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期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２〕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３〕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４〕；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注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海禁参看本卷第57页注〔４〕。

　　〔３〕成汤文武周公成汤，商代的第一个君主。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周代尊称为文王。武，即周武王，文王的儿子，周代第一个君主。周公，武王之弟，成王时曾由他摄政。下文的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４〕殷顽作乱周武王灭殷之后，把殷的旧地分为三个部分，分别由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管领。又封纣的儿子武庚为诸侯，受三叔的监视。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监国，三叔与周公不和，武庚遂联合东方的奄、蒲姑等国，起兵反周。周公率兵东征，杀武庚。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２〕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３〕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４〕，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５〕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注释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２〕严又陵（1858—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C．L．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３〕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忄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操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忄旨]，不云笔译。”《天演论》，严复于一八九五年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前两篇的题名，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

　　〔４〕“仍旧贯如之何”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５〕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