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乌木长台；那影沉沉的书架子；那略带一些冷香的书卷气；那些大臣的奏章；那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与克荔门婷这爱尔兰女孩子不甚谐和。
克荔门婷有顽劣的稻黄色的头发，烫得不大好，像一担柴似的堆在肩上。满脸的粉刺，尖锐的长鼻子底下有一张凹进去的小薄片嘴，但是她的小蓝眼睛是活泼的，也许她再过两年会好看些。她穿着海绿的花绸子衣服，袖子边缘钉着浆硬的小白花边。她翻弄着书，假装不介意的样子，用说笑话的口气说道：“我姊姊昨天给了我一些性教育。”我说：“是吗？”
克荔门婷道：“是的。……我说，真是……不可能的！”除了望着她微笑之外，似乎没有第二种适当的反应。对于性爱公开地表示兴趣的现代女孩子很多很多，但是我诧异克荔门婷今天和我谈论到这个，因为她同我还是顶生疏的朋友。她跟下去说：“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我做出漠然的样子说：“我很奇怪，你知道得这么晚！”
“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炎樱
丁阿小手牵着儿子百顺，一层一层楼爬上来。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巷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过了八月节还这么热，也不知它是什么心思。
下面浮起许多声音，各样的车，拍拍打地毯，学校摇铃，工匠捶着锯着，马达嗡嗡响，但都恍惚得很，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风。
公寓中对门邻居的阿妈带着孩子们在后阳台上吃粥，天太热，粥太烫，撮尖了嘴唇凋嗤凋嗤吹着，眉心紧皱，也不知是心疼自己的嘴唇还是心疼那雪白的粥。对门的阿妈是个黄脸婆，半大脚，头发却是剪了的。她忙着张罗孩子们吃了早饭上学去，她耳边挂下细细一绺子短发，湿腻腻如同墨画在脸上的还没干。她和阿小招呼：“早呀，妹妹！”孩子们纷纷叫：“阿姨，早！”阿小叫还一声“阿姐！”百顺也叫：“阿姨！阿哥！”
门铃响，我去开门。门口立着极美的，美得落套的女人，大眼睛小嘴，猫脸圆中带尖，青灰细呢旗袍，松松笼在身上，手里抱着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有一点儿老了，但是那疲乏仿佛与她无关，只是光线不好，或是我刚刚看完了一篇六号字排印的文章。
“是爱玲罢？”她说，“不认得我了罢？”
殷宝滟，在学校里比我高两班，所以虽然从未交谈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看上去她比从前矮小了，大约因为我自己长高了许多。在她面前我突然觉得我的高是一种放肆，慌张地请她进来，谢谢她的花。“为什么还要带花来呢？这么客气！”
我想着，女人与女人之间，而且又不是来探病。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
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他嘴里衔着一张桃红色的车票，人仿佛是盹着了。
车子突然停住了。他睁开眼一看，上来了一个同学，言教授的女儿言丹朱。他皱了一皱眉毛。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
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