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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东北乡东南边隅上那个小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摆布在胶河的怀抱里。村庄虽小,村子里却有一条宽阔的黄土大道,道路的两边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柳、柏、楸,还有几棵每到金秋就满树黄叶、无人能叫出名字的怪树。路边的树有的是参天古木,有的却细如麻秆,显然是刚刚长出的幼苗。

  沿着这条奇树镶边的黄土大道东行三里,便出了村庄。向东南方向似乎是无限地延伸着的原野扑面而来。景观的突变使人往往精神一振。黄土的大道已经留在身后,脚下的道路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土路,狭窄,弯曲,爬向东南,望不到尽头。人至此总是禁不住回头。回头时你看到了村子中央那完全中国化了的天主教堂上那高高的十字架上蹲着的乌鸦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融在夕阳的余晖或是清晨的乳白色炊烟里。也许你回头时正巧是钟声苍凉,从钟楼上溢出,感动着你的心。黄土大道上树影婆娑,如果是秋天,也许能看到落叶的奇观:没有一丝风,无数金黄的叶片纷纷落地,叶片相撞,索索有声,在街上穿行的鸡犬,仓皇逃窜,仿佛怕被打破头颅。

  如果是夏天站在这里,无法不沿着黑土的弯路向东南行走。黑土在夏天总是黏滞的,你脱了鞋子赤脚向前,感觉会很美妙,踩着颤颤悠悠的路面,脚的纹路会清晰地印在那路面上。但你不必担心会陷下去。如果挖一块这样的黑泥,用力一攥,你就会明白了这泥土是多么的珍贵。我每次攥着这泥土,就想起了那些在商店里以很高的价格出售的那种供儿童们捏制小鸡小狗用的橡皮泥。它仿佛是用豆油调和着揉了九十九道的面团。祖先们早就用这里的黑泥,用木榔头敲打它几十遍,使它像黑色的脂油,然后制成陶器,砖瓦,都在出窑时呈现出釉彩,尽管不是釉。这样的陶器和砖瓦是宝贝,敲起来都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他教我们语文,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长,很凶。他一瞪眼,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骂道:“你这熊孩子,怎么能随地小便呢?”我哭着说:“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有一次,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训斥大家:“你们笑什么?!”待他低头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说:“别念了,下去吧!”我说:“老师,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春风滋润了空气,太阳晒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1927年4 月的一天,我爷爷扛着锄头到田里去锄小麦。从头年秋天开始,跨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和一个荒凉的春天,几乎没下一点雨雪。河流干涸,池溏见底,一堆堆蝌蚪干死在臭水坑里。井水落下去一扁担。街道上尘土飞扬。南边胶州岭地人畜饮水发生了困难,早几日已有马车拉着大缸和牛皮口袋来村里拉水。村长马大爷看看村里那口唯一能饮用的井中水日渐下落,便派人手持棍子站在井边护着。任凭那些拉水的胶州人怎么样苦苦哀求,马大爷也不许他们再从井里打水。爷爷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管二,还锄啥呢?麦苗子都能点着火了。爷爷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走进自家的麦田,爷爷感到心灰意懒。他看到那些麦子只有一虎口高,顶上挑着一个苍蝇那么大的穗。

完了,爷爷想,大歉收已成,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了。爷爷对我们说:咱家的麦子还是长得好的呢,甭管大小还算有个穗儿,弄好了兴许还能打上半斗“蚂蚱屎”,大多数人家的麦子连穗子都没秀出来就“鸡窝”了。爷爷站在麦田里,放眼望去,看到三县交界处的宽广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禾苗葱绿;可今年此时,只有那些极其耐旱的茅草和小蕲顽强地挑着一点绿。干旱使土地返了碱,沟畔和荒地里一片银白,好像落了一层霜。爷爷坐在黑土地上,装上了一袋旱烟。苦辣的烟雾呛出了他的眼泪。爷爷的心里比那旱烟还要辛辣。擦擦眼泪,看到眼前那几棵垂死挣扎的野草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蚜虫。几只火红色的大蚂蚁扛着蚜虫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