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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饯,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

    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栖栖惶惶,忙忙碌碌。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在路上捡到一笔钱。

    一张对摺着的钞票躺在人行道上。

    用这张钞票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细白布,——够做一件汗褂,或到大西门里牛肉馆要一盘冷片、一碗汤片、一大碗饭、四两酒,美美地吃一顿。

    一个人弯腰去捡钞票。

    噌——,钞票飞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里。

    一个胖胖的孩子坐在门背后。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钞票上拴了一根黑线,线头捏在他的手里。他偷眼看着钞票,只等有人弯腰来拾,他就猛地一抽线头。

    他玩着这种捉弄人的游戏,已经玩了半天。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胖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

    这是一个小魔鬼。

    这孩子长大了,将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呢?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恶作剧,他多半会否认。——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

    捡金子

    这是一个怪人,很孤傲,跟谁也不来往,尤其是女同学。他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他只有两个“听众”,都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们每天一起坐茶馆,在茶馆里喝清茶,嗑葵花子,看书,谈天,骂人。哲学研究生高谈阔论的时候多,那两位只有插话的分儿,所以是“听众”。他们都有点玩世不恭。哲学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那两位有点是装出来的。他们说话很尖刻,动不动骂人是“卑劣的动物”。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语言。他们把漂亮的女同学叫做“虎”,把谈恋爱叫做“杀虎”,把钱叫做“刀”。有刀则可以杀虎,无刀则不能。诸如此类。他们都没有杀过一次虎。

    这个怪人做过一件怪事:捡金子。昆明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有空袭就拉警报。一有警报人们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里躲避,叫做“逃警报”。哲学研究生推论:逃警报的人一定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包括金子;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掉金子;有人丢掉金子,一定会有人捡到;人会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这一套逻辑推理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在逃警报时他就沿路注意。他当真捡到金戒指,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枚。

    此人后来不知所终。

    有人说他到了重庆,给《中央日报》写社论,骂共产党。

    航空奖券

    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发行了一种航空救国奖券,头奖二百五十万元,月月开奖。虽然通货膨胀,钞票贬值,这二百五十万元一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范围的中国,每个月要凭空出现一个财主。花不多的钱,买一个很大的希望,因此人们趋之若鹜,代卖奖券的店铺的生意很兴隆。

    中文系学生彭振铎高中毕业后曾教过两年小学,岁数比同班同学都大。他相貌平常,衣装朴素,为人端谨。他除了每月领助学金(当时叫做“贷金”),还在中学兼课,有一点微薄的薪水。他过得很俭省,除了买买书,买肥皂牙膏,从不乱花钱。不抽烟,不饮酒。只有他的一个表哥来的时候,他的生活才有一点变化。这位表哥往来重庆、贵阳、昆明,跑买卖。虽是做生意的人,却不忘情诗书,谈吐不俗。他来了,总是住在爱群旅社,必把彭振铎邀去,洗洗澡,吃吃馆子,然后在旅馆里长谈一夜。谈家乡往事,物价行情,也谈诗。平常,彭振铎总是吃食堂,吃有耗子屎的发霉的红米饭,吃炒芸豆,还有一种叫做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东西。他读书很用功,但是没有一个教授特别赏识他,没有人把他当作才子来看。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诗人,一个忠实的浪漫主义者。在中国诗人里他喜欢李商隐,外国诗人里喜欢雪莱,现代作家里喜欢何其芳。他把《预言》和《画梦录》读得几乎能背下来。他自己也不断地写一些格律严谨的诗和满纸烟云的散文。定稿后抄在一个黑漆布面的厚练习本里,抄得很工整。这些作品,偶尔也拿出来给人看,但只限于少数他所钦服而嘴又不太损的同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写小说的,他就请他看过。这位小说家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很像何其芳。”

    然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却干了一件不大有诗意的事:他按月购买一条航空奖券。

    他买航空奖券不是为了自己。

    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曦,长得很漂亮。然而天然不俗,落落大方,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为漂亮的女同学整天浓妆艳抹,有明星气、少奶奶气或教会气。她并不怎样着意打扮,总是一件蓝阴丹士林旗袍,——天凉了则加一件玫瑰红的毛衣。她走起路来微微偏着一点脑袋,两只脚几乎走在一条线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致,真是一株风前柳,不枉了小名儿唤做柳曦,彭振铎和她一同上创作课。她写的散文也极清秀,文如其人,彭振铎自愧弗如。

    尤其使彭振铎动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有一个男的时常来找她。这个男的比柳曦要大五六岁,有时穿一件藏青哔叽的中山装,有时穿一套咖啡色西服。这是柳曦的未婚夫,在资源委员会当科长。柳曦的婚姻是勉强的。她的父亲早故,家境贫寒。这个男人看上了柳曦,拿钱供柳曦读了中学,又读了大学,还负担她的母亲和弟妹的生活。柳曦在高中一年级就跟他订婚了。她实际上是卖给了这个男人。怪不道彭振铎觉得柳曦的眉头总有点蹙着(虽然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而且那位未婚夫来找她,两人一同往外走她总是和他离得远远的。

    这是那位写小说的同学告诉彭振铎的。小说家和柳曦是小同乡,中学同学。

    彭振铎很不平了。他要搞一笔钱,让柳曦把那个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部还清,把自己赎出来,恢复自由。于是他就按月购买航空奖券。他老是梦想他中了头奖,把二百五十万元连同那一册诗文一起捧给柳曦。这些诗文都是写给柳曦的。柳曦感动了,流了眼泪。投在他的怀里。

    彭振铎的表哥又来了。彭振铎去看表哥,顺便买了一条航空奖券。到了爱群旅社,适逢表哥因事外出,留字请他少候。彭振铎躺在床上看书。房门开着。

    彭振铎看见两个人从门外走过,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不大一会儿,就听见柳曦的放浪的笑声。

    彭振铎如遭电殛。

    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且他渐渐觉得柳曦的不幸的身世、勉强的婚姻,都是那个写小说的同学编出来的。这个玩笑开得可太大了!

    他怎么坐得住呢?只有走。

    他回到宿舍,把那一册诗文翻出来看看。他并没有把它们烧掉。这些诗文虽然几乎篇篇都有柳,柳风,柳影、柳絮、杨花、浮萍……但并未点出柳曦的名字。留着,将来有机会献给另外一个人,也还是可以的。

    航空奖券,他还是按月买,因为已经成了习惯。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清风闸》现在好像没有人说了,在当时,乾隆年间,在扬州一带,可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既不是朴刀棒杖、长枪大马;也不是倚翠偷期、烟粉灵怪。《珍珠塔》、《玉蜻蜓》、《绿牡丹》、《八窍珠》,统统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故事。这部书虽有几个大关目,但都无关紧要。主要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也不太连贯。其间也没有多少“扣子”,或北方评书艺人所谓“拴马桩”——即新文学家所谓“悬念”。然而人们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回回接着听下去。龚午亭是个擅说《清风闸》的说书先生,时人为之语曰:“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为什么它能那样吸引人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扬州一带的世态人情,说出一些人们心中想说的话。

    这个无赖即皮凤三,行五,而,故又名皮五子,这个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他也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负人的人,尤其是欺负到他头上来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很促狭的办法整得该人(按:“该人”,一词见之于政工干部在外调材料之类后面所加的附注中,他们如认为被调查的人本身有问题,就提笔写道:“该人”如何如何,“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云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促狭”一词原来倒是全国各地皆有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就有这个词。但后来在北方似乎失传了。在吴语和苏北官话里是还存在的。其意思很难翻译。刁、赖、阴、损、缺德……庶几近之。此外还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含意。他有时也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的损失,“楦房子”即是一例。皮凤三家的房子太紧了,他声言要把房子楦一楦,左右四邻都没有意见。心想:房子不是鞋,怎么个楦法呢?办法很简单:他们他的三面墙向邻居家扩展了一尺。因为事前已经打了招呼,邻居只好没得话说。

    对皮凤三其人不宜评价高。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是打抱不平,也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本质。他的促狭只能施之于市民中的暴发户。对于真正的达官巨贾,是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即扬州八怪产生的时代)会产生《清风闸》这样的评书和皮凤三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评书,这样的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喔,这样的问题过于严肃,还是留给文学史家去研究吧。如今却说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原来的外号之外又得了一个皮凤三这样的外号的故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但是他的大名很少有人叫。在他有挂号信的时候,邮递员会在老远的地方就扬声高叫:“高××,拿图章!”但是他这些年似乎很少收到挂号信。在换购粮本的时候,他的老婆去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喊了几声“高××”,他老婆也不应声,直到该负责人怒喝了一声“高大头!”他老婆才恍然大悟,连忙答应:“有!有!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他挂的牌子上写的也是:

    三开分子

    高大头

    “高大头”三字上照式用红笔打了叉子,因为排版不便,故从略。

    (谨按: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封建时代,刑人的布告上,照例要在犯人的姓名上用红笔打叉,以示此人即将于人世中注销。这办法似已失传有年矣,不知怎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这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又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材很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不是四方四楞,像一个老式的装茶叶的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点像一只倒放着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一同步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片,是会很有气派的。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他家在南市口,是个热闹去处,但往来的大都是熟人。卖青菜的、卖麻团的、箍桶的、拉板车的、吹糖人的……他从他们的吆唤声、说话声、脚步声、喘气声,甚至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来,无须抬头一看。他的隔着一条巷子的紧邻针炙医生朱雪桥下班回家,他老远就听见他的苍老的咳嗽声,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等着跟他打个招呼。朱雪桥走过,仍旧做活。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道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高大头是个修鞋的,是个平头百姓,并无一官半职,虽有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不当权,“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到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大”也。

    小地方的人有一种传奇癖,爱听异闻。对一个生活经历稍为复杂一点的人,他们往往对他的历史添油加醋,任意夸张,说得神乎其神。这种捕风捉影的事,茶余酒后,巷议街谈,倒也无伤大雅。就是本人听到,也不暇去一一订正。有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还可能随声附和,补充细节,自高身价。一到运动,严肃地进行审查,可就惹了麻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高大头就是这样。

    高大头的简历如下:小时在家学铜匠。后到外地学开汽车,当了多年司机。解放前夕,因亲戚介绍,在一家营造厂“跑外”——当采购员。三五反后,营造厂停办,他又到专区一个师范学校当了几年总务。以后,即回乡从事补鞋。他走的地方多,认识的人多,在走出五里坝就要修家书的本地人看来,的确很不简单。

    但是本地很多人相信他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土匪,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新四军的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黄埔军校早就不存在,他那样的年龄不可能进去过,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到过广东。所以有此“疑点”,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好玩,曾跟一个朋友借了一身军服照过一张照片,还佩了一柄“军人魂”的短剑。他大概曾经跟人吹过,说这种剑只有军校毕业生才有。这张照片早已不存在,但确有不止一个人见过,写有旁证材料。说他当过土匪,是因为他学铜匠的时候,有一师父会修枪。过去地方商会所办“保卫团”有枪坏了,曾拿给他去修过。于是就传成他会造枪,说他给乡下的土匪造过枪。于是就联系到高大头:他师父给土匪造枪,他师父就是土匪;他是土匪的徒弟,所以也是土匪。这种逻辑,颇为谨严。至于坐牢,倒是确有其事。他是司机,难免夹带一点私货,跑跑单帮。抗日战争时期从敌占区运到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国统区运到解放区。的确有两次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查抄出来,关押了几天。关押的目的是敲竹杠。他花了一笔钱,托了朋友,也就保释出来了。所运的私货无非是日用所需,洋广杂货。其中也有违禁物资,如西药、煤油。但是很多人说他运的是枪枝弹药。就算是枪枝弹药吧: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还在合作,由日本人那里偷运给国民党军队,不是坏事;解放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队那里偷运给新四军,这岂不是好事?然而不,这都是反革命行为。他确也被新四军扣留审查过几天,那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来历。后来已有新四军当时的负责人写了证明,说这是出于误会。以上诸问题,本不难澄清,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作明确结论,作为悬案挂在那里。他之所以被专区的师范解职,就是因为:历史复杂。

    “文化大革命”,旧案重提,他被揪了出来。地方上的造反派为之成立了专案。专案组的组长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后来的财政局长谭凌宵,专案组成员之一是后来的房产管理处主任高宗汉。因为有此因缘,就逼得高大头终于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楦一楦。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高大头算个什么呢,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他在本地却是出足了风头,因为案情复杂而且严重。南市口离县革会不远,县革会门前有一面大照壁。照壁上贴得满满一壁关于高大头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插图。谭凌霄原来在文化馆工作,高宗汉原是电影院的美工,他们都能写会画,把高大头画得很像。他的形象特征很好掌握,一个鸭梨形的比身体还要大的头。在批斗他的时候,喊的口号也特别热闹:

    “打倒反动军官高大头!”

    “打倒土匪高大头!”

    “打倒军火商高大头!”

    “打倒三开分子高大头!”

    剃头、画脸、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应有尽有,不必细说。

    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批斗、游街,随叫随到。低头的角度很低,时间很长。挨打挨踢,面无愠色。他身体结实,这些都经受得住。检查材料交了一大摞,写得很详细,很工整。时间、地点、经过、证明人,清清楚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但是这种检查越看越叫人生气。

    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

    他们于是又回过头来把希望寄托在高大头本人身上,希望他自己说出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罪行,三番两次,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很重要。态度好,可以从轻;态度不好,问题性质就会升级!”苦口婆心,仁至义尽。高大头唯唯,然而交待材料仍然是那些车轱辘话。对于“反动军官”、“土匪”、“军火商”,字面上决不硬顶,事实上寸步不让。于是谭凌霄给了他一嘴巴子,骂道:“你真是一块滚刀肉!”

    只有对于“三开分子”,高大头却无法否认。

    “三开分子”别处似不曾听说过,可以算得是这个小县的土特产。何谓“三开”?就是在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都吃得开。这个界限可很难划定。当过维持会长、国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以说是“三开”。这些,高大头都够不上。但是他在上述三个时期都活下来了,有一口饭吃,有时还吃得不错,且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要说是“吃得开”,也未尝不可。

    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高大头还是高大头。“三开分子”算个什么名目呢?什么文件上也未见过。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改正落实。抄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箱笼橱柜都打开,任凭搜查。除了他的那些修鞋用具之外,还有他当司机时用过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他在营造厂跑外时留下的一卷皮尺……这些都不值一顾。有两块桃源石的图章,高宗汉以为是玉的,上面还有龟纽,说这是“四阳”,没收了(高大头当时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值不了几个钱)。因此,除了皮肉吃了一点苦,高大头在这场开玩笑似的浩劫中没有多大损失。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记仇。

    倒是谭凌霄,高宗汉因为白整了高大头几年,没有整出个名堂来,觉得很不甘心。世界上竟有这等怪事:挨整的已经觉得无所谓,整人的人倒耿耿于怀,总想跟挨整的人过不去,好像挨整的对不起他。

    然而高大头从此得了教训,他很少跟人来往了,他不串门访友,也不愿说他那些天南地北的山海经。他整天只是埋头做活。

    高大头高大魁伟,然而心灵手巧,多能鄙事。他会修汽车、修收音机、照相机,修表,当然主要是修鞋。他会修球鞋、胶鞋。他收的钱比谁家都贵,但是大家都愿多花几个钱送到他那里去修,因为他修得又结实又好看。他有一台火补的“机器”,补好后放在模子里加热一压,鞋底的纹印和新的一样。在刚兴塑料鞋时,全城只有他一家会修塑料凉鞋,于是门庭若市(最初修塑料鞋,他都是拿到后面去修,怕别人看到学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他不挨批斗的日子,生意也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还会补自行车胎、板车胎,甚至汽车外胎。因此,他的收入很可观。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单干,他带着一儿一女,一同做活,生意兴隆,真是很吃得开了。

    他现在常在一起谈谈的,只有一个朱雪桥。

    一来,他们是邻居。

    二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经常同台挨斗,同病相怜。

    朱雪桥的罪名是美国特务。

    朱雪桥是个针灸医生,为人老实本分,足迹未出县城一步,他怎么会成了美国特务呢?原来他有个哥哥朱雨桥,在美国,也是给人扎针,听说混得很不错。解放后,兄弟俩一直不通音信。但这总是个海外关系。这个县城里有海外关系的不多,凤毛麟角,很是珍贵。原来在档案里定的是“特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直截了当,定成了美国特务。

    这样,他们就时常一同挨斗。在接到批斗通知后,挂了牌子一同出门,斗完之后又挟了牌子一同回来。到了巷口,点一点头:“明天见!”——“会上见!”各自回家。

    朱雪桥胆子小,原来很害怕,以为可能要枪毙。高大头暗中给他递话:“你是特务吧?——不是。不是你怕什么?沉住气,没事。光棍不吃眼前亏,注意态度。”朱雪桥于是仿效高大头,软磨穷泡,少挨了不少打。朱雪桥写的检查稿子,还偷偷送给高大头看过。高大头用铅笔轻轻做了记号,朱雪桥心领神会,都照改了。高大头每回挨斗,回来总要吃点好的。他前脚挂了牌子出门,他老婆后脚就绕过几条街去买肉。肉炖得了,高大头就叫女儿乘天黑人乱,给朱雪桥送一碗过去。朱雪桥起初不受,说:“这,这,这不行!”高大头知道他害怕,就走过去说:“吃吧!不吃好一点顶不住!”于是朱雪桥就吃了。他们有时斗罢归来,分手的时候,还偷偷用手指圈成一个圈儿,比划一下,表示今天晚上可以喝两盅。

    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

    三来,他们两家的房子都非常紧,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同类意识。

    两家的房子原来都不算窄,是在挨斗的同时被挤小了的。

    朱雪桥家原来住得相当宽敞,有三大间,旁边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厢房。朱雨桥在的时候,两家住;朱雨桥走了,朱雪桥一家三代六口人住着。朱雪桥不但在家里可以有地方给人扎针治病,还有个小天井,可以养十几盆菊花。——高大头养菊花就是受了朱雪桥的影响。他的菊花秧子大都是从朱雪桥那里分来的。

    谭凌霄和高宗汉带着一伙造反派到朱雪桥家去抄家。叫高大头也一同去,因为他身体好,力气大,作为劳力,可以帮着搬东西。朱家的“四旧”不少。霁红胆瓶,摔了;康熙青花全套餐具,砸了;铜器锡器,踹扁了;硬木家具,劈了;朱雪桥的父母睡的一张红木宁式大床,是传了几代的东西,谭凌霄说:“抬走!”堂屋板壁上有四幅徐子兼画的猴。徐子兼是邻县的一位画家,已故,画花鸟,宗法华新罗,笔致秀润飘逸,尤长画猴。他画猴有定价,两块大洋一只。这四幅屏上的大大小小的猴真不老少。一个造反派跳上去扯了下来就要撕。高大头在旁插了一句嘴,说:“别撕。‘金猴奋起千钧棒’,猴是革命的。”谭凌霄一想,说:“对!卷起来,先放到我那里保存!”他属猴,对猴有感情。

    抄家完毕,谭凌霄说:“你家的房子这样多?不行!”于是下令叫朱雪桥全家搬到厢房里住,当街另外开门出入。这三间封起来。在正屋与厢屋之间砌起了一堵墙,隔开。

    高大头家原来是个连家店,前面是铺面,或者也可以叫做车间,后面是住家。抄家的时候(前文已表,他家是没有多少东西可抄的),高宗汉说:“你家的房子也太宽,不行!”于是在他的住家前面也砌了一堵墙,只给他留下一间铺面。

    这样,高、朱两家的房屋面积都是一样大小了:九平米。

    朱家六口人,这九平方米怎么住法呢?白天还好办。朱雪桥上班,——他原来是私人开业,后来加入联合诊所,联合诊所撤销后,他进了卫生局所属的城镇医院,算是“国家干部”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家里只剩下朱雪桥的父亲母亲和他的老婆。到了晚上,三代人,九平米,怎么个睡法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打了一张三层床。由下往上数:老两口睡下层,朱雪桥夫妇睡中层,两个孩子睡在最上层。一人翻身,全家震动。两个孩子倒很高兴,觉得爬上爬下,非常好玩。只是有时夜里要滚下来,这一跤可摔得不轻。小弟弟有时还要尿床,这个热闹可就大了!

    高大头怎么办呢?也总得有个家呀。他有老婆,女儿也大了,到了快找对象的时候了,女人总有些女人的事情,不能大敞四开,什么都展览着呀。于是他找了点纤维板,打了半截板壁,把这九平米隔成了两半,两个狭条,各占四平米半。后面是他老婆和女儿的卧房;前面白天是车间,到了晚上,临时搭铺,父子二人抵足而眠。后面一半外面看不见。前面的四平米半可真是热闹。一架火补烘烤机器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余地方还要放工具、材料。他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他敲敲靠巷子一边的山墙,还结实,于是把它抽掉一些砖头,挖成一格一格的,成了四层壁橱。酱油瓶子、醋瓶子、油瓶子、酒瓶子,板子、钳子、粘胶罐子、钢锉、木锉、书籍(高大头文化不低,前已说过,他的字写得很工整)、报纸(高大头关心世界、国家大事,随时研究政策,订得一份省报,看后保存,以备查检,逐月逐年,一张不缺),全都放在“橱”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他修好的鞋没处放,就在板壁上钉了许多钉子,全都挂起来。面朝里,底朝外,鞋底上都贴着白纸条,写明鞋主姓名和取鞋日期。这样倒好,好找,省得一双一双去翻。他还养菊花(朱雪桥已经无此雅兴)。没有地方放,他就养了四盆悬崖菊,把它们全部在房檐口挂起来。这四个盆子很大。来修鞋的人走到门口都要迟疑一下,向上看看。高大头总是解释:“不碍事,挂得很结实,砸不了脑袋!”这四盆悬崖菊披披纷纷地倒挂下来,好看得很。高大头就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

    “四人帮”倒了之后,高大头和朱雪桥迭次向房产管理处和财政局写报告,请求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这个县的房管处是财政局的下属单位,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向高宗汉和谭凌霄写报告(至于谭、高二人怎么由造反派变成局长和主任,又怎样安然度过清查运动,一直掌权,以与本文无关,不表)。他们还迭次请求面见谭局长和高主任。高大头还给谭局长家修过收音机、照相机,都是白尽义务,分文不取。高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他们,说:“你们的困难我是知道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嘛,一定,一定设法解决。谭凌霄对高宗汉说:“这两个家伙,不能给他们房子!”

    中美建交。

    朱雪桥忽然接到他哥哥朱雨桥的信,说他很想回乡探望双亲大人。信中除了详述他到美的经过,现在的生活,倾诉了思亲怀旧之情,文白夹杂,不今不古,之外,附带还问了问他花了五十块大洋请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今犹在否。

    朱雪桥把这封信交给了奚县长。

    奚县长“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谭凌霄等一伙造反派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经过选举,是副县长。不过大家还叫他奚县长。他主管文教卫生,兼管民政统战。朱雪桥接到朱雨桥的信,这件事,从哪方面说起来,都正该他管。

    第一件事,应该表示欢迎。这是国家政策。

    第二件事,应该赶紧解决朱雪桥的住房问题。朱雨桥回来,这九平米,怎么住?难道在三层床上再加一层吗?

    事有凑巧,朱家原来的三间祖屋,在被没收后,由一个下放干部住着。恰好在朱雪桥接到朱雨桥来信前不久,这位下放干部病故了,家属回乡,这三间房还空着。这事好解决。奚县长亲自带了朱雪桥去找谭凌霄,叫他把那三间房还给朱家。谭凌霄当时没有话说,叫高宗汉填写了一张住房证发给了朱雪桥。朱雪桥随奚县长到县人民政府,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接待朱雨桥的问题。奚县长嘱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尽量不要多谈,还批了条子,让他到水产公司去订购一点鲜鱼活虾,到疏菜公司订购一点菱藕,到糖烟酒公司订几瓶原装洋河大曲。朱雪桥对县领导的工作这样深入细致,深表感谢。

    不想他到了旧居门口,却发现门上新加了一把锁。

    原来谭凌霄在发给朱雪桥住房证之后,立刻叫房管处签发了另一份住房证,派人送到湖东公社,交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叫他先把门锁起来。一所房子同时发两张居住证,他这是存心叫两家闹纠纷,叫朱雪桥搬不进去。

    朱雪桥不能撬人家的锁。

    怎么办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从隔开厢房与正屋的墙上打一个洞,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高大头身强力壮,心灵手巧,呼朋引类,七手八脚,不大一会,就办成了。

    朱雨桥来信,行期在即。

    奚县长了解了朱雪桥在墙上打了一个洞,说:“这成个什么样子!”于是打电话给财政局、房管处,请他们给朱家修一个门,并把朱家原来的三间正屋修理一下。谭凌霄、高宗汉“相应不理”。

    县官不如现管,奚县长毫无办法。

    奚县长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没有人工材料。

    最后只得打电话给城镇医院。城镇医院倒有一点钱,雇工置料,给朱雪桥把房子修了。

    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也还回来了。这四幅画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拿着县人民政府的信,指名索要,谭凌霄抵赖不得,只好从柜子里拿出来给他。朱家的宁式大床其实也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听从了高大头的意见,暂时不提。

    朱雨桥回来,地方上盛大接待。朱雨桥吃了家乡的卡缝鳊、翘嘴白、槟榔芋、雪花藕、炝活虾、野鸭烧咸菜;给双亲大人磕了头,看看他的祖传旧屋,端详了徐子兼的画猴,满意得不得了。热闹了几天,告别各界领导。临去依依,一再握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自不必说。

    地方上为朱雨桥举行的几次宴会,谭局长一概称病不赴。高主任因为还不够格,也未奉陪。谭凌霄骂了一句国骂,说:“海外关系倒跩起来了!”

    谭凌霄当然知道朱雪桥在墙上打洞,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这主意是高大头出的。朱雪桥是个老实人,想不出这种招儿。徐子兼的画在他手里,也是高大头告发的。这四幅画他平常不大拿出来挂。有一天“晒伏”,他摊在地上。那天正好高大头来送修好了的收音机。这小子眼睛很贼,瞅见过。除了他,没有别人!批给朱家三间房子,丢了四张画,事情不大,但是他谭凌霄没有栽过这个跟头。这使他丢了面子,在本城群众面前矮了一截。这些草民,一定会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嘁嘁喳喳地议论的。谭凌霄常窝火,在心里恨道:“好小子,你就等着我的吧!””他引用了一句慈禧太后的话:“谁要是叫我不痛快,我就叫谁不痛快一辈子!”

    高大头知道事情不大妙,但是他还是据理力争,几次找房管处要房子。高宗汉接见了他。这回态度变了,干脆说:“没有!”高大头还是软软和和地说:“没有房子,给我一块地皮也行,我自己盖。”——“你自己盖?你有钱?是你说过:你有八千块钱存款,只要你给一块地皮,盖一所一万块钱的房子,不费事?你说过这话没有?”高大头是曾经夸过这个海口,不知是哪个嘴快的给传到高宗汉耳朵里去了,但是他还是陪着笑脸,说:“那是酒后狂言。”高宗汉板着脸说,“有本事你就盖。地皮没有。就这九平米。你就在这九平米上盖!只要你不多占一分地,你怎么盖都行。盖一座摩天大楼我也不管,随便!就这个话!往后你还别老找我来嗦!你有意见?你有本事告我去!告我谭局长去!我还有事,你请便!”

    高大头这一天半宵都没有睡着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了多半盒“大运河”。

    与此同时,谭凌霄利用盖集体宿舍的名义给自己盖了一所私人住宅。

    谭凌霄盖住宅的时候,高大头天天到邮局去买报纸,《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能买到的都买了来,戴着他的黑边窄片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用红铅笔划道、剪贴、研究。

    谭凌霄的住宅盖成了。且不说他这所住宅有多大,单说房前的庭院:有一架葡萄、一丛竹子、几块太湖石,还修了一座阶梯式的花台,放得下百多盆菊花。这在本城县一级领导里是少有的。

    这一天,谭局长备了三桌酒,邀请熟朋友来聚聚。一来是暖暖他的新居,二来是酬谢这些朋友帮忙出力,提供材料。杯筷已经摆好,凉菜尚未上桌,谭局长正陪同客人在庭前欣赏他的各种菊花,高大头敲门,一头闯了进来。谭凌霄问:“你来干什么?”高大头拿出一卷皮尺,说,“对不起,我量量你们家的房子。”说罢就动起手来。谭凌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客人也都莫名其妙。高大头非常麻溜利索。眨眼的工夫就量完了。前文交待,他在营造厂干过,干这种事情,是个内行。他收了皮尺,还负手站在一边,陪主人客人一同看了一会菊花。这菊花才真叫菊花!一盆墨菊,乌黑的,花头有高大头的脑袋大!一盆狮子头,花盆旋拧着,像一团发亮的金黄色的云彩!一盆十丈珠帘,花瓣垂下有一尺多长!高大头知道,这都是从公园里搬来的。这几盆菊花,原来放在公园的暖房里,旁边插着牌子,写着:“非卖品”。等闲人只能隔着玻璃看看。高大头自从菊花开始放瓣的时候,天天去看,太眼熟了。

    高大头看完菊花,道了一声“谢谢,饱了眼福”,转身自去。

    谭局长这顿饭可没吃好。他心里很不踏实:高大头这小子,量了我的房子,不会有什么好事!

    高大头当晚借了朱雪桥家的堂屋,把谭凌霄假借名义,修盖私人住宅的情况,写了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详细描叙了谭宅的尺寸、规格,并和本县许多住房困难的人家作了对比。连夜抄得,天亮付邮,寄给省报。

    过了几天,省报下来了一个记者。

    记者住在招待所。

    他本来是来了解本县今年秋收分配情况的,没想到,才打开旅行包,洗了脸,就有人来找他。这些人反映的都是一件事:谭局长修盖私人住宅,没有那回事,这是房管局分配给他的宿舍;高大头是个三开分子,品质恶劣,专门造谣中伤,破坏领导威信。接二连三,络绎不绝(这些人都是谭凌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战友)。记者在编辑部本知道有这样一封群众来信,不过他的任务不是了解此事。这样一来,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本县的几个通讯员和一些群众做了调查,他们都说有这回事。他请高大头到招待所来谈谈,高大头带来了他的那封信的底稿和一张谭凌霄住宅平面图。

    记者把这件事用“本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报道,带回了报社。

    也活该谭凌霄倒楣,他赶到坎上了,现在正是大抓不正之风的时候。报社决定用这篇稿子。打了清样,寄到本县县委,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发表。县委书记看了清样,正在考虑,奚县长正在旁边,说:“这件事你要是压下来,将来问题深化了,你也会被牵扯进去,这是一;如果不同意发表这篇报道,那将来本县的消息要见省报,可就困难了,这是二。”县委书记击案说:“好!同意!”奚县长抓起笔就写了一封复信:

    “此稿报道情况完全属实,同意发表。这对我们整顿党政作风,很有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报道在省报发表后,全城轰动。很多居民买了鞭炮到大街上来放,好像过年一样。

    高大头当真在他的九平米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所新房子(在修建新房时,他借住了朱雪桥原来住的厢房)。这座房子一共三十六平米。他盖了个两楼一底。底层还是九米。上面一层却有十二米。他把上层的楼板向下层的檐外伸出了一截,突出在街面上。紧挨上层,他又向南伸展,盖了一间过街楼,那一头接到朱雪桥家厢房房顶。这间过街楼相当高,楼下可过车辆行人,不碍交通。过街楼有十五平米。这样,高大头家四口人,每人就有九平米,很宽绰了。高大头的儿子就是要结婚,也完全有地方。这两楼一底是高大头自己设计的。他干过营造厂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高大头的这所十分别致的房子,都说:“这家伙真是个皮凤三,他硬把九平方米楦成了三十六平方米,神了!”

    谭凌霄、高宗汉忽然在同一天被撤了职。这消息可靠。据财政局的人说,他们自己已接到通知,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这两天已经不到机关上班了。因为要是再去,别人叫他们“局长”、“主任”,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

    在听到他们俩撤职的消息后,城里人有没有放鞭炮呢?没有。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这二位到底为什么被撤职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们在住房问题上对群众刁难勒索,太招恨了;有人说是他们通同作弊,修盖私人住宅;有人说:因为他们是造反派!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野茉莉,处处有之,极易繁衍。高二三尺,枝叶披纷,肥者可荫五六尺。花如茉莉而长大,其色多种易变。子如豆,深黑有细纹,中有瓤,白色,可作粉,故又名粉豆花。曝干作蔬,与马兰头相类。根大者如拳、黑硬,俚医以治吐血。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珠子灯

    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元宵节前几天,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灯的队伍。几个女佣人,穿了干净的衣服,头梳得光光的,戴着双喜字大红绒花,一人手里提着一盏灯;前面有几个吹鼓手吹着细乐。远远听到送灯的箫笛,很多人家的门就开了。姑娘、媳妇走出来,倚门而看,且指指点点,悄悄评论。这也是一年的元宵节景。

    一堂灯一般是六盏。四盏较小,大都是染成红色或白色而画了红花的羊角琉璃泡子。一盏是麒麟送子:一个染色的琉璃角片扎成的娃娃骑在一匹麒麟上。还有一盏是珠子灯:绿色的玻璃珠子穿扎成的很大的宫灯。灯体是八扇玻璃,漆着红色的各体寿字,其余部分都是珠子,顶盖上伸出八个珠子的凤头,凤嘴里衔着珠子的小幡,下缀珠子的流苏。这盏灯分量相当的重,送来的时候,得两个人用一根小扁担抬着。这是一盏主灯,挂在房间的正中。旁边是麒麟送子,玻璃泡子挂在四角。

    到了“灯节”的晚上,这些灯里就插了红蜡烛。点亮了。从十三“上灯”到十八“落灯”,接连点几个晚上。平常这些灯是不点的。

    屋里点了灯,气氛就很不一样了。这些灯都不怎么亮(点灯的目的原不是为了照明),但很柔和。尤其是那盏珠子灯,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无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

    孙家的大小姐孙淑芸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她屋里就挂了这样六盏灯。不过这六盏灯只点过一次。

    王常生在南京读书,秘密地加入了革命党,思想很新。订婚以后,他请媒人捎话过去:请孙小姐把脚放了。孙小姐的脚当真放了,放得很好,看起来就不像裹过的。

    孙小姐是个才女。孙家对女儿的教育很特别,教女儿读诗词。除了《长恨歌》、《琵琶行》,孙小姐能背全本《西厢记》。嫁过来以后,她也看王常生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

    两口子琴瑟和谐,感情很好。

    不料王常生在南京得了重病,抬回来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王常生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

    但是说了也无用。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婚之女。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从此,孙小姐就一个人过日子。这六盏灯也再没有点过了。

    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王常生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永远是什么样子,不许挪动一点。王常生用过的手表、座钟、文具,还有他养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来的位置。孙小姐原是个爱洁成癖的人,屋里的桌子椅子、茶壶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从王常生死后,除了过年之前,她亲自监督着一个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女佣人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许擦拭。里屋炕几上有一套茶具:一个白瓷的茶盘,一把茶壶,四个茶杯。茶杯倒扣着,上面落了细细的尘土。茶壶是荸荠形的扁圆的,茶壶的鼓肚子下面落不着尘土,茶盘里就清清楚楚留下一个干净的圆印子。

    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除了逢年过节起来几天,其余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整天地躺着。除了那个女佣人,没有人上她屋里去。

    她就这么躺着,也不看书,也很少说话,屋里一点声音没有。她躺着,听着天上的风筝响,斑鸠在远远的树上叫着双声,“鹁鸪鸪——咕,鹁鸪鸪——咕”,听着麻雀在檐前打闹,听着一个大蜻蜓振动着透明的翅膀,听着老鼠咬啮着木器,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了。

    女佣人在扫地时,常常扫到一二十颗散碎的珠子。

    她这样躺了十年。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晚饭花

    李小龙的家在李家巷。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

    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的潮湿,门口总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通通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来。

    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

    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照壁上黑漆八个大字:“双窨香油,照庄发客”。

    靠南一家姓夏。这家进门就是锅灶,往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

    在油坊堆栈和夏家之间,是王玉英的家。

    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事,每天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笔袋,一个铜墨盒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她老是在她家的门道里做针线。

    王玉英家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堆栈的墙,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她家房子的山墙。南墙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她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她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地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英就坐在这个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面做针线。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这是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其为黄昏了。

    李小龙很喜欢看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王玉英长得很黑,但是两只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个很好看的身子。

    红花、绿叶、黑黑的脸、明亮的眼睛、白的牙,这是李小龙天天看的一张画。

    王玉英一边做针线,一边等着她的父亲。她已经焖好饭了,等父亲一进门就好炒菜。

    王玉英已经许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钱老五。大家都叫他钱老五。不叫他的名字,而叫钱老五,有轻视之意。老人们说他“不学好”。人很聪明,会画两笔画,也能刻刻图章,但做事没有长性。教两天小学,又到报馆里当两天记者。他手头并不宽裕,却打扮得像个阔少爷,穿着细毛料子的衣裳,梳着油光光的分头,还戴了一副金丝眼镜。他交了许多“三朋四友”,风流浪荡,不务正业。都传说他和一个寡妇相好,有时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还花寡妇的钱。

    这些事也传到了王玉英的耳朵里,连李小龙也都听说了嘛,王玉英还能不知道?不过王玉英倒不怎么难过,她有点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他就会改好的。她看见过钱老五,她很喜欢他的人才。

    钱老五不跟他的哥哥住。他有一所小房,在臭河边。他成天不在家,门老是锁着。

    李小龙知道钱老五在哪里住。他放学每天经过。他有时扒在门缝上往里看:里面有三间房,一个小院子,有几棵树。

    王玉英也知道钱老五的住处。她路过时,看看两边没有人,也曾经扒在门缝上往里看过。

    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从此,这条巷子里就看不见王玉英了。

    晚饭花还在开着。

    李小龙放学回家,路过臭河边,看见王玉英在钱老五家门前的河边淘米。只看见一个背影。她头上戴着红花。

    李小龙觉得王玉英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他很气愤。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

    三姊妹出嫁

    秦老吉是个挑担子卖馄饨的。他的馄饨担子是全城独一份,他的馄饨也是全城独一份。

    这副担子非常特别。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扁担不是套在两头的柜子上,而是打的时候就安在柜子上,和两个柜子成一体。扁担不是直的,是弯的,像一个罗锅桥。这副担子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像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秦老吉老远地来了,他挑的不像是馄饨担子,倒好像挑着一件什么文物。这副担子不知道传了多少代了,因为材料结实,做工精细,到现在还很完好。

    别人卖的馄饨只有一种,葱花水打猪肉馅。他的馄饨除了猪肉馅的,还有鸡肉馅的、螃蟹馅的,最讲究的是荠菜冬笋肉末馅的,——这种肉馅不是用刀刃而是用刀背剁的!作料也特别齐全,除了酱油、醋,还有花椒油、辣椒油、虾皮、紫菜、葱末、蒜泥、韭花、芹菜和本地人一般不吃的芫荽。馄饨分别放在几个抽屉里,作料敞放在外面,任凭顾客各按口味调配。

    他的器皿用具也特别精洁——他有一个拌馅用的深口大盘,是雍正青花!

    笃——笃笃,秦老吉敲着竹梆,走来了。找一个柳荫,把担子歇下,竹梆敲出一串花点,立刻就围满了人。

    秦老吉就用这副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

    秦老吉的老婆死得早,给他留下三个女儿。大凤、二凤和小凤。三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一岁,梯子蹬似的。三个丫头一个模样,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三个姑娘,像三张画。有人跟秦老吉说:“应该叫你老婆再生一个的,好凑成一套四扇屏儿!”

    姊妹三个,从小没娘,彼此提挈,感情很好。一家人都很勤快。一进门,清清爽爽,干净得像明矾澄过的清水。谁家娶了邋遢婆娘,丈夫气急了,就说:“你到秦老吉家看看去!”三姊妹各有所长,分工负责。大裁大剪,单夹皮棉——秦老吉冬天穿一件山羊皮的背心,是大姐的;锅前灶后,热水烧汤,是二姐的;小妹妹小,又娇,两个姐姐惯着她,不叫她做重活,她就成天地挑花绣朵。她们两个姐姐绣得全身都是花。围裙上、鞋尖上、手帕上、包头布上,都是花。这些花里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凤。

    姊妹三个都大了。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一个十六。该嫁了。这三只凤要飞到哪棵梧桐树上去呢?

    三姊妹都有了人家了。大姐许了一个皮匠,二姐许了一个剃头的,小妹许的是一个卖糖的。

    皮匠的脸上有几颗麻子,一街人都叫他麻皮匠。他在东街的“乾陞和”茶食店廊檐下摆一副皮匠担子。“乾陞和”的门面很宽大,除了一个柜台,两边竖着的两块碎白石底子堆刻黑漆大字的木牌——一块写着“应时糕点”,一块写着“满汉饽饽”。这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放一副皮匠担子一点不碍事。麻皮匠每天一早,“乾陞和”才开了门,就拿起一把长柄的笤帚把店堂打扫干净,然后就在“满汉饽饽”下面支起担子,开始绱鞋。他是个手脚很快的人。走起路来腿快,绱起鞋来手快。只见他把锥子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流利合拍,均匀紧凑。他绱鞋的时候,常有人歪着头看。绱鞋,本来没有看头,但是麻皮匠绱鞋就能吸引人。大概什么事做得很精熟,就很美了。因为手快,麻皮匠一天能比别的皮匠多绱好几双鞋。不但快,绱得也好。针脚细密,楦得也到家,穿在脚上,不易走样。因此,他生意很好。也因此,落下“麻皮匠”这样一个称号。人家做好了鞋,叫佣人或孩子送去绱,总要叮嘱一句:“送到麻皮匠那里去。”这街上还有几个别的皮匠。怕送错了。他脸上的那几颗麻子就成了他的标志。他姓什么呢?好像是姓马。

    二姑娘的婆家姓时。老公公名叫时福海。他开了一爿剃头店,字号也就是“时福海记”。剃头的本属于“下九流”,他的店铺每年贴的春联都是:“头等事业,顶上生涯”。自从满清推翻,建立民国,人们剪了辫子,他的店铺主要是剃光头,以“水热刀快”为号召。时福海像所有的老剃头待诏一样,还擅长向阳取耳(掏耳朵),捶背拿筋。剃完头,用两只拳头给顾客哔哔剥剥地捶背(捶出各种节秦和清浊阴阳的脆响),噔噔地揪肩胛后的“懒筋”——捶、揪之后,真是“浑身通泰”。他还专会治“落枕”。睡落了枕,歪着脖子走进去,时福海把你的脑袋搁在他弓起的大腿上,两手扶着下腭,轻试两下“咔叭”——就扳正了!老年间,剃头匠是半个跌打医生。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时福海就也是一个吹鼓手。他吹唢呐,两腮鼓起两个圆圆的鼓包,憋得满脸通红。他还会“进曲”。好像一城的吹鼓手里只有他会,或只有他擅长于这个玩意儿。人家办丧事,“六七”开吊,在“初献”、“亚献”之后,有“进曲”这个项目。赞礼的礼生喝道“进——曲!”时福海就拿了一面荸荠鼓,由两个鼓手双笛伴奏。唱一段曲子。曲词比昆曲还要古,内容是“神仙道化”,感叹人生无常,有《薤露》、《蒿里》遗意,很可能是元代的散曲。时福海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还是唱得感慨唏嘘,自己心里都酸溜溜的。

    时代变迁,时福海的这一套有点吃不开了。剃光头的人少了,“水热刀快”不那么有号召力了。卫生部门天天宣传挖鼻孔、挖耳朵不卫生。懂得享受捶背揪懒筋的乐趣的人也不多了。时福海忽然变成一个举动迟钝的老头。

    时福海有两个儿子。下等人不避父讳,大儿子叫大福子,小儿子叫小福子。

    大福子很能赶潮流。他把逐渐暗淡下去的“时福海记”重新装修了一下,门窗柱壁,油漆一新,全都是奶油色,添了三面四尺高、二尺宽的大玻璃镜子。三面大镜之间挂了两个狭长的镜框,里面嵌了磁青砑银的蜡笺对联,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

    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他还置办了“夜巴黎”的香水,“司丹康”的发蜡。顶棚上安了一面白布制成的“风扇”,有滑车牵引,叫小福子坐着,一下一下地拉“风扇”的绳子,使理发的人觉得“清风徐来”,十分爽快。这样,“时福海记”就又兴旺起来了。

    大福子也学了吹鼓手。笙箫管笛,无不精通。

    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流传“倒扳桨”、“跌断桥”、“剪靛花”之类的《霓裳续谱》、《白雪遗音》时期的小曲。平常人不唱,唱的多是理发的、搓澡的、修脚的、裁缝、做豆腐的年轻子弟。他们晚上常常聚在“时福海记”唱,大福子弹琵琶。“时福海记”外面站了好些人在听。

    二凤要嫁的就是大福子。

    三姑娘许的这家苦一点,姓吴,小人叫吴颐福,是个遗腹子。家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母亲,是个踮脚,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妈妈很慈祥,儿子很孝顺。吴颐福是个很聪明的人,十五岁上就开始卖糖。卖糖和卖糖可不一样。他卖的不是普通的芝麻糖、花生糖,他卖的是“样糖”。他跟一个师叔学会了一宗手艺:能把白糖化了,倒在模子里,做成大小不等的福禄寿三星、财神爷、麒麟送子。高的二尺,矮的五寸,衣纹生动,须眉清楚;还能把糖里加了色,不用模子,随手吹出各种瓜果,桃、梨、苹果、佛手,跟真的一样,最好看的是南瓜:金黄的瓜,碧绿的蒂子,还开着一朵淡黄的瓜花。这种糖,人家买去,都是当摆设,不吃。——吃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还不是都是糖的甜味!卖得最多的是糖兔子。白糖加麦芽糖熬了,切成梭子形的一块一块,两头用剪刀剪开,一头窝进腹下,是脚;一头便是耳朵。耳朵下捏一下,便是兔子脸,两边嵌进两粒马料豆,一个兔子就成了!马料豆有绿豆大,一头是通红的,一头是漆黑的。这种豆药店里卖,平常配药很少用它,好像是天生就为了做糖兔的眼睛用的!这种糖免子很便宜,一般的孩子都买得起。也吃了,也玩了。

    师叔死后,这门手艺成了绝活儿,全城只有吴颐福一个人会,因此,他的生意是不错的。

    他做的这些艺术品都放在擦得晶亮的玻璃橱子里,在肩上挑着。他的糖担子好像一个小型的展览会,歇在哪里,都有人看。

    麻皮匠、大福子、吴颐福,都住得离秦老吉家不远。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们的女婿。姐儿仨有时在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①,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她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人家大门口!”②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姐儿仨同一天出门子,都是腊月二十三。一顶花桥接连送了三个人。时辰倒是错开了。头一个是小凤,日落酉时。第二个是大凤,戌时。最后才是二凤。因为大福子要吹唢呐送小姨子,又要吹唢呐送大姨子。轮到他拜堂时已是亥时。给他吹唢呐的是他的爸爸时福海。时福海吹了一气,又坐到喜堂去受礼。

    三天回门。三个姑爷,三个女儿都到了。秦老吉办了一桌酒,除了鸡鸭鱼肉,他特意包了加料三鲜馅的绉纱馄饨,让姑爷尝尝他的手艺。鲜美清香,自不必说。

    三个女儿的婆家,都住得不远,两三步就能回来看看父亲。炊煮扫除,浆洗缝补,一如往日。有点小灾小病,头疼脑热,三个女儿抢着来伺候,比没出门时还殷勤。秦老吉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他只是有点发愁:他一朝撒手,谁来传下他的这副馄饨担子呢?

    笃——笃笃,秦老吉还是挑着担子卖馄饨。

    真格的,谁来继承他的这副古典的,南宋时期的,楠木的馄饨担子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①镴嘴子是一种鸟,喙大而硬,此地说嘴尖舌巧的姑娘为镴嘴子,其实镴嘴子哑着的时多,不善鸣叫。

    ②这是当地童谣。“吃冷饭,喝冷酒”也有说成“吃人家饭,喝人家酒”的。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

    《庄子·逍遥游》

    很多歌消失了。

    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

    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县立第五小学历年毕业了不少学生。他们多数已经是过六十的人了。他们之中不少人还记得母校的校歌,有人能够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

    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

    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

    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

    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每逢“纪念周”,每天上课前的“朝会”,放学前的“晚会”,开头照例是唱“党歌”,最后是唱校歌。一个担任司仪的高年级同学高声喊道:“唱——校——歌!”全校学生,三百来个孩子,就用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拼足了力气,高唱起来。好像屋上的瓦片、树上的树叶都在唱。他们接连唱了六年,直到毕业离校,真是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说不定临死的时候还会想起这支歌。

    歌词的意思是没有人解释过的。低年级的学生几乎完全不懂它说的是什么。他们只是使劲地唱,并且倾注了全部感情。到了四五年级,就逐渐明白了,因为唱的次数太多,天天就生活在这首歌里,慢慢地自己就琢磨出来了。最先懂得的是第二句。学校的东边紧挨一个寺,叫做承天寺。承天寺有一口钟。钟撞起来嗡嗡地响。“神山爽气”是这个县的“八景”之一。神山在哪里,“爽气”是什么样的“气”,小学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而且有一种神秘感。下面的歌词也朦朦胧胧地理解了:是说学校有很多房屋,在城外,是个男女合校,有很多同学。总的说来是说这个学校很好。十来岁的孩子很为自己的学校骄傲,觉得它很了不起,并且相信别的学校一定没有这样一首歌。到了六年级,他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首歌。毕业典礼上(这是他们第一次“毕业”),几位老师们讲过了话,司仪高声喊道:“唱——校——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唱这支歌了。他们唱得异常庄重,异常激动。玻璃一样的童声高唱起来: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唱到“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大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眼泪在乌黑的眼睛里发光。这是这首歌的立意所在,点睛之笔,其余的,不过是敷陈其事。从语气看,像是少年对自己的勖勉,同时又像是学校老师对教了六年的学生的嘱咐。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他们知道,毕业出去的学生,日后多半是会把他们忘记的。

    毕业生中有一些是乘风破浪,做了一番事业的;有的离校后就成为泯然众人,为衣食奔走了一生;有的,死掉了。

    这不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贴切。朴朴实实,平平常常,和学校很相称。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校歌的作者是高先生,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先生名鹏,字北溟,三十后,以字行。家世业儒。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靠当塾师、教蒙学,以维生计。三代都住在东街租来的一所百年老屋之中,临街有两扇白木的板门,真是所谓寒门。先生少孤。尝受业于邑中名士谈甓渔,为谈先生之高足。

    这谈甓渔是个诗人,也是个怪人。他功名不高,只中过举人,名气却很大。中举之后,累考不进,无意仕途,就在江南江北,沭阳溧阳等地就馆。他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中了进士,谈先生于是身价百倍,高门大族,争相延致。晚年惮于舟车,就用学生谢师的银子,回乡盖了一处很大的房子,闭户著书。书是著了,门却是大开着的。他家门楼特别高大。为什么盖得这样高大?据说是盖窄了怕碰了他的那些做了大官的学生的纱帽翅儿。其实,哪会呢?清朝的官戴的都是顶子,缨帽花翎,没有帽翅。地方上人这样的口传,无非是说谈老先生的阔学生很多。这座大门里每年进出的知县、知府,确实不在少数。门楼宽大,是为了供轿夫休息用的。往年,两边放了极其宽长的条凳,柏木的凳面都被人的屁股磨得光光滑滑的了。谈家门楼巍然突出,老远的就能看见,成了指明方位的一个标志,一个地名。一说“谈家门楼”东边,“谈家门楼”斜对过,人们就立刻明白了。谈甓渔的故事很多。他念了很多书,学问很大,可是不识数,不会数钱。他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愿意到处闲逛,到茶馆里喝茶,到酒馆里喝酒,烟馆里抽烟。每天出门,家里都要把他需用的烟钱、茶钱、酒钱分别装在布口袋里,给他挂在拐杖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杖头钱”。他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爱吃螃蟹,可是自己不会剥,得由家里人把蟹肉剥好,又装回蟹壳里,原样摆成一个完整的螃蟹。两个螃蟹能吃三四个小时,热了凉,凉了又热。他一边吃蟹,一边喝酒,一边看书。他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是个很通达的人,然而,品望很高。就是点过翰林的李三麻子远远从轿帘里看见谈老先生曳杖而来,也要赶紧下桥,避立道侧。他教学生,教时文八股,也教古文诗赋,经史百家。他说:“我不愿谈甓渔教出来的学生,如郑板桥所说,对案至不能就一札!”他大概很会教书,经他教过的学生,不通的很少。

    谈老先生知道高家很穷,他教高先生书,不受修金。每回高先生的母亲封了节敬送去,谈老先生必亲自上门退回,说:

    “老嫂子,我与高鹏的父亲是贫贱之交,总角之交,你千万不要这样!我一定格外用心地教他,不负故人。高鹏的天资,虽只是中上,但很知发奋。他深知先人为他取的名、字的用意。他的诗文都很有可观,高氏有子矣。北溟之鹏终将徙于南溟。高了,不敢说。青一衿,我看,如拾芥耳。我好歹要让他中一名秀才。”

    果然,高先生在十六岁的时候,高高地中了一名秀才。众人说:高家的风水转了。

    不想,第二年就停了科举。

    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①去痛哭。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有一姓徐的呆子。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平常就有点迂迂磨磨,颠颠倒倒。说起话满嘴之乎者也。他老婆骂他:“晚饭米都没得一颗,还你妈的之乎——者也!”徐呆子全然不顾,朗吟道:“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自从停了科举,他又添了一宗新花样。每逢初一、十五,或不是正日,而受了老婆的气,邻居的奚落,他就双手捧了一个木盘,盘中置一香炉,点了几根香,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穿着油腻的长衫,靸着破鞋,一边走,一边念。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的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哭圣人”。

    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

    高北溟坐在百年老屋之中,常常听到徐呆子从门外哭过来,哭过去。他恍恍惚惚觉得,哭的是他自己。

    功名道断,高北溟怎么办呢?

    头二年,他还能靠笔耕生活。谈先生还没有死。有人求谈先生的文字,碑文墓志,寿序挽联,谈先生都推给了高先生。所得润笔,尚可飦粥。谈先生寿终,高北溟缌麻服孝礼致哀写了一篇长长的祭文,泣读之后,忧心如焚。

    他也曾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开设私塾教几个小小蒙童,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然而除了少数极其守旧的人家,都已经把孩子送进学校了。他也曾挂牌行医看眼科。谈甓渔老先生的祖上本是眼科医生。他中举之后,还偶尔为人看眼疾。他劝高鹏也看看眼科医书,给他讲过平热泻肝之道。万一功名不就,也有一技之长,能够糊口。可是城里近年害眼的不多。有患赤红火眼的,多半到药店里买一副鹅瓴眼药(装在一根鹅毛瓴管里的红色的眼药),清水化开,用灯草点进眼内,就好了。眼科,不像“男妇内外大小方脉”那样有“走时”的时候。文章不能锅里煮,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家四口,每天至少要升半米下锅,如之何?如之何?”

    正在囊空咄咄,百无聊赖,有一个平素很少来往的世交沈石君来看他。沈石君比高北溟大几岁,也曾跟谈甓渔读过书,开笔成篇以后,到苏州进了书院。书院改成学堂,革命、“光复”……他就成了新派,多年在外边做事。他有志办教育,在省里当督学。回乡视察了几个小学之后,拍开了高家的白木板门。他劝高北溟去读两年简易师范,取得一个资格,教书。

    读师范是被人看不起的。师范不收学费,每月还可有伙食津贴,师范生被人称为“师范花子”,但这在高北溟是一条可行的路,虽然现在还来入学读书,岁数实在太大些了。好在同学中年纪差近的也还有,而且“简师”只有两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简师毕业,高先生在“五小”任教。

    高先生有了职业,有了虽不丰厚但却可靠的收入,可以免于冻饿,不致像徐呆子似的死在街上了。

    按规定,简师毕业,只能教初、中年级,因为高先生是谈甓渔的高足,中过秀才,声名藉藉,叫他去教“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一叫”,实在说不过去,因此,破格担任了五、六年级的国文。即使是这样,当然也还不能展其所长,尽其所学。高先生并不意满志得。然而高先生教书是认真的。讲课、改作文,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同事起初对他很敬重,渐渐地在背后议论起来,说这个人的脾气很“方”。是这样。高先生落落寡合,不苟言笑,不爱闲谈,不喜交际。他按时到校,到教务处和大家略点一点头,拿了粉笔、点名册就上教室。下了课就走。有时当中一节没有课,就坐在教务处看书。小学教师的品类也很杂。有正派的教师;也有头上涂着司丹康、脸上搽着雪花膏的纨绔子弟;戴着瓜皮秋帽、留着小胡子,琵琶襟坎肩的纽子挂着青天白日徽章,一说话不停地挤鼓眼的幕僚式的人物。他们时常凑在一起谈牌经,评“花榜”②,交换庸俗无聊的社会新闻,说猥亵下流的荤笑话。高先生总是正襟危坐,不作一声。同事之间为了“联络感情”,时常轮流做东,约好了在星期天早上“吃早茶”。这地方“吃早茶”不是喝茶,主要是吃各种点心——蟹肉包子、火腿烧麦、冬笋蒸饺、脂油千层糕。还可叫一个三鲜煮干丝,小酌两杯。这种聚会,高先生概不参加。小学校的人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挺复杂。教员当中也有派别,为了一点小小私利,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飞短流长,造谣中伤。这些派别之间的明暗斗争,又与地方上的党政权势息息相关,且和省中当局遥相呼应。千丝万缕,变幻无常。高先生对这种派别之争,从不介入。有人曾试图对他笼络(高先生素负文名,受人景仰,拉过来是个“实力”),被高先生冷冷地拒绝了。他教学生,也是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每一班都有一两个他特别心爱的学生。高先生看来是个冷面寡情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他对得意的学生的喜爱不形于色,不像有些婆婆妈妈的教员,时常摸着学生的头,拉着他的手,满脸含笑,问长问短。他只是把他的热情倾注在教学之中。他讲书,眼睛首先看着这一两个学生,看他们领会了没有。改作文,改得特别仔细。听这一两个学生回讲课文,批改他们的作文课卷,是他的一大乐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不负此生,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对于平常的学生,他亦以平常的精力对待之。对于资质顽劣,不守校规的学生,他常常痛加训斥,不管他的爸爸是什么局长还是什么党部委员。有些话说得比较厉害,甚至侵及他们的家长。因为这些,校中同事不喜欢他,又有点怕他。他们为他和自己的不同处而忿忿不平,说他是自命清高,沽名钓誉,不近人情,有的干脆说:“这是绝户脾气!”

    高先生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

    高先生性子很急,爱生气。生起气来不说话,满脸通红,脑袋不停地剧烈地摇动。他家世寒微,资格不高,故多疑。有时别人说了一两句不中听的话,或有意,或无意,高先生都会多心。比如有的教员为一点不顺心的事而牢骚,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孩子王!我祖上还有几亩薄田,饿不死。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辞职,不干了!”——“老子不是那不花钱的学校毕业的,我不受这份窝囊气!”高先生都以为这是敲打他,他气得太阳穴的青筋都绷起来了。看样子他就会拍桌大骂,和人吵一架,然而他强忍下了,他只是不停地剧烈地摇着脑袋。

    高先生很孤僻,不出人情,不随份子,几乎与人不通庆吊。他家从不请客,他也从不赴宴。他教书之外,也还为人写寿序,撰挽联,委托的人家照例都得请请他。知单③送到,他照例都在自己的名字下书一“谢”字。久而久之,都知道他这脾气,也就不来多此一举了。

    他不吃烟,不饮酒,不打牌,不看戏。除了学校和自己的家,哪里也不去,每天他清早出门,傍晚回家。拍拍白木的板门,过了一会,门开了。进门是一条狭长的过道,砖缝里长着扫帚苗,苦艾,和一种名叫“七里香”其实是闻不出什么气味,开着蓝色的碎花的野草,有两个黄蝴蝶寂寞地飞着。高先生就从这些野草丛中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去,走进里面一个小门,好像走进了一个深深的洞穴,高大的背影消失了。木板门又关了,把门上的一副春联关在外面。

    高先生家的春联都是自撰的,逐年更换。不像一般人家是迎祥纳福的吉利话,都是述怀抱、舒愤懑的词句,全城少见。

    这年是辛未年,板门上贴的春联嵌了高先生自己的名字:

    辛夸高峙桂

    未徙北溟鹏

    也许这是一个好兆,“未徙”者“将徙”也。第二年,即壬申年,高北溟竟真的“徙”了。

    这县里有一个初级中学。除了初中,还有一所初级师范,一所女子师范,都是为了培养小学师资的。只有初中生,是准备将来出外升学的,因此这初中俨然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可是一向办得很糟。名义上的校长是李三麻子,根本不来视事。教导主任张维谷(这个名字很怪)是个出名的吃白食的人。他有几句名言:“不愿我请人,不愿人请我,只愿人请人,当中有个我”。人品如此,学问可知。数学教员外号“杨半本”,他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历史教员姓居,是个律师,学问还不如高尔础。他讲唐代的艺术一节,教科书上说唐代的书法分“方笔”和“圆笔”,他竟然望文生义,说方笔的笔杆是方的,圆笔的笔杆是圆的。连初中的孩子略想一想,也觉得无此道理。一个学生当时就站起来问:“笔杆是方的,那么笔头是不是也是方的呢?”这帮学混子简直是在误人子弟。学生家长,意见很大。到了暑假,学生闹了一次风潮(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学潮”)。事情还是从居大律师那里引起的。平日,学生在课堂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问他,他的回答总是“书上有”。到学期考试时,学生搞了一次变相的罢考。卷子发下来,不到五分钟,一个学生以关窗为号,大家一起把卷子交了上去,每道试题下面一律写了三个字:“书上有”!张维谷及其一伙,实在有点“维谷”,混不下去了。

    教育局长不得不下决心对这个学校进行改组,——否则只怕连他这个局长也坐不稳。

    恰好沈石君因和厅里一个科长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回家闲居,正在四处写信,托人找事,地方上人挽他出山来长初中。沈石君再三推辞,禁不住不断有人踵门劝说,也就答应了。他只提出一个条件;所有教员,由他决定。教育局长沉吟了一会,说:“可以。”

    沈石君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自然要考虑各种关系,也明知局长的口袋里装了几个人,想往初中里塞,不得不适当照顾,但是几门主要课程的教员绝对不能迁就。

    国文教员,他聘了高北溟。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高先生自然欣然同意。他谈了一些他对教学的想法。沈石君认为很有道理。

    高先生要求“随班走”。教一班学生,从初一教到初三,一直到送他们毕业,考上高中。他说别人教过的学生让他来教,如垦生荒,重头来起,事倍功半。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的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学生已经懂得的,再来教他,是白费;暂时不能接受的,勉强教他,是徒劳。他要看着、守着他的学生,看到他是不是一月有一月的进步,一年有一年的进步。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他说当初谈老先生就是这样教他的。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他非常重视作文。他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学生作文他先眉批一道,指出好处和不好处,发下去由学生自己改一遍,或同学间互相改;交上来,他再改一遍,加总批,再发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誊一遍,留起来;要学生随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文章。他说,作文要如使船,撑一篙是一篙,作一篇是一篇。不能像驴转磨,走了三年,只在磨道里转。

    为了帮助学生将来升学,他还自编了三种辅助教材。一年级是《字形音义辨》,二年级是《成语运用》,三年级是《国学常识》。

    在县立初中读了三年的学生,大部分文字清通,知识丰富,他们在考高中,甚至日后在考大学时,国文分数都比较高,是高先生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欣赏文学——高先生讲过的文章的若干片段,许多学生过了三十年还背得;他们接受了高先生通过那些选文所传播的思想——人道主义,影响到他们一生的立身为人,呜呼,先生之泽远矣!

    (玻璃一样脆亮的童声高唱着。瓦片和树叶都在唱。)

    高先生的家也搬了。搬到老屋对面的一条巷子里。高先生用历年的积蓄,买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房屋虽也旧了,但间架砖木都还结实。天井里花木扶疏,苔痕上阶,草色入帘,很是幽静。

    高先生这几年心境很好,人也变随和了一些。他和沈石君以及一般同事相处甚得。沈石君每年暑假要请一次客,对校中同仁表示慰劳,席间也谈谈校务。高先生是不须催请,早早就到的。他还备了几样便菜,约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员,在家里赏荷小聚。(五小的那位师爷式的教员听到此事,编了一条歇后语:“高北溟请客——破天荒”。)这几年,很少看到高先生气得脑袋不停的剧烈地摇动。

    高先生有两件心事。

    一件是想把谈老师的诗文刻印出来。

    谈老先生死后,后人很没出息,游手好闲,坐吃山空,几年工夫,把谈先生挣下的家业败得精光,最后竟至靠拆卖房屋的砖瓦维持生活。谈老先生的宅第几乎变成一片瓦砾,旧池乔木,荡然无存。门楼倒还在,也破落不堪了。供轿夫休息的长凳早没有了,剩了一个空空的架子。里面有一算卦的摆了一个卦摊。条桌上放着签筒。桌前系着桌帷,白色的圆“光”里写了四个字:“文王神课”。算卦的伏在桌上打盹。这地方还叫做“谈家门楼”。过路人走过,都有不胜今昔之感,觉得沧海桑田,人生如梦。

    谈老先生的哲嗣名叫幼渔。到无米下锅时,就到谈先生的学生家去打秋风。到了高北溟家,高先生总要周济他一块、两块、三块、五块。总不让他空着手回去。每年腊月,还得为他准备几斗米,一方腌肉,两条风鱼,否则这个年幼渔师弟过不去。

    高北溟和谈先生的学生周济谈幼渔,是为了不忘师恩,是怕他把谈先生的文稿卖了。他已经几次要卖这部文稿。买主是有的,就是李三麻子(此人老而不死)。高先生知道,李三麻子买到文稿,改头换面,就成了他的著作。李三麻子惯于欺世盗名,这种事干得出。李三麻子出价一百,告诉幼渔,稿到即付。

    高先生狠了狠心,拿出一百块钱,跟谈幼渔把稿子买了。

    想刻印,却很难。松华斋可以铅印,尚古山房可以雕板。问了问价钱,都贵得吓人,为高北溟力所不及。稿子放在架上,逐年摊晒。高先生觉得对不起老师,心里很不安。

    另一件心事是女儿高雪的前途和婚事。

    高先生的两个女儿,长名高冰,次名高雪。

    高雪从小很受宠,一家子都惯她,很娇。她用的东西都和姐姐不一样。姐姐夏天穿的衣是府绸的。她穿的是湖纺。姐姐穿白麻纱袜,她却有两条长筒丝袜。姐姐穿自己做的布鞋,她却一会是“千底一带”,一会是白网球鞋,并且在初中二年级就穿了从上海买回来的皮鞋。姐姐不嫉妒,倒说:“你的脚好看,应该穿好鞋。”姐姐冬天烘黄铜的手炉,她的手炉是白铜的。姐姐扇细芭蕉扇,她扇檀香扇。东西也一样,吃鱼,脊梁、肚皮是她的(姐姐吃鱼头、鱼尾,且说她爱吃),吃鸡,一只鸡腿归她(另一只是高先生的)。她还爱吃陈皮梅、嘉应子、橄榄。她一个个吃。家务事也不管。扫地、抹桌、买菜、煮饭,都是姐姐。高起兴来,打了井水,把家里什么都洗一遍,砖地也洗一遍,大门也洗一遍,弄得家里水漫金山,人人只好缩着脚坐在凳子上。除了自己的衣服,她不洗别人的。被褥帐子,都是姐姐洗。姐姐在天井里一大盆一大盆,洗得汗马淋漓,她却躺在高先生的藤椅上看《茵梦湖》。高先生的藤椅,除了她,谁也不坐,这是一家之主的象征。只有一件事,她乐意做:浇花。这是她的特权,别人不许浇。

    高先生治家很严,高师母、高冰都怕他。只有对高雪,从未碰过一指头,在外面生了一点气,回来看看这个“欢喜团”,气也就消了。她要什么,高先生都依她。只有一次例外。

    高雪初三毕业,要升学(高冰没有读中学,小学毕业,就在本城读了女师,已经在教书)。她要考高中,将来到北平上大学。高先生不同意,只许她报师范。高雪哭,不吃饭。妈妈和姐姐坐在床前轮流劝她。

    “不要这样。多不好。爸爸不是不想让你向高处飞,爸爸没有钱。三年高中,四年大学,路费、学费、膳费、宿费,得好一笔钱。”

    “他有钱!”

    “他哪有钱呀!”

    “在柜子里锁着!”

    “那是攒起来要给谈老先生刻文集的。”

    “干嘛要给他刻!”

    “这孩子,没有谈老先生,爸爸就没有本事。上大学呢!你连小学也上不了。知恩必报,人不能无情无义。”

    “再说那笔钱也不够你上大学。好妹妹,想开一点。师范毕业教两年,不是还可以考大学吗?你自己攒一点,没准爸爸这时候收入会更多一些。我跟爸爸说说,我挣的薪水,一半交家里,一半给你存起来,三四年下来,也是个数目。”

    “你不用?”

    “我?——不用!”

    高雪被姐姐的真诚感动了,眼泪晶晶的。

    姐姐说得也有理。国民党教育部有个规定,师范毕业,教两年小学,算是补偿了师范三年的学杂费,然后可以考大学。那时大学生里岁数大,老成持重的,多半曾是师范生。

    “快起来吧!不要叫爸爸心里难过。你看看他:整天不说话,脑袋又不停地摇了。”

    高雪虽然娇纵任性,这点清清楚楚的事理她是明白的。她起来洗洗脸,走到书房里,叫了一声:

    “爸爸!”

    并盛了一碗饭,用茶水淘淘,就着榨菜,吃了。好像吃得很香。

    高先生知道女儿回心转意了,他心里倒酸渍渍的,很不好受。

    高雪考了苏州师范。

    高雪小时候没有显出怎么好看,没有想到,女大十八变,两三年工夫,变成了一个美人。每年暑假回家,一身白。白旗袍(在学校只能穿制服:白上衣,黑短裙),漂白细草帽,白纱手套,白丁字平跟皮鞋。丰姿楚楚,行步婀娜,态度安静,顾盼有光。不论在火车站月台上,轮船甲板上,男人女人都朝她看。男人看了她,敞开法兰绒西服上衣的扣,露出新买的时式领带,频频回首,自作多情。女的看了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小圆镜照照自己。各依年貌,生出不同的轻轻感触。

    她在学校里唱歌、弹琴,都很出色。唱的歌是《茶花女》的《饮酒歌》,弹的是肖邦的小夜曲。

    她一回本城,城里的女孩子都觉得自己很土。她们说高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派头。

    有女儿的人说:“高北溟生了这样一个女儿,这个爸爸当得过!”

    任何小城都是有风波的。因为省长易人,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县的人事。县长、党部、各局,统统来了一个大换班。公职人员,凡靠领薪水吃饭的,无不人心惶惶。

    一县的人事更代,自然会波及到县立初中。

    三十几个教育界人士,联名写信告了沈石君。一式两份,分送厅、局。执笔起草的就是居大律师。他虽分不清方笔、圆笔,却颇善于刀笔。主要的罪名是:“把持学政,任用私人,倡导民主,宣传赤化”。后两条是初中图书馆里买了鲁迅、高尔基的书,订了《生活周刊》,“纪念周”上讲时事。“任用私人”牵涉到高北溟。信中说:“简师毕业,而教中学,纵观全国,无此特例。只为同门受业,不惜破格躐等,遂使寰城父老疾首,而令方帽学士寒心。”指摘高北溟的教学是“不依规矩,自作主张,藐视部厅,搅乱学制”。

    有人把这封信的底稿抄了一份送给沈石君。沈石君看了,置之一笑。他知道这个初中校长的位置,早已有人觊觎,自厅至局,已经内定。这封控告信,不过是制造一个查办的口实。此种官场小伎俩,是三岁小儿都知道的。和这些人纠缠,味同嚼蜡。何况他已在安徽找到事,毫无恋栈之心。为了给当局一个下马台阶,彼此不伤和气,他自己主动递了一封辞职书。不两天,批复照准。继任校长,叫尹同霖,原是办党务的。——新换上的各局首脑也都是清一色,是县党部的委员。这一调整充分体现了“以党治国”精神。没有等办理交代,尹同霖先来拜会了沈石君,这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面子,免得彼此心存芥蒂。尹同霖问沈石君有什么托咐,沈石君只希望他能留高北溟。尹同霖满口答应。

    沈石君束装就道之前,来看了高北溟,说他已和同霖提了,这点面子料想他会给的,他叫高北溟不要另外找事,安心在家等聘书。

    不料,快开学了,聘书还不下来。同时,却收到第五小学的聘书。聘书后盖着五小新校长的签名章:张维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并未向张维谷谋过职呀。

    高先生只得再回五小去教书。

    高先生到教务处看看,教员大半还是熟人。他和大家点点头,拿了粉笔、点名册往教室里走。纨绔子弟和幕僚在他身后努努嘴,演了一出双簧。一个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个说:“前度刘郎今又来”。高北溟只当没有听见。

    五年级有一个学生叫申潜,是现任教育局长的儿子,异常顽劣,上课时常捣乱。有一次他乘高先生回身写黑板时,用弹弓纸弹打人,一弹打在高先生的后脑勺上。高先生勃然大怒,把他训斥了一顿。不想申潜毫不认错,反而着眼睛看着高仙,眼睛里充满鄙视。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高先生从他的眼睛里清清楚楚听得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动一动手指头,你们的饭碗就完蛋!”高先生狂吼起来:“你仗你老子的势!你们!你们这些党棍子,你们欺人太甚!”他的脑袋剧烈地摇动起来。一堂学生被高先生的神气吓呆了,鸦雀无声。

    谈甓渔的文搞没有刻印出来。永远也没有刻印出来的希望了。

    高雪病了。

    按规定,师范毕业,还要实习一年,才能正式任教。高雪在实习一年的下学期,发现自己下午潮热(同学们都看出她到下午两颊微红,特别好看),夜间盗汗,浑身没有力气。撑到学期终了,回了家,高师母知道女儿病状,说是:“可了不得!”这地方讳言这种病的病名,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高先生请了汪厚基来给高雪看病。

    汪厚基是高先生最喜欢的学生,说他“绝顶聪明”。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各门功课都是全班第一。全县的作文比赛,书法比赛,他都是第一名。他临毕业的那年,高先生为人撰了一篇寿序。经寿翁的亲友过目之后,大家商量请谁来写。高先生一时高兴,推荐了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家觉得叫一个孩子来写,倒很别致,而且可以沾一沾返老还童的喜气,就说不妨一试。汪厚基用多宝塔体写了十六幅寿屏,字径二寸,笔力饱满。张挂起来,满座宾客,无不诧为神童。高先生满以为这个学生一定会升学,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他家里开爿米店,家道小康,升学没有多大困难。不想他家里决定叫他学医——学中医。高先生听说,废书而叹,连声说:“可惜,可惜!”

    汪厚基跟一个姓刘的老先生学了几年,在东街赁了一间房,挂牌行医了。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个中医。中医宜老不宜少,而且最好是行动蹒跚,相貌奇古,这样病家才相信。东街有一个老中医就是这样。此人外号李花脸,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的哆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囔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本人也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汪厚基全不是这样,既不弯腰,也不驼背,英俊倜傥,衣着入时,像一个大学毕业生。他开了方子,总把笔套上。——中医开方之后,照倒不套笔,这是一种迷信,套了笔以后就不再有人找他看病了。汪厚基不管这一套,他会写字,爱笔。他这个中医还订了好几份杂志,并且还看屠格涅夫的小说。这些都是对行医不利的。但是也许沾了“神童”的名誉的光,请他看病的不少,收入颇为可观。他家里觉得叫他学医这一步走对了。

    他该成家了,来保媒的一年都有几起。汪厚基看不上。他私心爱慕着高雪。

    他和高雪小学同班。两家住得不远。上学,放学,天天一起走,小时候感情很好。街上的野孩子有时欺负高雪,向她扔土坷垃,汪厚基就给她当保镖。他还时常做高雪掉在河里,他跳下去把她救起来这样的英雄的梦。高雪读了初中,师范,他看她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起来。隔几天看见她,都使他觉得惊奇。高雪上师范三年级时,他曾托人到高家去说媒。

    高师母是很喜欢汪厚基的。高冰说:“不行!妹妹是个心高的人,她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她要上大学。她不会嫁一个中医。妈,您别跟妹妹说!”高北溟想了一天,对媒人说:“高雪还小。她还有一年实习,再说吧。”媒人自然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推托。

    汪厚基每天来给高雪看病。汪厚基觉得这是一种福。高雪也很感激他。看了病,汪厚基常坐在床前,陪高雪闲谈。他们谈了好多小时候的事,彼此都记得那么清楚。高雪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了。

    高雪病愈之后,就在本县一小教书,——她没有能在外地找到事。她一面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接连考了两年,没有考取。

    第三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所向往的大学,都迁到四川、云南。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本县外出的交通断了。她想冒险通过敌占区,往云南、四川去。全家人都激烈反对。她只好在这个小城里困着。

    高雪的岁数一年比一年大,该嫁人了。多少双眼睛都看着她。她老不结婚,大家就都觉得奇怪。城里渐渐有了一些流言。轻嘴薄舌的人很多。对一个漂亮的少女,有人特别爱用自己肮脏的舌头来糟蹋她,话说得很难听,说她外面有人,还说……唉,别提这些了吧。

    高雪在学校是经常收到情书。有的摘录了李后主、秦少游的词,满纸伤感惆怅。有的抄了一些外国诗。有一位抄了一大段拜伦的情诗的原文,害得她还得查字典。这些信大都也有一点感情,但又都不像很认真。高雪有时也回信,写的也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话。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情人。

    本县的小学里不断有人向她献殷勤,她一个也看不上,觉得他们讨厌。

    汪厚基又托媒人来说了几次媒,都被用不同的委婉言词拒绝了。——每次家里问高雪,她都是摇摇头。

    一次又一次,高家全家的心都活了,连高冰也改变了态度。她和高雪谈了半夜。

    “行了吧。汪厚基对你是真心。他说他非你不娶,是实话。他脾气好,一定会对你很体贴。人也不俗。你们不是也还谈得来么?你还挑什么呢?你想要一个什么人?你想要的,这个县城里没有!妹妹,你不小了。听姐姐话,再拖下去,你真要留在家里当老姑娘?这是命,你心高命薄。退一步看,想宽一点。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呀……”

    高雪一直没有说话。

    高雪同意和汪厚基结婚了。婚后的生活是平静的。汪厚基待高雪,真是含在口里怕她化了,体贴到不能再体贴。每天下床,都是厚基给她穿袜子,穿鞋。她梳头,厚基在后面捧着镜子。天凉了,天热了,厚基早给她把该换的衣服找出来放着。嫂子们常常偷偷在窗外看这小两口的无穷无尽的蜜月新婚,抿着嘴笑。

    然而高雪并不快乐,她的笑总有点凄凉。半年之后,她病了。

    汪厚基自己给她看病,亲自到药店去抓药,亲自煎药,还亲自尝一尝。他把全部学识都拿出来了。然而高雪的病没有起色。他把全城同行名医,包括几个西医,都请来给高雪看病。可是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连一个准病名都说不出,一人一个说法。一个西医说了一个很长的拉丁病名,汪厚基请教是什么意思,这位西医说:“忧郁症”。

    病了半年,百药罔效,高雪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厚基抱她起来,轻得像一个孩子。高雪觉得自己不行了,叫厚基给她穿衣裳。衣裳穿好了,袜子也穿好了,高雪微微皱了皱眉,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厚基给她把袜跟拉平了,她用非常温柔的眼光看着厚基,说:“厚基,你真好!”随即闭了眼睛。

    汪厚基到高先生家去报信。他详详细细叙说了高雪临死的情形,说她到最后还很清醒,“我给她穿袜子,她还说左边的袜跟没有拉平。”高师母忍不住,到房里坐在床上痛哭。高冰的眼泪不断流出来,喊了一声:“妹妹,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高先生捶着书桌说:“怪我!怪我!怪我!”他的脑袋不停地摇动起来。——高先生近年不只在生气的时候,只要感情一激动,就摇脑袋。

    汪厚基把牌子摘了下来,他不再行医了。“我连高雪的病都看不好,我还给别人看什么?”这位医生对医药彻底发生怀疑:医道:“没有用!——骗人!”他变得有点傻了,遇见熟人就说:“她到最后还很清醒,我给她穿袜子,她还说左边袜跟没有拉平……”他不知道,他已经跟这人说过几次了。他的眼光呆滞,反应也很迟钝了。他的那点聪明灵气已经全部消失。他整天无所事事,一起来就到处乱走。家里人等他吃饭,每回看不见他,一找,他都在高雪的坟旁坐着。

    高先生已经死了几年了。

    五小的学生还在唱: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高先生在东街住过的老屋倒塌了,临街的墙壁和白木板门倒还没有倒。板门上高先生写的春联也还在。大红朱笺被风雨漂得几乎是白色的了,墨写的字迹却还很浓,很黑。

    辛夸高岭桂

    未徙北溟鹏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于青岛黄岛

    ①明伦堂是孔庙的正殿,供着至圣先师的牌位。

    ②把城中妓女加以品评,定出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二甲,在小报上公布。谓之“花榜”。嫖客中的才子同时还写了一些很香艳的诗来咏这些“花”。

    ③请客的单子,上面开列了要请的客。被请的人如在自己的名字下写“敬陪末座”或一“知”字,即表示准时赴席;写一“谢”字是表示不到。

李三

    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他住在土地祠。土地祠每坊都有一个。“坊”后来改称为保了。只有死了人,和尚放焰口,写疏文,写明死者籍贯,还沿用旧称:“南赡部洲中华民国某省某县某坊信士某某……”云云,疏文是写给阴间的公事。大概阴间还没有改过来。土地是阴间的保长。其职权范围与阳间的保长相等,不能越界理事,故称“当坊土地”。李三所管的,也只是这一坊之事。出了本坊,哪怕只差一步,不论出了什么事,死人失火,他都不问。一个坊或一个保的疆界,保长清楚,李三也清楚。

    土地祠是俗称,正名是“福德神祠”。这四个字刻在庙门的砖额上,蓝地金字。这是个很小的庙。外面原有两根旗杆。西边的一根有一年教雷劈了(这雷也真怪,把旗杆劈得粉碎,劈成了一片一片一尺来长的细木条,这还有个名目,叫做“雷楔”),只剩东边的一根了。进门有一个门道,两边各有一间耳房。东边的,住着李三。西边的一间,租给了一个卖糜饭饼子的。——糜饭饼子是米粥捣成糜,发酵后在一个平锅上烙成的,一面焦黄,一面是白的,有一点酸酸的甜味。再往里,过一个两步就跨过的天井,便是神殿。迎面塑着土地老爷的神像。神像不大,比一个常人还小一些。这土地老爷是单身,——不像乡下的土地庙里给他配一个土地奶奶。是一个笑眯眯的老头,一嘴的白胡子。头戴员外巾,身穿蓝色道袍。神像前是一个很狭的神案。神案上有一具铁制蜡烛架,横列一排烛钎,能插二十来根蜡烛。一个瓦香炉。神案前是一个收香钱的木柜。木柜前留着几尺可供磕头的砖地。如此而已。

    李三同时又是庙祝。庙祝也没有多少事。初一、十五,把土地祠里外打扫一下,准备有人来进香。过年的时候,把两个“灯对子”找出来,挂在庙门两边。灯对子是长方形的纸灯,里面是木条钉成的框子,外糊白纸,上书大字,一边是“风调雨顺”,一边是“国泰民安”。灯对子里有横隔,可以点蜡烛。从正月初一,一直点到灯节。这半个多月,土地祠门前明晃晃的,很有点节日气氛。这半个月,进香的也多。每逢香期,到了晚上,李三就把收香钱的柜子打开,把香钱倒出来,一五一十地数一数。

    偶尔有人来赌咒。两家为一件事分辩不清,——常见的是东家丢了东西,怀疑是西家偷了,两家对骂了一阵,就各备一份香烛到土地祠来赌咒。两个人同时磕了头,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若是某某偷了我的东西,就叫他现世现报!”另一个说:“土地老爷在上,我若做了此事,就叫我家死人失天火!他诬赖我,也一样!”咒已赌完,各自回家。李三就把只点了小半截的蜡烛吹灭,拔下,收好,备用。

    李三最高兴的事,是有人来还愿。坊里有人家出了事,例如老人病重,或是孩子出了天花,就到土地祠来许愿。老人病好了,孩子天花出过了,就来还愿。仪式很隆重:给菩萨“挂匾”——送一块横宽二三尺的红布匾,上写四字:“有求必应”。满炉的香,红蜡烛把铁架都插满了(这种蜡烛很小,只二寸长,叫做“小牙”)。最重要的是:供一个猪头。因此,谁家许了愿,李三就很关心,随时打听。这是很容易打听到的。老人病好,会出来扶杖而行。孩子出了天花,在衣领的后面就会缝一条三指宽三寸长的红布,上写“天花已过”。于是老三就满怀希望地等着。这猪头到了晚上,就进了李三的砂罐了。一个七斤半重的猪头,够李三消受好几天。这几天,李三的脸上随时都是红喷喷的。

    地保所管的事,主要的就是死人失火。一般人家死了人,他是不管的,他管的是无后的孤寡和“路倒”。一个孤寡老人死在床上,或是哪里发现一具无名男尸,在本坊地界,李三就有事了: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材装殓起来;省事一点,就用芦席一卷,草绳一捆(这有个名堂,叫做“万字纹的棺材,三道紫金箍”),用一把锄头背着,送到乱葬冈去埋掉。因此本地流传一句骂人的话:“叫李三把你背出去吧!”李三很愿意本坊常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募化得来的钱怎样花销,是谁也不来查帐的。李三拿埋葬费用的余数来喝酒,实在也在情在理,没有什么说不过去。这种事,谁愿承揽,就请来试试!哼,你以为这几杯酒喝到肚里容易呀!不过,为了心安理得,无愧于神鬼,他在埋了死人后,照例还为他烧一陌纸钱,瞌三个头。

    李三瘦小干枯,精神不足,拖拖沓沓,迷迷瞪瞪,随时总像没有睡醒,——他夜晚打更,白天办事,睡觉也是断断续续的,看见他时他也真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一会,想不到有时他竟能跑得那样快!那是本坊有了火警的时候。这地方把失火叫成“走水”,大概是讳言火字,所以反说着了。一有人家走水,李三就拿起他的更锣,用一个锣棒使劲地敲着,没命地飞跑,嘴里还大声地嚷叫:“××巷×家走水啦!××巷×家走水啦!”一坊失火,各坊的水龙都要来救,所以李三这回就跑出坊界,绕遍全城。

    李三希望人家失火么?哎,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换一个说法:他希望火不成灾,及时救灭。火灭之后,如果这一家损失不大,他就跑去道喜:“恭喜恭喜,越烧越旺!”如果这家烧得片瓦无存,他就向幸免殃及的四邻去道喜:“恭喜恭喜,土地菩萨保佑!”他还会说:火势没有蔓延,也多亏水龙来得快。言下之意也很清楚:水龙来得快,是因为他没命的飞跑。听话的人并不是傻子。他飞跑着敲锣报警,不会白跑,总是能拿到相当可观的酒钱的。

    地保的另一项职务是管叫花子。这里的花子有两种,一种是专赶各庙的香期的。初一、十五,各庙都有人进香。逢到菩萨生日(这些菩萨都有一个生日,不知是怎么查考出来的),香火尤盛。这些花子就从庙门、甬道、一直到大殿,密密地跪了两排。有的装做瞎子,有的用蜡烛油画成烂腿(画得很像),“老爷太太”不住地喊叫。进香的信女们就很自觉地把铜钱丢在他们面前破瓢里,她们认为把钱给花子,是进香仪式的一部分,不如此便显得不虔诚。因此,这些花子要到的钱是不少的。这些虔诚的香客大概不知道花子的黑话。花子彼此相遇,不是问要了多少钱,而说是“唤了多少狗”!这种花子是有帮的,他们都住在船上。每年还做花子会,很多花子船都集中在一起,也很热闹。这一种在帮的花子李三惹不起,他们也不碍李三的事,井水不犯河水。李三能管的是串街的花子。串街要钱的,他也只管那种只会伸着手赖着不走的软弱疲赖角色。李三提了一根竹棍,看见了,就举起竹棍大喝一声:“去去去!”有三等串街的他不管。一等是唱道情的。这是斯文一脉,穿着破旧长衫,念过两句书,又和吕洞宾、郑板桥有些瓜葛。店铺里等他唱了几句“老渔翁,一钓竿”,就会往柜台上丢一个铜板。他们是很清高的,取钱都不用手,只是用两片简板一夹,咚的一声丢在渔鼓筒里。另外两等,一是耍青龙(即耍蛇)的,一是吹筒子的。耍青龙的弄两条菜花蛇盘在脖子上,蛇信子簌簌地直探。吹筒子的吹一个外面包了火赤练蛇皮的竹筒,“布——呜!”声音很难听,样子也难看。他们之一要是往店堂一站,半天不走,这家店铺就甭打算做生意了:女人、孩子都吓得远远地绕开走了。照规矩(不知是谁定的规矩),这两等,李三是有权赶他们走的。然而他偏不赶,只是在一个背人处把他们拦住,向他们索要例规。讨价还价,照例要争执半天。双方会谈的地方,最多的是官茅房——公共厕所。

    地保当然还要管缉盗。谁家失窃,首先得叫李三来。李三先看看小偷进出的路径。是撬门,是挖洞,还是爬墙。按律(哪朝的律呢):如果案发,撬门罪最重,只下明火执仗一等。挖洞次之。爬墙又次之。然后,叫本家写一份失单。事情就完了。如果是爬墙进去偷的,他还不会忘了把小偷爬墙用的一根船篙带走。——小偷爬墙没有带梯子的,只是从河边船上抽一根竹篙,上面绑十来个稻草疙瘩,戗在墙边,踩着草疙瘩就进去了。偷完了,照例把这根竹篙靠在墙外。这根船篙不一会就会有失主到土地祠来赎。——“交二百钱,拿走!”

    丢失衣物的人家,如果对李三说,有几件重要的东西,本家愿出钱赎回,过些日子,李三真能把这些赃物追回来。但是是怎样追回来的,是什么人偷的,这些事是不作兴问的。这也是规矩。

    李三打更。左手拿着竹梆,吊着锣,右手拿锣槌。

    笃,铛。定更。

    笃,笃;铛——铛。二更。

    笃,笃,笃;铛,铛——铛。三更。

    三更以后,就不打了。

    打更是为了防盗。但是人家失窃,多在四更左右,这时天最黑,人也睡得最死。李三打更,时常也装腔作势吓唬人:“看见了,看见了!往哪里躲!树后头!墙旮旯!……”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

    一进腊月,李三在打更时添了一个新项目,喊“小心火烛”①: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火塘扑熄,——水缸上满!——

    “老头子老太太,铜炉子撂远些——!②

    “屋上瓦响,莫疑猫狗,起来望望——!

    “岁尾年关,小心火烛……”

    店铺上了板,人家关了门,外面很黑,西北风呜呜地叫着,李三一个人,腰里别着一个白纸灯笼,大街小巷,拉长了声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的喊着,听起来有点凄惨。人们想到:一年又要过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难为他。

    没有死人,没有失火,没人还愿,没人家挨偷,李三这几天的日子委实过得有些清淡。他拿着锣、梆,很无聊地敲着三更:

    “笃、笃、笃;铛,铛——铛!”

    一边敲,一边走,走到了河边。一只船上有一枝很结实的船篙在船帮外面别着,他一伸手,抽了出来,夹在胳肢窝里回身便走。他还不紧不慢地敲着:

    “笃,笃,笃;铛,铛——铛!”

    不想船篙带不动了,篙子后梢被一只很有劲的大手攥住了。

    李三原想把船篙带到土地祠,明天等这个弄船的拿钱来赎,能弄二百钱,也能喝四两。不想这船家刚刚起来撒过尿,躺下还没有睡着。他听到有人抽篙子,爬出舱口一看:是李三!

    “好,李三!你偷篙子!”

    “莫喊!莫喊!”

    李三不是很要脸面的人,但是一个地保偷东西,而且叫人当场抓住,总不大好看。

    “你认打认罚?”

    “认罚!认罚!罚多少?”

    “罚二百钱!”

    李三老是罚乡下人的钱。谁在街上挑粪,溅出了一点,“罚!二百钱!”谁在不该撒尿的地方撒了尿,“罚!二百钱!”没有想到这回被别人罚了。李三挨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①清末邑人谈人格有《警火》诗即咏此事,诗有小序,并录如下:

    警火

    送灶后里胥沿街鸣锣于黄昏时,呼“小心火烛”。岁除即叩户乞赏。

    烛双辉,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云车风马未归来,连宵灯火谁持护。铜钲入耳警黄昏,侧耳有语还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频。唇干舌燥诚苦辛,不谋而告君何人?烹羊酌醴欢除夕,司命归来醉一得。今宵无用更鸣钲,一笑敲门索酒值。

    从谈的诗中我们知道两件事。一是这种习俗原来由来已久,敲锣喊叫的正是李三这样的“里胥”。二是为什么在那样日子喊叫。原来是因为那时灶王爷上天去了,火烛没人管了。这实在是很有意思。不过,真实的原因还是岁暮风高,容易失火,与灶王的上天去汇报工作关系不大。

    ②“撂远些”是说不要挨床太近,以免炉中残火烧着被褥。

    榆树

    侉奶奶住到这里一定已经好多年了,她种的八棵榆树已经很大了。

    这地方把徐州以北说话带山东口音的人都叫做侉子。这县里有不少侉子。他们大都住在运河堤下,拉纤,推独轮车运货(运得最多的是河工所用石头),碾石头粉(石头碾细,供修大船的和麻丝桐油和在一起填塞船缝),烙锅盔(这种干厚棒硬的面饼也主要是卖给侉子吃),卖牛杂碎汤(本地人也有专门跑到运河堤上去尝尝这种异味的)……

    侉奶奶想必本是一个侉子的家属,她应当有过一个丈夫,一个侉老爹。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呢?死了,还是“贩了桃子”——扔下她跑了?不知道。她丈夫姓什么?她姓什么?很少人知道。大家都叫她侉奶奶。大人、小孩,穷苦人,有钱的,都这样叫。倒好像她就姓侉似的。

    侉奶奶怎么会住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呢(这附近住的都是本地人,没有另外一家侉子)?她是哪年搬来的呢?你问附近的住户,他们都回答不出,只是说:“啊,她一直就在这里住。”好像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有一个侉奶奶。

    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后街边有人家。侉奶奶却又住在后街以外。巷口外,后街边,有一条很宽的阴沟,正街的阴沟水都流到这里,水色深黑,发出各种气味,蓝靛的气味、豆腐水的气味、做草纸的纸浆气味。不知道为什么,闻到这些气味,叫人感到忧郁。经常有乡下人,用一个接了长柄的洋铁罐,把阴沟水一罐一罐刮起来,倒在木桶里(这是很好的肥料),刮得沟底嘎啦嘎啦地响。跳过这条大阴沟,有一片空地。侉奶奶就住在这片空地里。

    侉奶奶的家是两间草房。独门独户,四边不靠人家,孤零零的。她家的后面,是一带围墙。围墙里面,是一家香店的作坊,香店老板姓杨。香是像压餾饹似的挤出来的,挤的时候还会发出,“蓬——”的一声。侉奶奶没有去看过师傅做香,不明白这声音是怎样弄出来的。但是她从早到晚就一直听着这种很深沉的声音。隔几分钟一声:“蓬——蓬——蓬”。围墙有个门,从门口往里看,便可看到一扇一扇像铁纱窗似的晒香的棕棚子,上面整整齐齐平铺着两排黄色的线香。侉奶奶门前,一眼望去,有一个海潮庵。原来不知是住和尚还是住尼姑的,多年来没有人住,废了。再往前,便是从越塘流下来的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桥。侉奶奶家的左右都是空地。左边长了很高的草。右边是侉奶奶种的八棵榆树。

    侉奶奶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附近几条巷子的人家都来找她,拿了旧布(间或也有新布),袼褙(本地叫做“骨子”)和一张纸剪的鞋底样。侉奶奶就按底样把旧布、袼褙剪好,“做”一“做”(粗缝几针),然后就坐在门口小板凳上纳。扎一锥子,纳一针,“哧啦——哧啦”。有时把锥子插在头发里“光”一“光”(读去声)。侉奶奶手劲很大,纳的针脚很紧,她纳的底子很结实,大家都愿找她纳。也不讲个价钱。给多,给少,她从不争。多少人穿过她纳的鞋底啊!

    侉奶奶一清早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她不点灯。灯碗是有一个的,房顶上也挂着一束灯草。但是灯碗是干的,那束灯草都发黄了。她睡得早,天上一见星星,她就睡了。起得也早。别人家的烟筒才冒出烧早饭的炊烟,侉奶奶已经纳好半只鞋底。除了下雨下雪,她很少在屋里(她那屋里很黑),整天都坐在门外扎锥子,抽麻线。有时眼酸了,手困了,就停下来四面看看。

    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上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

    街上的,巷子里的孩子常上侉奶奶门前的空地上来玩。他们在草窝里捉蚂蚱,捉油葫芦。捉到了,就拿给侉奶奶看。“侉奶奶,你看!大不大?”侉奶奶必很认真地看一看,说:“大。真大!”孩子玩一回,又转到别处去玩了,或沿河走下去,或过桥到对岸远远的一个道士观去看放生的乌龟。孩子的妈妈有时来找孩子(或家里来了亲戚,或做得了一件新衣要他回家试试),就问侉奶奶:“看见我家毛毛了么?”侉奶奶就说:“看见咧,往东咧。”或“看见咧,过河咧。”……

    侉奶奶吃得真是苦。她一年到头喝粥。三顿都是粥。平常是她到米店买了最糙最糙的米来煮。逢到粥厂放粥(这粥厂是官办的,门口还挂一块牌:××县粥厂),她就提了一个“木量子”(小水桶)去打粥。这一天,她就自己不开火仓了,喝这粥。粥厂里打来的粥比侉奶奶自己煮的要白得多。侉奶奶也吃菜。她的“菜”是她自己腌的红胡萝卜。啊呀,那叫咸,比盐还咸,咸得发苦!——不信你去尝一口看!

    只有她的侄儿来的那一天,才变一变花样。

    侉奶奶有一个亲人,是她的侄儿。过继给她了,也可说是她的儿子。名字只有一个字,叫个“牛”。牛在运河堤上卖力气,也拉纤,也推车,也碾石头。他隔个十天半月来看看他的过继的娘。他的家口多,不能给娘带什么,只带了三斤重的一块锅盔。娘看见牛来了,就上街,到卖熏烧的王二的摊子上切二百钱猪头肉,用半张荷叶托着。另外,还忘不了买几根大葱,半碗酱。娘俩就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山东饱饭。

    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一年一年地长大了。香店的杨老板几次托甲长丁裁缝来探过侉奶奶的口风,问她卖不卖。榆皮,是做香的原料。——这种事由买主亲自出面,总不合适。老街旧邻的。总得有个居间的人出来说话。这样要价、还价,才有余地。丁裁缝来一趟,侉奶奶总是说:“树还小咧,叫它再长长。”

    人们私下议论:侉奶奶不卖榆树,她是指着它当棺材本哪。

    榆树一年一年地长。侉奶奶一年一年地活着,一年一年地纳鞋底。

    侉奶奶的生活实在是平淡之至。除了看驴打滚,看孩子捉蚂蚱、捉油葫芦,还有些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呢?——这些捉蚂蚱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侉奶奶纳他们穿的鞋底,尺码一年比一年放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有:

    有一年,杨家香店的作坊接连着了三次火,查不出起火原因。人说这是“狐火”,是狐狸用尾巴蹭出来的。于是在香店作坊的墙外盖了一个三尺高的“狐仙庙”,常常有人来烧香。着火的时候,满天通红,乌鸦乱飞乱叫,火光照着侉奶奶的八棵榆树也是通红的,像是火树一样。

    有一天,不知怎么发现了海潮庵里藏着一窝土匪。地方保安队来捉他们。里面往外打枪,外面往里打枪,乒乒乓乓。最后是有人献计用火攻,——在庵外墙根堆了稻草,放火烧!土匪吃不住劲,只好把枪丢出,举着手出来就擒了。海潮庵就在侉奶奶家前面不远,两边开仗的情形,她看得清清楚楚。她很奇怪,离得这么近,她怎么就不知道庵里藏着土匪呢?

    这些,使侉奶奶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与她的生活无关。

    使她的生活发生一点变化的是:——

    有一个乡下人赶了一头牛进城,牛老了,他要把它卖给屠宰场去。这牛走到越塘边,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跪着,眼睛里叭哒叭哒直往下掉泪。围了好些人看。有人报给甲长丁裁缝。这是发生在本甲之内的事,丁甲长要是不管,将为人神不喜。他出面求告了几家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凑了牛价,把这头老牛买了下来,作为老太太们的放生牛。这牛谁来养呢?大家都觉得交侉奶奶养合适。丁甲长对侉奶奶说,这是一甲人信得过她,侉奶奶就答应下了。这养老牛还有一笔基金(牛总要吃点干草呀),就交给侉奶奶放印子。从此侉奶奶就多了几件事:早起把牛放出来,尽它到草地上去吃青草。青草没有了,就喂它吃干草。一早一晚,牵到河边去饮。傍晚拿了收印子钱的摺子,沿街串乡去收印子。晚上,牛就和她睡在一个屋里。牛卧着,安安静静地倒嚼,侉奶奶可觉得比往常累得多。她觉得骨头疼,半夜了,还没有睡着。

    不到半年,这头牛老死了。侉奶奶把放印子的摺子交还丁甲长,还是整天坐在门外纳鞋底。

    牛一死,侉奶奶也像老了好多。她时常病病歪歪的,连粥都不想吃,在她的黑洞洞的草屋里躺着。有时出来坐坐,扶着门框往外走。

    一天夜里下大雨。瓢泼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很多人家都进了水。丁裁缝怕侉奶奶家也进了水了,她屋外的榆树都浸在水里了。他赤着脚走过去,推开侉奶奶的门一看:侉奶奶死了。

    丁裁缝派人把她的侄子牛叫了来。

    得给侉奶奶办后事呀。侉奶奶没有留下什么钱,牛也拿不出钱,只有卖榆树。

    丁甲长找到杨老板。杨老板倒很仁义,说是先不忙谈榆树的事,这都好说,由他先垫出一笔钱来,给侉奶奶买一身老衣,一副杉木棺材,把侉奶奶埋了。

    侉奶奶安葬以后,榆树生意也就谈妥了。杨老板雇了人来,咯嗤咯嗤,把八棵榆树都放倒了。新锯倒的榆树,发出很浓的香味。

    杨老板把八棵榆树的树皮剥了,把树干卖给了木器店。据人了解,他卖的八棵树干的钱就比他垫出和付给牛的钱还要多。他等于白得了八张榆树皮,又捞了一笔钱。

    鱼

    臭水河和越塘原是连着的。不知从哪年起,螺蛳坝以下淤塞了,就隔断了。风和人一年一年把干土烂草往河槽里填,河槽变成很浅了,不过旧日的河槽依然可以看得出来。两旁的柳树还能标出原来河的宽度。这还是一条河,一条没有水的干河。

    干河的南岸种了菜。北岸有几户人家。这几家都是做嫁妆的,主要是做嫁妆之中的各种盆桶,脚盆、马桶、木量子。这些盆桶是街上嫁妆店的订货,他们并不卖门市。这几家只是本钱不大,材料不多的作坊。这几家的大人、孩子,都是做盆桶的工人。他们整天在门外柳树下锯、刨。他们使用的刨子很特别。木匠使刨子是往前推,桶匠使刨子是往后拉。因为盆桶是圆的,这么使才方便,这种刨子叫做刮刨。盆桶成型后,要用砂纸打一遍,然后上漆。上漆之前,先要用猪血打一道底子。刷了猪血,得晾干。因此老远地就看见干河南岸,绿柳荫中排列着好些通红的盆盆桶桶,看起来很热闹,画出了这几家作坊的一种忙碌的兴旺气象。

    桶匠有本钱,有手艺,在越塘一带,比起那些完全靠力气,吃饭的挑夫、轿夫要富足一些。和杀猪的庞家就不能相比了。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他家的地势很高,从街面到屋基,要上七八层台阶。房屋在这一片算是最高大的。房屋盖起的时间不久,砖瓦木料都还很新。檩粗板厚,瓦密砖齐。两边各有两间卧房,正中是一个很宽敞的穿堂。坐在穿堂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越塘边和淤塞的旧河交接处的一条从南到北的土路,看到越塘的水,和越塘对岸的一切,眼界很开阔。这前面的新房子是住人的。养猪的猪圈,烧水、杀猪的场屋都在后面。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栏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兄弟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他们长得比别人高出一头。老三尤其肥白高大。他下午没事,常在越塘高空场上练石担子、石锁。他还会写字,写刘石庵体的行书。这里店铺都兴装着花槅子。槅子留出一方空白,叫做“槅子心”,可以贴字画。别家都是请人写画的。庞家肉案子是庞老三自己写的字。他大概很崇拜赵子龙。别人家槅心里写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之类,他写的都是《三国演义》里赞赵子龙的诗。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她们就一人拎一个木量子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都觉得庞家的人太精了。庞家的人缘不算好。别人也知道,庞家人从心里看不起别人,尤其是这三个女的。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

    “鱼!”

    一条长有尺半的大鲤鱼“叭”的一声蹦到岸上来了。接着,一条,一条,又一条,鲤鱼!鲤鱼!鲤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窜,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里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眼尖手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庞家的盆是放在庞家的门口(当然他家门口到河槽还有一个距离),庞家杀猪盆又大,放的地方又好,鱼直往里跳。人们不满意。但是好在家家的盆里都不断跳进鱼来,人们不断地欢呼,狂叫,简直好像做着一个欢喜而又荒唐的梦,高兴压过了不平。

    这两天,桶匠家家家吃鱼,喝酒。这一辈子没有这样痛快地吃过鱼。一面开怀地嚼着鱼肉,一面还觉得天地间竟有这等怪事:鱼往盆里跳,实在不可思议。

    两天后,臭水河的积水流泄得差不多了,螺蛳坝重新堵上,沟里没有水了,也没有鱼了,岸上到处是鱼鳞。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籽、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承德避暑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