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面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些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的放在头版，虽然可以说这是官方的错，但无奈却也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台湾是一个很中国、很现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形象比喻，它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平时却素面朝天的样子，你不经意之中会忽略她，但你仔细停留下来你会非常喜欢她。相当于说一个青春靓丽，但是平时不怎么打扮，她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因为你到台湾第一眼，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房子、街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停下来仔细的看，她稍微一“捣持”，你眼前一亮。

台湾很中国，但他还很现代。所谓很中国就是你会感觉文化是完整的，不像大陆的这几十年的变化，文化很断裂。我们这一百年，大陆这边的文化不断在撕扯，价值观很破碎很断裂。

官不聊生 人民安心

台湾是法制和民主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的媒体是什么，只说坏的不说好的。媒体把坏事件作为好新闻，狗咬人都是好新闻，所以他只说坏的。你想，如果我们这的媒体光说好的，那个媒体光说坏的，你可不是看来看去就觉得台湾很闹心么。但是他跟美国是有点像，美国比如说一个校园枪击案，一下子能报好几篇，什么都说，但我们这可能一看，不利于维稳，它就不说了，那你看见的都是和谐社会。所以由于媒体这样的特点，就造成了一个大众的误判，你会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乱，选举谁攻击这个，谁骂那个的。但你仔细一想，他因为媒体不断的说，带来了几个特别跟我们这的不一样的，一个是说这种独立的媒体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言论权利的表达问题，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所以他才吵的这么厉害。

第二，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很厉害，所以官不聊生。我跟他们讲一个故事，谁家里要是当一个部长是个愁死人的事。我们这说要提拔你当部长，全村都送礼，同学都在庆祝，晚上还要喝酒祝贺。但他那不一样，一旦你被选举当部长，首先就比较愁，全家人都得讨论，多数家里人不愿意当部长，为什么？媒体天天盯着你，你只要干一点坏事，就报道你，你要不干坏事，比如你的小孩，今天上学，开车去的，开什么车，立即就报。然后就看你这个车和你的收入匹不匹配。因为他的财产是透明的，你的财产够不够买这个车。这样的话，对官员的监督非常厉害，就保证他廉政，保证官员系统的廉洁。

还有一个，你会发现它跟美国有点像，所有社会不好的东西，都是他媒体自己揭露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囚，不是伊拉克举报的，也不是中国人举报的，是美国人媒体自己举报的。网上所谓的泄密，都是自己说的。你反过来想，他敢自己说，谁都可以说，结果社会的健康，所有的弊端、弊病都不断的被自己挑破了说，所以这个社会是很健康的，所以他是官不聊生。官员受制于媒体，另外受制于法律，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保护了其他的人。相对来说，我们这是不是比他好呢？那很难讲，因为这件事情不能比。但，如果我们的媒体也这么开放，我相信大家对身边的看法都开始改变，一个是媒体性质，一个是客观效果。

正因为这样，台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台湾人的判断能力都特别强。你想天天都是媒体说的什么事都有五六种说法，那你怎么办，只好自己判断了。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声音去宣传，其实大家没有判断力了，你都是跟着媒体走了。所以台湾一方面是吵吵，但是另一方面，中产阶级、选民和老百姓都特别独立，都特别会判断，而且没什么影响。不像我们这主要是统一说法，大家都没这么多的想法，最后造成一个没什么改变的社会。

礼义廉耻 身体力行

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其实台湾没有刻意的去做太多的事情，它就是自然的一种延续。比如说，我们在49-76年这一段，实际上有意识把这些文化，涉到另外一个轨道，特别是文革，就是要把它彻底改革。台湾没有，它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它就是这么下来的，所以礼、义、廉、耻都是台湾从小的教育。当然台湾在现代化以后，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里边也讲到了，大概也是在GDP从3000美金到8000美金这段时间是社会矛盾蒸发的这段时间，台湾人也开始一种价值混乱，究竟这个传统要不要。另外对于一些物质性，在台湾也有一个物质的过程，在这个时候它就提出了价值重建，实际上是国家价值重建，实际上就是重新确立新的国家的一个价值观念，这套国家的价值观念就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同时也去了意识形态化。

台湾还有一个事，在讲到文化上，在早期台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泛意识形态化。台湾的意识形态当时是三民主义，到哪都三民主义，烟盒上都写三民主义，相当于我们今天写科学发展，哪都得写，马路上面全是。蒋介石去世后，台湾有一段意识形态化非常的厉害，蒋经国后期逐步的叫意识形态空壳化，也就是说，只有上层少数人在讲，大家老百姓已经不讲了。那么到后来呢，蒋经国以后这些年，实际上，政党只有政策没有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政党和理论体系，一种理论体系是服务于一些政党的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政策，民进党、国民党都是政策上的差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大的差别，国家观念没有什么差别，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一样，他们都是在自由民主前提下的一些差别，所以这些东西逐步就变成了一个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多样化的文化，但他基本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核心的道统，以及生活形式、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

我举个例子，比如“孝”字。在我们这，基本上“孝”都是到父母病的时候才觉得是要“孝”，父母没有病的时候每天行礼都不行。我昨天刚到我父母那，也没有说鞠个躬之类的，行礼是没有的，来就是挺孝顺了，然后吃个饭聊聊天。我们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人，说我路过家里，我要去看一看老母亲，要不要一起上去一下？我们说都办事，走半道上怎么想起这个？他说因为路过，我应该去看一看，我说那行吧，结果到了家里先给母亲鞠个躬，然后问寒问暖，到底有什么事，没有了，然后他介绍我们这些朋友，最后再去拜别。我就觉得这个恭敬程度，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这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孝，并不是说在嘴上的礼数。所谓礼义廉耻，第一个礼，就是一些仪式，彼此表示尊敬，表示一些尊卑、高低这样一些程序性的事。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在大陆的感受和在台湾感受不一样，在台湾感受董事长是一个很大的事，他那个尊重，因为他们礼义廉耻的训练，他就非常尊敬，包括开门、鞠躬，完全的一套程序。比日本人当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认真程度让你感觉到很感动。从整个中国文化上来说，在台湾是自然延续下来的，另外，政府的教育给予一个强化，然后国民本身的身体力行，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舒服，什么都是有规有矩的。

大陆人喜欢说大事　台湾人乐于聊小事

关于说到80后，我觉得台湾不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呢？有一件事你们可以看一下，龙应台写的一篇叫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大陆人是大宏观思维，一说就是80后一代人，每个人都操心这么伟大的事，台湾人净想小事，净说小事，为什么呢？

我有一次去台湾，和王石，很多人，上公共汽车都老问统一的事，台湾人说我们不研究这事，我们都不关心这事，怎么你们全讲都是大事，革命统一，国家民族，我们这说的全是吃喝玩乐，然后上班挣钱。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主社会，很简单，领导人任期是一定的，再坏八年，时间一到就下台了，我就熬八年呗，另外一个我平时又能骂他，我还能不选他，这是根本，他再坏也就这样了。另外还有法律在管他，能坏到哪儿啊，所以，大家不研究这事。那剩下的时间干什么，研究自己，比如台湾玩香，小事小闹，焚香成为雅趣，雅式生活；台湾玩饭，台湾饮食做的很好；弄茶；研究土布怎么能做成有意思的衣服，天天说的全是小趣事，这是龙应台讲的逻辑，我仔细观察了，我很赞成的确是这样。在欧美你会发现没有人谈大事，大事没什么可谈的。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现在资本主义，欧美没有政变的。为啥，没动力，你政变啥啊，你该骂你也骂了，你也可以选举啊，他要干坏事法律也起诉他，再坏几年他也下台了，没有人干这个事。相反你看非洲专职很厉害，老有政变，为啥？你不政变他老也不下台，而且还不让你骂，法律又管不了，所以大家一急就想另一种办法，。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这的人呢，老研究大事，所以才研究80后，操这心。实际上真的不应该操这心，哪一代人都被看不起过，但是看不起他的人都死了，最后我们长起来了，一样他躺在地上也得尊敬你。没办法，现在社会哪一代都是这样，我读书的时候上边的人也老看不起我，那现在他都不在了，他还说啥，我该说他了，我怎么说他他也没着。同样中国大陆现在又是很多人宏观思维，老去说这些大事，这有什么可说的。

年轻不迷茫叫年轻人吗，年轻不困惑叫年轻人吗？你20岁不困惑，80岁困惑那是国家的悲剧。如果15岁20岁不困惑不迷茫，社会没有新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新的出路。它因为困惑、迷茫，他有新的选择，有新的出路，社会就进步了，对不对？所以20岁困惑，30岁还有点迷茫都可以理解，但50岁、80 岁还迷茫，然后还稀里糊涂的，基本上这个社会是比较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担心年轻人迷茫，我们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60、70岁的人还迷茫，比如对于社会、改革、国家、前途，他还很迷茫。但是他又有很高的地位，又管很多事，这才是我们的不幸。所以我们年轻人迷茫和困惑是社会进步的起因，如果50、60 岁的人，位高权重的人还迷茫是社会的不幸，我们应该更关注50、60岁的人千万别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