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唐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是这与远大的理想和父母的督促都毫无关系。我从小就较真，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中华’？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我父母很少读书，我爸关心大自然，特别是大自然中能吃的东西——他能叫出所有鱼的名字；我妈关心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邻里、亲戚之间的“凶杀”和“桃色新闻”——她知道方圆十里所有的八卦。即便后来我写的几本小说出版了、再版了、得奖了，另几本小说也出版了，我父母都不看。我爸说：“看不下去，没劲，没写鱼。”我妈说：“还是不看了，保持一下对你所剩不多的美好印象。再说，你能写成啥样啊，不就是那些搂搂抱抱、亲亲摸摸的事儿吗？还能写出花样儿来？”

我从小喜欢读书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干。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小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厅、没有夜总会、没有旱冰场、没有保龄球馆。我对体育运动也没有任何兴趣，上街打架时基本是被打。只剩读书，于是我就读书。尽管那时候可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

那时候我上的小学和中学有图书馆吗？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一个区好像有那么一两个，每个图书馆里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种不同的报纸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是一样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从头看到尾。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当值人员被我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东西的坏孩子。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我又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再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怎么能保证你一定会还？再说这也不符合规定。你进书库，怎么能保证你会爱护书、不偷书呢？”我接着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她说：“就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当时北京有些街上的确有号称藏书众多的图书馆，比如北海公园西边有国家图书馆老馆，中关村南大街有国家图书馆新馆。我听说北京图书馆里有宋版书、元版书、外文书，还有没删节版的《金瓶梅》。但我连进去都没进去过。我听说看《金瓶梅》要单位开介绍信，说明借阅的理由，如果介绍信被认为是假的，图书管理员身后立刻会蹿出两名警察来。

第一次体验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北大图书馆离我住的28楼不远，早点去，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位。图书馆的楼层很高，里面有淡淡的男生的球鞋味，也有淡淡的女生的雪花膏味和洗发水味。窗外有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有很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弹着吉他唱歌的男男女女，每个人的眼睛似乎都是全世界最忧郁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沌在四周，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短，一个恍惚，又憋得不得不去撒尿了；一个恍惚，又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日落月升，宿舍、图书馆要锁门、熄灯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忽然变黄了。

协和有三宝：病历、老教授、图书馆。大量完整的病历非常方便做临床研究，提示某几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且足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比如张学良不穿内增高鞋时的净身高有多高，某位明星怀过几次孕、生了几个孩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教授是最实在的榜样。这些不爱睡觉的老人早上7点就开始在病房里查房了，我们就不好意思睡到早上7点才起床。有了在北大培养起来的对图书馆的热爱，协和五号院北侧的两层小楼就是又一个可以不知今夕何夕的“洞穴”。从两百年前的原版医书到两周前的外文期刊，那里都有。我一边看一边感叹：人类早就能登上月球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16年前，我去美国读MBA；16年后，我去美国休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两项运动：开会、应酬，读书都在马桶上、枕头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Kindle阅读器勉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闹钟，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图书馆。

开车去距离住处最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据说这是世界上农业科学学科实力最强的大学。靠近校园，有大片的实验性农田和果园，但是闻不到臭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无须证件，无须存包，无人盘问，我就大摇大摆地进入图书馆。我在地下一层的一个角落里坐下，中庭泻下来的阳光很猛，松树很老，草很嫩。人很少，一切很静，走路、搬开凳子、掏钥匙、挪挪屁股，都会发出大得吓人的声音。坐下，吸口气，满鼻子纸张和油墨的味道。站起，去旁边的近期期刊区逛了逛，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普京，新一期《麻省评论》的封面人物是卡夫卡，新一期《当代作家评论》的封面人物是李敬泽……

看书看到被尿意憋醒，去一层上洗手间，我沿着宽大的楼梯往上走、往上看，明晃晃的阳光，一架架的纸书，每本纸书仿佛是一个骨灰盒，每个骨灰盒里都有一个不死、不同、不吵的灵魂，进进出出、自由自在、无始无终。一切都是一副人间天堂的样子，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

【注】冯唐，1998年获得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获得美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担任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2011年10月，当选为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13年，冯唐荣登“第八届作家富豪榜”，引发广泛关注。

【请思考】文章结尾说“我瞬间觉得整个人都变好了”，为什么？

作者：邹扶澜

男孩小时候家里很穷，甚至有时连上学的本子也买不起，常常用完了正面用反面。一天，班里来了位新生，是个漂亮的女孩，扎着鲜艳的蝴蝶结，背着一个让全班同学都眼红的书包。

女孩跟他成了同桌。她的文具盒里装满了各种漂亮的笔和橡皮，她还有很多崭新的方格本，甚至有精装的笔记本。男孩偷眼看，心里既嫉妒又眼馋。

男孩自尊心很强，怕女孩笑话，本子用完便不再用反面，也就不记笔记，只靠脑子记。女孩感到很奇怪，有一天问他，他说：“会了，不用记了。”女孩好像明白了什么，主动拿出两个本子给他，男孩拒绝了，女孩羞红了脸，几天不和他说话。有一次，班里组织看电影，每人交5分钱，男孩没有钱，就没有报名。女孩高兴地跑到他跟前，说：“明天下午看电影，我替你把钱交了。”男孩气恼地说：“我不去，用不着你给我交。”女孩委屈地哭了，说：“你以后还给我还不行吗?”男孩没有再说话，勉强答应了她。

第二年，女孩的家要搬了，男孩不知道要搬到哪儿，只觉得有一种留恋的感觉，仿佛丢了东西似的。知道她走的日期后，那一天他没有去上学，早早地候在一个十字路口----县城开往外地的车辆都要经过这里。终于，一辆大货车开了过来，女孩和她的哥哥站在车厢里。女孩看见了他，高兴地向他挥手，男孩想跟她说点什么可没有说出来，车速很快，一溜烟从眼前过去了。

第二天上学，班里一个女同学给男孩送来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说是同桌留给他的。男孩打开，是厚厚一摞没用过的各式作业本，还有她用过的漂亮文具盒，里面装满了铅笔，还有一支能抽水的钢笔。笔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给我最好的同桌。”

男孩哭了，他突然觉得，。从那天起，他的心知道了什么叫疼痛。

那个文具盒，他一直保存着，有时候拿出来看看，眼前会晃动着一对鲜艳的蝴蝶结，一跳，一跳……

几十年过去了，男孩读完大学，又读了博士，打拼多年后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阅尽沧桑后，他越来越怀念那个当年跟他同桌的小女孩，于是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那个叫王丽晨的女孩。

电视台的记者闻讯后，邀请他做了一次访谈，面对现场的许多观众，他把藏在心底的那段往事说了出来，说到动情处，他几次哽咽，说如果能见一见当年同桌的女孩，此生也就无憾了。

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见她呢?相见不如怀念，保留最初的那份美好，为她祝福，不是很好吗?”

他摇了摇头。

主持人又说：“王丽晨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也许已经发福，也许过得很不如意，如果是这样，你还会执意见她吗?”

他说：“是的，我想当面对她说声谢谢。另外，如果她有什么难处的话，我想尽自己所能帮她一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她，甚至没有一天忘记过她，小时候，因为贫穷，我看过太多的冷眼，但她给了我最初的温暖，这成了我生命的动力……”他已经泪光盈盈，“我想看见她还美好地生活着，跟我一样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沭浴着温暖的阳光……”

几天后，他收到一封信：“亲爱的刘同学，不瞒你说，那天我就坐在观众席上。之所以不见你，并不是因为你太富有，或者我已经老了，而是有些美只适合放在心里，就像一坛陈酒，—旦打开味道就淡了。感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你心里，如果你对我心存感激，那就在心里保存那份最初的美好并把它传递下去吧。”

信是那位主持人写的，王丽晨是他的妹妹。她已于三年前病逝。

【请思考】本文以“最初的温暖”为题可谓独具匠心，请简述这个标题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