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老爷！行行好，诸顾念一下我这个不幸的挨饿的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身无分文，没有住处……向上帝起誓！我当了八年的乡村教师，后来由于地方自治局搞鬼丢了职位。我成了诬告的牺牲品。这一年来，我没有工作，失业了。”
律师斯克沃尔佐夫打量着这个求告的人，瞧瞧他那件灰蓝色的破大衣，混浊的醉眼和脸上的红斑，他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现在卡卢加省有人为我谋到一份差事，”那人继续道，“可是我连去那里的盘缠都没有。请帮帮忙，行行好！真不好意思求人，不过，出于环境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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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愿他的灵魂升天！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什么目的？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在尼古拉铁路①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位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②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道，“这是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从哪儿来？”
一
莫斯科一家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名跑堂尼古拉·奇基利杰耶夫得病了。他的下肢麻木，行走困难，结果有一天，他在过道里绊了一下，连同托盘上的火腿烧豌豆一起摔倒了。他只得辞去职务。他去求医，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生计，再说没有事做实在无聊，于是他拿定主意不如回到乡下老家去。在家里不只养病方便些，生活费用也会省得多。难怪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呢。
他们是在傍晚时分回到故乡茹科沃村的。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自己的家总是那么明亮、舒适、方便，可是现在，当他跨进家门，他简直吓了一跳：木屋里又暗又挤又脏。跟他一道回来的妻子奥莉加和女儿萨莎望着炉子惊呆了：炉子大得几乎占去半间屋，让煤烟和苍蝇弄得黑糊糊的。有多少苍蝇啊！炉子歪了，四壁的原木倾斜了，看上去小木屋随时都会塌下来。在前面墙角放圣像的地方，旁边贴满了瓶子上的商标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权当画片。穷啊，穷啊！大人都不在家，都去收割庄稼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六八岁的小姑娘，淡黄头发，没有梳洗，表情冷淡。她甚至没有瞧一眼进来的人。炉台下一只白猫在炉叉上蹭背。
我不必费力追忆，就能记起一件往事的全部细节。那是阴雨绵绵的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父亲站在莫斯科的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感到一种奇怪的病渐渐控制了我。没有一点疼痛，但两条腿不由得弯下去，要说的话嘎在喉咙口，头无力地歪到一边……显然，我很快会倒下去，失去知觉。
这时如果把我送进医院，医生们一定会在我的病历卡上写上“饥饿”①字样——这种病在任何医学教科书里是找不到记载的。
我的亲爹挨着我站在人行道上。他穿着很旧的夏季大衣，一顶花条呢帽里露出一团棉花。他的脚上穿一双又大又重的胶皮雨鞋。这个世俗的人生怕别人看出他光脚穿着雨鞋，便在小腿上再套一副旧皮靴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