过。我觉得我是唯一多少懂得父亲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的人。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他怎么能够忍受那种困苦:白天黑夜,风中雨里,酷暑严寒,却只有一顶旧帽和单薄的衣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在废弃和空寂中流逝, 他却一点都不在意。从不踏上泥土、草地、小岛或河岸一步。毫无疑问,他有时也把船系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也许小岛的顶端,稍微睡一会。从没生过火,甚至没有划燃过一根火柴,他没有一丝光亮。仅仅拿走我放在石穴里的一点点食物——对我来说。那是不足维生的。他的身体怎么样?不停地摇桨要消耗他多少精力?每到河水泛滥时,裹在激流中那许多危险的东西——树枝、动物尸体等等——会不会突然撞坏他的小船?他又怎么能幸免于难?

他从不跟人说话。我们也从不谈论他,只在脑子里默默地想。我们从不能不想他。如果有片刻似乎没想他,那也只是暂时,而且马上又会意识到他可怕的处境而从中惊醒。

姐姐结婚了,母亲不想举办结婚宴会——那会是一件悲哀的事,因为我们每吃到精美可口的东西,就会想起父亲来。就像在风雨交加的寒夜,我们睡在温暖舒适的床上就会想起父亲还在河上,孤零零的,没有庇护,只有一双手和一只瓢在尽力舀出小船里的积水。时不时有人说我越长越像我的父亲。但是我知道现在父亲的头发胡须肯定又长又乱,手指甲也一定很长了。我在脑海里描出他的模样来:瘦削,虚弱,黝黑,一头蓬乱的头发,几乎是赤身裸体——尽管我偶尔也给他留下几件衣服。

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关心我们,但我还是爱他,尊敬他,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因我做了一些好事而夸我,我总是说:“是爸爸教我这样做的。”

这不是确切的事实,但这是那种真诚的谎言。我说过,父亲似乎一点也不关心我们。但他为什么留在附近?为什么他既不顺流而下,也不逆流而上,到他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的地方去?只有他知道。

姐姐生了一个男孩。她坚持要让父亲看看外孙。那天天气好极了,我们全家来到河边。姐姐穿着白色的新婚纱裙,高高地举起婴儿,姐夫为他们撑着伞。我们呼喊,等待。但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姐姐哭了,我们都哭了,大家彼此携扶着。

姐姐和丈夫一起远远地搬走了,哥哥也到城里去了。时代在不知不觉中变迁。母亲最后也走了,她老了,和女儿一起生活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从未考虑过结婚。我留下来独自面对一生中的困境。父亲,孤独地在河上漂游的父亲需要我。我知道他需要我,尽管他从未告诉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固执地问过别人,他们都告诉我:听说父亲曾向造船的人解释过。但是现在这个人已经死了,再没有人知道或记得一点什么。每当大雨持续不断时,就会冒出一些闲言来:说是父亲像诺亚一样聪慧,预见到一场新的大洪水,所以造了这条船。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别人这样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因这件事责备父亲。

我的头发渐渐地灰白了。

只有一件事让我很难过:我有什么不对?我到底有什么罪过?父亲的出走,却把我也扯了进去。大河,总是不间断地更新自己。大河总是这样。我渐渐因年老而心瘁力竭,生命踌躇不前。同时爱讲到疾病和焦虑的袭击,患了风湿病。他呢?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肯定遭受了更可怕的伤痛,他太老了。终有一天,他会精疲力竭,只好让小船翻掉,或者听任河水把小船冲走,直到船内积水过多而沉入滚滚不停的潜流之中。这件事沉沉地压在我心上,他在河上漂泊,我被永远地剥夺了宁静。我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感到罪过,痛苦是我心里裂开的一道伤口。也许我会知道——如果事情不同。我开始猜想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别想了!难道我疯了?不,在我们家里,这么多年来从没提到这个词。没有人说别人疯了,因为没有人疯,或者每个人都可能疯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跑到岸边,挥舞手帕,也许这样他会更容易看见我。我完全是强迫自己这样的,我等待着,等待着。终于,他在远处出现了,那儿,就在那儿,一个模糊的身影坐在船的后部。我朝他喊了好几次。我庄重地指天发誓,尽可能大声喊出我急切想说的话:

“爸爸,你在河上浮游得太久了,你老了……回来吧,你不是非这样继续下去不可……回来吧,我会代替你。就在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无论何时,我会踏上你的船,顶上你的位置。”

说话的时候,我的心跳更厉害了。

他听见了,站了起来,挥动船桨向我划过来。他接受了我的提议。我突然浑身颤栗起来。因为他举起他的手臂向我挥舞——这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我不能……我害怕极了,毛发直竖,发疯地跑开了,逃掉了。因为他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人。我一边跑一边祈求宽恕,祈求,祈求。

极度恐惧带来一种冰冷的感觉,我病倒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看见过他,听说过他。从此我还是一个男人吗?我不该这样,我本该沉默。但明白这一点又太迟了。我不得不在内心广漠无际的荒原中生活下去。我恐怕活不长了。当我死的时候,我要别人把我装在一只小船里,顺流而下,在河上迷失,沉入河底……河……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时从车窗里吹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碧绿的香蕉。铁路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盖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气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吹进窗子来。小姑娘换了个座位。她把她们随身带的东西——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在靠窗口的座位上。她离开车窗,坐到对面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位妇女眼皮上青筋暴露,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她是小姑娘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在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她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的神情。

  十二点,天气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下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发出一股没有硝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一模一样的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那位妇女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姑娘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小姑娘回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几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的时候,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在镇子的广场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的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土地。这里再也看不到香蕉林了。

  那位妇女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对小女孩说。

  小姑娘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片荒凉的旷野。从这里起,火车又开始加快速度。她把剩下的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姑娘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那个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幺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下来的食物的塑料袋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可以望见这个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弹子房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走过荒凉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和旅店附设的酒馆和弹子房以及广场一边的电话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杏树荫下,坐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家走去。母亲用手指甲敲了敲纱门,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只听见大门轻轻地吱扭一声,在离纱门不远的地方有人细声慢语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门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在睡觉呢!”

  “我有急事,”妇女固执地说。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眼睛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她们走进一间花香袭人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妇女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椅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了下去,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各种各样的复杂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的时候,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是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儿。栏杆里边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上面铺着一块用胶布做的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的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的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位单身妇女给收拾的。

  房间深处的门开了。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位开门的妇女的哥哥。

  “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要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子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着伸在椅子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的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地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络斯·森特诺。”神父填完表,嘴里咕咕哝哝地说。

  “卡络斯·森特诺,”那个女人说,“是我的独生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子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一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吧!”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哎!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一则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一个怀疑主义者了,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朦胧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要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施舍,也放在那里。那个女人注意地谛听着神父的讲话,然后向他道了谢,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

  在临街的大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大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大门关上。

  “等一会儿走吧,”他说。说话的时候,他没有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面又披上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子的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透过纱门朝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从小女孩的手里把鲜花夺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子跟在她的后面。

  “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妇女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傻瓜。恰恰相反。可是人家叫我傻瓜。我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一共有7个绰号:低能儿、蠢驴、亚麻头、呆子、苦人儿、笨蛋和傻瓜。最后一个绰号就固定了。我究竟傻些什么呢?我容易受骗。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道拉比的老婆养孩子了吗?"于是我就逃了一次学。唉,原来是说谎,我怎么会知道呢?她肚子也没大,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肚子。我真的是那么傻吗?这帮人又是笑又是叫,又是顿脚又是跳舞,唱起晚安的祈祷文来。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他们不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不是弱者,要是我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不过,我生性的确不爱揍人。我暗自想,算了吧。于是他们就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听到一只狗在叫,我不怕狗,当然我从来不想去惊动它们。也许其中有一只疯狗,如果它咬了你,那么世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帮不了你的忙。所以,我溜之大吉。接着我回头四顾,看到整个市场的人都在哈哈大笑。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知道就是他呢?他的声音像一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恶作剧和捉弄人的人发觉我易于受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想在我身上试试他的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要到弗拉姆波尔莱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儿平了;吉姆佩尔,小霍台尔.弗比斯再澡堂后面找到一个宝藏。"我象一个机器人一样相信每个人。第一,凡是都有可能,正如《先人的智慧》里所写的一样,可我已经忘记了书上是怎么说的。第二,全镇的人都对我这样,使我不得不相信!如果我敢说一句,"嘿,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全都会勃然大怒。"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咬吧大家都看作是说谎的?"我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说的话,我希望至少这样对他们有点好处。

  我是一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就要快要入土了。因此,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面包师傅,我在那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一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都至少耍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一个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养了一只小牛;吉姆佩尔,一只母牛飞上屋顶,下了许多铜蛋。"一个犹太教学堂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他说:"吉姆佩尔,当你用你那面包师傅的铲子在铲锅的时候,救世主来了。死人已经站起来了。""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可没有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是聋子吗?"于是,大家都叫起来,"我们听到的,我们听到的!"接着蜡烛工人里兹进来,用她嘶哑的嗓门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母已经从坟墓里站起来了,他们在找你。"

  说真的,我十分明白,这类事一件也没有发生;但是,在人们谈论的时候,我仍然匆匆穿上羊毛背心出去。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呢?唔,大伙都笑坏了!我发誓不相信什么了,但是这也不行。他们把我搞糊涂了,因为我连粗细大小都分不清楚了。

  我到拉比那儿去请教。他说:"圣书上写着,做一生傻瓜也比作恶一小时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是傻瓜。因为使他的邻人感到羞辱的人,自己要失去天堂。"然而拉比家的女儿叫我上当。当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已经吻过墙壁了吗?"我说:"没有,做什么?"她回答道:"这是规矩;你每次来以后都必须吻墙壁。""好吧,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于是她突然大笑起来。这个恶作剧很高明,她骗得很成功,不错。

  我要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可是这时候,大家都忙于给我做媒,跟在我后面,几乎把我外套的下摆都要撕下来了。他们钉住我谈呀谈的,把口水都溅到我的耳朵上。女方不是一个贞洁的姑娘,可是他们告诉我她是一个纯洁的处女。她走路有点一瘸一拐,他们说这是因为她怕羞,故意这样的。她有一个私生子,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叫道:"你们是在浪费时间,我永远不会娶那个婊子。"但是他们义愤填膺地说:"你这算是什么谈话态度!难道你自己不害羞吗?我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里去,你败坏她的名声,你得罚款。"于是我看出来,我已经不能轻易摆脱他们。我想他们决心要把我当作他们的笑柄。不过结了婚,丈夫就是主人,如果这样对她说是很好的话,那么在我也是愉快的。再说,你不可能毫无损伤地过一生,这种事想也不必想。

  我上她那间建筑在沙地上的泥房子走去,那一帮人又是叫,又是唱,都跟在我后面。他们的举动象耍狗熊的一样。到了井边,他们一起停下来了。他们怕跟埃尔卡打交道。她的嘴像装在铰链上一样,能说会道,词锋犀利。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绳子上晾着衣服。她赤脚站在木盆旁边,在洗衣服。她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旧长绒长袍。她的头发编成辫子,交叉别在头顶上。他头发上的臭气几乎熏得我气也喘不过来。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下,说:"瞧,谁来了!他来啦,这个讨厌鬼。坐吧。"

  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什么也没有否定。"把真情实话告诉我吧,"我说:"我真的是一个处女,那个调皮的耶契尔的确是你的小兄弟吗?不要骗我,因为我是个孤儿。"

  "我自己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谁的鼻子尖就会弄歪。他们别想占我的便宜。我要一笔50盾的嫁妆,另外还要他们给我筹一笔款子。否则,让他们来吻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非常坦率的。我说:"出嫁妆的是新娘,不是新郎。"于是她说:"别跟我讨价还价。干脆说"行",或者"不行"——否则你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我想:用"这个"面团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不过我们的市镇不是穷地方,人们件件答应,准备婚礼。碰巧当时痢疾流行。结婚的仪式在公墓大门口举行,在小小的洗尸房的旁边。人们都喝醉了。当签订婚书的时候,最高贵、虔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妇还是离婚了的女人?"会堂执事的老婆代她回答:"既是寡妇又是离婚了的。"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

  唱啊,跳啊,有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紧抱着一个奶油白面包。喜事的主持人唱了一出《仁慈的上帝》以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象在圣殿节一样扔刺果。在致贺词之后有大批礼物:一块擀面板、一块揉面槽、一个水桶、扫帚、汤勺以及许多家用什物。后来,我一眼看到两个魁梧的青年抬着一张儿童床进来。"我们要这干吗?"我问。于是他们说道:"你别为这个伤脑筋了。这东西很好,迟早要用的。"我认识到我是在受人欺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损失点什么呢?我沉思着:且看它结果如何吧。整个市镇不可能全都发狂。

  2

  晚上我到我妻子睡得地方,可是她不让我进去。"唷,得了,要是这样,他们干吗让我们结婚那?"我说。于是她说:"我月经来了。""可是昨天他们还带你去行婚前沐浴仪式,那么月经是以后来的罗,是这样吗?""今天不是昨天,"她说,"昨天也不是今天。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滚。"总而言之,我等着。

  过了不到四个月,她要养孩子了。镇上的人都捂住嘴窃笑。可是我怎么办?她痛得不能忍受,乱抓墙壁。"吉姆佩尔,"她叫道"我要死了,饶恕我!"屋子里挤满女人,一锅锅开水。尖叫声直冲霄汉。

  需要做的是到会堂里去背赞美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镇子的人喜欢我这样做,那很好。我站在一个角落里念赞美诗和祈祷文,他们对着我摇头。"祈祷,祈祷!"他们告诉我,"祈祷文永远不会使任何女人怀孕的。"一个教徒在我嘴里放一根稻草,说:"干草是给母牛的。"另外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上帝作证!

  她养了一个男孩。星期五,在会堂里,会堂执事站在经书柜前面,敲着读经台,宣布道:"富裕的吉姆佩尔先生为了庆祝他养了个儿子,邀请全体教友赴宴。"整个教堂响起了一片笑声,我的脸上象发烧一样。可是我当时毫无办法。归根到底,我是要负责为孩子举行割礼仪式的。

  半个镇子的人奔跑而来。挤得你别想另外再插进一个人来。女人拿着加过胡椒粉的鹰嘴豆,从菜馆里买来一桶啤酒。我像任何人一样吃啊,喝啊,他们全都祝贺我。然后举行割礼,我用我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愿我父亲安息。大家都走了以后,只剩下我和我老婆两人。她从帐子里伸出头来,叫我过去。

  "吉姆佩尔,"她说:"你为什么一声不响?你丢钱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回答。"你对我干的好事!如果我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她会再死一次。"

  她说:"你疯了,还是怎么的?"

  我说:"你这么能这样愚弄一家之主?"

  "你怎么啦?"她说:"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啦?"

  我看我得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以为这是对待一个孤儿的办法吗?"我说。"你养了一个私生子。"

  她回答,"把你这种愚蠢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吧。这个孩子是你的。"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那?"我争辩说:"他是结婚后才17个星期就养下来的。"

  她告诉我孩子是早产的。我说:"他是不是产的太早了?"她说,她曾经有一个祖母,怀孕也是这么些时间,她类似她的这位祖母,好像这一滴水同那一滴水一样。她对此起的誓赌的咒,如果一个农民在市集上这样做了,你也会相信她的。坦白地说句老实话,我不相信她。不过第二天我跟校长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亚当和夏娃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两个人睡到床上去。等到他们下床时,已经是四个人了。

  "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是夏娃的孙女。"他说。

  这就是事情的原原本本。他们证明我愚蠢。但是谁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原由呢?

  我开始忘记我的烦恼。我着迷地爱这个孩子,他也喜欢我。他一看到我就挥动他的小手,要我把他抱起来。如果他肚子痛,我是唯一能使他平静下来的人。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骨环和一顶涂金的小帽子。他总是受到某个人的毒眼,于是我就得赶快去为他求取一张符,给他怯邪。我象一只牛一样做工。你知道家里有一个婴儿要增加多少开支啊。关于这个婴儿的事情我不想说谎。我也没有为此而厌恶埃尔卡。她对我又发誓又诅咒,我没有对她感到腻烦。她有何等的力量!她只要看你一眼,就能夺去你说话的能力,还有她的演说!油嘴滑舌,出口伤人,不知怎么的还充满了魅力。我喜欢她的每一句话,纵然她的话刺得我遍体鳞伤。

  晚上我带给她我亲自烤得一只白面包,还有一只黑面包以及几只罂粟面包卷。为了她,每一样能抓到手的东西我都要偷,都要扒:杏仁饼、葡萄干、杏仁、蛋糕。我希望我能得到饶恕,因我从罐子里偷了安息日的食物,那是妇女们拿到面包铺的炉灶里来烤烤热的。我还偷肉片,偷一大块布丁,一只鸡腿或鸡头,一片牛肚,凡是我能很快地夹起来的我都偷。她吃了,变得又胖又漂亮。

  整个星期我都得离家住在面包房里。每逢星期五晚上,我回家来,她总要早一点借口,不是说胃痛,就是说肋痛,或者打嗝,或者头痛。你也知道这些女人的借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一段痛苦的经验。真叫人受不了。再说,她的那个小兄弟——私生子,渐渐长大了。他打得我一块块肿起来,等到我要还手打他时,她就开口了,狠狠地咒骂,使我只觉得一阵绿雾在我眼前飘荡。一天有十来次,她以离婚来威胁我。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不告而别,不再回家。但是我却是忍受这种处境而一声不吭的人。一个要干点什么?肩膀是上帝造的,负担也是上帝给的。

  有一天晚上,面包铺发生了一桩灾难。炉灶炸了,我们铺子里几乎起火。大家没事可干,只得回家。于是我也回家了。我想,让我尝尝不是在安息日前夜躺在床上的乐趣。我不想惊醒睡熟了的小东西,踮起脚走进屋子。到了里面,我听到的似乎不是一个人的鼾声,而是仿佛是两个人在打鼾,一种是相当微弱的鼾声,而另一种仿佛是快要宰的公牛鼾声。唉,我讨厌这种鼾声!我讨厌透了。我走到床边,事情忽然变得不妙了。埃尔卡身旁躺着一个男人模样的人。另外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就要嚷叫起来,闹声足够把全镇的人都吵醒。可是我想到了,那样会把孩子惊醒。那么,好吧,我就回到面包房去,躺在一只面包袋上。一直到早晨不曾闭眼。我直打哆嗦,好像患了痢疾。"我蠢驴当够了,"我对自己说,"吉姆佩尔不会终生做一个笨蛋的。即使象吉姆佩尔这样的傻瓜,他的愚蠢也是有个限度。"

  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求教。这事在镇上引起很大的骚乱。他们立刻派会堂执事去找埃尔卡。她来了,带着孩子,你猜她怎么样?她不承认这件事,什么都不承认,语气硬得象骨头和石头!"他精神错乱了,"她说:"我是不懂梦里的事情的,不懂见神见鬼的。"他们对她叫嚷,警告她,拍桌子,但是她却开她的炮:"这是诬告,"她说。

  屠夫和马贩子站在她一边。屠宰场的小伙子走过来对我说:"我们一直在注意你,你是一个可疑的人。"这时候孩子把屎拉在身上。拉比的圣坛那儿有约柜,那是不准亵渎的,因此他们把埃尔卡送走了。

  我问拉比说:"我该怎么办?"

  "你得立刻跟她离婚,"他说。

  "如果她不答应怎么办?"我问。

  他说:"你务必和她离婚,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一切。"

  我说:"呃,好吧,拉比,让我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他说:"你不能再跟她同住一间房了。"

  "如果我要去看孩子呢?"我问。"别管她,这个婊子,"他说,"别管那一窝跟她在一起的杂种。"

  他作的决定是我连她的门槛都不可跨进去——在我这一生永远不能再进去。

  白天我还不感到怎么烦恼。我想到该发生的事情必定要发生,疮必定要出脓。可是到了晚上,当我躺在面粉袋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太伤心了。我难以抑制地渴念着她,渴念着孩子。我需要的是发怒,可是那恰恰是我的不幸,我不能使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真正的愤怒。首先——我就是这样想的——谁也免不了有时候会犯错误。在你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错误。大概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小伙子引诱她,送她礼物等等。而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的,所以他哄得她同意了。不过后来她既然否认这件事,也许看到的只是一些幻象?幻象是有的。明明看到一个人影,或者一个侏儒,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等你走近了,却没有了,什么东西也没有。要是真的这样,我对她太不公正了。当我想到这些,我就开始哭了。我抽泣着,眼泪流湿了我睡得面粉袋。早晨我到拉比那里去,告诉他我弄错了。拉比用羽毛笔写下来,他说如果事情是这样,他必须重新审理整个案子。在他结案之前,我不能去接近我老婆,但是我可以请人给她送面包和钱去。

  3

  九个月过去了。所有的拉比才达成协议。信件来来往往。我没有想到,关于这样一件事情,需要那么多的学问。

  在这期间,埃尔卡另外还养了一个孩子。这次是一个女孩。安息日我到会堂里祈求上帝赐福给她。他们叫我走到《摩西五书》跟前,我给这孩子取了我岳母的名字——愿她安息。镇上那些爱开玩笑的人和多嘴的人,到面包房来臭骂了我一顿。由于我有了烦恼和悲伤,全弗拉姆波尔镇的人都兴高采烈,但是我决心永远相信人家对我说的话。不相信又有什么好处?今天你不相信你的老婆,明天你就不会相信上帝。

  我们铺子里有一个学徒是她的邻居,我请他每天带给她一只面包或者玉米面包。或者一块蛋糕,或者一些圆面包或者烤面包圈,只要有机会,就给她一块布丁、一片蛋糕,或者是结婚用的果子卷——凡是我能搞到的我就给。学徒是一个好心的小伙子,有好几次他自己加上一些东西。他过去惹我生很大的气,拉我的鼻子,戳我的肋骨,但是他到我家去了以后,他变得又和气又友好了。“好啊,吉姆佩尔,”他对我说:“你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娇小的老婆,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你不配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人家说她有一些事儿呢。”我说。

  “哦,他们就是喜欢多嘴多舌,”他说,“他们除了胡说八道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你别去理它,就像别去理上一个冬天有多冷一样。”

  有一天,拉比派人来叫我去,他说:“吉姆佩尔,关于你老婆的事情,你肯定是你搞错了?”

  我说:“我肯定。”

  “哦,不过你要注意!你是亲眼看见的。”

  “一定是个影子,”我说。

  “什么影子?”

  “我想,就是一根横梁的影子。”

  “那么你可以回家了。你得谢谢扬诺弗拉比,他在迈莫尼迪兹著作中找到了对你有利的冷僻的资料。”

  我拉住拉比的手,吻它。

  我要立刻跑回家去。和老婆孩子分离了这样长一段时间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后来我考虑,现在我还是先回去工作,到晚上再回家。我对什么人也不说,然而在我心里却把这一天当作一个节日。女人们照例地取笑我,挖苦我,她们每天都是如此的。可是我心里想:你们这些饶舌的人,尽管去胡说吧。已经真相大白了,就象油浮在水面上。迈莫尼迪兹说过这是对的,那么这就是对的了!

  晚上,我盖好面让它发酵,带着我那一份面包和一小袋面粉,就向家里走去。月亮很圆,群星闪烁,不知道什么事使人感到毛骨悚然。我急急向前走着,在我前面有一道长长的影子。这是冬天,刚刚下过雪。我想唱只歌,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我不想惊醒居民们。于是我想吹口哨,不过我记得一句老话:你在晚上不要吹口哨,它会把精灵引出来。因此,我悄悄地尽快走着。

  当我走到那些基督徒的院子时,里面的狗对我吠了起来。但是我想:你们叫吧,叫掉你的牙!你们算什么东西,不过是狗!而我是一个人,一个漂亮妻子的丈夫,两个有出息的孩子的父亲。

  当我走近我老婆的房子时,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好像一个犯罪的人的心一样。我不怕什么,可是我的心却怦怦地跳着!跳着!嘿,不能往回走。我悄悄地抬起门闩,走进屋去。埃尔卡睡得很熟。我瞧着婴儿的摇篮,百叶窗关着,但月亮光从裂缝里穿进来。我看到新生婴儿的脸,我一看到她,立即就爱上她,她身上的每一部分我都爱。

  随后,我走近床边。我看到的只是睡在埃尔卡旁边的学徒。月光一下子没有了。房间里一片漆黑。我哆嗦着,我的牙齿直打战。面包从我手中落下来,我的老婆醒了,问:“是谁呀?”

  我喃喃地说:“是我。”

  “吉姆佩尔?”她问,“你怎么会在这儿的?我想你是禁止到这儿来的。”

  “拉比都说过了。”我回答,象发烧一样抖着。

  “听我说,吉姆佩尔,”她说,“出去到羊棚里看看羊好不好,它恐怕是病了。”我忘记说了,我们是有一只山羊。当我听说山羊有病时,我就走到院子里,这只母山羊是一只很好的小生物。我对它有一种对人的感情。我犹豫地举步走到羊棚前,打开小门,山羊四角直立在那里。我把它浑身摸遍了,拉拉它的角,检查了它的乳房,没有找到任何毛病,它大概是树皮吃得太多了,“晚安,小山羊,”我说,“保重。”这个小小的牧畜用一声“咩”来回答,仿佛感谢我的好意。

  我回到房里,学徒已经不见了。

  “小伙子在那儿?”我问。

  “什么小伙子?”我老婆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学徒。刚才你和他睡在一起的。”

  “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抖梦见过精灵,”她说,“他们会显灵,把你杀死,连肉体带灵魂!一个恶鬼附在你身上了,使你眼花缭乱。”她叫道:“你这个讨厌的畜生!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幽魂!你这个野人!滚出去,否则我要把全弗拉姆波尔镇上的人都从床上叫起来!”

  我还没有移动一步,她的弟弟就从炉灶后面跳出来,在我后脑上打一拳。我以为他已经把我的脖子打断了。我觉得我身上有一个地方被打坏了,于是我说:“不要吵架。这样吵会让人家怪我把幽魂和鬼都引来了。”她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人愿意再碰我烘的面包了。”

  总之,我好歹使她安静下来了。

  “好吧,”她说,“够了,你躺下来,让车轮把你碾碎吧。”

  第二天早晨,我把学徒叫到一边。“你听我说,小兄弟!”我说。我把他的事情揭穿。“你说什么?”他两眼盯着我,好像我从屋顶或者什么东西上掉下来似的。

  “我发誓,”他说,“你最好还是去找个草药医生或者找个巫医。我怕你脑子出毛病了,不过我给你瞒着。”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长话短说,我和我老婆过了20年。她给我养了六个孩子,四女两男。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过,但是我既没有听到过,也没有看见过。我相信她,这就完啦。拉比最近对我说:“信仰本身是有益的,书上写道,好人靠信念生活。”

  我老婆突然生病了。开始时是一个小东西。乳房上有一个小肿瘤。但是显然她是注定活不长的,她没有寿命。我在她身上花了很大一笔钱。我忘记说了,这时候,我自己开了一家面包房。在弗拉姆波尔镇上也算是个富翁了。巫医每天来,邻近地区所有的女巫医也都请来过。他们决定用水蛭吸血,随后试用拔火罐。他们甚至从卢布林请了一个医生来,但是已经太晚了。在她死以前,她把我叫到她床边,说:“饶恕我,吉姆佩尔。”

  我说:“有什么要饶恕的?你是一个忠诚的好妻子。”

  “唉,吉姆佩尔!”她说:“想到所有这些年来,我是怎么欺骗你的,我感到自己是多么丑啊。我要干干净净去见我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些孩子都不是你的。”

  她的话使我迷惑不解,不亚于挨了当头一棒。

  “他们是哪个的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有一大批.......不过,孩子都不是你的。”她说完,她的头往旁边一倒,她的眼睛失去神采,埃尔卡就此结束了生命。在她变白了的嘴唇上留着一丝微笑。

  我想,她虽然死了,仿佛还在说:“我欺骗了吉姆佩尔,这就是我短短一生的意义。”

  4

  埃尔卡的丧事完毕以后,一天晚上,当我躺在面粉袋上做梦的时候,恶魔自己来了,对我说:“吉姆佩尔,你为什么醒了?”

  我说:“我该做什么呢?吃肉包子吗?”

  “全世界都欺骗你,”他说,”所以你应该欺骗全世界了。”

  “我怎么能欺骗全世界呢?”我问他。

  他回答:“你可以每天积一桶尿,晚上把它倒在面团里,让弗拉姆波尔的圣人们吃些脏东西。”

  “将来的世界要审判我怎么办呢?”我说。

  “没有将来的世界,”他说,“他们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你,说得你相信自己肚子里有一只猫。尽是胡说八道!”

  “那么,好吧,”我说,“不是还有一个上帝吗?”

  他回答:“根本没有上帝。”

  “那么,”我说,“那儿是什么呢?”

  “粘糊糊的泥沼。”

  他站在我的眼前,长着山羊胡子和角,长长的牙齿,还有一条尾巴。我听了这些话,要去抓他的尾巴,但是我从面粉袋上摔下来,几乎摔断肋骨。现在我得对造化得召唤作出答复,我走过去,看见发好的面粉团,它似乎在对我说:“干吧!”简单的说,我让自己被魔鬼引诱了。

  黎明时,学徒进来。我们做面包,撒上香菜籽,放在炉上烘。于是学徒走了。我留着,坐在炉灶前小沟内的一堆破布上,好啦,吉姆佩尔,我想,对于他们加在你身上的全部羞辱,你已经报了仇。外面浓霜闪烁,然而在炉灶旁是温暖的。熊熊的火焰使我的脸感到热呼呼的。我垂着头,打起瞌睡来。

  忽然我在梦中看到埃尔卡,她穿着尸衣,她叫我:“你干了什么,吉姆佩尔?”

  我对她说:“这都是你的过错”接着就哭起来。

  “你这傻瓜!”她说。“你这傻瓜!因为我弄虚作假,难道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假的吗?我从来骗不了什么人,只骗了自己。我为此付出了一切代价,吉姆佩尔。他们在这儿什么都不会饶恕你的”我瞧着她的脸,她的脸是黑的。我一吓就醒了。依然默默地坐着。我意识到一切都处于成败关头,眼前踏错一步,我就会失去永久的生命。但是上帝保佑我。我抓起一把长铲,把面包从炉灶里取了出来,拿到院子里,开始在冰冻的土地上掘一个洞。

  当我正在掘洞的时候,我的学徒转来了。“你在干什么,老板?”他问,脸色变得灰白,象一具死尸。

  “我的事,我自己知道,”我说,我当着他的面,把面包全部埋掉。然后我回到家里,从隐藏的地方取出我的积蓄,分给我的孩子们。“我今天晚上见到你们妈,”我说,“她变黑了,可怜的家伙。”

  他们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吧,”我说,“忘记一个叫吉姆佩尔的人曾经存在过。”我披上我的短大衣,穿上靴子,一只手拿着装祈祷披巾的袋子,一只手拿着我的手杖,吻了一下门柱圣卷。人们在街上看到我时,感到万分诧异。

  “你要去哪里?”他们问。

  我回答道:“去见见世面。”我就这样离开了弗拉姆波尔。

  我漫游各地,好人没有一个不理我。过了好多年,我老了,白发苍苍;我听到了大量的故事,许多谎话和弄虚作假的事情,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懂得实际上是没有谎言的。现实中没有的事情会在梦里遇见。这个人遇到的事,也许另一个人不会遇到;今天不遇到,也许明天遇到;如果来年不遇到,也许过了一世纪会遇到。这有什么区别呢?我常常听到一些故事,我会说:“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然而不到一年,我会听到那种事情竟然在某处发生。

  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在陌生的桌子上吃饭,我常常讲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不可信的故事:关于魔鬼、魔法师,风车之类。孩子们跟在我后面,叫道:“爷爷,给我们讲个故事。”有时他们指名要我讲一些故事,我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一个胖小子有次对我说:“这就是你以前对我们讲过的故事。”这个小淘气,他说得对。

  梦里的事情也是跟以前一样的。我离开弗拉姆波尔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闭上眼睛,我就到了那儿。你想我看见谁了?埃尔卡。她站在洗衣盆旁边,像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但是她容光焕发,她那双眼睛象圣徒的眼睛一样神采奕奕。她对我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讲些奇异的事。我一醒过来,就完全忘记了。但是只要梦不断做下去,我就感到安慰,她回答我全部疑问,她的话结果都是对的。我哭着恳求她:“让我和你在一起。”她安慰我,告诉我要忍耐。这日子不会太远了。有时她抚摸我,吻我,贴着我的脸哭泣。当我醒来时,我还感觉到她的嘴唇,尝到她的眼泪的咸味。

  毫无疑问,这世界完全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但是它同真实世界只有咫尺之遥。我躺在我的茅屋里,门口有块搬运尸体的门板。掘墓的犹太人已经准备好铲子。坟墓在等待我,蛆虫肚子饿了;寿衣已准备好了——我放在讨饭袋里,带在身边。另一个要饭的等着继承我的草垫。时间一到,我就会高高兴兴地动身。这将会变成现实。那儿没有纠纷,没有嘲弄,没有欺骗。赞美上帝,在那儿,连吉姆佩尔都不会受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