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日
从北非迦纳利群岛，飞到“新内加”首都达卡，再飞西非奈及利亚，抵达拉哥斯（Lagos）机场时已是夜间九点多了。荷西在入境处接过我的行李小推车，开口就说：“怎么弄到现在才出来，别人早走光了。”
“大家乱推乱挤，赶死似的，我不会挤，自然落在最后。”擦着满脸的汗，大口的喘着气。
“以为你不来了呢！”
“黄热病应该打了十天才生效，没小心，第七天就跑来了，不给入境，要送人回去，求得只差没跪下来，还被送到机场那个挂着大花布帘的小房间里去骂了半天，才放了。”
“为什么不早打？”怪我似的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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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父子三个外族的在旅行，半途上，父亲病死了，儿子们正好在脸狺附近，他们抬了父亲，葬在穆德人一起，那时候还没敷水泥，只在坟上压了好多大石块，等两个儿子走路回到扎骆驼的地方，就在那儿，冒出个新坟来，四周一个人影也不见，这两个儿子怎么也不相信，挖开坟来看，里面赫然是他们葬在半里路外的父亲，这一下，连跌带爬的回脸狺去看，父亲的坟，早空了，什么也没有——”
“下面我来说，”米盖叫了起来：“这次他们又把父亲抬回原地去葬，葬了回来，又是一座新坟挡路，一翻开，还是那个父亲——他们——”
“你怎么知道？”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也听过，是公司那个司机拉维的先祖，他总是到处说，说得大家愉快起来才收场。”
我们一共是八个人，两辆车，三个已经搭好的帐篷。
斜阳最后的余晖已经消失了，天空虽然没有了霞光，还隐隐透着鸽灰的暮色，哀哀的荒原开始刮着刺骨的冷风。夜，并没有很快就化开来，而身后那一片小树林子，却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
为着搭帐篷、搬炊具，迷离的大漠黄昏竟没有人去欣赏，这一次，为着带了女人和小孩，出发时已经拖得太晚了。马诺林在一边打坐，高大的身材，长到胸口的焦黄胡子，穿着不变的一件旧白衬衫，下面着了一条及膝的短裤，赤着足，头上顶着一个好似犹太人做礼拜时的小帽，目光如火如焚，盘着腿，双手撑地，全身半吊着，好似印度的苦行僧一般，不言不语。
米盖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洗得发白的清洁牛仔裤，浓眉大眼，无肉的鼻子，却配了极感性的嘴唇，适中的个子，优美的一双手，正不停的拨弄着他那架昂贵的相机。
米盖怎么看都挑不出毛病，一副柯达彩色广告照片似的完美，却无论如何融不进四周的景色里去。
那天，其实我们已经走过了那座被弃的红砖屋。走了几步，一转念头，就往右边的草丛里踩进去。
达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声：“有蛇！”我也不理她，向着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拨开茅草，一面吹口哨。
当我站在破砖破瓦的废屋里时，达尼埃也跟了上来。“做什么？”他说“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好捡。”我张望着四周，就知道达尼埃立即要发脾气了。
这一路下来，由台北到垦丁，开车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极有情调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达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来的朋友，他们辛苦工作了两三年，存了钱，专程飞到台湾来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边的工作，在春节寒假的时候，陪着他们，开了一辆半旧的喜美车，就出发环岛来了。
就因为三个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馆都不肯分开，总是挤在一间。也不睡觉，不然是拚命讲话，不然就是在吵架。达尼埃什么时候会生气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捡破烂，他就气。再说，一路下来，车子早已塞满了我的所谓“宝贝”，很脏的东西。那叫做民俗艺品，我说的。歌妮同意，达尼埃不能妥协。
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的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