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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他躺着，感到脊背坚硬，犹如铁甲，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棕色，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被子很难盖得住，很快就会全都滑落下来。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腿脚，只见它们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我发生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啊。他的房间静卧在四面好不熟悉的墙壁之间，那是一间可惜略微偏小、却是真正人住的房间。桌子上铺放着各种分别包装好的布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桌子上方挂着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的画，它被嵌在一个漂亮的、镀了金的镜框里。那是一位戴着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巾的女人，她直挺挺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笼在一个厚厚的皮手筒里，正对着看画的人。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窗口，阴沉的天气完全使他变得心情忧郁——他听见雨点打在窗子挡板上的声音呢。要是我能多睡一会儿，把所有这些倒霉的事儿都丢在脑后，那该多好啊。他想，但他已经无法做到了，因为他习惯于朝右睡眠，而按他现在这种状况，他已经无法侧卧了。不管他如何使劲向右侧身，他总是翻回到仰卧姿势。他尝试着努力了上百次，闭上眼睛，以免看见那些乱蹬的腿脚，直到他开始感到右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沉沉的疼痛，这才罢休。
啊，上帝，他想，我选了个多么艰辛的职业啊！成天都在奔波。在外面出差为业务的操心比坐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大多了。加上旅行的种种烦恼，为每次换车的操心，饮食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不断变换，没有一个保持长久来往，从来建立不起真正的友情。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感到肚子上面有点儿痒痒；他慢慢地蹭着后背，让身体往床头挪动，以便使头部能更好地抬起来；他发现发痒的地方满是白色小斑点，说不好那是什么；他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发痒的地方，但马上把腿抽了回来，因为一碰到那个地方，他就浑身发冷。他又滑回到原先的姿势。
这么早就起床，他想，把人弄得傻不愣咚。人哪能少得了睡眠。别的推销员活得就像后宫里的娘娘。举例说吧，当我跑着赶回旅店，以便在搞到的订单上签字，这些先生们还在坐着吃早餐呢。要是我在我的头头这里也这么试一把的话，我准保立刻就被炒。不过，说不定这对我倒是大好事，谁知道呢。假如我不考虑我父母的态度，我早就辞职了，那样我就会走到我的头头面前，把我的所有想法都一股脑儿倒出来，他不从高高的桌子上掉下来才怪！这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方式，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跟职员们说话，而由于他的耳朵又背，大家必须走近他才行。眼下希望还没有完全放弃；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大概还得五六年吧——我一定办理这件事。那时就会一帆风顺。不过，现在我得起床了，要赶五点的火车呢。
闹钟正在矮柜上滴答作响，他朝它看了看。天哪！他想。时间已经六点半了，指针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事实上已经过了六点半，都快到六点三刻了。难道闹钟没有响？他从床上明明是看见闹钟定在四点的，它肯定响过。没错，准是响过，不过，也有可能它震天价响的时候，我竟安安稳稳地睡着而没有听见？咳，他睡得并不安稳呀，但也许因此睡得更死呢。可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下一趟火车七点钟开，要赶这趟车，他得不顾一切地赶紧才是，可样品还没有包装好，且他自己觉得不大提得起精神，动作也不灵活。而即便他赶上了火车，也免不了头头的一阵暴跳如雷，因为店里的听差白等了他五点钟那趟车，并早已将他误车的事向头头作了汇报。他是头头的奴才，没有脊梁骨，也没有头脑。说他请病假如何？但这会使他十分犯难，因为格里高尔在职五年，一次也没有病过。那样的话，头头会把管医疗保险的医生带来，因儿子的懒惰而责备他的父母，并借助医生的意见，驳回所有的口实，因为在医生看来，世界上就有那种完全健康而厌恶工作的人。再说，就此事而言，医生的说法难道就毫无道理吗？事实上格里高尔除了因睡得过长而确实倦怠外，还真的感觉良好，甚至还有一种饿得发慌的感觉呢。
他飞快地转动脑子，思虑着这一切，而作不出下床的决心，闹钟恰好在六点三刻敲响，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他靠近床头这边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道，那是母亲的声音，“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要赶火车吗？”多温柔的声音！当格里高尔听到自己回答的声音时，不禁吓一大跳，这声音分明还是他以前的声音，然而却掺和着一种来自下面的、无法抑制的痛苦的叽叽喳喳声，使得他的话只是一开始还听得清楚，后面的话音就被破坏得不知所云了，以致听的人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听明白了。格里高尔本想详细回答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说这么一句：“是，是，母亲，谢谢，我这就起床。”由于隔着木板门，外面兴许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这种变化，因为母亲听了他的这句话就放下心来，拖着脚步走了。可是这段简短的对话却引起了其他家人的注意，他们没想到格里高尔还在家里，于是在一扇侧门上很快听到了父亲的敲门声，敲得很轻，但用的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么啦？”过了片刻，他又压低声音催了一遍：“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这时在另一扇侧门上又听到了妹妹的轻轻的抱怨声：“格里高尔？你不舒服？你需要点什么？”格里高尔朝两边回答：“我这就好。”他说话时十分注意发音，每个词之间停顿好长时间，以便消除他声音中一切引起别人注意的东西。父亲于是回到餐桌又吃他的早餐，可妹妹又轻轻地问道：“格里高尔，开门呀，我在求你呢。”格里高尔却根本就不想开门，而是庆幸自己在旅行中养成的谨慎习惯：即使在家里，夜间也要锁好所有的门。
首先他想安安静静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第一件事是吃早饭，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他觉得在床上想问题八成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的。他想起，他在床上多次感到隐隐作痛可能都是由于躺的姿势不恰当引起的，可是起床时却发现，这种微痛纯粹是幻觉所致，故他很想看看，他今天的许多幻觉将怎样渐渐消失。至于他的声音的变化，那无非是某种重感冒的前兆，一种旅行者职业病的预兆而已，对此他深信不疑。
掀掉被子简单得很，只需将肚子稍稍一挺，被子便自行掉了下来。但接下去困难就来了，尤其是由于他的身体宽得出奇，使他行动十分艰难。他本来可以利用胳膊和手坐起来，但现在取代它们的是许多条小腿。它们不停地做着许多动作，控制不住它们。他若想收回一条腿，这条腿却向外伸得笔直；要是他成功地利用这条腿随心所欲地动作，其他腿就像被释放似的，极其痛苦地乱踢乱蹬起来。可千万别白白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心里对自己说。
他想先将身体的下半部挪出床外，可是他还从未看见过、也想象不出现在的下半身成了什么样子，只觉得它笨重得很难挪动；它只能十分缓慢地移动，到最后几乎发疯似的使尽吃奶的力气，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可他却选错了方向，使他重重地撞到了床的另一头的床架上，他感到火烫似的剧痛，这教他明白，恰恰是他身体的下半部眼下也许是他全身的最敏感之所在。
于是他试着先把上半身挪出床外，便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床边。这个他倒是轻易地成功了，尽管他那块头又宽又重，但它最终还是随着头部的转动而慢慢转动起来。然而，当他的脑袋伸出床外，空落落悬着的时候，他却害怕起来，不敢再继续往前努力，因为一旦他就这么摔下去的话，除非奇迹发生，不头破血流才怪。而知觉恰恰是他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丧失的，他宁愿躺在床上。
可是，当他同样以九牛二虎之力把身躯挪回原来的位置躺在那儿，又看见他那些细腿比以前争斗得还要厉害，而又看不到使这种混乱的盲动状态恢复平静与秩序的时候，他却又想，不能就这样待在床上，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设法摆脱床铺，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但同时他并未忘记时时提醒自己，深思熟虑比因绝望而作出的决定要强得多。在这样想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窗户，睁大眼睛，紧盯不放，但可惜窗外晨雾弥漫，连狭窄的街道对过都被浓雾遮蔽，面对这样的景象，谁也提不起信心和兴致。已经七点了，听见闹钟再次敲响的时候他想，都七点了，还总是这样雾蒙蒙。他轻轻呼吸着，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仿佛从这完全的寂静中，他也许能盼来那真实的、理所当然的状况重新回到他身上。
接着他却想到：我无论如何得在七点一刻完全离开床位，再说那时公司就会来人，询问我的情况，因为公司七点以前开门。于是他开始用力晃动全身，好把他的身子横过来，以便整个儿从床上晃出去。假如他用这种方式从床上掉下去，在掉落的时候把头尽量抬起，估计不会把头摔伤。脊背看来很硬，掉在地毯上不会出什么事。他最大的忧虑是，背部落地时必定会发出一声巨响，这可能会使房门外的家人们即使不感到惊吓，也会引起他们的忧虑。不过，这个关怎么也得过。
当格里高尔的身体一半已经露在床外——这新方法与其说是费劲，毋宁说是好玩，他只需有节奏地摇晃自己就是——他突然想起，只要有人来帮个忙，事情岂不十分简单。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就足够了——他想到他的父亲和侍女；他俩只要把胳膊伸进他隆起的脊背下面，这样把他从床上慢慢撬起来，弯下腰去把重物托住，然后他们只需小心地耐心等着，他自己会从地板上翻过身来，这时他那些细腿但愿能发挥作用。现在呢，姑且不说所有的门都锁着，难道他真的该喊人求助吗？想到这里，尽管他的处境十分窘迫，他还是禁不住微微一笑。他摇晃得越来越使劲，以致几乎失去平衡，而他已经到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因为五分钟以后就是七点一刻，——住房大门上的铃声响了。公司来人了，他想到，几乎发呆了，而他那些细腿却舞动得更加急促了。寂静了片刻。他们没开门，格里高尔怀着某种想入非非的希望想到。但很快，侍女自然地就像往常一样以坚定的步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格里高尔只听到来人的第一声招呼就知道他是谁——公司协理本人。为什么天注定偏偏是格里高尔，在一家商号供职，发生一点小小的延误，马上就招致天大的怀疑？难道所有的员工全都是无赖，他们中就没有一个忠实、听话的人？他即便早上有那么几个钟头没有充分利用为公司做事就于心不安，头脑发呆，简直连床都下不了？假如非要对此事刨根究底问个究竟的话，派个学徒来打听一下难道还不够，非要协理大人亲自出马，并通过这一举动向无辜的全体家人表明，这一可疑事件的调查只有协理本人的智力方能胜任？与其说格里高尔由于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毋宁说由于他想到这些而激动：他竭尽全身力气，一跃而翻到了床下，跟着是一声响亮的撞击声，不过要说真正的巨响也说不上。地毯稍微减弱了落地时的声音，此外听到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有弹性，所以落地时声音发闷，不那么引人注意。只是他不太小心，头抬得不够，碰到地板上了；他又恼又痛，扭动着脑袋，并就着地毯蹭揉它。
“那边房间里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公司协理在左边的厢房里说。格里高尔试图设想，类似他今天发生的事，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这位协理身上；说实在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好像在粗鲁地回答他的问题似的，隔壁房间里的协理坚定地走了几步，他的皮靴格登作响。右边厢房里他的妹妹悄悄向他传话：“格里高尔，协理来了。”“我知道了。”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说；他不敢提高声音，不让他妹妹听见。
“格里高尔，”现在左边厢房里的父亲说话了，“协理先生来了，他问，你为什么没有搭早班火车走。外面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再说，他要跟你本人谈谈。所以请把门打开。你房间里东西凌乱，他会谅解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协理友好地高声说道。“他不舒服。”父亲还在贴着门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请你相信我，协理先生。要不，格里高尔怎么会误了火车呢？这孩子头脑里装的全是公司里的事。他晚上从不出门，为此我几乎都要生他的气了。这段时间他在城里整整待了八天了，但每个晚上都待在家里。他和我们一起坐在桌子旁静静地看报，要不就是查看火车时刻表。对他来说，锯点小玩艺什么的，就已经是一种消遣了。举例说吧，他曾经花了两三个晚上刻制了一个小镜框，您看了会惊讶，它做得多么精致，它就挂在他那个房间里，等他开了门，您就会看到的。您来我们家，我很高兴，协理先生，光我们自己说不动格里高尔把门打开，他就是这样固执，他肯定是身体不适，尽管他早上否认这一点。”“我就来。”格里高尔慢吞吞地说，却躺在那里纹丝不动，以免漏听了他们交谈的任何一句话。“恐怕是的，夫人，我也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协理说，“但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重病。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还得说，我们生意人——你可以说遗憾，也可以说幸运——若遇到一点小毛小病，出于生意的考虑，常常不得不等闲视之的。”“那么协理先生现在可以进去看你啦？”不耐烦的父亲说，并又一次敲起门来。“不。”格里高尔说。左边厢房里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右边厢房里妹妹开始抽泣起来。
妹妹为什么不到他们那边去呢？她也许现在才起床，衣服都还没有穿呢。那她为什么哭呢？因为哥哥不起床，不让协理进他的房间？或是他面临丢饭碗的危险，因而老板又将向父母逼债？这些暂时都还是不必要的担忧。格里高尔还在这儿，丝毫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的家。此刻他还躺在地毯上呢，凡见到他这般情景的人，都不会认真要求他让协理进他的屋的吧。不过，格里高尔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不恭行为而马上被公司炒鱿鱼的，以后很容易为这一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口实。格里高尔觉得，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比起又哭又求情来打扰协理要明智得多。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不明令其他人困惑，并使他们的态度得到宽宥。
“萨姆沙先生，”现在协理提高嗓门说，“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回答‘是’和‘不是’，您让您父母不必要地为你深深忧虑，并且——只是顺便提一下——还以这样一种闻所未闻的方式玩忽职守。我现在以您父母和您上司的名义和您说话，老板非常严肃地请您立即予以清楚的说明。我很惊讶，实在惊讶。我原以为您是一个安详的、明达事理的人，而现在您好像突然变得要由着性子耍态度了。今天清晨，老板向我暗示了您误工的某种可能的解释，它涉及到不久前委托您办理的一笔进项，可是我当时真的几乎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个解释不可能中肯。然而现在，我在这里亲眼看到您的不可思议的固执，我失去了任何兴趣为您出力，丝毫也不想为您澄清了。而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是最靠得住的。我原本是想，这些事情只在我们两人之间说说就行了，但您在这里让我白白地浪费了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您双亲大人也来听听。要知道，您最近这段时间的成绩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哟。诚然，现在不是做生意的季节，但是，不做生意的季节根本是没有的，萨姆沙先生，这样的季节是不许可有的。”
“可是，协理先生，”格里高尔喊道。他控制不住了，由于激动而忘记了一切，“我马上就开门，这就来。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头有点儿晕，因而起不了床。我刚才还在床上躺着呢，但现在又有精神了。我正从床上起来。请耐心再稍等片刻！情况还不像我想的那么好，不过已经好多了。一个人怎么可以突发这样的事呢！昨天晚上还是好好儿的，我的父母不是都看见的嘛，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昨天晚上我就有了些许预感，那时就觉察出来就好了。怎么就没有向公司报告这件事呢！不过我总在想，这点病不待在家里我能挺过去的。协理先生，就别为难我的父母了！您刚才对于我的所有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些没有人说过我一句话。您也许还没有看过我寄走的最近的那些委托书吧。再说，我还赶得上乘八点钟的火车去出差呢，这几个钟头的休息使我恢复了精力。协理先生，请不要在这儿耽搁了，我立刻就自己去公司，劳您大驾，向老板说一下我这个意思，并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格里高尔像滚滚流水似的把这一席话说了出来，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用在床上学到的办法，很容易就靠近了那只柜子，并试着倚凭这只柜子站起来。他确实想去开门，确实想让人看见并和协理说话，他好奇地想知道，那些现在想见他的人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倘如他们大吃一惊，那么格里高尔就不负什么责任，他就可以安然了。倘若他们都平静地接受这一切，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焦虑不安，只要他抓紧的话，说不定真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头几次试站时，他都从光滑的柜子上滑落下来，最后，他用力往上一挺，终于站起来了；尽管下半身痛得死去活来，他也根本顾不得了。他重重地靠到就近一张椅子的椅背上，用他的细腿紧紧抓住它的边缘，以此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于是他不说话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好好地听听协理说话了。
“您二位听懂他哪怕一句话了吗？”协理问父母，“他不是把我们当傻瓜吧？”“上帝啊，”母亲哭着喊了起来，“他兴许病得很重，而我们还在折磨他。”接着她喊她女儿：“格蕾特！格蕾特！”“妈妈？”妹妹从另一边喊道。他们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互相沟通情况。“你赶紧去请医生。格里高尔病了。快去请医生。你听见刚才格里高尔说话了吗？”“这是动物的声音。”协理说道。比起母亲的叫喊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安娜！安娜！”父亲通过门厅朝厨房喊道，急得直拍手掌，“快去叫个锁匠来！”话音刚落，两位姑娘就一阵风似的穿过前厅，往外飞跑，裙子发出飕飕的响声——妹妹怎么那么快就穿好了衣服？——他们到了门口，一把推开大门跑了出去。没有人听见把门再关上的声音，他们也许就让门敞着，就像许多人家里出了事，就让门敞在那里一样。
不过格里高尔倒平静多了。就是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说的话是够清楚的，比以前还清楚呢，也许是他自己的耳朵听习惯了的缘故吧。但现在大家都觉得他不对劲儿，准备帮他了。他们帮他安排头几件事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和沉着让他感到宽慰。他感觉到自己又被纳入到人类的圈子里，并企盼他们两位——医生和锁匠——作出了不起的、令人吃惊的成绩，而不用那么精确分清孰重孰轻。他稍稍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以便迎接即将开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谈话；当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他的咳嗽声也很可能已不像人的声音，而这一点他自己是不敢断定的。隔壁房间里是完全寂静了，也许父母正和协理坐在桌旁轻声细语谈论着，也许他们都靠在房门旁偷听呢。
格里高尔坐在椅子上慢慢向房门移动，到了门口把椅子一推，全身向房门扑去，倚着门把身子挺直——他的小腿的脚掌带有些许黏性物质——他就这样休息了片刻，以缓解紧张。然后他准备用嘴转动插在锁眼里的钥匙。可惜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牙齿，他凭什么马上咬住钥匙呢？不过他的下颚却非常结实，靠着它倒真的把钥匙转动了，而并不注意他因此会让自己付出某种代价：一种棕色的液体从嘴巴里流了出来，从钥匙上滴落到地上。“你们听吧，”协理在隔壁房间里说，“他在转动钥匙呢。”这对格里高尔是个巨大的鼓舞，可是大家都应该对他喊，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格里高尔，使劲！继续转下去，别松手！”他想象着，大家都在紧张地看着他开门，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不顾死活地咬住钥匙。他随着钥匙的转动而跟着锁眼舞动，他现在还仍然凭嘴巴直立着，而根据需要他时而挂在钥匙上，时而用全身重量再把钥匙压下去。锁终于开了，清脆的声音把格里高尔唤醒。他舒了一口气，心想：我好歹没有用锁匠！他把头靠在门把上，以便把门完全打开。
由于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把门打开，所以即使门已经开了很宽一条口，人家还是看不见他。这样他就得先绕着一扇门慢慢转动，而且还得十分小心，不然进客厅时就会扑通一声跌个四脚朝天。他又在艰难地移动着他的身体，没有时间顾及别的事了，这时他听见协理“啊！”的一声惊呼——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大风呼啸似的——随即看见他本人就站在门口最近的地方，一只手紧紧捂住他张开的嘴巴，一步步向后退去，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均匀地向前推进的力量在驱赶着他。母亲——她起床后还没来得及梳洗，尽管有协理在场，仍顶着一头高高耸起的乱发站在那里——先是合着双手看着父亲，而后朝格里高尔走了两步，随即倒了下去，衣裙在她四周摊了开来，头垂在胸前，脸完全埋在里面。父亲握起拳头，露出一脸敌意，好像他要把格里高尔推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似的，然后他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客厅，随即用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以致使他壮实的胸脯颤动不已。
格里高尔没有往客厅走，而是从里面靠在那扇拴死的门扉上，所以只能看见他的身子的一半和身子上面侧向一边的脑袋，他正凭这种姿势窥视大家呢。这时天色亮了许多，街对面那幢长得没有尽头的灰黑色房屋的一段清晰可见——那是一座医院——房子正面排列着穿透墙面、排列着间隔有序的窗子；雨还在下，雨点很大，一滴滴清晰可见地、稀稀落落地掉在地上。桌子上摆着很多早餐餐具，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要花好几个钟头。恰好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兵役时照的相片，少尉的装束，手按在剑上，微笑着，无忧无虑，一副要人家一看到他那风度和制服就肃然起敬的样子。通往门厅的门开着，由于大门也开着，所以看得见大门外的前院和通往下面的阶梯的头几个梯级。
“好啦，”格里高尔说，他兴许意识到自己是在场的人中唯一保持安静的人，“我马上穿衣服，包装好药品就走。你们，你们肯让我走吗？哦，协理先生，您看，我不是死脑筋，我高兴工作，出门很辛苦，但不出门我活不了。您现在去哪里，协理先生？去公司，是吧？您会如实报告这一切的吧？一个人有时会暂时干不了活，但是合适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他想到以往的成绩，就会考虑一旦障碍消除后，就会更加勤奋、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我不会辜负经理先生的，这您很清楚。另一方面，我也为我的父母和妹妹担忧。我现在正焦头烂额，但我会很快摆脱困境的。请你不要再给我雪上加霜，我已经够受的了。请你在公司里为我说番好话吧！人们是不喜欢外勤人员的，这我明白。他们以为他在外面赚大钱，在享福呢。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去好好思考这种偏见。可您，协理先生，比起其他同事您对情况了解得更全面，说句心里话，您对全局的把握甚至胜过经理先生本人，因为经理身为老板容易被人误导，作出不利于某个职工的判断。想必您也很清楚，外勤人员几乎整年不在公司里，容易成为闲言碎语和捕风捉影地责难的牺牲品，而对这些事情他根本无法防备，因为大多他根本就听不到，只有等他疲惫不堪地出差回来时，他才感觉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严重后果。协理先生，在您走以前给我一句话，向我表明，我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
可是协理才听了格里高尔头几句话就转身向门口走去，他耸着肩，嘴巴张得大大地扭过头来，将两眼朝向格里高尔。在格里高尔讲话时，他片刻也没有停留，而是一边瞧着格里高尔，一边向门口挪动脚步，仿佛有一道禁令不让他离开房间似的。他已经进了门厅，当他离开客厅的最后一步的突然动作时，人们会以为，他的脚跟烧伤了。而在门厅里，他远远向台阶伸出右手，好像那里有一位上天的救星正等着拯救他。
格里高尔心里清楚，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协理怀着这种情绪回去，不然的话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他父母哪里会明了这一切，他们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儿子在这家公司里干活，则生活一辈子都无须忧虑的，何况现在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哪里还管得了将来的事。可是格里高尔想到了自己的前途。必须把协理挽留下来，稳住他，说服他，最后赢得他的心，格里高尔和他一家的未来都有赖于他啊！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很聪明，在格里高尔还安安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协理是个喜欢女人的人，他会听妹妹的话；她会将大门关上，在门厅里就打消他的恐惧心理。可妹妹偏偏不在，格里高尔只得亲自出面来干。而他并没有想到，在目前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挪动身体，也没有想到他的话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再次不被理解，他的身体就离开那扇靠着的门；他往外挪动着；他想走近协理，这时协理已经十分可笑地用双手紧紧抓住门前阶梯的栏杆；他刚一动窝就身不由己，随着一声轻轻的喊叫立即倒了下去，连着那许多小腿一起着了地。刚一着地，他就感到这个早上从未有过的舒服；他那些小腿终于实实在在踩在地上了；看到它们完全听从他的调遣，他多么高兴；只要他想到哪里，它们便竭尽全力把他驮到哪里；于是他相信，最终摆脱一切痛苦的时刻已近在眼前了。可就在这同时，就在他由于动作不便而摇晃着躺在他母亲的对面时，离他很近而正陷入沉思的母亲突然跳了起来，双臂前伸，十指叉开，大喊：“救命！上帝，救命哪！”她低下头，像是要仔细看看格里高尔，却身与愿违，没命地往后逃离，却忘了背后是摆好餐具的桌子。当她退到桌边时，神不守舍地一屁股坐了下去。她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旁边满满的一大壶咖啡被碰倒了，咖啡正咕嘟咕嘟地往地毯上流淌。
“妈妈，妈妈！”格里高尔轻轻喊道，抬头看着她。这一刹那间他完全忘记了协理，协理则眼看着咖啡流淌，不禁张开嘴巴对着空中咂吧。母亲看到这情景又一次尖叫起来，起身往回跑，和正朝她赶来的父亲撞了个满怀。
然而格里高尔此时没有时间顾及他的父母了；协理已经在楼梯上，他把下巴搁在栏杆上，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格里高尔。格里高尔鼓起劲往前赶了几步，以便能追上他，协理则必定预感到他要干什么，一个大步跨了好几个梯级，只听得“唬！”的一声便消失不见了，可他那声惊呼还在整个楼梯间回响。
遗憾的是，协理这一跑好像把事情发生以来一直都还比较镇静的父亲也弄得慌乱不堪，你看，他既不亲自去追协理，或者至少不妨碍格里高尔去追，却用右手拿起协理连同大衣和帽子一起遗忘在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上拿过一份大开面报纸，一边跺着脚，一边挥舞着手杖和报纸，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去。
格里高尔怎么恳求都不管用，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恳求，无论他多么低声下气地不停转动着脑袋，父亲只顾跺着脚，而且越跺越厉害。那边厢，母亲则不顾天凉，打开一扇窗子，把身体尽量靠到外面，双手捂住脸。
弄堂与楼梯间之间刮起一股强劲的穿堂风，窗帘飘了起来，桌子上的报纸沙沙作响，有几张被吹落到了地上。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毫不留情地逼着格里高尔回房间里去。但格里高尔真还没练过退着走的功夫，他往回退时实在是非常缓慢。要是格里高尔可以转身的话，他早就在房间里了，可是他担心这样做会让父亲不耐烦，父亲手里的手杖随时都会给予他背上或脑袋上致命的一击。但他终究还是没有作别的选择，因为他惊恐地发现，在他退着走的时候，他连方向都不知怎么掌握；于是他只好一边战战兢兢地、不停地侧看着父亲，一边开始尽可能把身子转得快些，而实际上却只能转得十分缓慢。
父亲庶几觉察到他的良好意图，因为他没有阻拦他的行动，而是用他手杖的一端从远处不时转动着，为他指点方向。只要父亲不发出这种不可忍受的啾啾声就好了！这啾啾声可把格里高尔搞得晕头转向。他本来已经几乎转过身来了，可他听着这啾啾声被弄糊涂了，又退回去一段。
当他终于头部到达门口时，却发现，他的身子太宽了，无法径直穿过去。父亲在目前的情绪下当然也想不起打开另一扇门，让格里高尔有足够的通道进门去。他的僵直的脑子一心只想着格里高尔能快快进屋去。格里高尔若要直立起身子通过门道，那就得做一系列繁杂的准备动作，父亲哪会允许他这样慢慢做准备呢。相反，他大喊大叫地催促着格里高尔往前走，仿佛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障碍似的；现在格里高尔身后的嘈杂音再也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的声音了；现在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了，格里高尔不顾一切地往门里挤。他抬起身体的一侧，斜躺在门框里，身上的那一侧擦得满是伤痕，在洁白的门上留下难看的斑痕，不久他就卡在门里，靠自己再也动弹不得了，只见另一边的小腿颤抖着空悬在那里，另一侧的腿被压得疼痛不堪——此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救性的猛力一推，格里高尔猛地远远弹进了他的房间里，顿时满身鲜血淋漓。父亲顺手用手杖一钩，关上了门，接着，家里终于寂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