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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先生曾介绍过《唐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惟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

  我最大的心愿是:愿中国最早成为礼义之邦。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一位朋友吹胡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国现在是冒牌的礼义之邦啦。”先生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当冒牌的礼义之邦,而简直是原始的蛮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顺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没有昏倒在地,只坐下来发喘。我想,发喘的爱国之士,一定层出不穷,这就空口无凭,必须请贵阁下不要用情绪作直觉的判断,让我老人家先领你参观参观。

  第一个节目请参观婚礼。

  即令离婚次数最多的电影明星,也都会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则既离之矣,何必再结之乎哉?盖在生命历程中,结婚乃一项跃进与突破,一男一女离开了所习惯的固有环境,跳到另一只船上,组成以彼此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驶入陌生而使人兴奋的海洋。这是多么重要的改变,所以,无论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或西洋移植进来的宗教仪式,都是庄严的,在庄严和欢乐中充满了这种改变的祝福。不要说古老的啦,纵在四十年代,乡间婚礼,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亲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轿或坐车,回到新郎家后,一拜天地,感谢上苍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后,这时才正式成为夫妇。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义。在肃穆的音乐声中,新郎伫立圣坛之前,新娘挽着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圣坛之前,父亲把女儿,哥哥把妹妹,交给新郎,再由牧师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布他们结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