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利出一孔”的千古遗害

作者：凉月轻风

管仲（约公元前723或前716－公元前645），名夷吾，颍上（今安徽）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齐国进行改革，使齐国日渐富强，国力大振，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国蓄》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所谓“利出一孔”，即国民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百姓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事事仰仗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民众了。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一

“利出一孔”的重要配套制度是著名的里甲制。里甲制是管仲对统治者的又一重大贡献。《管子·立政》记载：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二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成为“牧民者”，统治人民就是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他们享尽人间奢华极乐。任何人只要坐上皇位，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政治制度与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结构却是换汤不换药。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改变皇帝的姓氏而已。除了为少数人提供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则没有任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三

利出一孔的社会实践，使皇帝随时可以剥夺他人的财产。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毫不留情地拿富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构成犯罪，要抄没家产，充军发配。此诏令颁布后，让汉武帝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中等以上的富裕人家，全部破产了，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实现了管仲“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设想。

四

“利出一孔”的社会制度，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结果，人格高尚者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者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所谓“逆向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

五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上级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上司，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韩信、周亚夫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丰功伟绩，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在中国，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制度根源，就是“利出一孔”。

六

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人身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管仲实在是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古陷阱，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2600多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生们报考公务员，如过江之鲫，有的岗位数千精英竞争一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若管仲地下有知，肯定会抚须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