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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厅上一条板凳上头,一手支颐,在那里纳闷。这是一家佣工介绍所。已经过了糖瓜祭灶的日子,所有候工的女人们都已回家了,惟独她在介绍所里借住了二十几天,没有人雇她,反欠下媒婆王姥姥十几吊钱。姥姥从街上回来,她还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好象不理会的样子。 

  王姥姥走到厅上,把买来的年货放在桌上,一面把她的围脖取下来,然后坐下,喘几口气。她对那女人说:“我说,大嫂,后天就是年初一,个人得打个人的主意了。你打算怎办呢?你可不能在我这儿过年,我想你还是先回老家,等过了元宵再来罢。” 

  她蓦然听见王姥姥这些话,全身直象被冷水浇过一样,话了说不出来。停了半晌,眼眶一红,才说:“我还该你的钱哪。我身边一个大子也没有,怎能回家呢?若不然,谁不想回家?我已经十一二年没回家了。我出门的时候,我的大妞儿才五岁,这么些年没见面,她爹死,她也不知道,论理我早就该回家看看。无奈……”她的喉咙受不了伤心的冲激,至终不能把她的话说完,只把泪和涕来补足她所要表示的意思。 

  王姥姥虽想撵她,只为十几吊钱的债权关系,怕她一去不回头,所以也不十分压迫她。她到里间,把身子倒在冷炕上头,继续地流她的苦泪。净哭是不成的,她总得想法子。她爬起来,在炕边拿过小包袱来,打开,翻翻那几件破衣服。在前几年,当她随着丈夫在河南一个地方的营盘当差的时候,也曾有过好几件皮袄。自从编遣的命令一下,凡是受编遣的就得为他的职业拼命。她的丈夫在郑州那一仗,也随着那位总指挥亡于阵上。败军的眷属在逃亡的时候自然不能多带行李。她好容易把些少细软带在身边,日子就靠着零当整卖这样过去。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当日丈夫所用的一把小手枪和两颗枪子。许久她就想着把它卖出去,只是得不到相当的人来买。此外还有丈夫剩下的一件军装大氅和一顶三块瓦式的破皮帽。那大氅也就是她的被窝,在严寒时节,一刻也离不了它。她自然不敢教人看见她有一把小手枪,拿出来看一会,赶快地又藏在那件破大氅的口袋里头。小包袱里只剩下几件破衣服,卖也卖不得,吃也吃不得。她叹了一声,把它们包好,仍旧支着下巴颚纳闷。 

  黄昏到了,她还坐在那冷屋里头。王姥姥正在明间做晚饭,忽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看他穿的那件镶红边的蓝大褂,可以知道他是附近一所公寓的听差。那人进了屋里,对王姥姥说,“今晚九点左右去一个。” 

  “谁要呀?”王姥姥问。 

  “陈科长。”那人回答。 

  “那么,还是找鸾喜去罢。” 

  “谁都成,可别误了。”他说着,就出门去了。 

  她在屋里听见外边要一个人,心里暗喜说,天爷到底不绝人的生路,在这时期还留给她一个吃饭的机会。她走出来,对王姥姥说:“姥姥,让我去罢。” 

  “你哪儿成呀?”王姥姥冷笑着回答她。 

  “为什么不成呀?” 

  “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要上炕的。” 

  “怎样上炕呢?” 

  “说是呢!你一点也不明白!”王姥姥笑着在她的耳边如此如彼解释了些话语,然后说:“你就要,也没有好衣服穿呀。就是有好衣服穿,你也得想想你的年纪。” 

  她很失望地走回屋里。拿起她那缺角的镜子到窗边自己照着。可不是!她的两鬓已显出很多白发,不用说额上的皱纹,就是颧骨也突出来象悬崖一样了。她不过是四十二、三岁人,在外面随军,被风霜磨尽她的容光,黑滑的鬏髻早已剪掉,剩下的只有满头短乱的头发。剪发在这地方只是太太、少奶、小姐们的时装,她虽然也当过使唤人的太太,只是要给人佣工,这样的装扮就很不合适,这也许是她找不着主的缘故罢。 

  王姥姥吃完晚饭就出门找人去了。姥姥那套咬耳朵的话倒启示了她一个新意见。她拿着那条冻成一片薄板样的布,到明间白炉子上坐着的那盆热水烫了一下。她回到屋里,把自己的脸匀匀地擦了一回,瘦脸果然白净了许多。她打开炕边一个小木匣,拿起一把缺齿的木梳,拢拢头发。粉也没了,只剩下些少填满了匣子的四个犄角。她拿出匣子里的东西,用一根簪子把那些不很白的剩粉剔下来,倒在手上,然后往脸上抹。果然还有三分姿色,她的心略为开了。她出门回去偷偷地把人家刚贴上的春联撕了一块;又到明间把灯罩积着的煤烟刮下来。她醮湿了红纸来涂两腮和嘴唇,用煤烟和着一些头油把两鬓和眼眉都涂黑了。这一来,已有了六七分姿色。心里想着她蛮可以做上炕的活。 

  王姥姥回来了。她赶紧迎出来,问她,她好看不好看。王姥姥大笑说:“这不是老妖精出现么!” 

  “难看么?” 

  “难看倒不难看,可是我得找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配你。哪儿找去?就使有老头儿,多半也是要大姑娘的。我劝你死心罢,你就是倒下去,也没人要。” 

  她很失望地又回到屋里来,两行热泪直滚出来,滴在炕席上不久就凝结了,没廉耻的事情,若不是为饥寒所迫,谁愿意干呢?若不是年纪大一点,她自然也会做那生殖机能的买卖。

  她披着那件破大氅,躺在炕上,左思右想,总得不着一个解决的方法。夜长梦短,她只睁着眼睛等天亮。 

  二十九那天早晨,她也没吃什么,把她丈夫留下的那顶破皮帽戴上,又穿上那件大氅,乍一看来,可象一个中年男子。她对王姥姥说:“无论如何,我今天总得想个法子得一点钱来还你。我还有一两件东西可以当当,出去一下就回来。”王姥姥也没盘问她要当的是什么东西,就满口答应了她。 

  她到大街上一间当铺去,问伙计说:“我有一件军装,您柜上当不当呀?” 

  “什么军装?” 

  “新式的小手枪。”她说时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手枪来。掌柜的看见她掏枪,吓得赶紧望柜下躲。她说:“别怕,我是一个女人,这是我丈夫留下的,明天是年初一,我又等钱使,您就当周全我,当几块钱使使罢。” 

  伙计和掌柜的看她并不象强盗,接过手枪来看看。他们在铁槛里唧唧咕咕地商议了一会。最后由掌柜的把枪交回她,说:“这东西柜上可不敢当。现在四城的军警查得严,万一教他们知道了,我们还要担干系。你拿回去罢。你拿着这个,可得小心。”掌柜的是个好人,才肯这样地告诉她,不然他早已按警铃叫巡警了。无论她怎样求,这买卖柜上总不敢做,她没奈何只得垂着头出来。幸而她旁边没有暗探和别人,所以没有人注意。 

  她从一条街走过一条街,进过好几家当铺也没有当成。她也有一点害怕了。一件危险的军器藏在口袋里,当又当不出去,万一给人知道,可了不得。但是没钱,怎好意思回到介绍所去见王姥姥呢?她一面走一面想,最后决心一说,不如先回家再说罢。她的村庄只离西直门四十里地,走路半天就可以到。她到西四牌楼,还进过一家当铺,还是当不出去,不由得带着失望出了西直门。 

  她走到高亮桥上,站了一会。在北京,人都知道有两道桥是穷人的去路,犯法的到天桥去,活腻了的到高亮桥来。那时正午刚过,天本来就阴暗,间中又飘了些雪花,桥底水都冻了。在河当中,流水隐约地在薄冰底下流着。她想着,不站了罢,还是往前走好些。她有了主意,因为她想起那十二年未见面的大妞儿现在已到出门的时候了,不如回家替她找个主儿,一来得些财礼,二来也省得累赘。一身无挂碍,要往前走也方便些。自她丈夫被调到郑州以后,两年来就没有信寄回乡下。家里的光景如何?女儿的前程怎样?她自都不晓得。可是她自打定了回家嫁女儿的主意以后,好象前途上又为她露出一点光明,她于是带着希望在向着家乡的一条小路走着。 

  雪下大了。荒凉的小道上,只有她低着头慢慢地走,心里想着她的计划。迎面来了一个青年妇人,好象是赶进城买年货的。她戴着一顶宝蓝色的帽子,帽上还安上一片孔雀翎;穿上一件桃色的长棉袍;脚的下穿着时式的红绣鞋。这青年妇女从她身边闪过去,招得她回头直望着她。她心里想,多么漂亮的衣服呢,若是她的大妞儿有这样一套衣服,那就是她的嫁妆了。然而她哪里有钱去买这样时样的衣服呢?她心里自己问着,眼睛直盯在那女人的身上。那女人已经离开她四五十步远近,再拐一个弯就要看不见了。她看四围一个人也没有,想着不如抢了她的,带回家给大妞儿做头面。这个念头一起来,使她不由回头追上前去,用粗厉的声音喝着:“大姑娘,站住,你那件衣服借我使使罢。”那女人回头看见她手里拿着枪,恍惚是个军人,早已害怕得话都说不出来,想要跑,腿又不听使,她只得站住,问:“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快把衣服,帽子,鞋,都脱下来。身上有钱都得交出来,手镯、戒指、耳环,都得交我。不然,我就打死你。快快,你若是嚷出来,我可不饶你。” 

  那女人看见四围一个人也没有,嚷出来又怕那强盗真个把她打死,不得已便照她所要求的一样一样交出来。她把衣服和财物一起卷起来,取下大氅的腰带束上,往北飞跑。 

  那女人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给剥光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单衣裤。她坐在树根上直打抖擞,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才有一个骑驴的人从那道上经过。女人见有人来,这才嚷救命。驴儿停止了。那人下驴,看见她穿着一身单衣裤。问明因由,便仗着义气说:“大嫂,你别伤心,我替你去把东西追回来。”他把自己披着的老羊皮筒脱下来扔给她,“你先披着这个罢,我骑着驴去追她,一会儿就回来。那兔强盗一定走得不很远,我一会就回来,你放心吧。”他说着,鞭着小驴便往前跑。 

  她已经过了大钟寺,气喘喘地冒着雪在小道上窜。后面有人追来,直嚷:“站住,站住。”她回头看看,理会是来追她的人,心里想着不得了,非与他拼命不可。她于是拿出小手枪来,指着他说:“别来,看我打死你。”她实在也不晓得要怎办,姑且把枪比仿着。驴上的人本来是赶脚的,他的年纪才二十一二岁,血气正强,看见她拿出枪来,一点也不害怕,反说:“瞧你,我没见过这么小的枪。你是从市场里的玩意铺买来瞎瞢人,我才不怕哪。你快把人家的东西交给我罢,不然,我就把你捆上,送司令部,枪毙你。” 

  她听着一面望后退,但驴上的人节节迫近前,她正在急的时候,手指一攀,无情的枪子正穿过那人的左胸,那人从驴背掉下来,一声不响,软软地摊在地上。这是她第一次开枪,也没瞄准,怎么就打中了!她几乎不信那驴夫是死了,她觉得那枪的响声并不大,真象孩子们所玩的一样,她慌得把枪扔在地上,急急地走进前,摸那驴夫胸口,“呀,了不得!”她惊慌地嚷出来,看着她的手满都是血。 

  她用那驴夫衣角擦净她的手,赶紧把驴拉过来,把刚才抢得的东西夹上驴背,使劲一鞭,又望北飞跑。 

  一刻钟又过去了。这里坐在树底下披着老羊皮的少妇直等着那驴夫回来。一个剃头匠挑着担子来到跟前。他也是从城里来,要回家过年去。一看见路边坐着的那个女人,便问:“你不是刘家的新娘子么!怎么大雪天坐在这里?”女人对他说刚才在这里遇着强盗。把那强盗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一一地告诉了他。她又告诉他本是要到新街口去买些年货,身边有五块现洋,都给抢走了。 

  这剃头匠本是她邻村的人,知道她新近才做新娘子。她的婆婆欺负她外家没人,过门不久便虐待她到不堪的地步。因为要过新年,才许她穿戴上那套做新娘时的衣帽,交给她五块钱,叫她进城买东西。她把钱丢了,自然交不了差,所以剃头匠便也仗着义气,允许上前追盗去。他说:“你别着急,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着,把担放在女人身边,飞跑着望北去了。 

  剃头匠走到刚才驴夫丧命的地方,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他俯着身子,摇一摇那尸体,惊惶地嚷着:“打死人了!闹人命了!”他还是望前追,从田间的便道上赶上来一个巡警。郊外的巡警本来就很少见,这一次可碰巧了。巡警下了斜坡,看见地下死一个人,心里断定是前头跑着的那人干的事。他于是大声喝着:“站住,往哪里跑呢,你?” 

  他蓦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回头看是个巡警,就住了脚,巡警说:“你打死人,还望哪里跑?” 

  “不是我打死的,我是追强盗的。” 

  “你就是强盗,还追谁呀?得,跟我到派出所回话去。”巡警要把他带走。他多方地分辩也不能教巡警相信他。 

  他说:“南边还有一个大嫂在树底下等着呢,我是剃头匠,我的担子还撩在那里呢,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巡警不同他去追贼,反把他挝住,说:“你别废话啦,你就是现行犯,我亲眼看着,你还赖什么?跟我走吧。”他一定要把剃头的带走。剃头匠便求他说,“难道我空手就能打死人吗?您当官明理,也可以知道我不是凶手。我又不抢他的东西,我为什么打死他呀?” 

  “哼,你空手?你不会把枪扔掉吗?我知道你们有什么冤仇呢?反正你得到所里分会去。”巡警忽然看见离尸体不远处有一把浮现在雪上的小手枪,于是进前去,用法绳把它拴起来,回头向那人说:“这不就是你的枪吗?还有什么可说么?”他不容分诉,便把剃头匠带往西去。 

  这抢东西的女人,骑在驴上飞跑着,不觉过了清华园三四里地。她想着后面一定会有人来迫,于是下了驴,使劲给它一鞭。空驴望北一直地跑,不一会就不见了,她抱着那卷赃物,上了斜坡,穿入那四围满是稠密的杉松的墓田里。在坟堆后面歇着,她慢慢地打开那件桃色的长袍,看看那宝蓝色孔雀翎帽,心里想着若是给大妞儿穿上,必定是很时样。她又拿起手镯和戒指等物来看,虽是银的,可是手工很好,决不是新打的。正在翻弄,忽然象感触到什么一样,她盯着那银镯子,象是以前见过的花样。那不是她的嫁妆吗?她越看越真,果然是她二十多年前出嫁时陪嫁的东西,因为那镯上有一个记号是她从前做下的。但是怎么流落在那女人手上呢?这个疑问很容易使她想那女人莫不就是她的女儿。那东西自来就放在家里,当时随丈夫出门的时候,婆婆不让多带东西,公公喜欢热闹,把大妞儿留在身边。不到几年两位老亲相继去世。大妞儿由她的婶婶抚养着,总有五六年的光景。 

  她越回想越着急。莫不是就抢了自己的大妞儿?这事她必要根究到底。她想着若带回家去,万一就是她女儿的东西,那又多么难为情。她本是为女儿才做这事来,自不能教女儿知道这段事情。想来想去,不如送回原来抢她的地方。 

  她又望南,紧紧地走。路上还是行人稀少,走到方才打死的驴夫那里,她的心惊跳得很厉害,那时雪下得很大,几乎把尸首掩没了一半。她想万一有人来,认得她,又怎办呢?想到这里,又要回头望北走。踌躇了很久,至终把她那件男装大氅和皮帽子脱下来一起扔掉,回复她本来的面目,带着那些东西望南迈步。 

  她原是要把东西放在树下过一夜,希望等到明天,能够遇见原主回来,再假说是从地下捡起来的。不料她刚到树下,就见那青年的妇人还躺在那里,身边放着一件老羊皮,和一挑剃头担子,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想着这个可给她一个机会去认认那女人是不是她的大妞儿。她不顾一切把东西放在一边,进前几步,去摇那女人。那时天已经黑了,幸而雪光映着,还可以辨别远近。她怎么也不能把那女人摇醒,想着莫不是冻僵了?她捡起羊皮给她盖上。当她的手摸到那女人的脖子的时候,触着一样东西,拿起来看,原来是一把剃刀。这可了不得,怎么就抹了脖子啦!她抱着她的脖子也不顾得害怕,从雪光中看见那副清秀的脸庞,虽然认不得,可有七八分象她初嫁时的模样。她想起大妞儿的左脚有个骈趾,于是把那尸体的袜子除掉,试摸着看。可不是!她放声哭起来,“儿呀”,“命呀”,杂乱地喊着。人已死了,虽然夜里没有行人,也怕人听见她哭,不由得把声音止住。 

  东村稀落的爆竹断续地响,把这除夕在凄凉的情境中送掉。无声的银雪还是飞满天地,老不停止。 

  第二天就是元旦,巡警领着检察官从北来。他们验过驴夫的尸,带着那剃头的来到树下。巡警在昨晚上就没把剃头匠放出来,也没来过这里,所以那女人用剃刀抹脖子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到树底下,看见剃头担子还放在那里,已被雪埋了一二寸。那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搂着那剃头匠所说被劫的新娘子。雪几乎把她们埋没了。巡警进前摇她们,发现两个人的脖子上都有刀痕。在积雪底下搜出一把剃刀。新娘子的桃色长袍仍旧穿得好好地;宝蓝色孔雀翎帽仍旧戴着;红绣鞋仍旧穿着。在不远地方的雪堆里,捡出一顶破皮帽,一件灰色的破大氅。一班在场的人们都莫明其妙,面面看相,静默了许久。

“白狗和红马打起来,可苦了城里头的‘灰猫’!灰猫者谁?不在前线的谁都不是!常人好像三条腿的灰猫,色彩不分明,身体又残缺,生活自然不顺,幸而遇见瞎眼耗子,他们还可以饱一顿天赐之粮,不幸而遇见那红马与白狗在他们的住宅里抛炸弹,在他们的田地裹开壕沟,弄得他们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只能向天嚷着说:‘真命什么时候下来啊!’” 

  “这是谁说的呢?” 

  “这一段话好像是谁说过的,一下子记不清楚了。现在先不管它到底是哪一方的革命是具有真正的目的,据说在革命时代,凡能指挥兵士,或指导民众,或利用民众的暴力财力及其它等等的人们的行为都是正的,对的,因为愚随智和弱随强是天演的公例。民众既是三条腿的灰猫,物力心力自然不如红马和白狗,所以也得由着他们驱东便东,逐西便西,敢有一言,便是‘反革命’。像我便是担了反革命的罪名到这里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所反的是哪一种革命,不过我为不主张那毁家灭宅的民死主义而写了一篇论文罢了。” 

  这是在一个离城不远的新式监狱里两个青年囚犯当着狱卒不在面前的时候隔着铁门的对话。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新近被宣告有反动行为判处徒刑的两个大学生。罪本不重,人又很斯文,所以狱卒也不很严厉地监视他们。但依法,他们是不许谈话的。他们日间的劳工只是抄写,所以比其余的囚徒较为安适。在回监的时候,他们常偷偷地低谈。狱卒看见了,有时也干涉了下,但不像对待别的囚徒用法权来制止他们。他们的囚号一个是九五四,一个是九五一。

  “你方才说这城关闭了十几天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有亲戚在城里,不晓得他们现在怎样?”他说时,现出很忧虑的样子。 

  九五四回答说,“今天狱吏叫我到病监里去替一个进监不久却病得很沉重的囚犯记录些给亲属的遗言,这消息是从他那听来的。” 

  “那是一个什么人?”九五一问。 

  “一个平常的农人罢。” 

  “犯了什么事?” 

  九五四摇摇头说:“还不是经济问题?在监里除掉一两个像我们犯的糊涂罪名以外,谁不都是为饮食和男女吗?说来他的事情也很有趣。我且把从他和从别的狱卒听来的事情慢慢地说给你听吧。” 

  “这城关了十几天,城里的粮食已经不够三天的用度,于是司令官不得不偷偷地把西门开了一会,放些难民出城,不然城里不用外攻,便要内讧了。据他说,那天开城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出城的人不许多带东西,也不许声张,更不许打着灯笼。城里的人得着开城的消息,在前一晚上,已经有人抱着孩子,背着包袱,站在城门洞等着。好容易三更盼到四更,四更盼到五更,城门才开了半扇,这一开,不说脚步的声音,就是喘气的声音也足以赛过飞机。不许声张,成吗?” 

  “天已经快亮了。天一亮,城门就要再关闭的。再一关闭,什么时候会再开,天也不知道。因为有这样的顾虑,那班灰猫真得拼命地挤。他现在名字是‘九九九’,我就管他叫‘九九九’吧。原来‘九九九’也是一只逃难的灰猫,他也跟着人家挤。他胸前是一个女人,双手高举着一个包袱。他背后又是黑压压的一大群。谁也看不清是谁,谁也听不清谁的声音。为丢东西而哭的,更不能遵守那静默的命令,所以在黑暗中,只听见许多悲惨的嚷声” 

  “他前头那女人忽然回头把包袱递给他说,‘大嫂,你先给我拿着吧,我的孩子教人挤下去了。’他好容易伸出手来,接着包袱,只听见那女人连哭带嚷说,‘别挤啦!挤死人啦!我的孩子在底下哪!别挤啦!踩死人啦!’人们还是没见,照样地向前挤,挤来挤去,那女人的哭声也没有了,她的影儿也不见了。九九九顶着两个包袱,自己的脚不自由地向着抵抗力最弱的前方进步,好容易才出了城。” 

  “他手里提着一个别人的和一个自己的包袱,站在桥头众人必经之地守望着。但交给谁呢?他又不认得。等到天亮,至终没有女人来问他要哪个包袱。” 

  “城门依然关闭了,作战的形势忽然紧张起来,飞机的声音震动远近。他慢慢走,直到看见飞机的炸弹远远掉在城里的党旗台上爆炸了,才不得不拼命地逃。他在歧途上,四顾茫茫,耳目所触都是炮烟弹响,也不晓得要往哪里去。还是照着原先的主意回本村去吧。他说他也三四年没回家,家里也三四年没信了。” 

  “他背着别人的包袱像是自己的一样,惟恐兵或匪要来充主人硬领回去。一路上小心,走了一天多才到家。但他的村连年闹的都是兵来匪去,匪来兵去这一套‘出将入相’的戏文。家呢?只是一片瓦砾场,认不出来了。田地呢?一沟一沟的水,由战壕一变而为运粮河了。妻子呢。不见了!可是村里还剩下断垣裂壁的三两家和枯枝零落几棵树,连老鸦也不在上头歇了。他正在张望徘徊的时候,一个好些年没见面的老婆婆从一间破房子出来。老婆婆是他的堂大妈,对他说他女人前年把田地卖了几百块钱带着孩子往城里找他去了。据他大妈说卖田地是他媳妇接到他的信说要在城里开小买卖,教她卖了,全家搬到城里住。他这才知道他妻子两年来也许就与他同住在一个城里。心里只诧异着,因为他并没写信回来教卖田,其中必定另有原故。他盘究了一两句,老婆婆也说不清,于是他便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打开包袱一看,三件女衣两条裤子,四五身孩子衣服,还有一本小褶子两百块现洋,和一包银票同包在一条小手中里面。‘有钱!天赐的呀!’他这样想。但他想起前几天晚间在城门洞接到包袱时候的光景,又想着这恐怕是孤儿寡妇的钱吗。占为己有,恐怕有点不对,但若不占为己有,又当交给谁呢?想来想去,拿起小摺子翻开一看,一个字也认不得。村里两三家人都没有一个人认得字。他想那定是天赐的了,也许是因为妻子把他的产业和孩子带走,跟着别的男人过活去了,天才赐这一注横财来帮补帮补。‘得,我未负人,人却负我’,他心里自然会这样想。他想着他许老天爷为怜悯他,再送一份财礼给他,教他另娶吧。他在村里住了几天,听人说城里已经平复,便想着再回到城里去。” 

  “城已经被攻破了,前半个月那种恐慌渐渐地被人忘却。九九九本来是在一个公馆里当园丁,这次回来,主人已经回籍,目前不能找到相当的事,便在一家小客栈住下。” 

  “惯于无中生有的便衣侦探最注意的是小客栈,下处,酒楼等等地方。他们不管好歹,凡是住栈房的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盘查的必要,九九九在自己屋里把包袱里的小手巾打开,拿出摺子来翻翻,还是看不懂。放下摺子,拿起现洋和钞票一五一十这样地数着,一共数了一千二百多块钱。这个他可认识,不由得心里高兴,几乎要嚷出来。他的钱都是进一个出一个的,那里禁得起发这一注横财。他挝了一把银子和一叠钞票往口袋里塞,想着先到街上吃一顿好馆子。有一千多块钱,还舍不得吃吗?得,吃饱了再说。反正有钱,就是妻子跟人跑了也不要紧。他想着大吃一顿可以消灭他过去的忧郁,可以发扬他新得的高兴。他正在把银子包在包袱里预备出门的时候,可巧被那眼睛比苍蝇还多的便衣侦探瞥见了。他开始被人注意,自己却不知道。” 

  “九九九先到估衣铺,买了一件很漂亮的青布大衫罩在他的破棉袄上头。他平时听人说同心楼是城里顶阔的饭庄,连外国人也常到那里去吃饭,不用细想,自然是到那里去吃一顿饱,也可以借此见见世面。他雇一辆车到同心楼去,他问伙计顶贵的菜是什么。伙计以为他是打哈哈,信口便说十八块的燕窝,十四块的鱼翅,二十块的熊掌,十六块的鲍鱼,……说得天花乱坠。他只懂得燕窝鱼翅是贵菜,所以对伙计说,‘不管是燕窝,是鱼翅,是鲍鱼,是银耳,你只给做四盘一汤顶贵的菜来下酒。’‘顶贵的菜,现时得不了,您哪,您要,先放下定钱,今晚上来吃罢。现在随便吃吃得啦。’伙计这样说。‘好罢。你要多少定钱?’他一面说一面把一叠钞票掏出来。伙计给他一算,说‘要吃顶好的四盘一汤合算起来就得花五十二块,您哪。多少位?’他说一句‘只我一个人!’便拿了六张十圆钞票交给伙计,另外点了些菜吃。那头一顿就吃了十几块钱,已经撑得他饱饱地。肚子里一向少吃油腻,加以多吃,自是不好过。回到客栈,躺了好几点钟,肚子里头怪难受,想着晚上不去吃罢,钱又已经付了,五十三块可不是少数,还是去罢。” 

  “吃了两顿贵菜,可一连泻了好几天。他吃病了。最初舍不得花钱,找那个大夫也没把他治好。后来进了一个小医院,在那里头又住了四五天。他正躺在床上后悔,门便被人推开了。进来两个巡警,一个问‘你是汪绶吗?’‘是。’他毫不惊惶地回答。一个巡警说:‘就是他,不错,把他带走再说吧。’他们不由分说,七手八脚,给那病人一个五花大绑,好像要押赴刑场似的,旁人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也不便打听,看着他们把他扶上车一直地去了。”

  “由发横财的汪绶一变而为现在的九九九的关键就在最后的那一番。他已经在不同的衙门被审过好几次,最后连贼带证被送到地

方法

院刑庭里。在判他有罪的最后一庭,推事问他钱是不是他的,或是他抢来的。他还说是他的。推事问‘既是你的,一共有多少钱?’他回答一共有一千多。又问‘怎样得的那么些钱?你不过是个种园子的?’” 

  “‘种地的钱积下来的。’他这样回答。推事问‘这摺子是你的吗?’他见又问起那摺子,再也不能撒谎了,他只静默着。推事说:‘凭这招子就可以断定不是你的钱,摺子是姓汪的倒不错,可不是叫汪绶。你老实说罢。’他不能再瞒了,他本来不晓得欺瞒,因为他觉得他并没抢人,也没骗人,不过叫最初审的问官给他打怕了,他只能定是他自己的,或是抢人家的,若说是检的或人家给的话,当然还要挨打。他曾一度自认是抢来的。幸而官厅没把他马上就枪毙,也许是因为没有事主出来证明罢。推事也疑惑他不是抢来的,所以还不用强烈的话来逼迫他。后来倒是他自己说了真话。推事说‘你受人的寄托,纵使物主不来问你要,也不能算为你自己的。’‘那么我当交给谁呢?放在路边吗?交给别人吗?物主只有一个,他既不来取回去,我自然得拿着。钱在我手里那么久,既然没有人来要,岂不是一注天财吗?’推事说,‘你应当交给巡警。’他沉思了一会,便回答说,‘为什么要交给巡警呢?巡警也不是物主呀。’” 

  九五一点头说:“可不是!他又没受过公民教育,也不知道什么叫法律。现在的法律是仿效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洋法律,用来治我们这班久经浸润于人情世道的中国人,那岂不是顶滑稽的事吗?依我们的人情和道理说来,拾金不昧固然是美德,然而要一个衣食不丰,生活不裕,知识不足的常人来做,到的很勉强。郭巨掘地得金,并没看见他去报官,除袁子才以外,人都赞他是行孝之报。九九九并不是没等,等到不得不离开那城的时候才离闭,已算是贤而又贤的人了,何况他回家又遇见那家散人亡的惨事。手里所有的钱财自然可以使他因安慰而想到是天所赏赐。也许他曾想过这老天爷借着那妇人的手交给他的。” 

  九五四说,“他自是这样想。但是他还没理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句格言在革命时代有时还可以应用得着。在无论什么时候,凡有统治与被治两种阶级的社会,就许大掠不许小掠,许大窃不许小窃,许大取不许小取。他没能力行大取,却来一下小取,可就活该了。推事判他一个侵占罪,因为情有可原,处他三年零六个月的徒刑,贼物牌示候领。这就是九九九到这里来的原委。” 

  九五一问,“他来多久了?” 

  “有两个星期了罢。刚来的时候,还没病得这么厉害。管他的狱卒以为他偷懒,强迫他做苦工。不到一个星期就不成了,不得已才把他送到病监去。” 

  九五一发出同情的声音低低地说,“咳,他们每以为初进监的囚犯都是偷懒装病的,这次可办错了。难道他们办错事,就没有罪吗?哼!” 

  九五四还要往下说,蓦然看见狱卒的影儿,便低声说,“再谈罢,狱卒来了。”他们各人坐在囚床上,各自装做看善书的样子。一会,封了门,他们都得依法安睡。除掉从监外的坟堆送来继续的蟋蟀声音以外,在监里,只见狱里的逻卒走来走去,一切都静默了。 

  狱中的一个星期像过得很慢,可是九九九已于昨晚上气绝了。九五四在他死这前一天还被派去誊录他入狱后的报告。那早晨狱卒把尸身验完,便移到尸房去预备入殓,正在忙的时候,一个女人连嚷带哭他说要找汪绶。狱卒说,“汪绶昨晚上刚死掉,不能见了”。女人更哭得厉害,说汪绶是她的丈夫。典狱长恰巧出来,问明情由,便命人带他到办公室去细问她。 

  她说丈夫汪绶已经出门好几年了。前年家里闹兵闹匪,忽然接到汪绶的信,叫把家产变卖同到城里做小买卖。她于是卖得几百块钱,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到城里来找他。不料来到城里才知道被人暗算了,是同村的一个坏人想骗她出来,连人带钱骗到关东去。好在她很机灵,到城里一见不是本夫,就要给那人过不去。那人因为骗不过,便逃走了。她在城里,人面生疏怎找也找不着她丈夫。有人说他当兵去了,有人说他死了,坏人才打那主意。因此她很失望地就去给人做针黹活计,洗衣服,慢慢也会用钱去放利息,又曾加入有奖储蓄会,给她得了几百块钱奖,总共算起来连本带利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块。往来的帐目都用她的孩子汪富儿的名字写在摺子上头。

据她说前几个月城里闹什么监元帅和酱元帅打仗,把城里家家的饭锅几乎都砸碎了。城关了好几十天,好容易听见要开城放人。她和同院住的王大嫂于是把钱都收回来,带着孩子跟着人挤,打算先回村里躲躲。不料城门非常拥挤,把孩子挤没了。她急起来,不知把包袱交给了谁,心里只记得是交给王大嫂。至终孩子也没找着,王大嫂和包袱也丢了。城门再关的时候,他还留在门洞里。到逃难的人们全被轰散了,她才看见地下血迹模糊,衣服破碎,那种悲惨情形,实在难以形容。被踹死的不止一个孩子,其余老的幼的还有好些。地面上的巡警又不许人抢东西,到底她的孩子还有没有命虽不得而知,看来多半也被踹死了。她至终留在城里,身边只剩几十块钱。好几个星期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急得她几乎发狂。

有一天,王大嫂回来了。她问要包袱。王大嫂说她们彼此早就挤散了,哪里见她的包袱。两个人争辩了好些时,至终还是到法庭去求解决。法官自然把王大嫂押起来,等候证据充足,才宣告她的罪状。可惜她的案件与汪绶的案件不是同一个法官审理的。她报的钱财数目是一千三百块,把摺子的名字写做汪扶尔。她也不晓得她丈夫已改名叫汪绶,只说他的小名叫大头。这一来,弄得同时审理的两桩异名同事的案子凑不在一起。前天同院子一个在高等法院当小差使的男子把报上的法庭判辞和招领报告告诉她,她才知道当时恰巧抱包袱交给她大夫,她一听见这消息,立刻就到监里。但是那天不是探望囚犯的日子,她怎样央告,守门的狱卒也不理她,他们自然也不晓得这场冤枉事和她丈夫的病态,不通融办理,也是应当的。可惜他永远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钱哪!前天若能见着她,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典狱长听她分诉以后,也不禁长叹了一声。说,“你们都是很可怜的。现在他已经死了,你就到法院去把钱领回去吧。法官并没冤枉他。我们办事是依法处理的,就是据情也不会想到是他自己妻子交给他的包袱。你去把钱领回来,除他用了一百几十元以外,有了那么些钱,还怕养你不活吗?”典狱长用很多好话来安慰她,好容易把她劝过来。妇人要去看尸首,便即有人带她去了。 

  典狱长转过身来,看见公案上放着一封文书。拆开一看,原来是庆祝什么战胜特赦犯人的命令和名单,其中也有九五四和九五一的号头。他伏在案上划押,屋里一时都静默了。砚台上的水光反射在墙上挂着那幅西洋正义的女神的脸。门口站着一个听差的狱卒,也静静地望着那蒙着眼睛一手持剑一手持秤的神像。监外坟堆里偶然又送些断续的虫声到屋里来。

在南口那边站着一个巡警。他看是个“街知事”,然而除掉捐项,指挥汽车,和跟洋车夫捣麻烦以外,一概的事情都不知。市政府办了乞丐收容所,可是那位巡警看见叫化子也没请他到所里去住。那一头来了一个瞎子,一手扶着小木杆,一手提着破柳罐。他一步一步踱到巡警跟前,后面一辆汽车远远地响着喇叭,吓得他急要躲避,不凑巧撞在巡警身上。 

  巡警骂他说:“你这东西又脏又瞎,汽车快来了,还不快往胡同里躲!”幸而他没把手里那根“尚方警棍”加在瞎子头上,只挥着棍子叫汽车开过去。 

  瞎子进了胡同口,沿着墙边慢慢地走。那边来了一群狗,大概是迫母狗的。它们一面吠,一面咬,冲到瞎子这边来。他的拐棍在无意中碰着一只张牙咧嘴的公狗,被它在腿上咬了一口。他摩摩大腿,低声骂了一句,又往前走。 

  “你这小子,可教我找着了。”从胡同的那边迎面来了一个人,远远地向着瞎子这样说。

  那人的身材虽不很魁梧,可也比得胡同口“街知事”。据说他也是个老太爷身份,在家里刨掉灶王爷,就数他大,因为他有很多下辈供养他。他住在鬼门关附近,有几个侄子,还有儿媳妇和孙子。有一个儿子专在人马杂沓的地方做扒手。有一个儿子专在娱乐场或戏院外头假装寻亲不遇,求帮于人。一个儿媳妇带着孙子在街上捡煤渣,有时也会利用孩子偷街上小摊的东西。这瞎子,他的侄儿,却用“可怜我瞎子……”这套话来生利。他们照例都得把所得的财物奉给这位家长受用,若有怠慢,他便要和别人一样,拿出一条伦常的大道理来谴责他们。 

  瞎子已经两天没回家了。他蓦然听见叔叔骂他的声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叔叔走过来,拉着他的胳臂,说:“你这小子,往哪里跑?”瞎子还没回答,他顺手便给他一拳。 

  瞎子“哟”了一声,哀求他叔叔说:“叔叔别打,我昨天一天还没吃的,要不着,不敢回家。” 

  叔叔也用了骂别人的妈妈和妹妹的话来骂他的侄子。他一面骂,一面打,把瞎子推倒,拳脚交加。瞎子正坐在方才教骡子滑倒的那几个烂柿子皮的地方。破柳罐也摔了,掉出几个铜元,和一块干面包头。 

  叔叔说:“你还撒谎?这不是铜子?这不是馒头?你有剩下的,还说昨天一天没吃,真是该揍的东西。”他骂着,又连踢带打了一会。 

  瞎子想是个忠厚人,也不会抵抗,只会求饶。 

  路东五号的门升了。一个中年的女人拿着药罐子到街心,把药渣子倒了。她想着叫往来的人把吃那药的人的病带走,好像只要她的病人好了,叫别人病了千万个也不要紧。她提着药罐,站在街门口看那人打他的瞎眼侄儿。 

  路西八号的门也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黄脸丫头,提着脏水桶,望街上便泼。她泼完,也站在大门口瞧热闹。 

  路东九号出来几个人,路西七号也出来几个人,不一会,满胡同两边都站着瞧热闹的人们。大概同情心不是先天的本能,若不能,他们当中怎么没有一个人走来把那人劝开?难道看那瞎子在地上呻吟,无力抵抗,和那叔叔凶狠恶煞的样子,够不上动他们的恻隐之心么? 

  瞎子嚷着救命,至终没人上前去救他。叔叔见有许多人在两旁看他教训着坏子弟,便乘机演说几句。这是一个演说时代,所以“诸色人等”都能演说。叔叔把他的侄儿怎样不孝顺,得到钱自己花,有好东西自己吃的罪状都布露出来。他好像理会众人以他所做的为合理,便又将侄儿恶打一顿。 

  瞎子的枯眼是没有泪流出来的,只能从他的号声理会他的痛楚。他一面告饶,一面伸手去摸他的拐棍。叔叔快把拐棍从地上捡起来,就用来打他。棍落在他的背上发出一种霍霍的声音,显得他全身都是骨头。叔叔说:“好,你想逃?你逃到哪里去?”说完,又使劲地打。 

  街坊也发议论了。有些说该打,有些说该死,有些说可怜,有些说可恶。可是谁也不愿意管闲事,更不愿意管别人的家事,所以只静静地站在一边,像“观礼”一样。 

  叔叔打够了,把地下两个大铜子捡起来,问他:“你这些子儿都是从哪里来的?还不说!” 

  瞎子那些铜子是刚在大街上要来的,但也不敢申辩,由着他叔叔拿走。 

  胡同口的大街上,忽然过了一大队军警。听说早晨司令部要枪毙匪犯。胡同里方才站着瞧热闹的人们,因此也冲到热闹的胡同去。他们看见大车上绑着的人。那人高声演说,说他是真好汉,不怕打,不怕杀,更不怕那班临阵扔枪的丘八。围观的人,也像开国民大会一样,有喝彩的,也有拍手的。那人越发高兴,唱几句《失街亭》,说东道西,一任骡子慢慢地拉着他走。车过去了,还有很多人跟着,为的是要听些新鲜的事情。文明程度越低的社会,对于游街示众、法场处死、家小拌嘴、怨敌打架等事情,都很感得兴趣,总要在旁助威,像文明程度高的人们在戏院、讲堂、体育场里助威和喝彩一样。说“文明程度低”一定有人反对,不如说“古风淳厚”较为堂皇些。 

  胡同里的人,都到大街上看热闹去了。这里,瞎子从地下爬起来,全身都是伤痕。巡警走来说他一声“活该”! 

  他没说什么。 

  那边来了一个女人,戴着深蓝眼镜,穿着淡红旗袍,头发烫得像石狮子一样。从跟随在她后面那位抱着孩子的灰色衣帽人看来,知道她是个军人的眷属。抱小孩的大兵,在地下捡了一个大子。那原是方才从破柳罐里摔出来的。他看见瞎子坐在道边呻吟,就把捡得的铜子扔给他。 

  “您积德修好哟!我给您磕头啦!”是瞎子谢他的话。 

  他在这一个大子的恩惠以外,还把道上的一大块面包头踢到瞎子跟前,说:“这地上有你吃的东西。”他头也不回,洋洋地随着他的女司令走了。 

  瞎子在那里摸着块干面包,正拿在手里,方才咬他的那只饿狗来到,又把它抢走了。 

  “街知事”站在他的岗位,望着他说:“瞧,活该!”

吴先生说:“我们要印名片,请你拿样本来看看。” 

  一个小徒弟从机器那边走过来,拿了一本样本递给他,说:“样子都在里头啦。请您挑罢。” 

  他和他的朋友接过样本来,约略翻了一遍。 

  穆君问:“印一百张,一会儿能得吗?” 

  小徒弟说:“得今晚来。一会儿赶不出来。” 

  吴先生说:“那可不成,我今晚七点就要用。” 

  穆君说:“不成,我们今晚要去赴会,过了六点,就用不着了。” 

  小徒弟说:“怎么今晚那么些赴会的?”他说着,顺手从柜台上拿出几匣印得的名片,告诉他们:“这几位定的名片都是今晚赴会用的,敢情您两位也是要赴那会去的罢。” 

  穆君同吴先生说:“也许是罢。我们要到北京饭店去赴留美同学化装跳舞会。” 

  穆君又问吴先生说:“今晚上还有大艺术家枚宛君博士吗?” 

  吴先生说:“有他罢。” 

  穆君转过脸来对小徒弟说:“那么,我们一人先印五十张,多给你些钱,马上就上版,我们在这里等一等。现在已经四点半了,半点钟一定可以得。” 

  小徒弟因为掌柜的不在家,踌躇了一会,至终答应了他们。他们于是坐在柜台旁的长凳上等着。吴先生拿着样本在那里有意无意地翻。穆君一会儿拿起白话小报看看,一会又到机器旁边看看小徒弟的工作。小徒弟正在撤版,要把他的名字安上去,一见穆君来到,便说:“这也是今晚上要赴会用的,您看漂亮不漂亮?”他拿着一张名片递给穆君看。他看见名片上写的是“前清监生,民国特科俊士,美国鸟约克柯蓝卑阿大学特赠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甄辅仁。”后面还印上本人的铜版造像:一顶外国博士帽正正地戴着,金繸子垂在两个大眼镜正中间,脸模倒长得不错,看来像三十多岁的样子。他把名片拿到吴先生跟前,说:“你看这人你认识吗?头衔倒不寒伧。” 

  吴先生接过来一看,笑说:“这人我知道,却没见过。他哪里是博士,那年他当随员到过美国,在纽约住了些日子,学校自然没进,他本来不是念书的。但是回来以后,满处告诉人说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的。你看他连帽子都不会戴,把缝子放在中间,这是哪一国的礼帽呢?” 

  穆君说:“方才那徒弟说他今晚也去赴会呢。我们在那时候一定可以看见他。这人现在干什么?” 

  吴先生说:“没有什么事罢。听说他急于找事,不晓得现在有了没有。这种人有官做就去做,没官做就想办教育,听说他现在想当教员哪。” 

  两个人在店里足有三刻钟,等到小徒弟把名片焙干了,拿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付了钱,推门出来。 

  在街上走着,吴先生对他的朋友说:“你先去办你的事,我有一点事要去同一个朋友商量,今晚上北京饭店见罢。” 

  穆君笑说:“你又胡说了,明明为去找何小姐,偏要撒谎。” 

  吴先生笑说:“难道何小姐就不是朋友吗?她约我到她家去一趟,有事情要同我商量。”

  穆君说:“不是订婚罢?” 

  “不,绝对不。” 

  “那么,一定是你约她今晚上同到北京饭店去,人家不去,你定要去求她,是不是?” 

  “不,不。我倒是约她来的,她也答应同我去。不过她还有话要同我商量,大概是属于事务的,与爱情毫无关系罢。” 

  “好吧,你们商量去,我们今晚上见。” 

  穆君自己上了电车,往南去了。 

  吴先生雇了洋车,穿过几条胡同,来到何宅。门役出来,吴先生给他一张名片,说:“要找大小姐。” 

  仆人把他的名片送到上房去。何小姐正和她的女朋友黄小姐在妆台前谈话,便对当差的说:“请到客厅坐罢,告诉吴先生说小姐正会着女客,请他候一候。”仆人答应着出去了。 

  何小姐对她朋友说:“你瞧,我一说他,他就来了。我希望你喜欢他。我先下去,待一会儿再来请你。”她一面说,一面烫着她的头发。 

  她的朋友笑说:“你别给我瞎介绍啦。你准知道他一见便倾心么?” 

  “留学生回国,有些是先找事情后找太大的,有些是先找太太后谋差事的。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么都不找。像我的表哥辅仁他就是第一类的留学生。这位吴先生可是第二类的留学生。所以我把他请来,一来托他给辅仁表哥找一个地位,二来想把你介绍给他。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他急于成家,自然不会很挑眼。” 

  女朋友不好意思搭腔,便换个题目问她说:“你那位情人,近来有信吗?” 

  “常有信,他也快回来了。你说多快呀,他前年秋天才去的,今年便得博士了。”何小姐很得意地说。 

  “你真有眼。从前他与你同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是多么奉承你呢。若他不是你的情人,我一定要爱上他。”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爱他呢?若不是他出洋留学,我也没有爱他的可能。那时他多么穷呢,一件好衣服也舍不得穿,一顿饭也舍不得请人吃,同他做朋友面子上真是有点不好过。我对于他的爱情是这两年来才发生的。” 

  “他倒是装成的一个穷孩子。但他有特别的聪明,样子也很漂亮,这会回来,自然是格外不同了。我最近才听见人说他祖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不晓得他告诉你没有。” 

  何小姐听了,喜欢得眼眉直动,把烫钳放在酒精灯上,对着镜子调理她的两鬓。她说:“他一向就没告诉过我他的家世。我问他,他也不说。这也是我从前不敢同他交朋友的一个原因。” 

  她的朋友用手捋捋她脑后的头发,向着镜里的何小姐说:“听说他家里也很有钱,不过他喜欢装穷罢了。你当他真是一个穷鬼吗?” 

  “可不是,他当出国的时候,还说他的路费和学费都是别人的呢。” 

  “用他父母的钱也可以说是别人的。”她的朋友这样说。 

  “也许他故意这样说罢。”她越发高兴了。 

  黄小姐催她说:“头发烫好了,你快下去罢。关于他的话还多着呢。回头我再慢慢地告诉你。教客厅里那个人等久了,不好意思。” 

  “你瞧,未曾相识先有情。多停一会儿就把人等死了!”她奚落着她的女朋友,便起身要到客厅去。走到房门口正与表哥辅仁撞个满怀。表妹问,“你急什么?险些儿把人撞倒!” 

  “我今晚上要化装做交际明星,借了这套衣服,请妹妹先给我打扮起来,看看时样不时样。” 

  “你到妈屋里去,教丫头们给你打扮罢。我屋里有客,不方便。你打扮好就到那边给我去瞧瞧。瞧你净以为自己很美,净想扮女人。” 

  “这年头扮女人到外洋也是博士待遇,为什么扮不得?” 

  “怕的是你扮女人,会受‘游街示众’的待遇咧。” 

  她到客厅,便说:“吴博士,久候了,对不起。” 

  “没有什么。今晚上你一定能赏脸罢。” 

  “岂敢。我一定奉陪。您瞧我都打扮好了。” 

  主客坐下,叙了些闲话。何小姐才说她有一位表哥甄辅仁现在没有事情,好歹在教育界给他安置一个地位。在何小姐方面,本不晓得她表哥在外洋到底进了学校没有。她只知道他是借着当随员的名义出国的。她以为一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吴先生在教育界很认识些可以为力的人,所以非请求他不可。在吴先生方面,本知道这位甄博士的来历,不过不知道他就是何小姐的表兄。这一来,他也不好推辞,因为他也有求于她。何小姐知道他有几分爱她,也不好明明地拒绝,当他说出情话的时候,只是笑而不答。她用别的话来支开。 

  她问吴博士说:“在美国得博士不容易罢?” 

  “难极啦。一篇论文那么厚。”他比仿着,接下去说,“还要考英、俄、德、法几国文字,好些老教授围着你,好像审犯人一样。稍微差了一点,就通不过。” 

  何小姐心里暗喜,喜的是她的情人在美国用很短的时间,能够考上那么难的博士。 

  她又问:“您写的论文是什么题目?” 

  “凡是博士论文都是很高深很专门的。太普通和太浅近的,不说写,把题目一提出来,就通不过。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很时兴,西方人厌弃他们的文化,想得些中国文化去调和调和。我写的是一篇《麻雀牌与中国文化》。这题目重要极了。我要把麻雀牌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地位介绍出来。我从中国经书里引出很多的证明,如《诗经》里‘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的‘雀’便是麻雀牌的‘雀’。为什么呢?真的雀哪会有角呢?一定是麻雀牌才有八只角呀。‘穿我屋’表示当时麻雀很流行,几乎家家都穿到的意思。可见那时候的生活很丰裕,像现在的美国一样。这个铁证,无论哪一个学者都不能推翻。又如‘索子’本是‘竹子’,宁波音读‘竹’为‘索’,也是我考证出来的。还有一个理论是麻雀牌的名字是从‘一竹’得来的。做牌的人把‘一竹’雕成一只鸟的样子,没有学问的人便叫它做‘麻雀’,其实是一只凤,取‘鸣风在竹’的意思。这个理论与我刚才说的雀也不冲突,因为凤凰是贵族的,到了做那首诗的时代,已经民众化了,变为小家雀了。此外还有许多别人没曾考证过的理论,我都写在论文里。您若喜欢念,我明天就送一本过来献献丑。请您指教指教。我写的可是英文。我为那论文花了一千多块美金。您看要在外国得个博士多难呀,又得花时间,又得花精神,又得花很多的金钱。” 

  何小姐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评判他说的到底是对不对,只一味地称赞他有学问。她站起来,说:“时候快到了,请你且等一等,我到屋里装饰一下就与你一同去。我还要介绍一位甜人给你。我想你一定会很喜欢她。”她说着便自出去了。吴博士心里直盼着要认识那人。

  她回到自己屋里,见黄小姐张皇地从她的床边走近前来。 

  “你放什么在我床里啦?”何小姐问。 

  “没什么。” 

  “我不信。”何小姐一面说一面走近床边去翻她的枕头。她搜出一卷筒的邮件,指着黄小姐说,“你还捣鬼!” 

  黄小姐笑说:“这是刚才外头送进来的。所以把它藏在你的枕底,等你今晚上回来,可以得到意外的喜欢。我想那一定是你的甜心寄来的。” 

  “也许是他寄来的罢。”她说着,一面打开那卷筒,原来是一张文凭。她非常地喜欢,对着她的朋友说:“你瞧,他的博士文凭都寄来给我了!多么好看的一张文凭呀,羊皮做的咧!” 

  她们一同看着上面的文字和金印。她的朋友拿起空筒子在那里摩挲里,显出是很羡慕的样子。 

  何小姐说:“那边那个人也是一个博士呀,你何必那么羡慕我的呢?” 

  她的朋友不好意思,低着头尽管看那空筒子。 

  黄小姐忽然说:“你瞧,还有一封信呢!”她把信取出来,递给何小姐。 

  何小姐把信拆开,念着: 

  最亲爱的何小姐: 

  我的目的达到,你的目的也达到了。现在我把这一张博士文凭寄给你。我的论文是《油炸脍与烧饼的成分》。这题目本来不难,然而在这学校里,前几年有一位中国学生写了一篇《北京松花的成分》也得着博士学位,所以外国博士到底是不难得。论文也不必选很艰难的问题。

  我写这论文的缘故都是为你,为得你的爱,现在你的爱教我在短期间得到,我的目的已达到了。你别想我是出洋念书,其实我是出洋争口气。我并不是没本领,不出洋本来也可以,无奈迫于你的要求,若不出来,倒显得我没有本领,并且还要冒个“穷鬼”的名字。现在洋也出过了,博士也很容易地得到了,这口气也争了,我的生活也可以了结了。我不是不爱你,但我爱的是性情,你爱的是功名;我爱的是内心,你爱的是外形,对象不同,而爱则一。然而你要知道人类所以和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便是在恋爱的事情上,失恋固然可以教他自杀,得恋也可以教他自杀。禽兽会因失恋而自杀,却不会在承领得意的恋爱滋味的时候去自杀,所以和人类不同。 

  别了,这张文凭就是对于我的纪念品,请你收起来。无尽情意,笔不能宜,万祈原宥。 

  你所知的男子 

  “呀!他死了!”何小姐念完信,眼泪直流,她不晓得要怎办才好。 

  她的朋友拿起信来看,也不觉伤心起来,但还勉强劝慰她说:“他不致于死的,这信里也没说他要自杀,不过发了一片牢骚而已。他是恐吓你的,不要紧,过几天,他一定再有信来。” 

  她还哭着,钟已经打了七下,便对她的朋友说:“今晚上的跳舞会,我懒得去了。我教表哥介绍你给吴先生罢。你们三个人去得啦。” 

  她教人去请表少爷。表少爷却以为表妹要在客厅里看他所扮的时装,便摇摆着进来。 

  吴博士看见他打扮得很时髦,脸模很像何小姐。心里想这莫不是何小姐所要介绍的那一位。他不由得进前几步深深地鞠了一躬,问,“这位是……?” 

  辅仁见表妹不在,也不好意思。但见他这样诚恳,不由得到客厅门口的长桌上取了一张名片进来递给他。 

  他接过去,一看是“前清监生,民国特科俊士,美国鸟约克柯蓝卑阿大学特赠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甄辅仁。” 

  “久仰,久仰。” 

  “对不住,我是要去赴化装跳舞会的,所以扮出这个怪样来,取笑,取笑。” 

  “岂敢,岂敢。美得很。”

当差的引了一位穿洋服、留着胡子的客人进来,说:“请坐一会儿,总理就出来。”客人坐下了。当差的进里面去,好像对着一个丫头说:“去请大爷,外头有位黄先生要见他。”里面隐约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翠花,爷在五太房间哪。”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断定费总理的家庭是公鸡式的,他至少有五位太太,丫头还不算在内。其实这也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在这个礼教之邦,又值一般大人物及当代政府提倡“旧道德”的时候,多纳几位“小星”,既足以增门第的光荣,又可以为敦伦之一助,有些少身家的人不娶姨太都要被人笑话,何况时时垫款出来办慈善事业的费总理呢! 

  已经过一刻钟了,客人正在左观右望的时候,主人费总理一面整理他的长褂,一面踏进客厅,连连作揖,说:“失迎了,对不住,对不住!”黄先生自然要赶快答礼说:“岂敢,岂敢。”宾主叙过寒暄,客人便言归正传,向总理说:“鄙人在本乡也办了一个妇女慈善工厂,每听见人家称赞您老先生所办的民生妇女慈善习艺工厂成绩很好,所以今早特意来到,请老先生给介绍到贵工厂参观参观,其中一定有许多可以为敝厂模范的地方。” 

  总理的身材长短正合乎“读书人”的度数,体质的柔弱也很相称。他那副玄黄相杂的牙齿,很能表现他是个阔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鸦片,决不能使他的牙齿染出天地的正色来!他显出很谦虚的态度,对客人详述他创办民生女工厂的宗旨和最近发展的情形。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工厂的经费是向各地捐来的。女工们尽是乡间妇女。她们学的手艺都很平常,多半是织袜、花边、裁缝,那等轻巧的工艺。工厂的出品虽然很多,销路也很好,依理说应当赚钱,可是从总理的叙述上,他每年总要赔垫一万几千块钱! 

  总理命人打电话到工厂去通知说黄先生要去参观,又亲自写了几个字在他自己的名片上作为介绍他的证据。黄先生显出感谢的神气,站起来向主人鞠躬告辞,主人约他晚间回来吃便饭。 

  主人送客出门时,顺手把电扇的制钮转了,微细的风还可以使书架上那几本《孝经》之类一页一页地被吹起来,还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几姨太房里抽鸦片去。客厅里顿然寂静了。不过上房里好像有女人哭骂的声音,隐约听见“我是有夫之妇……你有钱也不成……”,其余的就听不清了。午饭刚完,当差的又引导了一位客人进来,递过茶,又到上房去回报说:“二爷来了” 

  二爷与费总理是交换兰谱的兄弟。实际上他比总理大三四岁,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说少三两岁,情愿列在老弟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他本来排行第二的缘故。他的脸上现出很焦急的样子,恨不能立时就见着总理。 

  这次总理却不教客人等那么久。他也没穿长褂,手捧着水烟筒,一面吹着纸捻,进到客厅里来。他说:“二弟吃过饭没有?怎么这样着急?” 

  “大哥,咱们的工厂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烦。不晓得谁到南方去报告说咱们都是土豪劣绅,听说他们来到就要查办咧。我早晨为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现在还没吃中饭哪。假使他们发现了咱们用民生工厂的捐款去办兴华公司,大哥,你有什么方法对付?若是教他们查出来,咱们不挨枪毙也得担个无期徒刑!” 

  总理像很有把握的神气,从容地说:“二弟,别着急,先叫人开饭给你吃,咱们再商量。”他按电铃,叫人预备饭菜,接着对二爷说:“你到底是胆量不大,些小事情还值得这么惊惶!‘土豪劣绅’的名词难道还会加在慈善家的头上不成?假使人来查办,一领他们到这敦诗说礼之堂来看看,捐册、帐本、褒奖状,件件都是来路分明,去路清楚,他们还能指摘什么,咱们当然不要承认兴华公司的资本就是民生工厂的捐款。世间没有不许办慈善事业的人兼为公司的道理,法律上也没有讲不过去的地方。” 

  “怕的是人家一查,查出咱们的款项来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你大哥办慈善事业,倒办出一身罪过来了,怎办,怎办?”二爷说得非常焦急。 

  “你别慌张,我对于这事早已有了对付的方法。咱们并没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厂的款项到兴华公司去用。民生的款项本来是慈善性质,消耗了是当然的事体,只要咱们多划几笔帐便可以敷衍过去。其实捐钱的人,谁来考查咱们的帐目?捐一千几百块的,本来就冲着咱们的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实在他们也不是为要办慈善事业而捐钱,他们的钱一拿出来,早就存着输了几台麻雀的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们来到厂里看见他们的名牌高高地悬挂在会堂上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捐一百几十的‘无名氏’,我们也可以从中想法子。在四五十个捐一百元的‘无名氏’当中,我们可以只报出三四个,那捐款的人个个便会想着报告书上所记的便是他。这里岂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钱来?至于那班捐一块几毛钱的,他们要查帐,咱们也得问问他们配不配。” 

  “然则工厂基金捐款的问题呢?”二爷又问。 

  “工厂的基金捐款也可以归在去年证券交易失败的帐里。若是查到那一笔,至多是派咱们‘付托失当,经营不善’这几个字,也担不上什么处分,更挂不上何等罪名。再进一步说,咱们的兴华公司,表面上岂不能说是为工厂销货和其他利益而设的?又公司的股东,自来就没有咱姓费的名字,也没你二爷的名子,咱的姨太开公司难道是犯罪行为?总而言之,咱们是名正言顺,请你不要慌张害怕。”他一面说,一面把水烟筒吸得哗罗哗罗地响。 

  二爷听他所说,也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工厂的事,咱们可以说对得起人家,就是查办,也管教他查出功劳来。……然而,大哥,咱们还有一桩案未了。你记得去年学生们到咱们公司去检货,被咱们的伙计打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桩案件,他们来到,一定要办的。昨天我就听见人家说,学生会已宣布了你、我的罪状,又要把什么标语、口号贴在街上。不但如此,他们又要把咱们伙计冒充日籍的事实揭露出来。我想这事比工厂的问题还要重大。这真是要咱们的身家、性命、道德、名誉咧。” 

  总理虽然心里不安,但仍镇静地说:“那件事情,我已经拜托国仁向那边接洽去了,结果如何,虽不敢说定,但据我看来,也不致于有什么危险。国仁在南方很有点势力,只要他向那边的当局为咱们说一句好话,咱们再用些钱,那就没有事了。” 

  “这一次恐怕钱有点使不上罢,他们以廉洁相号召,难道还能受贿赂?” 

  “咳!二弟你真是个老实人!世间事都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何况他们只是提倡廉洁政府,并没明说廉洁个人。政府当然是不会受贿赂的,历来的政府哪一个受过贿呢?反正都是和咱们一类的人,谁不爱钱?只要咱们送得有名目,人家就可以要。你如心里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一下,看看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就去罢。我想这一次用钱有点靠不住。” 

  总理自然愿意他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他不但可以省一顿客饭,并且可以得着那桩案件的最近消息。他说:“要去还得快些去,饭后他是常出门的。你就在外头随便吃些东西罢。可恶的厨子,教他做一顿饭到大半天还没做出来!”他故意叫人来骂了几句,又吩咐给二爷雇车。不一会,车雇得了,二爷站起来顺便问总理说:“芙蓉的事情和谐罢?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总理听见他这话,脸上便现出不安的状态。他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和你细谈那事,回头再给你说罢。”他又对二爷说:“你快去快回来,今晚上在我这里吃晚饭罢。我请了一位黄先生,正要你来陪。国仁有工夫,也请他来。” 

  二爷坐上车,匆匆地到国仁那里去了。总理没有送客出门,自己吸着水烟,回到上房。当差的进客厅里来,把桌上茶杯里的剩茶倒了,然后把它们搁在架上。客厅里现在又寂静了。我们只能从壁上的镜子里看见街上行人的反影,其中看见时髦的女人开着汽车从窗外经过,车上只坐着她的爱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车上那只畜生不时伸出头来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阔人的狗!它的吠声在费总理的客厅里也可以听见。 

  时辰钟刚敲过三下,客厅里又热闹起来了。民生工厂的庶务长魏先生领着一对乡下夫妇进来,指示他们总理客厅里的陈设。乡下人看见当中二块匾就联想到他们的大宗祠里也悬着像旁边两块一样的东西,听说是皇帝赐给他们第几代的祖先的。总理客厅里的大小自鸣钟、新旧古董和一切的陈设,教他们心里想着就是皇帝的金銮殿也不过是这般布置而已。 

  他们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身边的东西,心里有的是赞羡。 

  魏先生对他们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不信,现在理会了。我们的总理是个有身家有名誉的财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们两人的造化。她若嫁给总理做姨太,你们不但不愁没得吃的、穿的、住的,就是将来你们那个小狗儿要做一任县知事也不难。” 

  老头子说:“好倒很好,不过芙蓉是从小养来给小狗儿做媳妇,若是把她嫁了,我们不免要吃她外家的官司。” 

  老婆子说:“我们送她到工厂去也是为要使她学些手艺,好教我们多收些钱财,现在既然是总理财主要她,我们只得怨小狗儿没福气。总理财主如能吃得起官司,又保得我们的小狗儿做个营长、旅长,那我们就可以要一点财礼为他另娶一个回来。我说魏老爷呀,营长是不是管得着县知事?您方才说总理财主可以给小狗儿一个县知事做,我想还不如做个营长、旅长更好。现在做县知事的都要受气,听说营长还可以升到督办哪。” 

  魏先生说:“只要你们答应,天大的官司,咱们总理都吃得起。你看咱们总理几位姨太的亲戚没有一个不是当阔差事的。小狗儿如肯把芙蓉让给总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说是营长、旅长,他要什么就得什么。” 

  老头子是个明理知礼的人,他虽然不大愿意,却也不敢违忤魏先生的意思。他说:“无论如何,咱们两个老伙计是不能完全做主的。这个还得问问芙蓉,看她自己愿意不愿意。” 

  魏先生立时回答他说:“芙蓉一定愿意。只要你们两个人答应,一切的都好办了。她昨晚已在这里上房住一宿,若不愿意,她肯么?” 

  老头子听见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兴。魏先生知道他的神气不对,赶快对他说明工厂里的习惯,女工可以被雇到厂外做活去。总理也有权柄调女工到家里当差,譬如翠花、菱花们,都是常川在家里做工的。昨晚上刚巧总理太太有点活要芙蓉来做,所以住了一宿,并没有别的缘故。 

  芙蓉的公姑请求叫她出来把事由说个明白,问她到底愿意不愿意。不一会,翠花领着芙蓉进到客厅里。她一见着两位老人家,便长跪在地上哭个不休。她嚷着说:“我的爹妈,快带我回家去罢,我不能在这里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妇。我决不能依从他。他有钱也不能买我的志向。……” 

  她的声音可以从窗户传达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劝她不要放声哭,有话好好地说。老婆子把她扶起来,她咒骂了一场,气泄过了,声音也渐渐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个贪求富贵的人,她把芙蓉拉到身边,细声对她劝说,说她若是嫁给总理财主,家里就有这样好处,那样好处。但她至终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给人做姨太的主意。她宁愿回家跟着小狗儿过日子。 

  魏先生虽然把她劝不过来,心里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过一会,芙蓉便随着她的公姑回到乡间去。魏先生把总理请出来,对他说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罢,反正厂里短不了比她好看的女人。总理也骂她是个不识抬举的贱人,说她昨夜和早晨怎样在上房吵闹。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的时候,从她面前经过,又被她侮辱了一顿。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厂去,把芙蓉的名字开除,还教他从工厂的临时费支出几十块钱送给她家人,教他们不要播扬这事。 

  五点钟过了。几个警察来到费总理家的门房,费家的人个个都捏着一把汗,心里以为是芙蓉同着她的公姑到警察厅去上诉,现在来传人了。警察们倒不像来传人的样子。他们只报告说:“上头有话,明天欢迎总司令、总指挥,各家各户都得挂旗。”费家的大小这才放了心。

  当差的说:“前几天欢送大帅,你们要人挂旗,明天欢迎总司令,又要挂旗,整天挂旗,有什么意思?” 

  “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们只得照传。不过明天千万别挂五色国旗,现在改用海军旗做国旗。” 

  “哪里找海军旗去?这都是你们警厅的主意,一会要人挂这样的旗,一会又要人挂那样的旗。” 

  “我们也管不了。上头说挂龙旗,我们便教挂龙旗;上头说挂红旗,我们也得照传,教挂红旗。” 

  警察叮咛了一会,又往别家通告去了。客厅的大镜里已经映着街上一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门门挂着两面二丈四长、垂到地上的党国大旗。那旗比新华门平时所用的还要大,从远地看来,几乎令人以为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机关。 

  掌灯的时候到了。费总理的客厅里安排着一席酒,是为日间参观工厂的黄先生预备的。还是庶务长魏先生先到。他把方才总理吩咐他去办的事情都办妥了。他又对总理说他已买了两面新的国旗。总理说他不该买新的,费那么些钱,他说应当到估衣铺去搜罗。原来总理以为新的国旗可以到估衣铺去买。 

  二爷也到了。从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的消息是不坏的。他从袖里掏出几本书本,对费总理说:“国仁今晚要搭专车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来了。他教我把这几本书带来给你看。他说此后要在社会上做事,非能背诵这里头的字句不成。这是新颁的《圣经》,一点一画也不许人改易的。” 

  他虽然说得如此郑重,总理却慢慢地取过来翻了几遍。他在无意中翻出“民生主义”几个字,不觉狂喜起来,对二爷说:“咱们的民生工厂不就是民生主义么?” 

  “有理有理。咱们的见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爷又对总理说国仁已把事情办妥,前途大概没有什么危险。 

  总理把几本书也放在《孝经》、《治家格言》等书上头。也许客厅的那一个犄角就是他的图书馆!他没有别的地方藏书。 

  黄先生也到了,他对于总理所办的工厂十分赞美,总理也谦让了几句,还对他说他的工厂与民生主义的关系,黄先生越发佩服他是个当代的社会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总理的同志。他想他能与总理同席,是一桩非常荣幸可以记在参观日记上头、将来出版公布的事体。他自然也很羡慕总理的阔绰。心里想着,若不是财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样的慈善家。他心中最后的结论以为若不是财主,就没有做慈善家的资格。可不是! 

  宾主入席,畅快地吃喝了一顿,到十点左右,各自散去。客厅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当差的在那里收拾杯盘。器具摩荡的声音与从窗外送来那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的留声机唱片的声音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