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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站在第二十四号街和一条黑得邪门的胡同的拐角上,高架铁路正好在上面通过。当时是凌晨两点:黎明前的黑暗又浓重,又潮湿,叫人很不舒服。

一个穿着长大衣,帽子拉得很低,手里提着什么东西的男人轻手轻脚地从黑胡同里匆匆走出来。警察迎上前去,态度和蔼,但带着克尽职守的自信。时间、胡同的恶名、行人的匆忙、携带的重物——这一切很自然地构成了“可疑情况”,要求警察干预查明。

“可疑者”立即站住,把帽子往后一推,摇曳的街灯照出的面孔镇定自若,鼻子相当长,深色的眼睛毫不躲闪。他没脱手套就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摸出一张名片交给警察。警察凑着晃动的灯光看到名片上印的是“医学博士查尔斯·斯宾塞·詹姆斯”。街道和门牌号码在一个殷实正派的地段,不容产生好奇,更不用说怀疑了。警察的眼光朝下扫去,看到医生手里提的东西:一个漂亮的黑皮白银扣饰的医药包;名片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请吧,大夫。”警察让开一步,口气和蔼得有些过份。“上面关照要格外小心。最近溜门撬锁、拦路抢劫的案子很多。在这样的夜晚出诊真够呛。不算冷;但是——粘糊糊的。”

詹姆斯医师彬彬有礼地点点头,说了一两句附和警察对天气评价的话,继续匆匆走去。那晚有三个巡警都认为他的名片和神气的医药包足以证明他是正派人,干的是正派事。假如第二天这些警察中间有谁觉得应当去核实一下名片(只要别去得太早,因为詹姆斯医师没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将发现一块漂亮的门牌上确有医师的姓名,摆设精致的诊所里确有衣著整饬的医师本人,邻居们都乐意证明两年来医师奉公守法,照顾家庭,业务兴旺。

因此,假如这些热心维护治安的人中有谁能看到那个表面清白的医药包里的东西,准会大吃一惊。包一打开,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套最新发明的,“保险箱专家”专用的精巧工具,所谓“保险箱专家”,是如今撬保险箱的窃贼自封的称号。那些工具都是专门设计,特别制作的——短而有力的撬棍,一套奇形怪状的钥匙,在冷铸钢上打孔就象耗子啃乳酪一般轻松的高强度的蓝钢钻头和冲头,能象水蛭那样附着在光滑的保险箱门上,象牙医拔牙那么利索地拔出号码锁的夹钳。“医药”包里的小贴袋中有一瓶四英两装的硝化甘油,用剩了一半。工具下面是一堆皱皱巴巴的钞票和几把金币,总数一共是八百三十元。

詹姆斯医师在他极有限的朋友圈子里被称为“了不起的希腊人”。这个奇特的称呼一半是赞扬他冷静的绅士作风;另一半在帮会黑话里是指头儿和出谋划策的能人,凭他的地址、职业的影响和威望能搞到信息,供哥儿们制订计划,干非法勾当。

这个精干的小圈子的其他成员是斯基采·摩根、根姆·德克尔和利奥波德·普雷茨菲尔德。德克尔是“保险箱专家”,普雷茨菲尔德是城里的珠宝商,负责处理三人工作小组搞来的钻石和其它首饰。他们都是讲朋友义气的好人,守口如瓶,忠实不渝。

合伙人认为那晚的收获并不满意,只能勉强补偿他们花费的气力。一家资金雄厚的经营呢绒的老字号的双层侧栓的老式保险箱,在星期六晚上的存款理应超过两千五百元。但是他们只找到这个数目,三人按照惯例,当场就把钱平分掉。他们本来指望有一万或一万二千元。然而商号股东老板之一办事有点儿过于老派。天黑后,他把大部分现金装在一个衬衫盒里带回家去了。

詹姆斯医师继续沿着杳无行人的第二十四号街走去。经常聚集在这一地区的戏剧界的票友们也早已上床睡觉了。牛毛细雨在铺路的石子间积成小水塘,被弧光灯一照,反射出千百片闪闪发亮的小光点。水汽凝重的寒风从房屋之间的空档里劈头盖脑地一阵阵扑来。

医师刚走近一座高大的砖砌建筑的拐角,这座与众不同的住宅前门猛地打开了,一个嘴里嘀嘀咕咕、脚下踢踢跶跶的黑种女人从台阶下到人行道。她说着什么,很可能是在自言自语——她那个种族的人独自遇到危难时总是采取这类求助的办法。她象是南方旧时的奴仆——多嘴多舌,肆无忌惮,忠心耿耿,却又不服管教;她的外貌说明了这一点——肥胖,整洁,系着围裙,扎着头巾。

詹姆斯医师迎面走去时,这个从沉寂的房屋里突然出现的形象刚走下台阶。她大脑的功能从发音转换到视觉,停止了嘀咕,一对金鱼眼睛死死盯住医师手里的医药包。

“谢天谢地!”她一见到医药包便脱口嚷道。“你是大夫吗,先生?”

“是的,我是大夫。”詹姆斯医师停住脚步说。

“那就请你看在老天的份上去瞧瞧钱德勒先生吧。不知他是犯病还是怎么搞的,象死了似的。艾米小姐派我去找大夫。先生,你不来的话,天知道老辛迪上哪儿才能找到大夫。假如老主人知道这里的情形,就有好戏看了,先生——准会打枪,在地上数好步子,用手枪决斗。那个羔羊般的,可怜的艾米小姐——”

“你要找大夫,就在前面带路。”詹姆斯医师踩上台阶说。“你要找个听你说话的人,我可不奉陪。”

黑女人引他进屋,走上一溜铺着厚地毯的楼梯。他们经过两个光线暗淡的门厅。在第二个门厅里,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引路人拐了弯,在一扇门前站停,打开了门。

“我把大夫请来啦,艾米小姐。”

詹姆斯医师进了屋,朝站在床边的一位年轻太太微微欠身。他把医药包搁在椅子上,脱掉大衣,搭在医药包和椅子背上,镇定自若地向床边走去。

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仍是先前倒下去时的姿势——衣着华丽时髦,鞋子已经脱去;全身松弛,死了似地一动不动。

詹姆斯医师仿佛散发着宁谧、镇定和力量的光环,对他主顾中间软弱失望的人来说简直象是久旱后的甘霖。他在病室的举止风度有某些地方特别使妇女们倾倒。那并不是时髦医师对病人的纵容讨好,而是沉着自信,压倒命运的气魄,对人尊重、保护和献身的态度。他那坚定、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和蔼的面相非常适合担任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冷静而近似牧师的安宁带着潜在的威严。他有时出诊,妇女虽和他初次见面,居然会告诉他,她们为了防止失窃,晚上把钻石藏在什么地方。

詹姆斯医师经验丰富,眼珠不怎么转动,就估出了房间家具摆设的等级和质量,同时也打量了那位年轻太太的外表。她身材瘦小,年纪二十刚出头,容貌有一种迷人的美,但现在蒙上了阴霾。这与其说是意外不幸所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来已久的固定的哀怨。她额头一侧有一道青紫的挫伤,医师根据经验判断,受伤的时间不会超出六小时。

詹姆斯医师伸手去试病人的脉搏。他那双几乎会说话的眼睛在询问年轻女人。

“我是钱德勒太太。”她回答说,带着南方人那种含糊的哭音和腔调。“你来到前十分钟左右,我丈夫突然病了。他以前也犯过心脏病——有几次相当凶险。”病人深更半夜这副打扮促使她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外面很晚才回家;我想大概是赴晚宴。”

詹姆斯医师现在把注意力转向病人。不论他从事哪一类“职业”活动,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对待“病例”或者“买卖”。

病人年纪有三十左右。面相大胆放荡,但还算端正,一种乐观幽默的神情补救了缺点。他衣服上有一股泼翻了酒的气味。

医师解开他的上衣,用小刀把衬衫的假前胸从领子割破到腰身。清除了障碍之后,他用耳朵贴在病人心口,仔细听着。

“二尖瓣回流?”他站直时轻声说。句子结尾是没有把握的升调。他又俯身听了好久;这次才用确诊的音调说:“二尖瓣闭锁不全。”

“夫人,”他说话的口气曾多次解除过人们的忧虑,“有可能——”当他缓缓朝那位太太转过头去时,只见她脸色惨白,晕了过去,倒在黑老太婆的怀里。

“可怜的小羊羔!可怜的小羊羔!辛迪大妈的宝贝孩子被他们害苦啦!但愿上帝发怒,惩罚那些把她引入迷途,伤了她那颗天使般的心,害她落到这个地步的人——”

“把她的脚抬高。”詹姆斯医师上前去扶持那个晕倒的人。“她的房间在哪里?必须把她抬到床上去。”

“在这儿,先生。”黑老太婆把扎着头巾的脑袋朝一扇门摆摆。“那是艾米小姐的房间。”

他们把她抬进房间,搁在床上。她的脉搏很微弱,但还有规律。她神志没有清醒,从昏迷状态进入了沉睡。

“她体力衰竭。”医师说。“睡眠对她有好处。等她醒来时,给她一杯加热水的酒——再打个鸡蛋在里面,如果她能喝的话。她前额的挫伤是怎么搞的?”

“磕了一下,先生。那个可怜的小羊羔摔了一交——不,先生,”——老太婆那变化不定的种族性格使她突然发作起来——“老辛迪才不替那个魔鬼撒谎呢。是他干的,先生。但愿上帝让他的手烂掉——哎呀,真该死!辛迪答应过她可爱的小羊羔决不讲出来。先生,艾米小姐头上是磕伤的。”

詹姆斯医师向一个精致的灯架走去,把灯光捻低一些。

“你在这儿呆着,太太,”他吩咐道,“别作声,让她睡觉。如果她醒来,就给她喝加热水的酒。如果她情况不好,你就来告诉我。这事有点儿怪。”

“这里的怪事还多着呢。”黑女人正要说下去,医师一反常态,象安抚歇斯底里病人一般专断地吩咐她别出声。他回到另一个房间,轻轻关上门。床上的人没有动弹,但是已睁开了眼睛。他的嘴唇牵动着,仿佛想说什么。詹姆斯医师低下头,只听到微弱的“钱!钱!”

“你听得清我说的话吗?”医师压低嗓门,但十分清晰地说。

病人略微点点头。

“我是医师,是你太太请来的。她们告诉我,你是钱德勒先生。你病得不轻,千万别激动或是慌张。”

病人的眼神仿佛在招唤他。医师弯下腰去听那些仍旧十分微弱的声音。

“钱——两万块钱。”

“钱在哪里?——在银行里吗?”

眼神表示否定。“告诉她”——声音越来越微弱了——“那两万块钱——她的钱”——他的眼光扫视着房间。

“你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了吗?”——詹姆斯医师的声音象塞壬女妖一般急切,想从那个神志逐渐不清的人嘴里掏出秘密——“在这个房间里吗?”

他觉得那对暗淡下去的眼睛里有表示同意的闪动。他指尖能触摸到的脉息细得象一根丝线。

詹姆斯医师的另一门职业的本能在他的头脑和心里出现。他办事敏捷,马上决定要打听出这笔钱的下落,即使知道这肯定会出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本空白的处方笺,根据标准的常规做法,开了一张适合病人需要的处方。他到里屋门口,轻声叫那个黑女人出来,把处方交给她,让她去药房配药。

她嘀嘀咕咕地离开后,医师走到钱德勒太太躺着的床边。她仍在沉睡;脉象比先前好一些了;额头除了挫伤发炎的地方以外也不烫了,稍稍有些湿润。没人打扰的话,她可以睡几小时。他找到房门钥匙,出来时随手把门锁上。

詹姆斯医师看看表。有半小时可以归他支配,因为那个老太婆去配药,半小时以内回不了家。他找来水罐和平底酒杯,打开医药包,取出一个盛着硝化甘油的小瓶——他的摆弄手摇曲柄钻的弟兄们把它简单地称做“油”。

他把淡黄色稠厚的液体倒了一滴在酒杯里,然后取出带银套的注射器,安好针头。他根据玻璃管上的刻度细心地抽了几次水,把那滴硝化甘油稀释成将近半酒杯的溶液。

那晚两小时前,詹姆斯医师用同一个针筒把未经稀释的液体注射到他在一个保险箱锁上钻出的窟窿里,一声低沉的爆炸毁坏了控制门栓的机械。现在他打算用同样的方法震撼一个人的主要机械——刺激他的心脏——目的都是为了钱。

同样的方法,但是外表不同。前者是鲁莽粗野,凭借原始动力的巨人,后者是奉承者,但用丝绒和花边掩饰了同样致命的手臂。因为医师用针筒细心地从酒杯里抽取的液体已经成了三硝酸甘油酯,这是医学科学中已知的最厉害的强心剂。二英两能毁坏一扇厚实的保险箱铁门;他现在要用一量滴的五十分之一来使一个活人的复杂机理永远静止。

但不是立即静止。这不符合他的要求。首先要迅速增加身体的活力;给每一个器官和功能以强有力的促进。心脏会勇敢地对致命的鞭策作出反应;静脉里的血液会更快地回到心脏。

詹姆斯医师很清楚,这种心脏病遇到过于强烈的刺激,就象挨了一颗来复枪子弹似的,结果是立即死亡。当血流量在窃贼“油”的作用下骤然增加,管腔本来不畅的动脉会迅速完全阻塞,生命之泉就停止流动了。

医师解开昏迷的钱德勒前胸的衣服,把针筒里的液体熟练地注射到心前区的肌肉里。他干两门行业都干净利落,注射完毕,便仔细擦干针头,把保持针头通畅的细铜丝重新穿好。

三分钟后,钱德勒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声音虽然微弱,但还能辨清,他问抢救他的是谁。詹姆斯医师再一次解释他怎么会来这儿的。

“我妻子呢?”病人问道。

“她睡着了——由于过度疲劳和担忧。”医师说。“我不愿叫醒她,除非——”

“没有——必要。”钱德勒呼吸短促,说话时常间断。“为了我——去打扰她——她不会——领你情。”

詹姆斯医师拖了一把椅子到床前。时间不容浪费,要抓紧谈话。

“几分钟前,”他以另一门职业的低沉坦率的声调说,“你打算对我说些有关钱的事。我不指望你对我推心置腹,但是我有责任劝告你,焦虑对你的恢复是不利的。假如你心里有什么事——我记得你提到过两万块钱的事——不妨说出来,可以减轻你的精神负担。”

钱德勒脑袋动不了,但他的眼珠转向说话人的方向。

“我说过——这笔钱——在哪里吗?”

“没有。”医师回答说。“我只不过从你模糊不清的话里推测到你十分关心它的安全。如果钱在这个房间里——”

詹姆斯医师住口不说了。他是不是从病人揶揄的脸上看到一丝恍然大悟和起疑的神色?他是不是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他是不是说漏了嘴?钱德勒随后说的话使他恢复了自信。

“除了——那个——保险箱以外,”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能——藏在哪里呢。”

他用眼光指点房间的一角,医师这才看到窗帘下端半遮着的一个铁制的小保险箱。

他站起身,抓住病人的手腕。他的脉搏宏大,但隔着不祥的间歇。

“抬起胳臂。”詹姆斯医师命令说。

“你知道——我动不了,大夫。”

医师快步走近通向过道的房门,打开门,听听外面有什么声音。一片静寂。他不再旁敲侧击,径直走到保险箱前面,打量了一下。那个保险箱式样古老,设计简单,只能防防手脚不干净的仆人。拿他的技术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件玩具,等于是稻草和硬纸板糊的玩意儿。这笔钱可说是已经到手了。他能用夹钳拔出号码盘,钻透制栓,不到两分钟就打开保险箱门。换另一种办法,也许只要一分钟。

他跪在地上,耳朵贴着保险箱门,慢慢转动号码盘。不出他所料,锁门时只用了一个组合暗码。号码盘转动时,他敏锐的耳朵听到轻轻的咔哒一响;他利用暗码组合——把手松动了。他打开了保险箱门。

保险箱里一无所有——空空的铁格子里连一张废纸都看不见。

詹姆斯医师站起来,回到床前。

垂死的人额头汗涔涔的,但嘴角和眼睛露出嘲弄的冷笑。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他吃力地说,“医药同——盗窃结合!你身兼二职——赚头不坏吧——亲爱的大夫?”

当时的情况十分尴尬,詹姆斯医师的精明强干从没有遇到过比这更严峻的考验。受害者的出了格的幽默感使他陷入既可笑又不安全的处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尊严和清醒的头脑。他掏出表,等那人死去。

“你对——那笔钱——未免——过于猴急了。可是你——亲爱的大夫——根本奈何不了它。它很安全。十分安全。它全部——在赛马——赌注登记人手里。两万块——艾米的钱。我拿去——赛马——输得精光。我是个败家子,贼先生——对不起——大夫,不过我输得光明正大。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样——不够格的坏蛋——大夫——对不起——贼先生。给受害者——对不起——给病人喝杯水——是不是违反——你们贼帮的——职业道德?”

詹姆斯医师替他倒了一杯水。他几乎不能吞咽。药物的反应一阵阵袭来,越来越强烈。但他死到临头,还想狠狠地刺痛一下别人。

“赌徒——酒鬼——败家子——我全沾边,可是——医师兼窃贼!”

医师对他刻薄的讽刺只作了一个回答。他俯下身子,盯着钱德勒急剧凝滞的眼光,举手指着那个沉睡的女人的房间,姿势如此严厉而意味深长,以至那个衰竭的人用尽残剩的力量,半抬起头,想看个究竟。他什么也没看到;但听到了医师的冰冷的言语——他临终时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我可从没有揍过女人。”

企图研究这种人是徒劳的。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对他们进行探讨。人们提到某些人时会说“他这也行,那也行”,他们就是这些人的后裔。我们只知道有这种人存在;只知道我们可以观察他们,议论他们的浅显的表现,正如孩子们观看并议论提线木偶戏一样。

然而,这两个人——一个是谋财害命的强盗和凶手,站在受害人面前;另一个虽然没有严重违法,但行为更其恶劣,令人嫌恶,他躺在受他迫害、侮辱和毒打的妻子的房屋里;一个是虎,另一个是狼,他们两人互相憎恨对方的卑劣;尽管大家罪恶昭著,却互相炫耀自己的行为准则(即使不谈荣誉准则)是无可指摘的。

詹姆斯医师的反驳肯定刺伤了对方剩余的羞耻心和男子气概,成了致命的一击。他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临终红斑;钱德勒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颤动,已经一命归天。

他刚咽气,黑老太婆配好药回来了。詹姆斯医师一手轻轻按着死者合上的眼皮,把结果告诉了她。她并不伤心,只带着遗传的,与抽象的死亡友好相处的态度,凄凉地、抽抽搭搭地抱怨说:

“可不是吗!上帝自有安排。他会惩罚有罪的人,帮助落难的人。他现在该帮助我们了。辛迪买这瓶药,把最后一枚硬币都花了,结果药也没用上。”

“难道钱德勒太太没有钱吗?”詹姆斯医师问道。

“钱?先生,你知道艾米小姐为什么晕倒,为什么这么虚弱?是饿成这样的,先生。家里除了一些破饼干以外,三天没有吃的了。那个小天使几个月前就变卖了她的戒指和怀表。这座房子里的红地毯和漂亮家具全是租来的,催租的人凶极了。那个魔鬼——饶恕我,上帝——他已经在你手里遭到了报应——他把家产全败光了。”

医师的沉默使她越说越来劲。他从辛迪杂乱无章的独白中理出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其中交织着幻想、任性、灾难、残酷和傲慢。她喋喋不休的话语组成的模糊概貌中,有几幅比较清晰的画面:遥远南方的一个舒适的家庭;草率的,随即后悔的婚事;充满侮辱和虐待的不幸生活;女方最近得到一笔遗产带来了重振家业的希望;狼夺去了那笔钱,两个月不照面,在外面挥霍得精光;一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又回来了。从一团乱麻似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一条纯白的线索:黑老太婆的质朴、崇高和始终不渝的爱,不论任何艰难险阻,她都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女主人。

她终于住嘴时,医师问她家里有没有威士忌或者任何什么酒。老婆子说有,餐具柜里还有那条豺狼剩下的半瓶威士忌。

“照我刚才对你说的那样,倒些酒,兑些热水,打个鸡蛋在里面。把你的女主人叫醒;让她喝下去,然后告诉她家里出的事。”

十来分钟后,钱德勒太太由老辛迪搀扶着进来了。她睡了一会,喝了热酒,看上去不那么虚弱了。詹姆斯医师已经用床单盖好了床上的死人。

那位太太哀伤和半含惊恐的眼睛朝床上一瞥;向她保护人身边更挨近些。她的眼睛干而发亮。极度的痛苦使她的泪水已经涸竭。

詹姆斯医师站在桌边,他已穿好大衣,手里拿着帽子和医药包。他的神情镇定安详——他的职业使他见惯了人类的痛苦。只有他那闪烁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审慎的医师的同情。

他体贴简洁地说,由于时间太晚,请人帮忙肯定有困难,他可以亲自去找合适的人来料理后事。

“最后还有一件事,”医师指着打开的保险箱说。“钱德勒太太,你的丈夫最后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保险箱的组合号码告诉了我,让我打开。如果你要使用,请记住号码是四十一。先朝右拧几圈;再朝左拧一圈;停在四十一这个数字上。他虽然知道自己即将去世,却不让我叫醒你。

“他说他在保险箱里存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也够你用来完成他最后的请求了。他请求你回你的老家去,以后日子好过一些的时候,请你原谅他对你犯下的种种罪愆。”

他指指桌子,桌上是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钞票上面放着两摞金币。

“钱在那儿——如他所说——一共是八百三十元。请允许我留下我的名片,以后有我可以效劳之处,请吩咐。”

他在最后时刻居然顾念到她——并且想得很周到!来得太迟了!但是这个谎话在她认为已经成为一片灰烬和尘埃的地方煽旺了一个柔情的火花。她脱口喊道:“罗勃!罗勃!”转过身,扑在忠诚的仆人怀里,用泪水冲淡她的悲哀。在往后的年月里,凶手的假话象一颗小星星,在爱情的坟墓上空闪烁,给她慰藉,争取她的原谅,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黑老太婆把她搂在胸口,象哄小孩似地低声安慰她,她终于抬起头——但是医师已经走了。

于是,我去找大夫了。

“你初次喝酒以来,到现在有多久了?”他问道。

我侧过脸回答说:“哦,有些时候了。”

他是个年轻的大夫,年纪在二十到四十之间。他穿的袜子是浅绿色的,不过人却象拿破仑。我很喜欢他。

“现在,”他说,“我要让你看看酒精对你的血液循环所起的作用。”我听他说的好象是“循环”;不过也可能是“广告”。

他把我的袖管捋到胳膊肘上面,取出一瓶威士忌,让我喝了一杯。他更象拿破仑了。我开始更喜欢他了。

接着,他用一条压布扎紧我的胳膊,用手指按住我的脉息,捏着一个同温度计似的仪器连在一起的橡皮圆球。水银柱上下跳动。似乎没有停过;但大夫说表上是二百三十七,或者是一百六十五,或是诸如此类的数字。

“喏,”他说,“你看到酒精对血压的作用了吧。”

“太棒啦,”我说,“不过你认为这次试验够了吗?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再试试另一条胳膊吧。”但是他不干。

随后,他捉住我的手。我以为自己大概得了不治之症,他要和我告别。然而他只用一枚针在我指尖上猛扎一下,挤出一滴血,同粘在卡片上的许多象五毛钱扑克筹码似的东西加以比较。

“这是血红蛋白试验。”他解释说。“你的血色不对头。”

“是啊,”我说,“我知道应该是蓝色;不过我们这个国家的血统很混杂。我祖先中间有几个是骑士;可他们同楠塔基特岛上的一些人混熟了,所以——”①

①西方语言中“蓝色血液”指名门贵族及其后裔,起因是西班牙本土贵族皮肤白皙,脉管呈蓝色;殖民扩张后,他们同土著居民杂婚,因而后代肤色较深。楠塔基特在美国麻萨诸塞州。

“我指的是,”大夫说,“红色太浅了。”

“哦,”我说,“那就不是婚姻匹配,而是颜色搭配的问题了。”

接着,大夫使劲搥我的胸部。他这么干的时候,我说不清楚他使我想起的是拿破仑、战役,还是纳尔逊②。他脸色阴沉,说了一连串凡夫俗子难免的病痛——大多数都以“炎”为结尾。我马上先付他十五块钱。

②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一八○五年率领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你说的毛病中有没有哪一种或哪几种肯定会致命的?”我问道。作为与此休戚相关的当事人,我觉得应当表示一些兴趣。

“全部都会。”他回答得很轻松。“但是它们的进展可以抑制。只要经过精心治疗,不断治疗,你可以活到八十五岁或者九十岁。”

我联想到大夫的帐单,赶快表态说:“八十五就够啦。”我又取出十块钱,预付给他。

“现在的首要任务,”他大受鼓舞地说,“是替你找个疗养院,让你彻底休息一段时间,改善你的神经状况。我亲自陪你去,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

他把我带到卡茨基尔的一家疯人院。疯人院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常客才光临那里。那地方满目荒凉,唯有大小石头,几片未融的积雪和稀稀拉拉的松树。年轻的主治医师倒非常可亲。他没在我胳膊上扎压布就给了我一服兴奋剂。那时正好开午饭,他便请我们一起就餐。餐厅里有二十来个住院病人,分坐在几张小桌旁。年轻的主治医师走到我们桌前说道:“这里有个惯例:我们的客人不把自己当作病人,而只是来休养的疲倦的先生太太。不论他们有什么小毛病,谈话中绝对不提。”

陪伴我的大夫高声吩咐女侍替我准备一些磷酸甘油酸石灰炒肉末、狗面包、溴泡腾盐薄饼和番木鳖茶。这时,餐厅里发出一种声音,仿佛松树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在场的人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神经衰弱!”——只有一个鼻子灵敏的人是例外,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慢性酒精中毒。”我希望同他进一步认识认识。主治医师转身走了。

饭后一小时左右,他陪我们去工场——那里离院部有五十码远。在工场负责照料客人们的是主治医师的替角和助手——一个只见两脚和蓝色运动衫的人。他个子太高了,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有没有长着脸;不过盔甲包装公司一定乐用雇用他。

“我们的客人们,”主治医师说,“在这里从事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娱乐,从而消除他们过去的精神烦恼。”

这里有车床、木工器材、陶工工具、手纺车、织布机、踏车、大鼓、蜡笔人像画放大仪和铁工锻炉,一应俱全;看来能引起第一流疗养院里自费疯子客人们的兴趣。

“在角落里做泥馅饼的那位太太,”主治医师悄俏说,“是大名鼎鼎的卢卢·卢林顿,那本名叫《爱情为何要爱》的书的作者。她现在做的事只是为了在完成那部作品后让脑子休息休息。”

我看过那本书。“她干吗不再写一本,从中得到休息呢?”我问道。

你们看到了吧,我的病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位往漏斗里灌水的先生,”主治医师往下说,“是华尔街的经纪人,他工作过度,累垮了。”

我扣好上衣的扣子,唯恐丢失钱财。

他指点给我看的另一些人中间,有玩诺亚方舟的建筑师,看达尔文《进化论》的牧师,锯木头的律师,向那个穿蓝色运动衫的助手介绍易卜生剧本的十分疲劳的交际花,睡在地板上的神经过敏的百万富翁,还有一位拖着一辆小红车在屋里打转的著名艺术家。

“你身体看上去很结实。”负责替我治病的大夫说。“我认为使你神经松弛的最好的办法是从山上往下扔小石头,然后再把它们拣回来。”

我拔腿就跑,大夫赶上我时,我已经跑了一百码远。

“怎么回事呀?”他问道。

“是这样的,”我说,“目前没有飞机可乘。因此,我只好遛跶到火车站,搭第一列不定时的,烧烟煤的快车回城里去。”

“唔,”大夫说,“也许你是对的。这地方看来对你不合适。不过你需要休息——绝对休息和锻炼。”

当晚,我到城里一家旅馆,对管理员说:“我需要绝对休息和锻炼。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有活动床的房间,再派几个服务员,在我休息时轮班把床抬高放下?”

管理员在擦指甲上的一块污迹,侧过脸朝坐在休息室里的一个戴白帽子的高个儿使了个眼色。那人站起来,客客气气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西门口的灌木丛。我没有见到,他便领我去,在门口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

“我原以为你喝多了,”他相当和气地说,“不过现在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最好还是去看看大夫吧,老兄。”

一星期后,替我治病的大夫又量了我的血压,但是没有事先给我兴奋剂。他的袜子带些棕黄色,叫我看了不顺眼。

“你需要的,”他下结论说,“是海滨空气和伙伴。”

“找个美人鱼——”我刚开口,他赶紧摆出专门家的架势。

“我亲自出马,”他说,“带你去长岛海滨的清新旅馆,照料你的健康。那是个安静舒适的休养地,你去了很快就能恢复。”

清新旅馆是海岸对面岛上的一家豪华宾馆,有九百个客房。凡是不穿礼服去进餐的人都给轰到靠边的餐厅,只能吃甲鱼和香槟酒的客饭。这个海湾是拥有私人游艇的富翁们的落脚点。我们抵达的当天,“海盗号”正好停泊在岸边。我看见摩根先生站在甲板上,一面吃奶酪三明治,一面羡慕地眺望着旅馆。话虽这么说,这个地方却花不了什么钱。因为谁都付不起他们的帐单。你要离开的话,干脆留下行李,偷条小快艇,在夜里溜回大陆。

有一天,我在那家旅馆的管理员桌上拿了一本旅馆专用的空白电报纸,向我所有的朋友们告急,请他们寄钱来,好让我脱身。我的医师和我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一盘槌球游戏,然后在草坪上睡觉。

我们回到城里,我的医师仿佛突然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他说,“你感觉怎么样?”

“病情好多啦。”我回答说。

会诊大夫的情况不同。他不能肯定是否拿得到诊金,这就保证你能得到最精心的或是最马虎的诊治。我的医师带我去看一位会诊大夫。他作了错误的猜测,居然给我精心诊治。我非常喜欢他。他让我做一些共济运动。

“你后脑疼不疼?”他问。我说不疼。

“闭上眼,”他吩咐说,“两脚并拢,使劲往后跳。”

我一向善于闭上眼往后跳,于是照办了。我的脑袋撞到浴室门沿上,因为那扇门开着,并且只有三英尺远。大夫感到十分抱歉。他忘了门是开着的。他走过去把它关上。

“现在你用右手食指碰你的鼻子。”他说。

“在哪儿?”我问。

“在你脸上。”他说。

“我说的是我的右手食指。”我解释说。

“哦,对不起。”他说。他重新打开浴室门,我从门缝里抽出手指。我出色地完成了指鼻试验后说:

“大夫,我不愿意向你隐瞒症状;我的后脑勺现在确实有一种近乎疼痛的感觉了。”

他不理会这个症状,却用一个最近流行的投币听音乐器上的耳机似的玩意儿来检查我的心脏。我觉得自己成了民谣。

“现在,”他说,“你在屋子里绕着圈子象马一样快跑五分钟。”

我尽可能模仿一头落选后从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牵出来的佩尔切隆良种挽马。随后,大夫没有投入硬币就听我的胸口。

“我家族成员中没有害马鼻疽的,大夫。”我说。

会诊大夫举起食指,离我的鼻子有三英尺远。“瞧我的手指。”他命令道。

“你有没有试用过皮尔氏的——”我开口说;但他迅速地继续试验。

“现在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瞧海湾外面。瞧我手指。瞧海湾外面。”这样持续了将近三分钟。

他解释说,这是大脑活动试验。我觉得轻而易举。我从没有把他的手指错当作海湾。假如他换一种说法,比如说:“你装作无忧无虑的模样朝外而眺望——或者稍偏一些——把目光投向地平线的方向,也就是说,投向港湾水天相连的地方,”然后说,“现在不妨回首——或者说,撤回你的关注,把它加在我屹然竖立的指头上”——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敢担保,只有亨利·詹姆斯才能顺利通过试验。

问了我有没有脊柱弯曲的舅公和脚脖子肿大的表兄弟后,两位大夫退到浴室,坐在澡盆边上进行诊断讨论。我吃了个苹果,先瞧瞧手指,再瞧瞧海湾外面。

两位大夫神情严肃地出来了。更糟的是:他们象墓碑一样,一言不发。他们开了一张饮食清单,我必须严格遵守。凡是我听说过可以吃的东西,清单上都有,除了蜗牛。事实上,我从没有吃过蜗牛,除非它赶上我,先咬我一口。

“你必须严格按照清单进食。”两位大夫说。

“假如我能吃到清单上十分之一的东西,再严格我也干。”我回说。

“其次,”两位大夫接着说,“户外空气和运动也很重要。这儿有一张处方,会对你大有帮助。”

于是我们各干各的,他们拿起帽子准备走了,我也告辞。

我到药剂师那儿,递过处方。

“这张方子配起来要二块八毛七一瓶,一英两装的瓶子。”他说。

“你能给我一些包扎绳吗?”我问。

我把处方捅一个窟窿,穿在绳子上,然后往脖子上一套,塞在衣服里面。我们大家都有点儿小迷信,我的毛病在于迷信护身符。

当然,我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病得很厉害。我不能工作、睡觉、吃饭,或者玩滚木球戏。我能博得同情的唯一办法是接连四天不刮胡子。即使如此,也有人说:“老兄,你结实得象松树疙瘩。你去缅因州森林里旅游了一次,是吗?”

我突然想起我需要户外空气和锻炼。于是我到南方约翰那里去。约翰根据牧师的裁决,同我沾上亲戚关系。那牧师手里捧着一本小书,站在菊花盛开的凉亭里,周围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约翰有一所乡间住宅,离派因维尔七英里。住宅坐落在蓝岭山脉,高高在上,与世无争。约翰象是云母石,比金子更可贵,更晶莹。

他在派因维尔迎接我,我们搭空中吊运车去他家。那是一所宽大的平房,周围山峦重叠,没有别的住家。我们在他家的私人小站下了车,约翰的家人和阿马丽里斯已在等候我们了。阿马丽里斯有点担心似地瞅着我。

我们去约翰家的山路上,前面蹦出一只兔子。我扔下手提箱,使劲追赶。我跑了二十码后,兔子不见了。我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伤心地哭起来。

“我连兔子都追不上了。”我抽噎着说。“我成了废物。还不如死了的好。”

“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约翰哥哥?”我听到阿马丽里斯说。

“神经有点不对头。”约翰以他固有的镇静态度说。“别担心。起来吧,追兔子的人。接着往回走,不然烤好的软饼要凉了。”那时天快黑了,山岭在暮霭中的气势完全符合默弗里小姐①的描写。

①默弗里(1850~1922):美国女作家,写了不少以田纳西山区为背景的长、短篇小说。

晚饭后,我宣布说我相信我能睡上一两年,包括法定假日在内。他们领我到了一个客房,那地方象花园一般宽敞凉爽,里面有张象草坪那么大的床。不久,房子里的人都休息了,周围一片宁静。

多年来,我没有体会到什么是宁静了。真是万籁俱寂。我用胳膊肘支起上身侧耳倾听。入睡!我觉得只要能听到星星闪烁或是小草抽长的声音,我就能安心入睡。有一次我认为自己听到了一艘独桅艇在微风中抢风行驶的声息,但我又想到那也许只是地毯钉隆起的动静。我仍旧倾听着。

突然,一只迟归的小鸟停栖在窗台上,以它那睡迷迷的音调发出了一般用“啁啾”两字来表示的声响。

我猛地蹦了起来。

“嗨!楼下怎么啦!”楼上房间里的约翰嚷道。

“哦,没事,”我回说,“我只是不小心,脑袋磕在天花板上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游廊上,眺望山景。可以看到的山头一共有四十七座。我打了个寒战,回到房中大起坐室里,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潘科斯特家庭医药大全》,开始阅读。约翰也进了屋,从我手里拿掉书,拉我出去。他有一个占地三百英亩的农场,通常的配备一应俱全,有谷仓、骡子、雇工和缺了三个前齿的耙子。我童年时代就见过这种东西,心里开始凉了。

约翰谈起紫苜蓿,我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

“对,对,”我说,“她不是歌舞团的吗——我想想看——”

“你知道,”约翰说,“又绿又嫩,出了第一茬,就把它翻到地底下。”

“我知道,”我说,“她上面就长出了青草。”

“不错。”约翰说。“你毕竟懂得一点儿庄稼活儿。”

“我还懂得一些农民的事情,”我说,“长柄大镰刀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刈掉。”①

①西方常用一个身披黑袍、手持长柄大镰刀的骷髅代表死神。

进屋时,一个美丽而费解的生物在我们面前走过。我情不自禁地站住了,出神地瞅着。约翰抽着香烟,在耐心等待着。他是个新型农民,很懂礼貌。十分钟后,他说:“你打算整天站在那里瞅一只鸡吗?早餐快准备好了。”

“一只鸡?”我说。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如果你想知道得具体些。”

“一只奥尔平顿白鸡?”我极感兴趣地重复了一遍。那只家禽仪态万方地慢慢走过去,我象被彩衣魔笛手迷住的小孩儿那样跟在后面。约翰给了我五分钟时间,然后拉着我的袖管,带我去吃早饭。

我住了一个星期,开始着慌了。我睡得香,吃得下,开始真正感到生活的欢乐。对我这种身患绝症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溜到空中吊车站,到派因维尔去找镇上一个最好的大夫。如今我需要治疗时,完全知道该怎么办。

“大夫,我害了心脏硬变、动脉硬结、神经衰弱,神经炎、急性消化不良、以及康复病。我应该严格按照规定进食。我应该晚上洗个温水浴,早上洗个冷水浴。我应该心胸开朗,思想集中在愉快的事情上。至于药物,我打算吃磷质药丸,每日三次,最好饭后服用,还有一种用龙胆酊、棕金鸡纳皮酊、黄金鸡纳皮酊和豆蔻酊配制的补剂。每一匙补剂里要加番木鳖酊,第一天加一滴,以后每天增加一滴,直到最大容许剂量。我应该用药用滴管,这种滴管各个药房里都可以买到,花不了多少钱。再见。”

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刚关上门,我想起还有件事忘了说。我再打开门。大夫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挪动,不过他再见到我时,微微震动了一下。

“我忘了一件事,”我说,“我还应该绝对休息和锻炼。”

经过这次就诊,我感觉好多了。重新树立了病入膏肓的信念之后,我感到特别满意,几乎又可以郁郁不乐了。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来说,再没有比自我感觉良好更可怕的事了。

约翰细心照顾我。自从我对他的奥尔平顿白鸡表示兴趣以后,他尽可能转移我的注意,晚上特别小心地把鸡舍门锁好。清新宜人的山地空气、营养丰富的食物、以及每天的山间散步,大大减轻了我的疾病,以至我变得万分痛苦绝望。我听说附近山区有位乡村大夫。我去看他,把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胡子灰白,眼睛清澈湛蓝,穿一身家制的灰斜纹布衣服。

为了节省时间,我自己进行诊断;我用右手食指触摸鼻子,叩击膝腱,让小腿踢直,敲敲胸部,吐出舌头,并且询问他派因维尔的墓地价格。

他点燃烟斗,瞅了我三分钟左右。“老弟,”他最后说,“你的情况糟透了。你熬过来的希望固然有,但是很渺茫。”

“什么希望呢。”我急切地问道。“我试过砷、金、磷、运动、番木鳖、水疗法、休息、兴奋、可待因和阿摩尼亚芳香精。医药学中还有没尝试过的吗?”

“这个山区,”大夫说,“长了一种植物——一种开花的植物,能治你的病,恐怕也只有它能治好你的病。这种植物象地球一般古老;不过近来越来越少,不容易找了。你我两人非找到它不可。我上了年纪,已经不正式开诊,但是我收下你这个病人。你每天下午来我这儿,帮我去找那种植物,找到方休。城里的大夫也许了解不少科学上的新东西,但是不太懂大自然揣在鞍袋里的草药。”

此后老大夫和我每天在蓝岭的山头山脚寻觅那种治疗百病的植物。我们一起翻山越岭;陡峭的山坡上满是秋天的落叶,脚下打滑,我们要抓住手边的小树和大树枝条,才不至于摔下山去。我们在峡谷中齐胸高的月桂灌木和蕨类植物之间艰苦跋涉;我们沿着山涧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象印第安人似地在松树林中迂回——在路边、河边和山边探索,寻找那种神奇的植物。

正如老大夫所说,如今那种植物日益稀少,不容易找到。但我们坚持不懈。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至谷底,上到山头,踏遍台地,搜索那种能创造奇迹的植物。老大夫在山区待了一辈子,仿佛永远不会疲倦。我回家时往往累得要死,什么都干不了,往床上一倒,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这样干了一个月。

一天傍晚,我同老大夫在外面走了六英里才回家,阿马丽里斯和我到路边树下去散散步。我们望着山岭披上紫色的睡袍,纷纷准备就寝。

“你身体好了,我很高兴。”她说。“你刚来时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你真的病了呢。”

“好了!”我几乎嚷了起来。“你可知道我活命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吗?”

阿马丽里斯惊讶地瞅着我。“唷,”她说,“你结实得象一头耕地的骡子,每晚睡十到十二小时,胃口好得把我们家都快吃空了。你还要怎么样才算好呢?”

“我告诉你,”我说,“假如不能及时弄到那种仙草——也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寻找的植物,那就什么都救不了我的命。是大夫这么对我说的。”

“哪个大夫?”

“塔特姆大夫——住在黑橡树岭半山腰那个老大夫。你认识他吗?”

“我从会说话的时候起,就认识他了。你每天出去就是干这件事——是他带你爬山涉水,让你恢复健康和力量的吗?上帝赐福给老大夫吧。”

正在这时候,老大夫赶着那辆破旧的轻便马车缓缓地过来了。我朝他挥手,高声招呼说,明天还是那个时候我再去找他。他勒住马,叫阿马丽里斯过去。他们谈了五分钟话,我在原地等着。然后老大夫驾车走了。

我们回家后,阿马丽里斯抱出一部百科全书,找一个字。“大夫说,”她告诉我,“你不必再以病人的身份去找他了,不过他欢迎你作为朋友去看望他。他又吩咐我在百科全书里找我的名字,把词义告诉你。那个字仿佛是一种开花植物,也是忒俄克里托斯和维吉尔①作品里一个农村姑娘的名字。你看大夫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①忒俄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45):古希腊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阿马丽里斯:女子名,也是石蒜科植物孤挺花的名称。(原书漏排“维吉尔”三字,改正。——校者注)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明白了。”

对于可能被烦躁不安的“神经衰弱”夫人迷住的弟兄们,我有一言奉告。

那张处方很对症。住在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里的大夫们尽管有时瞎撞瞎碰,也指出了特效药。

因此,为了锻炼而被介绍给黑橡树岭的塔特姆大夫的人——到了松树林的卫理公会教友聚会所后,请走右手那条路。

绝对休息和锻炼!

同阿马丽里斯一起坐在树荫下,带着第六感觉看那一排金碧交辉的山峦鱼贯进入夜晚的寝室,这一切仿佛是在阅读不用文字表达的忒俄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世上还有什么休息能比这更有益于健康呢?

傻瓜有多种多样的。喂,大家坐定了,指名叫到谁,谁再站起来,好不好?

我自己就当过各种傻瓜,只差一种。我挥霍了祖传的家产,妄想结婚;我打扑克,玩草地网球,做没有本钱的投机买卖——我的钱财很快就各奔前程,同我分了手。但是有一种头戴系铃帽的滑稽角色我还没有扮演过。那就是寻觅藏宝的人。很少有人会犯这种愉快的狂热病。但是在所有追随迈达斯国王的人中间,觅宝人的追求最富于美妙的憧憬。

但是我还要说几句离题的话——拙劣的作者都难免如此——我这个傻瓜属于多情的类型。我见到梅·玛莎·曼格姆后,就是她的人了。她年方十八,皮肤象新钢琴的象牙琴键那么白皙,容貌秀丽,仿佛一个天真无邪的天使谪降人间,注定要生活在得克萨斯草原上一个沉闷的小镇里;因此,她的姣好端庄更增添了动人哀怜的魅力。凭她的气质和妩媚,她原可以象摘木莓似地摘下比利时或者任何一个花哨的王国的皇冠上的红宝石,但她自己并不知道,我也没向她点破。

你明白,我是要赢得并保持梅·玛莎·曼格姆。我要她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

梅·玛莎的父亲留着大胡子,戴着眼镜,胡子和眼镜几乎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他活着就是为了同甲壳虫,蝴蝶,以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钻进你脖子里的,或者落到黄油上的虫子打交道。他是昆虫学家,或那一类的人物。他整天在外面用纱网兜捕甲虫目的飞鱼,用大头针把它们钉住,给它们起名字。

他们家只有他和玛莎两个人。他珍视她,把她看作精美的人类标本;因为她照料他,让他不时能吃上饭,衣服不穿反,让保存标本的玻璃瓶里的酒精经常满着。据说科学家们多是心不在焉的。

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有意于梅·玛莎·曼格姆。那就是古德洛·班克斯,一个刚念完大学回家来的年轻人。书本上的造诣他都具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尤其是数学和逻辑学的高等分支。

若不是为了他那逢人就卖弄自己的知识和学问的习惯,我本来会很喜欢他的。即使如此,你光看表面的话,仍会认为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一有空就在一起厮混,因为每个人都想从对方嘴里捞些稻草,从而探悉梅·玛莎·曼格姆着意的风向——这种比喻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古德洛·班克斯才不会犯这种毛病呢。情场角逐的人都是这样的。

你也许会说古德洛倾向于书本、礼貌、文化、智力和衣著。我会使你更多地想到垒球和周五晚上的辩论会——算它同文化沾些边吧——也许还会想到一个骑马的好手。

但是在我和他的闲聊中,以及我们去拜访梅·玛莎时的谈话中,古德洛·班克斯和我都摸不清她到底喜欢我们中间的哪一个。梅·玛莎生性不爱明确表态,早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懂得让人们去捉摸猜测。

我已经说过,曼格姆老头总是心不在焉。很久以后的一天,他发觉——准是一只小蝴蝶告诉他的——有两个年轻人想网走那个照料他生活的年轻姑娘,或者女儿,或者诸如此类的法律上的附属物。

我从来没有料到科学家们居然也能起而应付这种局面。老曼格姆在口头上替古德洛和我定了性,轻巧地把我们归入脊椎动物中最低级的纲目;用的还是英语,没有说什么拉丁文,只提了一句Orgetorix,Rex Helvetii①——我懂得的拉丁文也只有这么一句。他还通知我们,下次再看到我们在他家附近转悠,就要把我们加进他收集的标本。

①“奥格托里斯,赫尔维蒂之王”。赫尔维蒂是指古瑞士,奥格托里斯曾企图征服包括赫尔维蒂在内的高卢,但未成功。

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回避了五天,想等这场风波平息。等我们鼓起勇气再登门拜访的时候,梅·玛莎·曼格姆和她父亲已经走了。走了!他们承租的房子空关着,他们不多一点儿的家什也搬走了。

梅·玛莎没有给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留下告别的话——没有在山楂树上钉一张飘动的白色便条;没有在门柱上画个粉笔记号;也没有在邮局里留一张明信片,给我们一点线索。

整整两个月,古德洛和我分头想方设法去追踪这两个逃亡者。我们同火车站的售票员,出租马车行里的人,火车上的乘务员,以及镇上唯一的那个警察讲交情,拉关系,可是毫无结果。

于是我和古德洛便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的朋友和更势不两立的仇人。每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们都在斯奈德酒店的后屋里碰头,玩玩骨牌,谈话时勾心斗角,互相套对方的口气,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情场角逐的人就是这样的。

古德洛·班克斯老是嘲弄似地卖弄自己的学问,把我列为那类只配念“简·雷真可怜,她的小鸟死了,她没有什么可玩了”的人。不过我挺喜欢古德洛,我蔑视他那套大学里的学问,而且人们都认为我脾气好,所以我压住火气。再说,我想探听他有没有梅·玛莎的消息,我这才按捺住性子,继续同他来往。

一天下午,我们聊天时,他对我说:

“即使你找到了她,埃德,你又能有什么指望?曼格姆小姐很有头脑。也许她天真未凿,但她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不是你所能提供的。同我交谈的人中间,唯有她才能欣赏古代诗人作家以及吸收并发展了他们的生活哲学的近代文人的魅力。你不认为你找她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吗?”

“我对幸福家庭的概念,”我说,“是得克萨斯草原上一幢八居室的房屋,傍依一泓池水,橡树环抱。起居室里,”我接着说,“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圈三千头牛作为开端,一辆四轮马车和拴在柱子上的小马随时听从太太使唤——梅·玛莎·曼格姆可以随心所欲地花费牧场的收益,同我长相厮守,每天把我的拖鞋和烟斗搁到晚上找不到的地方。情况将是这样,”我说,“你的课程、文化、哲学连一枚无花果都不值——并且还是干瘪的、士麦拿小贩摊上的无花果。”

“她应该享受更为高级的东西。”古德洛·班克斯又说了一遍。

“不管她应该享受什么,”我回说,“反正她现在不见了。我要尽快找到她,用不着大学帮忙。”

“这副牌打不通了。”古德洛搁下一张骨牌说;我们便喝啤酒。

不久以后,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来到镇上,给我带来一张折好的蓝纸。他说他爷爷刚去世。我忍住了眼泪,他接着说老人家把这张纸珍藏了二十年。他把它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留给家人,其余的只有两头毛骡和一块不能耕作的土地。

那是废奴主义者同脱离主义者打仗期间①使用的古老的蓝纸。纸上标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记的是价值三十万元的十驮金币和银币的埋藏地点。老朗德尔——也就是孙子山姆的爷爷——从一个西班牙教士那里听到这消息,埋钱的时候教士在场;许多年前——不,许多年后——他在老朗德尔家去世的。老朗德尔根据教士的口授记录下来。

①指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美国南北战争。

“你爸爸干吗不去找藏宝呢?”我问道。

“他还没去,眼睛就瞎了。”他回答。

“你自己干吗不去呢?”我又问。

“嗯,”他说,“我是十年前才知道有这张纸的。春天要犁地;接着要在玉米地里锄草;然后要替牲口准备饲料;冬天很快又来了。一年年这么下去,给耽误了。”

我觉得这些话十分在理,当场就决定同小李·朗德尔一起着手觅宝。

纸上的说明很简单。驮财宝的骡队从多洛雷斯县一个古老的西班牙传教基地出发。他们根据罗盘方向,直奔南方,到了阿拉米托河。涉水过河后,他们把财宝埋在两座大山中间一座驮鞍形小山顶上。藏宝地点有一堆乱石作为标志。几天后,整个骡队被印第安人杀死,只有那个西班牙教士逃出性命。这一秘密是独家垄断的。我认为切实可行。

李·朗德尔建议添置一套野营装备,雇一个测量员测出西班牙传教基地到藏宝地点的路线,然后挖出那三十万元的金币银币,去沃思堡游山玩水。但是,正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我倒有一个省时省钱的主意。

我们去州土地局,请他们根据老传教基地到阿拉米托河一带的全部测量图绘制一幅实用的、所谓工作略图。我在图上对着南方划了一条通向河岸的直线。略图准确标明每张测量图的线长和地区。我们凭这些资料,找到河岸上的那一点,然后把它同洛斯安尼莫斯五里格的测量图上一个重要的,标志明确的地区——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授地——联系起来。

这一来,我们不需要雇测量员来测路线,可以省掉许多费用和时间。

李·朗德尔和我套好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装上所有的应用物品,赶了一百四十九英里,到了奇科,那是离我们要去的地点最近的一个市镇。我们在镇上找到县测量员的代理人。他替我们找到洛斯安尼莫斯测量图上的地区,按照我们略图上的要求,往西赶了五千七百二十巴拉①,在那一点上搁一块石头,喝了咖啡,吃了咸肉,然后搭上装运邮件的马车回奇科。

①西班牙长度单位,合0.8359公尺。

我认为我们很有把握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李·朗德尔只能分到三分之一,因为我承担了全部勘探费用。有了那二十万元,我知道只要梅·玛莎·曼格姆在世上,我准能找到她。有了这笔钱,我还能使蝴蝶在曼格姆老头的鸽笼里扑腾。只要我找到那注藏宝就好啦!

李和我扎好帐篷。河对岸有十来座小山,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雪松,但是没有一座象是驮鞍。我们并没有泄气。情人眼里出西施,驮鞍也是如此。

我同藏宝的孙子仔细搜索了那些长满雪松的小山,就象太太们找捣乱的跳蚤那般认真。我们沿着河岸两英里探索了每座山的山坡、山顶、周围、平均高度、角度、斜坡和凹处。我们干了整整四天。然后我们套好那两匹花毛马和暗褐色马,把剩下的咖啡和咸肉拉了一百四十九英里路,回到康卓城。

回程中,李嚼了许多烟草。我急于回去,忙着赶车。

我们空手而回后,古德洛·班克斯和我很快就在斯奈德酒店的后房玩骨牌,探听消息。我把寻觅藏宝的远征经过告诉了古德洛。

“假如我找到那三十万块钱,”我对他说,“我就可以走遍全世界去找梅·玛莎·曼格姆。”

“她是注定要享受更高级的东西的。”古德洛说。“我自己去找她。不过你倒说说,你是怎么去寻觅那笔出土的横财被人轻率地埋藏的地点的?”

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还给他看了制图员绘制的略图,上面的距离标得清清楚楚。

他大大咧咧地瞥了一眼,在椅上往后一靠,对我发出一阵讽刺的,高人一等的,大学式的哄笑。

“咳,吉姆,你是傻瓜。”他笑得喘过气来时对我说。

“该你下注啦。”我捏住手里的双六,耐心地说。

“二十。”古德洛说罢,用粉笔在桌子上画两个叉。

“我傻在哪里?”我问道。“以前许多地方找到过藏宝。”

“因为,”他说,“在计算你那条线路同河岸相交的一点时,你没有考虑到磁差。那里的磁差应是偏西九度。把你的铅笔给我。”

古德洛·班克斯在一个旧信封背面迅速地作了一些计算。

“从西班牙传教基地自北往南的那条线路的距离,”他说,“恰好是二十二英里。据你所说,这条线是凭袖珍罗盘划的。考虑到磁差因素,你应该寻觅藏宝的地点是在阿拉米托河岸上离你实际到达的地点恰好偏西六英里九百四十五巴拉。哎,吉姆,你真傻!”

“你说的磁差是什么玩意儿?”我问道。“我认为数字始终是可信的。”

“磁差,”古德洛说,“是磁针罗盘与真正子午线之间的偏差。”

他目空一切地笑了笑;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出现了寻觅藏宝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急切的,贪心如焚的神情。

“有时候,”他带着预言者的口气说,“这些古老的有关埋藏的钱财的传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你不妨把那张记述藏宝地点的纸给我看看。也许我们一起——”

结果,古德洛·班克斯和我从情场上的敌人变为探险时的伙伴。我们从铁路线上最近便的亨特斯堡搭驿车去奇科。到了奇科之后,我们雇了一辆有篷有弹簧的马车拉运野营装备。我们仍旧请原先的测量员,按照古德洛根据磁差修正的距离重新测定路线,然后打发他回去。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晚了。我喂了马,在河边生了火做晚饭。古德洛本来可以帮帮忙,但是他的大学教育使他不适于做实际工作。

我干活的时候,他就用古时死人留传下来的伟大思想给我解闷。他大段大段地引用希腊文的译文。

“阿那克里翁①,”他解释说,“曼格姆小姐最喜爱的一段——象我朗诵的那样。”

①阿那克里翁(约前570~?):希腊抒情诗人,作品多歌颂爱情和美酒。

“她注定应该享受更高级的东西。”我引用他的话说。

“还有什么东西,”古德洛问道,“能比整天同古典作品共处,生活在学问与文化的气氛中更为高级的呢?你常常诋毁教育。由于你连简单的数学都不懂,你不是白费了许多力气?如果我的知识没有指点出你的错误,你要化多少时间才找得到藏宝?”

“我们先看看河对岸的那些小山吧,”我说,“看我们能找到什么。我对磁差仍旧表示怀疑。我活到这么大,一直相信磁针是正对北极的。”

当时是六月,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我们一早起来,吃了饭。古德洛被周围的景色迷住了。我在烤咸肉的时候,他在朗诵诗——我想大概是济慈,凯莱或者雪莱的诗吧。前面的河只能算是一条浅浅的小溪。我们已准备好渡河到对岸去勘探那些尖顶的,长满了雪松的小山。

“我的好奥德修斯①啊,”我在洗早饭用的铁皮盘子时,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让我再看看那张宝图。我记得上面说明要爬一座象是驮鞍的小山。我从来没有见过驮鞍。驮鞍该是什么形状的,吉姆?”

①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勇敢机智,在特洛伊战争中用木马计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

“这次文化可吃不开了。”我说。“我一看就知道。”

古德洛看着老朗德尔的那份文件,嘴里突然迸出一个很没有大学风度的骂人的词儿。

“你过来。”他对着阳光举起那张纸说。“你瞧。”他用指头指点给我看。

那张蓝纸上——以前我从未注意——有几个明显的颜色较浅的字母和数字:“莫尔文①,一八九八。”

①莫尔文:美国阿肯色州西南部城市。

“那又怎么样?”我问道。

“那是水印。”古德洛说。“这张纸是一八九八年制造的。纸上文字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这分明是伪造。”

“哦,我可不敢说。”我说。“朗德尔一家都是很可靠,很淳朴,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也许是造纸厂想设一个骗局。”

接着,古德洛在他受过的教育所许可的范围内大发脾气。他摘下眼镜,直瞪着我。

“我时常说你是傻瓜。”他说。“你自己受了土包子的骗不算,你还来骗我。”

“我怎么骗了你?”我问道。

“你以你的无知骗了我。”他说。“我两次在你的计划里发现了严重的毛病,如果受过普通学校教育的话,你就不至于犯这种毛病。此外,”他接着说,“这场坑人的觅宝把戏害我花冤枉钱,我可花不起。我不干啦。”

我站起身,拿着一把从洗碗水里捞出来的锡鑞勺子指着他。

“古德洛·班克斯,”我说,“你的教育在我眼里连颗煮得半生不熟的豆子都不值。别人的教育我勉强能容忍,你的教育我一向就看不顺眼。你的学问对你有什么好处?它祸害了你自己,招惹你朋友讨厌。去吧,”我说——“去你的水印和磁差。它们对我毫无影响。动摇不了我觅宝的决心。”

我用勺子指着河对岸一座驮鞍形的小山。

“过一会儿我就到那座山上去搜寻藏宝。”我接着说,“你现在赶快决定干不干。假如你为了水印和磁差就打退堂鼓,你算不上真正的冒险家。赶快决定吧。”

河边的路上升起一蓬白色的尘土。那是赫斯帕卢斯去奇科的装运邮件的马车。古德洛招呼它停住。

“我可不再上当受骗了。”他愠怒地说。“现在只有傻瓜才把那张纸当作一件事。好吧,吉姆,你一向是傻瓜。你自作自受,我管不着。”

他收拾好私人物品,爬上邮车,气呼呼地扶了扶眼镜,在尘雾中飞快地离去。

我洗好盘子,把马匹牵到一块新鲜的草地上拴好,然后涉水过河,缓缓穿过雪松丛,爬上驮鞍形的山头。

那是一个美妙的六月天。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禽鸟、蝴蝶、蜻蜓、蚱蜢,以及别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长翅膀的,带螫刺的生物。

我从山脚到山顶搜遍了那座驮鞍形的小山。找不到有关藏宝的任何迹象。没有乱石堆,树上没有指示道路的旧刻痕,朗德尔老头的文件上开具的三十万块钱连影子都没有。

下午凉爽一些的时候,我下了山。我在雪松丛中走着走着,突然闯进一个风景如画的翠绿的山谷,那里有一道小溪潺潺注入阿拉米托河。

使我吃惊的是我看到了一个野人模样的生物,披头散发,胡子蓬松,在追捕一只翅膀绚烂的硕大无比的蝴蝶。

“他也许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我暗忖着;他居然跑到离教育和学问这么远的地方真使我纳闷。

我再走前几步,看到小溪旁边有一幢墙上爬满藤枝的村舍。在林间一块小草地上,梅·玛莎·曼格姆正在摘野花。

她站直起来,瞅着我。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到她那象新钢琴的白象牙琴键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我一言不发,向她走去。她摘好的花枝慢慢地从手里掉到草地上。

“我知道你会来的,吉姆。”她清晰地说。“爸爸不让我写信,但是我知道你会找来的。”

以后的事情你可以猜得到——我的车辆马匹就在河对岸。

我时常纳闷,一个人受的教育太多,如果不能为自己所用,教育又有什么好处。如果所有的好处都归了别人,他受的教育又能起什么作用?

我这么说,是因为梅·玛莎·曼格姆同我厮守在一起。橡树环抱的地方有一幢八居室的房子,有一架带自动弹奏器的钢琴,牧场上的牛相当可观,已是三千头的目标的良好开端。

我晚上骑马回家时,烟斗和拖鞋都给搁到找不到的地方了。

但是谁在乎这一点?谁在乎——谁在乎呢?

看守来到监狱制鞋工场,吉米·瓦伦汀正在那里勤勤恳恳地缝着鞋帮。看守把他领到前楼办公室。典狱长把当天早晨州长签署的赦免状给了吉米。吉米接过来时有几分厌烦的神气。他被判四年徒刑,蹲了将近十个月。他原以为最多三个月就能恢复自由。象吉米·瓦伦汀这样在外面有许多朋友的人,进了监狱连头发都不必剃光。

“喂,瓦伦汀,”典狱长说,“你明天早晨可以出去啦。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你心眼并不坏。以后别砸保险箱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我吗?”吉米诧异地说。“哎,我生平没有砸过一只保险箱。”

“哦,没有吗,”典狱长笑了,“当然没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怎么会由于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件案子给送进来的?是不是因为你怕牵连某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故意不提出当时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据?还是仅仅因为不仗义的陪审团亏待了你?你们这些自称清白的罪犯总是要找借口的。”

“我吗?”吉米还是露出无辜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哎,典狱长,我生平没有到过斯普林菲尔德!”

“带他回去吧,克罗宁,”典狱长微笑着说,“替他准备好出去的衣服。明天早晨七点钟放他出去,让他先到大房间里来。你最好多考虑考虑我的劝告,瓦伦汀。”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刻,吉米已经站在典狱长的大办公室里。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现成衣服和一双不舒服的吱吱发响的皮鞋,那身打扮是政府释放强行挽留的客人时免费供给的。

办事员给他一张火车票和一张五元的钞票,法律指望他靠这笔钱来重新做人,成为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典狱长请他抽了一支雪茄,同他握手告别。瓦伦汀,九七六二号,档案上注明“州长赦免”。詹姆斯·瓦伦汀先生走进了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吉米不去理会鸟儿的歌唱,绿树的婆娑和花草的芬芳,径直朝一家饭馆走去。在那里,他尝到了睽违已久的自由的欢乐,吃了一只烤鸡,喝了一瓶白酒——最后再来一支比典狱长给他的要高出一档的雪茄。他从饭馆出来,悠闲地走向车站。他扔了一枚两毛五分的银币给一个坐在门口,捧着帽子行乞的盲人,然后上了火车。三小时后,火车把他带到州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到了迈克·多兰的咖啡馆,同迈克握了手。当时只有迈克一个人在酒吧后面。

“真对不起,吉米老弟,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早些办妥。”迈克说。“我们要对付斯普林菲尔德提出的反对,州长几乎撒手不干了。你好吗?”

“很好。”吉米说。“我的钥匙在吗?”

他拿了钥匙,上楼打开后房的房门。一切都同他离开时一样。当他们用武力逮捕他时,那位著名的侦探本·普赖斯的衬衫上给扯下了一颗钮扣,如今钮扣还在地板上。

吉米把贴墙的折床放下来,推开墙壁上一块暗板,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他打开箱子,喜爱地望着那套东部最好的盗窃工具。那是一套样式俱全,用特种硬钢制造的,最新式的工具,有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钳子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自豪的新玩意儿。这是他花了九百多元在一个专门打制这类东西的地方定做的。

过了半小时,吉米下楼来,穿过咖啡馆。他已经换了一套雅致称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抹拭干净的箱子。

“有苗头吗?”迈克·多兰亲切地问道。

“我吗?”吉米用困惑的声调说。“我不明白。我现在是纽约饼干麦片联合公司的推销员。”

这句话叫迈克听了非常高兴,以至吉米不得不留下来喝一杯牛奶苏打。他从不碰烈性饮料。

在瓦伦汀——九七六二号释放了一星期之后,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发生了一件保险箱盗窃案,案子做得干净利落,毫无线索可循。一共失窃了为数不多的八百元。两星期后,洛根斯波特有一只新式防盗保险箱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失窃一千五百元现款;证券和银器没有损失。警局开始注意了。接着,杰斐逊城一只老式银行保险箱出了毛病,损失了五千元现款。如今失窃的数字相当高了,本·普赖斯不得不插手干预。经过比较,他发现盗窃的方法惊人地相似。本·普赖斯调查了失窃现场,宣布说:

“那是‘花花公子’吉米·瓦伦汀的手法。他又恢复营业了。瞧那个暗码盘——象潮湿天气拔萝卜那般轻易地拔了出来。只有他的钳子才干得了。再瞧这些发条给钻得多么利落!吉米一向只消钻一个洞就行了。哎,我想我得逮住瓦伦汀先生。下次可不能有什么减刑或者赦免的蠢事,他得蹲满刑期才行。”

本·普赖斯了解吉米的习惯。他经手处理斯普林菲尔德那件案子时就摸熟了吉米的脾气。跑得远,脱身快,不找搭档,喜欢交上流社会的朋友——这些情况替瓦伦汀赢得了难得失风的名声。本·普赖斯已在追踪这个难抓到的开保险箱好手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有防盗保险箱的人比较安心一些了。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汀带着他的手提箱搭了邮车来到艾尔摩尔。艾尔摩尔是阿肯色州黑檞地带的一个小镇,离铁路线有五英里。吉米活象是一个从学校回家来的结实年轻的大学四年级学生,他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向旅馆走去。

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街道,在拐角那里打他身边经过,走进一扇挂着“艾尔摩尔银行”招牌的门。吉米·瓦伦汀直勾勾地瞅着她,忘了自己是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她垂下眼睛,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有吉米这种气宇和外表的年轻人在艾尔摩尔是不多见的。

银行门口台阶上有个男孩,仿佛是股东老板似地在闲荡,吉米便缠住他,开始打听这个小镇的情况,不时给他几枚银币。没多久,那位姑娘出来了,装着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提箱子的年轻人,大模大样地自顾自走路。

“那位年轻姑娘是不是波利·辛普森小姐?”吉米装得老实,其实很狡黠地问道。

“不。”小孩说。“她是安娜贝尔·亚当斯。这家银行就是她爸爸开的。你到艾尔摩尔来干吗?那表链是不是金的?我就要有一条叭喇狗了。还有银角子吗?”

吉米到了农场主旅馆,用拉尔夫·迪·斯潘塞的姓名登了记,租了一个房间。他靠在柜台上,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那个旅馆职员。他说他来艾尔摩尔是想找个地方做些买卖。这个小镇的鞋子行业怎么样?他想到了鞋子行业。有没有机会?

旅馆职员被吉米的衣著和风度打动了。他本人也可以算是艾尔摩尔那些还不够格的时髦青年之一,但是现在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他一面揣摩吉米的领结是怎么打的,一面恳切地提供了情况。

是啊,鞋子行业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当地没有专门的鞋店。绸缎和百货商店兼做鞋子生意。各行各业的买卖都相当好。希望斯潘塞先生能打定主意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他将发现住在这个小镇上是很愉快的,居民都很好客。

斯潘塞先生认为不妨在镇上逗留几天,看看情形再说。不,不必叫小厮了。他自己把手提箱带上去;箱子相当沉。

一阵突如其来,脱胎换骨的爱情之火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拉尔夫·斯潘塞先生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一帆风顺。他开了一家鞋店,买卖很兴隆。

在社交上,他也获得了成功,交了许多朋友。他的愿望也达到了。他结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越来越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一年后,拉尔夫·斯潘塞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尊敬,他的鞋店很发达,他和安娜贝尔已经决定在两星期后结婚。亚当斯先生是个典型的,勤恳的乡间银行家,他很器重斯潘塞。安娜贝尔非但爱他,并且为他骄傲。他在亚当斯家和安娜贝尔的已经出嫁的姊姊家里都很受欢迎,仿佛他已是他们家的成员了。

一天,吉米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了如下的一封信,寄往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老朋友的可靠的地址:

亲爱的老朋友:

我希望你在下星期三晚上九点钟到小石城沙利文那里去。我想请你帮我料理一些小事。同时我想把我那套工具送给你。我知道你一定乐于接受的——复制一套的话,化一千元都不够。喂。比利,我已经不干那一行啦——一年前歇手的。我开了一家很好的店铺。如今我老老实实地过活,两星期后,我将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结婚。这才是生活,比利——正直的生活。现在即使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去碰人家的一块钱了。结婚后,我打算把铺子盘掉,到西部去,那里被翻旧帐的危险比较少。我告诉你,比利,她简直是个天使。她相信我;我怎么也不会再干不光明的事了。千万到沙利文那里去,我非见你不可。工具我随身带去。

你的老朋友,

吉米

吉米发出这封信之后的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乘了一辆租来的马车悄悄到了艾尔摩尔。他不声不响地在镇上闲逛,终于打听到他要知道的事情。他在斯潘塞鞋店对面的药房里看清了拉尔夫·迪·斯潘塞。

“你快同银行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吗,吉米?”本轻轻地自言自语说。“嘿,我还不知道呢!”

第二天早晨,吉米在亚当斯家里吃早饭。他那天要到小石城去订购结婚礼服,再替安娜贝尔买些好东西。那是他到艾尔摩尔后的第一次出门。自从他干了那些专业“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他认为出门一次不会有什么问题。

早饭后,家里的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到商业区去——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姊姊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他们路过吉米仍旧寄住的旅馆,吉米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拿手提箱。之后他们便去银行。吉米的马车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由多尔夫·吉布森赶车送他去火车站。

大伙走进银行营业室的雕花橡木的高栅栏里——吉米也进去了,因为亚当斯未来的女婿是到处都受欢迎的。职员们都乐于接近那位将同安娜贝尔小姐结婚的,漂亮可亲的年轻人。吉米放下手提箱。安娜贝尔充满了幸福感和青春活泼,她戴上吉米的帽子,拎起手提箱。“我象不象一个旅行推销员?”安娜贝尔说。“哎呀!拉尔夫,多么沉呀!里面好象装满了金砖。”

“装着许多包镍的鞋楦,”吉米淡淡地说,“我准备还给别人。我自己带着,可以省掉行李费。我近来太节俭了。”

艾尔摩尔银行最近安装了一个保险库。亚当斯先生非常得意,坚持要大家见识见识。保险库不大,但是有一扇新式的门。门上装有一个定时锁和三道用一个把手同时开关的钢闩。亚当斯先生得意扬扬地把它的构造解释给斯潘塞先生听,斯潘塞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好象不很感兴趣。那两个小女孩,梅和阿加莎,见了闪闪发亮的金属以及古怪的时钟装置和把手,非常高兴。

这时候,本·普赖斯逛了进来,胳臂肘支在柜台上,有意无意地向栅栏里望去。他对出纳员说他不要什么;只是等一个熟人。

突然间,女人当中发出了一两声尖叫,乱成一团。在大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九岁的梅好奇地把阿加莎关进保险库,学着亚当斯先生的样子,关上了钢门,扭动了暗码盘。

老银行家跳上前去,扳动着把手。“门打不开了。”他呻唤着说。“定时锁没有上,暗码也没有对准。”

阿加莎的母亲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嘘!”亚当斯先生举起发抖的手说,“大伙都静一会儿。阿加莎!”他尽量大声地嚷道。“听我说。”静下来的时候,他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那孩子关在漆黑的保险库里吓得狂叫的声音。

“我的小宝贝!”她母亲哀叫道。“她会吓死的!开门!哦,把它打开!你们这些男人不能想些办法吗?”

“小石城才有人能打开这扇门。”亚当斯先生声音颤抖地说。“老天!斯潘塞,我们该怎么办?那孩子——她在里面待不了多久。里面空气不够,何况她要吓坏的。”

阿加莎的母亲发疯似地用手捶打着保险库的门。有人甚至提议用炸药。安娜贝尔转向吉米,她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并没有绝望的神色。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所崇拜的男人仿佛是无所不能的。

“你能想些办法吗,拉尔夫——试试看,好吗?”

他瞅着她,嘴唇上和急切的眼睛里露出一抹古怪的柔和的笑容。

“安娜贝尔,”他说,“把你戴的那朵玫瑰给我,好不好?”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的话,但还是从胸襟上取下那朵玫瑰,交到他手里。吉米把它塞进坎肩口袋,脱去上衣,卷起衬衫袖子。这一来,拉尔夫·迪·斯潘塞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吉米·瓦伦汀。

“大家从门口闪开。”他简单地命令说。

他把手提箱往桌子上一放,打了开来。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仿佛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人了。他敏捷而井井有条地把那些闪亮古怪的工具摆出来,一面照他平时干活的脾气轻轻地吹着口哨。周围的人屏声静息,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似乎都着了魔。

不出一分钟,吉米的小钢钻已经顺利地钻进了钢门。十分钟后——这打破了他自己的盗窃纪录——他打开钢闩,拉开了门。

阿加莎几乎吓瘫了,但没有任何损伤,给搂在她妈妈怀里。

吉米·瓦伦汀穿好上衣,到栅栏外面,向前门走去。半路上他模模糊糊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喊了一声“拉尔夫!”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门口有一个高大的人几乎挡住了他的去路。

“喂,本!”吉米说道,脸上还带着那种古怪的笑容。“你终于来了,是吗?好吧,我们走。我想现在也无所谓了。”

本·普赖斯的举动有些古怪。

“你认错了人吧,斯潘塞先生。”他说。“别以为我认识你。你的马车在等着你呢,不是吗?”

本·普赖斯转过身,朝街上走去。

乱子出在拉雷多。这件事要怪小利亚诺,因为他应该把杀人的对象仅限于墨西哥人。但是小利亚诺已经二十出头了;在格朗德河边境上,年过二十的人只有杀墨西哥人的纪录未免有点儿寒伧。

事情发生在老胡斯托·伐尔多斯的赌场里。当时有一场扑克牌戏,玩牌的人大多素昧平生。人们打老远的地方骑马来碰碰运气,互不相识也是常有的事。后来却为了一对皇后这样的小事吵了起来;硝烟消散之后,发现小利亚诺闯了祸,他的对手也犯了大错。那个不幸的家伙并不是墨西哥人,而是一个来自牧牛场的出身很好的青年,年纪同小利亚诺相仿,有一批支持他的朋友。他的过错在于开枪时,子弹擦过小利亚诺右耳十六分之一英寸的地方,没打中;这一失误并没有减少那个更高明的枪手的莽撞。

小利亚诺没有随从,也没有许多钦佩他和支持他的人——因为即使在边境上,他的脾气也算是出名的暴躁——他觉得采取那个“走为上策”的审慎行动,同他那无可争辩的倔强性格并不矛盾。

复仇的人迅速集结起来追踪。有三个人在火车站附近赶上了小利亚诺。他转过身,露出他通常在采取横蛮和暴力手段前的不怀好意的狞笑。追他的人甚至没等他伸手拔枪,便退了回去。

当初,小利亚诺并不象平时那样好勇斗狠,存心找人拚命。那纯粹是一场偶然的口角,由于两人玩牌时某些使人按捺不住的粗话引起的。小利亚诺还相当喜欢那个被他枪杀的瘦长、傲慢、褐色脸膛、刚成年的小伙子。目前他不希望再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他想避开,找块牧豆草地,在太阳底下用手帕盖住脸,好好睡一大觉。他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即使墨西哥人碰到他也是安全的。

小利亚诺大模大样地搭上北行的客车,五分钟后便出站了。可是列车行驶了不久,到了韦布,接到讯号,临时停下来让一个旅客上车,小利亚诺便放弃了搭车逃跑的办法。前面还有不少电报局;小利亚诺看到电气和蒸汽之类的玩意儿就恼火。马鞍和踢马刺才是安全的保证。

小利亚诺并不认识那个被他枪杀的人,不过知道他是伊达尔戈的科拉里托斯牛队的。那个牧场里的人,如果有一个吃了亏,就比肯塔基的冤冤相报的人更残酷,更爱寻仇。因此,小利亚诺以大勇者的大智决定尽可能远离科拉里托斯那帮人的报复。

车站附近有一家店铺;店铺附近的牧豆树和榆树间有几匹顾客的没卸鞍的马。它们大多提起一条腿,搭拉着头,睡迷迷地等着。但是有一匹长腿弯颈的杂毛马却在喷鼻子,踹草皮。小利亚诺跳上马背,两膝一夹,用马主人的鞭子轻轻打着它。

如果说,枪杀那个莽撞的赌牌人的行为,使小利亚诺正直善良的公民身份有所损害的话,那么盗马一事就足以使他名誉扫地。在格朗德河边境,你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倒无所谓,可是你夺去他的坐骑,简直就叫他破产,而你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被逮住的话。不过小利亚诺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

他骑着这匹鲜蹦活跳的杂毛马,把忧虑和不安都抛到了脑后。他策马跑了五英里后,就象平原人那样款款而行,驰向东北方的纽西斯河床。他很熟悉这个地方——熟悉它那粗犷的荆棘丛林之间最艰苦、最难走的小路,熟悉人们可以在那里得到款待的营地和孤寂的牧场。他一直向东走去;因为他生平还没有见过海洋,很想抚摸一下那匹淘气的小马——墨西哥湾——的鬃毛。

三天之后,他站在科珀斯克里斯蒂①的岸上,眺望着宁静的海洋上的粼粼微波。

①科珀斯克里斯蒂:得克萨斯州纽西斯河口上的城市。

纵帆船“逃亡者号”的布恩船长站在小快艇旁边,一个水手守着小艇。帆船刚要启航的时候,他发觉一件生活必需品——口嚼烟草块——给忘了。他派一个水手去采办那遗忘的货物。与此同时,船长在沙滩上来回踱步,一面滥骂,一面嚼着口袋里的存货。

一个穿高跟马靴,瘦长结实的小伙子来到了海边。他脸上孩子气十足,不过夹杂着一种早熟的严厉神情,说明他阅历很深。他的皮肤本来就黑,加上户外生活的风吹日晒,竟成了深褐色。他的头发同印第安人一般又黑又直;他的脸还没有受过剃刀的翻掘;他那双蓝眼睛又冷酷,又坚定。他的左臂有点往外撇,因为警长们见到珍珠贝柄的四五口径手枪就头痛,他只得把手枪插在坎肩的左腋窝里,那未免大了些。他带着中国皇帝那种漠然无动于衷的尊严,眺望着布恩船长身后的海湾。

“打算把海湾买下来吗,老弟?”船长问道。他差点要作一次没有烟草的航行,心里正没好气。

“呀,不,”小利亚诺和善地说,“我没有这个打算。我生平没有见过海。只是看看而已。你也不打算把它出卖吧?”

“这一次没有这个打算。”船长说。“等我回到布埃纳斯蒂埃拉斯之后,我把它给你运去,货到付款。那个傻瓜水手终于把烟草办来了,他跑得那么慢,不然我一小时前就可以启碇了。”

“那条大船是你的吗?”小利亚诺问道。

“嗯,是的,”船长回答说,“如果你要把一条帆船叫做大船的话,我也不妨吹吹牛。不过说得正确些,船主是米勒和冈萨雷斯,在下只不过是老塞缪尔·凯·布恩,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船长。”

“你们去哪儿?”逃亡者问道。

“布埃纳斯蒂埃拉斯,南美海岸——上次我去过那里,不过那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可忘了。船上装的是木材、波纹铁皮和砍刀。”

“那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小利亚诺问道——“是热还是冷?”

“不冷不热,老弟。”船长说。“风景优美,山水秀丽,十足是个失乐园。你一早醒来就听到七条紫尾巴的红鸟在歌唱,微风在奇花异葩中叹息。当地居民从来不干活,他们不用下床,只消伸出手就可以采到一大篮一大篮最好的温室水果。那里没有礼拜天,没有冰,没有要付的房租,没有烦恼,没有用处,什么都没有。对于那些只想躺在床上等运气找上门的人来说,那个国家是再好没有的了。你吃的香蕉、桔子、飓风和菠萝就是从那里来的。”

“那倒正合我心意!”小利亚诺终于很感兴趣地说道。“我搭你的船去那里要多少船费?”

“二十四块钱,”布恩船长说,“包括伙食和船费。二等舱。我船上没有头等舱。”

“我去。”小利亚诺一面说,一面掏出了一个鹿皮袋子。

他去拉雷多的时候,带着三百块钱,准备象以前那样大玩一场。在伐尔多斯赌场里的决斗,中断了他的欢乐的季节,但是给他留下了将近两百元;如今由于决斗而不得不逃亡时,这笔钱倒帮了他的忙。

“好吧,老弟。”船长说。“你这次象小孩似地逃出来,我希望你妈不要怪我。”他招呼一个水手说,“让桑切斯背你到小艇上去,免得你踩湿靴子。”

美利坚合众国驻布埃纳斯蒂埃拉斯的领事撒克还没有喝醉。当时只有十一点钟;到下午三四点之前,他不会达到飘飘然的境界——到了那种境界,他就会用哭音唱着小曲,用香蕉皮投掷他那尖叫怪嚷的八哥。因此,当他躺在吊床上听到一声轻咳而抬起头来,看到小利亚诺站在领事馆门口时,仍旧能够保持一个大国代表的风度,表示应有的礼貌和客气。“请便请便。”小利亚诺轻松地说。“我只是顺道路过。他们说,开始在镇上逛逛之前,按规矩应当到你的营地来一次。我刚乘了船从得克萨斯来。”

“见到你很高兴,请问贵姓?”领事说。

小利亚诺笑了。

“斯普拉格·多尔顿。”他说。“这个姓名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好笑。在格朗德河一带,人家都管我叫小利亚诺。”

“我姓撒克。”领事说。“请坐在那张竹椅上。假如你来到这儿是想投资,就需要有人帮你出出主意。这些黑家伙,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作风,会把你的金牙齿都骗光。抽雪茄吗?”

“多谢,”小利亚诺说,“我不抽雪茄,不过如果我后裤袋里没有烟草和那个小包,我一分钟也活不下去。”他取出卷烟纸和烟草,卷了一支烟。

“这里的人说西班牙语,”领事说,“你需要一个译员。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嗯,我一定很高兴。如果你打算买果树地或者想搞什么租借权,你一定需要一个熟悉内幕的人替你出主意。”

“我说西班牙语,”小利亚诺说,“大概比说英语要好九倍。我原先的那个牧场上人人都说西班牙语。我不打算买什么。”

“你会西班牙语?”撒克若有所思地说。他出神地瞅着小利亚诺。

“你的长相也象西班牙人。”他接着说。“你又是从得克萨斯来的。你的年纪不会超出二十或者二十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

“你在打什么主意?”小利亚诺问道,他的精明出人意外。

“你有意思插一手吗?”撒克问。

“我不妨对你讲实话。”小利亚诺说。“我在拉雷多玩了一场小小的枪斗,毙了一个白人。当时没有凑手的墨西哥人。我到你们这个八哥和猴子的牧场上来,只是想闻闻牵牛花和金盏草。现在你明白了吗?”

撒克站起来把门关上。

“让我看看你的手。”他说。

他抓着小利亚诺的左手,把手背端详了好一会儿。

“我办得了。”他兴奋地说。“你的皮肉象木头一般结实,象婴孩儿的一般健康。一星期内就能长好。”

“如果你打算叫我来一场拳头,”小利亚诺说,“那你可别对我存什么希望。换成枪斗,我一定奉陪。我才不喜欢象茶会上的太太们那样赤手空拳地打架。”

“没那么严重。”撒克说。“请过来,好吗?”

他指着窗外一幢两层楼的,有宽回廊的白墙房屋。那幢建筑矗立在海边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上,在深绿色的热带植物中间显得分外醒目。

“那幢房屋里,”撒克说,“有一位高尚的西班牙老绅士和他的夫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搂在怀里,把钱装满你的口袋。住在那里的是老桑托斯·乌里盖。这个国家里的金矿有一半儿是他的产业。”

“你没有吃错疯草吧?”小利亚诺说。

“再请坐下来,”撒克说,“我告诉你。十二年前,他们丧失了一个小孩儿。不,他并没有死——虽然这里有许多人因为喝了淤水,害病死掉了。当时他只有八岁,可是顽皮得出格。大家都知道。有几个勘察金矿的美国人路过这里,同乌里盖先生打了交道,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他们把许多有关美国的大话灌进了他的脑袋里;他们离开后一个月,这小家伙也失踪了。据人家揣测,他大概是躲在一条水果船的香蕉堆里,偷偷地到了新奥尔良。据说有人在得克萨斯见过他,此后就音讯杳然。老乌里盖花了几千块钱找他。夫人尤其伤心。这小家伙是她的命根子。她目前还穿着丧服。但大家说她从不放弃希望,认为孩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孩子的左手背上刺了一只抓枪的飞鹰。那是老乌里盖家族的纹章,或是他在西班牙继承下来的标记。”

小利亚诺慢慢抬起左手,好奇地瞅着它。

“正是,”撒克说着,伸手去拿藏在办公桌后面的一瓶走私运来的白兰地。“你脑筋不笨。我会刺花。我在山打根①当了一任领事有什么好处?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一星期之内我能把那只抓着小尖刀的老鹰刺在你手上,仿佛从小就有刺花似的。我这里备有一套刺花针和墨水,正因为我料到你有一天会来的,多尔顿先生。”

①山打根:马来西亚城市。

“喔,妈的。”小利亚诺说。“我不是把我的名字早告诉了你吗!”

“好吧,那么就叫你‘小利亚诺’。这个名字也不会长了。换成乌里盖少爷怎么样?”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从没有扮演过儿子的角色。”小利亚诺说。“假如我有父母的话,我第一次哇哇大叫时,他们就进了鬼门关。你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呀?”

撒克往后靠着墙,把酒杯对着亮光瞧瞧。

“现在的问题是,”他说,“你打算在这件小事里干多久。”

“我已经把我来这里的原因告诉你了。”小利亚诺简单地说。

“回答得好。”领事说。“不过你用不着呆这么久。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等我在你手上刺好商标之后,我就通知老乌里盖。刺花期间,我把我收集到的有关那个家族的情况讲给你听,那你谈吐就不会露出破绽了。你的长相象西班牙人,你能说西班牙语,你了解情况,你又能谈谈得克萨斯州的见闻,你有刺花。当我通知他们说,真正的继承人已经回来,想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收容和宽恕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准立刻赶到这里,抱住你的脖子,这场戏也就结束,可以到休息室去吃些茶点,舒散舒散了。”

“我准备好了。”小利亚诺说。“我在你营地里歇脚的时间还不长,老兄,以前也不认识你;但如果你的目的只限于父母的祝福,那我可看错人了。”

“多谢。”领事说。“我好久没有遇到象你这样条理分明的人了。以后的事情很简单。只要他们接纳,哪怕是很短一个时期,事情就妥了。别让他们有机会查看你左肩膀上有没有一块红记。老乌里盖家的一个小保险箱里经常藏着五万到十万块钱,那个保险箱,你用一根铜丝都可以捅开。把钱搞来。我的刺花技术值其中的半数。我们把钱平分,搭一条不定期的轮船到里约热内卢去。如果美国政府由于少了我的服务而混不下去的话,那就让它垮台吧。你觉得怎么样,先生?”

“很合我的口味!”小利亚诺说。“我干。”

“那好。”撒克说。“在我替你刺上老鹰之前,你得躲起来。你可以住这里的后房。我是自己做饭的,我一定在吝啬的政府给我的薪俸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款待你。”

撒克估计的时间是一星期,但是等他不厌其烦地在小利亚诺手上刺好那个花样,觉得满意时,已经过了两个星期。撒克找了一个小厮,把下面的便条送达他准备暗算的人:

白屋

堂·桑托斯·乌里盖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奉告,数日前有一位年轻人从美国来到布埃纳斯蒂埃拉斯,目前暂住舍间。我不想引起可能落空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人可能是您失踪多年的儿子。您最好亲自来看看他。如果他确实是您的儿子,据我看,他很想回自己家,可是到后不知道将会得到怎样的接待,不敢贸然前去。

汤普森·撒克谨启。

半小时以后——这在布埃纳斯蒂埃拉斯还算是快的——乌里盖先生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由一个赤脚的马夫鞭打和吆喝着那几匹肥胖笨拙的马,来到了领事住处的门口。

一个白胡须的高个子下了车,然后搀扶着一个穿黑衣服,蒙黑面纱的太太下来。

两人急煎煎地走进来,撒克以最彬彬有礼的外交式的鞠躬迎接了他们。他桌旁站着一个瘦长的年轻人,眉清目秀,皮肤黧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光的。

乌里盖夫人飞快地把厚面纱一揭。她已过中年,头发开始花白,但她那丰满漂亮的身段和浅橄榄色的皮肤还保存着巴斯克妇女所特有的妍丽。你一见到她的眼睛,发现它们的暗影和失望的表情中透露出极大的哀伤,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只是依靠某种记忆才能生活。

她带着痛苦万分的询问神情,向那年轻人瞅了好久。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转到了他的左手。接着,她抽噎了一下,声音虽然不大,但仿佛震动了整幢房屋。她嚷道:“我的儿子!”紧接着便把小利亚诺搂在怀里。

过了一个月,小利亚诺接到撒克捎给他的信,来到领事馆。

他完全成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绅士。他的衣服都是进口货,珠宝商的狡黠并没有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他卷纸烟的时候,一枚大得异乎寻常的钻石戒指在他手上闪闪发光。

“怎么样啦?”撒克问道。

“没怎么样。”小利亚诺平静地说。“今天我第一次吃了蜥蜴肉排。就是那种大四脚蛇。你知道吗?我却认为咸肉煮豆子也配我的胃口。你喜欢吃蜥蜴吗,撒克?”

“不,别的爬虫也不吃。”撒克说。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再过一小时,他就要达到那种飘飘然的境界了。

“你该履行诺言了,老弟,”他接着说,他那张猪肝色的脸上露出一副狰狞相。“你对我太不公平。你已经当了四星期的宝贝儿子,你喜欢的话,每顿饭都可以用金盘子来盛小牛肉。喂,小利亚诺先生,你说应不应该让我老是过粗茶淡饭的日子?毛病在哪里?难道你这双孝顺儿子的眼睛在白屋里面没有见到任何象是现款的东西?别对我说你没有见到。谁都知道老乌里盖藏钱的地方。并且还是美国货币;别的钱他不要。你究竟怎么啦?这次别说‘没有’。”

“哎,当然,”小利亚诺欣赏着他的钻石戒指说,“那里的钱确实很多。至于证券之类的玩意儿我可不懂,但是我可以担保说,在我干爸爸叫做保险箱的铁皮盒子里,我一次就见到过五万元现款。有时候,他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主要是让我知道他把我当作那个走失多年的真的小弗朗西斯科。”

“哎,那你还等什么呀?”撒克忿忿地问道。“别忘了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揭你的老底。如果老乌里盖知道你是骗子,你知道会出什么事?哦,得克萨斯的小利亚诺先生,你才不了解这个国家。这里的法律才叫辣呢。他们会把你绷得象一只被踩扁的蛤蟆,在广场的每一个角上揍你五十棍。棍子都要打断好几根。再把你身上剩下来的皮肉喂鳄鱼。”

“我现在不妨告诉你,伙计,”小利亚诺舒适地坐在帆布椅子里说,“事情就按照目前的样子维持下去。目前很不坏。”

“你这是什么意思?”撒克问道,把酒杯在桌子上碰得格格直响。

“计划吹啦。”小利亚诺说。“以后你同我说话,请称呼我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我保证答应。我们不去碰乌里盖上校的钱。就你我两人来说,他的小铁皮保险箱同拉雷多第一国民银行的定时保险库一样安全可靠。”

“那你是想出卖我了,是吗?”领事说。

“当然。”小利亚诺快活地说。“出卖你。说得对。现在我把原因告诉你。我到上校家的第一晚,他们领我到一间卧室里。不是在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而是一间真正的卧室,有床有家具。我入睡前,我那位假母亲走了进来,替我掖好被子。‘小宝贝,’她说,‘我的走失的小宝贝,天主把你送了回来。我永远赞美他的名。’她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废话。接着落了几点雨,滴在我的鼻子上。这情形我永远忘不了,撒克先生。那以后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说这番话,别以为我为自己的好处打算。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生平没有跟女人多说过话,也没有母亲可谈,但是对于这位太太,我们却不得不继续瞒下去。她已经忍受了一次痛苦;第二次她可受不了。我象是一条卑贱的野狼,送我走上这条路的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但是我要走到头。喂,你以后提起我的名字时,别忘了我是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

“我今天就揭发你,你——你这个双料叛徒。”撒克结结巴巴地说。

小利亚诺站起来,并不粗暴地用他有力的手掐住撒克的脖子,慢慢地把他推到一个角落去。接着,他从左腋窝下抽出他那支珍珠贝柄的四五口径手枪,用冰冷的枪口戳着领事的嘴巴。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怎么会来到这里的。”他露出以前那种叫人心寒的微笑说。“如果我再离开这里,那将是由于你的缘故。千万别忘记,伙计。喂,我叫什么名字呀?”

“呃——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撒克喘着气说。

外面传来车轮声,人的吆喝声和木鞭柄打在肥马背上的响亮的啪啪声。

小利亚诺收起手枪,向门口走去。但他又扭过头,回到哆嗦着的撒克面前,向领事扬起了左手。

“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维持下去,”他慢慢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拉雷多杀掉的那个人,左手背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刺花。”

外面,堂·桑托斯·乌里盖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卡嗒卡嗒地驶到门口。马车夫停止了吆喝。乌里盖太太穿着一套缀着许多花边和缎带的漂亮衣服,一双柔和的大眼睛里露出幸福的神情,她向前探着身子。

“你在里面吗,亲爱的儿子?”她用银铃般的西班牙语喊道。

“妈妈,我来啦。”年轻的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