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连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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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看刘墉散文，说到白日工作完毕，家人也都睡了，在夜晚的时光里，他喜欢一个人写写毛笔字，作几笔画，看本好书等等。其中最欣赏的，就是刘墉将这些自得其乐的时刻称为“以求不负我心”。

    这句话说得那么贴切，多年来，自己找的也就是这几个字，苦于说不中肯，刘墉一语道出，真是不亦快哉。

    自得其乐这回事相信每一个人多少都能体会，独处的时光如果安排得自在，境界想来十分高妙。

    无论我住在哪里，总有邻居来说，说睡眠安然，因为我的孤灯一向点到清晨，可以说比“守望相助”站岗亭里的看更人还要值得信赖。

    我喜欢过夜生活，每当黄昏来临，看见华灯初上、夜幕开始低垂，心中也充满了不厌的欣喜和期待。过夜生活的人，是不被了解的一群，有人专将夜和罪恶的事情连结在一起关想。早起的人说出来理直气壮而且觉得自己健康优秀；晏起的，除了报馆工作的少数外，一般都被视为生活糜烂等等。起初，背负着这种自卑罪恶的感觉活了许多年，父亲不上班的日子，起晚了必然面有愧色，觉得对他不孝。知道我的朋友，在早晨十时以前是不打电话来的，万一生人来找，母亲不好说天亮才睡，总说已经出门去了。对于我的作息，母亲的观念中也认为晚起是懒散的行为，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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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阳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谁？”还在沉吟，又说：“不许想的，凭直觉说，快讲——”讲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难道他不算？”当然问他罗，他们是好同学。

    我拿了根干树枝拍拍的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的学风叫，并不回答。

    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打过他，用刷头发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洞洞，过了好几秒钟，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那一回，他没有哭，我还要再打，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母亲发着抖流泪。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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