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师于2004年应北师大中文系王宁先生（王先生乃训诂名家陆宗达先生之高弟）之约，为中文系研究训诂、音韵、文字之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所做的讲演稿。

当读到先生说，“俞曲园俞樾，他写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此书就是告诉你，读古书有哪些窍门。这个书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跟学生介绍以后，没几个人看。不知道为什么。”先生故乡在南京六合，有清代乾嘉学术的传统，故自幼耳濡目染，即对传统学术，尤其是小学极有兴味。据先生自己讲，上完课，跟着老师做对子，老师出上联，他接下联，遇到不识的字，也务必由《说文》、《尔雅》一探其源。到了学术目标渐渐明确的时候，先生认识到，从小学入手，乃探讨先秦、两汉学术的必由之途，因此愈发投入。从青年时期开始，先生翻烂的《说文解字》段注都至少有好几部。虽然先生时常讲：“我们毕竟是做历史的，不能跟专门做小学的人相比，只要通其门径即可。”

小学——人文学科的基础

刘家和

　　王老师，各位学者，我先说明，我只不过是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点体会，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小学——人文学科的基础”。如果准确地说，是“小学——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基础”；我为什么要把“中国传统”去掉呢？是因为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是我们今天人文学科的基础，所以可以间接地说，小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

一、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诸位学者也许会问，你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给诸位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清末的张之洞。张之洞这个人官做得很大，但他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肯定都知道，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挨了严复等好多人的批评，所以呢，这句话大家很清楚。可是，张之洞还有另外一句话，我们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只有一些专业人士知道。他说什么呢？叫“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我是早年在张之洞的一本书里读到这句话的。他的这本书我想还是可以跟诸位介绍一下，叫《书目答问》，刚才那句话在此书之后。

　　《书目答问》这本书，我建议无论是做小学还是其他学问的，还是得看。北师大过去有位老校长，陈垣先生，一再叫学生们读这本书，我也经常跟学生说。我想在座的有不少也看过这本书，可能大都将它当作读古典著作的工具书。把《书目答问》当工具书，不错，不知道读什么书，去里边找书。其实，《书目答问》是指示治学门径的书，单将其作工具书用，效果并不佳。张之洞早年做过学督，在地方上视察教育，好多人就问他，书怎么读，怎么找老师，等等，他就写了《书目答问》。这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呢，也就是正文，是讲哪一类有哪些书。后一部分是附录，很多人看《书目答问》，不看《附录》，其实《附录》很重要，它是讲清朝哪一门学问有哪些重要学者。比如《附录》中的第一类是经学家，经学家中又分为专治汉学的，汉宋兼采的。这是很指点门径的。这个《附录》，实际上是表明张之洞的一个想法，说明小学是学问的基础。刚才张之洞的那段话说明他认为小学是最主要的，是基础。所以，“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很有意思，他这个经学加了表语的。张之洞说，“国朝治经学者，未有不通小学者”，但他认为可称为小学家的并不多。张之洞称为小学家的，要求很高，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学问都很好，只有顾炎武才是。他这个标准很严的，史学家像王鸣盛等都不够格，只有钱大昕。惠栋这么大的经学家，没有入小学家，还有戴震等，这很有意思。在座的如有兴趣，可以看看张之洞划分的原因，是可以做文章的。这些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张之洞的看法我觉得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 

理学

↑

┌─┴─┐

史学←─经学←─小学

└─┬─┘└─┬─┘

↓　　　　↓

词章　　　经济

这是小学，第一层；经学，第二层；史学，第三层；经学、史学又是作为一个平台，入理学，则理学可信；然后由经学、小学兼经济，由经学、史学兼词章，即文学。

　　那么张之洞这话到底可不可信？到底有无价值？具体地说，从当代学术的角度看，张之洞的话已无意义，因为今天的学术跟张之洞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可是结合历史来看，张之洞的这句话，不管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总结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经验。而清代的学术是中国文献、经史之学最后一个高峰。所以，它也是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经验。因此，我们不能够小视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小学。

二、小学是什么？

　　这小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小学？刚才我们讲张之洞也已经说了，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那有人就问了，你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方法，而用哲学的方法？因为呀，用哲学的方法，能够与西方对话。我读书有个习惯，遇到一个词，我总是要想一下它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什么。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让思想更加清楚。“小学”这个词，我想不出怎样译成英文，我想向王老师和在座的各位请教一下，“小学”这个词能否译成英文？我总不能把它译成“primary school”，小学校，这显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小学。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学不能用现代英语翻译呢，其中隐含着什么问题呢？其实，侯外庐先生以前曾经讲过，我也有所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有自身的特点。我们作中国的学术，要向世界看齐，不能忘记这些特点。以下我还会讲到。 

　　所以讲小学这个词，我们先得看它怎么来的？这个词源于哪儿？那么，直接有文献可据，见于目录学的，第一个就是《汉书•艺文志》。班固写《艺文志》，根据在于刘歆以其父刘向的《别录》为基础写就的《七略》。我们先看《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分七略，第一略，也是最重要的一略：六艺略，即儒家经典。六艺略中，讲了好多类，易经类、尚书类、诗经类、三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到最后是小学。列入小学的有四十五篇，大体是识字、辨音之书。但是，《尔雅》不在里面。我们大家知道，中国识字之书雅类第一部书就是《尔雅》，却不在《七略》的小学类中，它的体例就有那么奇怪！《尔雅》在哪里呢？《尔雅》在十三经里边，最后一经。为什么是最后一经呢？有一种看法，它最不重要，这是从易经、书经等十三经的顺序来看的。另一种看法，就是说它是垫底的，没有它别的都不存在。从《汉书•艺文志》的这种排法，可推测班固等人对小学的看法。从一种意义上说，它排在最后，叫滞后；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叫殿后，过去打仗老讲殿后，从那个意义来讲，殿后是最重要的。 

　　刚才讲小学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的，第二个就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国目录学有几个重要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阶段，《隋书•经籍志》是第二阶段。《隋书•经籍志》变了，不是七部分类法，而是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隋书》把经部分为十类，小学第十。此时的小学类，收录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书，有108种，包括《古今字读》、《说文》、《玉篇》、《声韵》、《声类》等等。因为经历魏晋南北朝，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了一些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书，也收录在“小学”类。

　　更重要的一部目录书是清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韩案：此处当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非《四库全书》，读书时先生在讲到此书时，特意提到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是有问题的，漏掉“提要”二字，相去甚远）。《四库全书》的经部也是分十类，小学就在第十类。你看，这分类越来越精密了。第十类又分为三部分：第一类，训诂类，包括《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十三部；第二类，字书类，《说文》为首，包括宋代的许多书，如《类篇》、《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等等，最后是《康熙字典》，共三十六部；然后第三类是什么呢？是韵书类，有《广韵》、《集韵》、《切韵》、《古今韵会》等韵书，还包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江永的《古韵标准》等研究古韵的专著，共三十三部。

　　它这个分类法很有意思。在我们今天看来，第一类训诂之书讲字义，那么现在就要问了。王老师也在这儿，我正好可以请教一下，这个讲字义的，能不能叫语义学呢？能不能翻译成semantics呢？第二类讲字形的，能不能翻译成词汇学lexics呢？第三类韵书讲音韵，能不能翻译成语音学呢，phonology？好象能。又好象不能，这是为什么呢？

　　谈了《四库全书》以后，我们来看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也采用四部分类法。其中，经学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经正注，就是十三经注疏，这是官方认可的“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底”；第二类是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讲历朝经学家的注释；第三类就是小学，占了经学部分的三分之一。小学又列了四类书，第一类是说文，第二类是古文篆隶真书各体书，因为说文是讲小篆的，那么还有古文呢，隶书呢，这实际上是在讲汉字字形演变的，这两类合起来是讲字形学的。第三类音韵，第四类是训诂，包括《方言》、《释名》、《尔雅》、《广雅》等等。

　　分类，应该越分越清楚是不是？可是你看张之洞是怎么分类的，第一、二类都是讲字形的。张之洞本人对他的这个分类也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呢？《书目答问》是在总结清代学术，清朝人搞《说文》，哪有专门搞字形的？他们搞《说文》，哪有不搞音韵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附录中的《六书音均表》非常关键，非常接近基础。搞训诂的哪有光讲字义的？哪有不讲字音的？《方言》不是讲字义的吗？它也讲字音；《释名》不是讲字义的吗？它可能是中国古代讲音韵最丰富的书。所以呢，训诂之学也搞音韵。那么，音韵之学是不是专搞音韵呢？不管是考古派，还是审音派，都离不开文献、文字的研究。离开了文献、文字，是什么音韵学？都是看字解释读音的。所以，张之洞把清代小学著作大略分为这四类，他自己也觉得很勉强。我们也不必去苛求。

　　但是，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学术有自己的特点，难以像西方那样分成语法学semantics或者词汇学lexics，规定得清清楚楚。（？）

　　清末有一位大家，就是王老师的太老师，俞曲园俞樾，他写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此书就是告诉你，读古书有哪些窍门。这个书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跟学生介绍以后，没几个人看。不知道为什么。俞曲园死后，清末民初，也有一个人，刘师培，死得很早，但学问做得很好。刘师培与太炎先生同辈，年纪很轻，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但学问做得很精。黄季刚曾拜他为师，他比刘师培大四岁。刘师培作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补》。刘师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他发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非常好，他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也有一些想法，就记下来，成了这本书。看来，刘师培仍然觉得应该通小学。 

　　所以，小学有多重意思，有语义学，有词汇学，语法学，还有修辞学。小学既然包含这许多东西，能否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王老师和在坐的诸位可以帮我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特点。中西学术有许多可作比较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医和西医。它们都讲辨症施治，但是也有一点区别。西医有一点不好，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不是这样的，它全面把握病症情况，然后再去下药。例如，眼睛不好，它认为是肝火过旺。所以，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非常强。就小学来讲，有语义学，也有词汇学，也有语法学，也有修辞学，可是没有西方那种独立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把它拆开来，以和外国的分类完全对应起来，中国的学术就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小学”这样一个词，这个词还是得继承，而不是语言学。我说的这个语言学是philology，而不是linguistics，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philology更多指的是古典语言学。

　　因此，我觉得，小学还是值得诸位学者做的，那么做什么呢？一是这里面内容很重要，所以本身值得做，它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二是，从这条路，是研究中国文化特点的一条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可以从很多途径来作。我跟你讲，王老师，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工程，按照我们的方法，很多同内容的东西，可以做得一样好。可是，现在的做法是七拼八凑，弄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其中实质性的东西，就像我今天讲的小学特点那样，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特征的体现。以上是我对小学的解释，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小学与经学。

三、小学与经学

　　经学，就是儒家经典之学。为什么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经学是什么？《说文解字》说：“经，径也，常也。”经就是常道，不变的大道理。经学有两个方面内容，1、义理之学，2、考据之学。经学为什么需要考据？自汉有经学以来，经学的这两个方面就始终在一起，有的时候有的流派更重义理，有的流派更重考据。

　　中国经典非常难读，《尚书》、《诗经》尤其难读。《尚书》我很多地方看不懂，王国维也说《尚书》有些地方他看不懂。王国维估计能读懂《尚书》的，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看看字书能读懂的，不过百分之二三十。这是因为语言在变，写成文本的经典使用的是古代语言，跟后来的语言不一样了。经典不是平常就能读懂的，自以为读懂的地方，可能是读错了。比如说郭店楚简，有些字不认识，有些字认识，但意义变了，要经过专家们的整理，才能读懂。所以中国古书，不解决文字问题，是读不懂的。而如果字义都不懂，又如何能讲义理？顾亭林说读书先从识字始，这句话非常重要，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读书人，用现在时髦的名词来说，顾亭林的这句话，为清代学术奠定了范型。

　　经学如果没有小学，考据做不了，义理也做不了。

　　就从讲经学讲义理这一方面来说，孔子思想最核心的，是“仁”。但这个“仁”，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思想家的方法与西方方法不同，假使是亚里士多德，他会先给“仁”下个定义，但孔子不这么做。孔子在不同场合讲仁，说法不同。樊迟三次向孔子问仁，得到了三个回答。第一个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二个是“爱人”，第三个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孔子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他不是告诉你“仁”是什么，而是结合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就这个学生的特点，告诉学生，要做到“仁”，该怎么去办。所以黑格尔就认为中国哲学不能算哲学，因为没有定义，也可说界定。定义，英文作definition，动词是defin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de是加强语意的前缀，fine是边界、界限、终点的意思，定义就是先确定一个范围，在这范围内说。而中国人接受不了事先的界定。

　　对“仁”的最广泛的解释是“仁者爱人”，但这与墨子的兼爱如何区别？墨家的兼爱不同于儒家推已及人的仁爱。《中庸》引用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用人来解释“仁”，这是从字源学、语音学来解释的，不过不够具体。郑玄《礼记》注说是“相人偶之人”。什么叫“相人偶"，“人偶”指两个人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平等的、同样的，所以儒家的“仁，人也”，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人把人当作人看待。人把人当作人看待，这话看似没有多少道理，人不把人当人看，难道当畜牲看？实际上，这话真是意味深长。因为人会丧失理性，人在丧失理性的时候，就会把一部分人当上帝看，一部分人当畜牲看。人把人当畜牲看，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比如商朝的人牲。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恐怖分子，他们不把他们要袭击的人当人看待，但恐怖分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有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人把人当上帝看，也很可怕。希特勒就被当作上帝看，结果造成多大的灾难。两千多年前的这句话，讲了人类社会一个基本道理。今天不是讲人权吗？人权，就是把人当人看。 

　　《说文解字》“仁”，从人二，古文“仁”或从尸二。“仁”从人二，是否可以解作“二亦声”呢？“二”韵部在之部，“人”也在之部，所以这字应是会意兼形声。

　　再说“义”，这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义”，繁体字写作“義”，经典中大量的解释是“义者，宜也。”《墨子》的解释是“义者，利也。”“义”古字有两个音，一在职部，“利”，来母职部，二字可通；“义”另一音在歌部，“宜”属歌部。《春秋繁露•仁义法》的解释是“义者我也”。这解释极妙，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这是儒家最根本的两个思想，实际上谈的是对人对已的问题。“义”，古读é，以“我”训“义”，是声训。义，是尽其在我者，是我的义务。仁是推已及人，义是我要尽到我的责任。这话看似简单，但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墨子》说的“义，利也”，也是声训。墨家是功利主义者，所以这样解，不过他们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功利。

　　我们上面讲的对“仁”、“义”二字的解释，是在讲它们的基本的意思，但经典中，一个字除基本意思之外，还有其它用法，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出错。 

　　我举两个例子，还是以“义”字为例。

　　《尚书•立政》有一句话，“谋面用，否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这句话中的“面”，当解作“勉励”的“勉”，“训”解作“驯服”的“驯”，这是王念孙《经义述闻》这样解释的。这句话中的“义民”，以前都解为“仁义”之“义”，但这样解释说不通，因为前面说的三者都是好事，怎么会“兹乃三宅无义民”了呢？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这个“义”字解释成“俄”，“俄”即衺，跟“邪恶”的“邪”一个意思。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清楚了。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一句话，《史记•五帝本纪》引用了，讲尧舜时的三凶“掩义隐贼，好行凶慝”。从前把这个“义”解为“好”，“贼”解为坏人，但“掩”、“隐”应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义”仍是“俄”，即“邪恶”，“掩义隐贼”，指的是包庇、纵容坏人。

　　因此，我们读书，既要知道一个字的基本意思，如前面说的“仁”和“义”的基本意思，这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还要联系上下文来看，具体分析在这个语义环境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才能用活。中国人讲小学，讲究要联系上下文来看，刚才所讲的，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觉得，王氏父子的四部书应好好看：《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说文谐声谱》也应该看。方块汉字，我们通常只看到字本身，就字解字，容易出问题，因为字经常做假借用。郭店竹简假借字特别多。方块字本来形音义是统一的，但因为假借，这样就出现了问题。

　　一个字有多重意思，这在古书中很常见。刚才讲了“仁”、“义”两个字，我再讲两个字。一个是“道”字。“道”这个字非常复杂，它的本义是“所行道也”（见《说文》），所行走的路，从走之旁。道字最初写作■，“行”字中间一个“首”，古文“行”象四通八达的大道。“道”字引申出来的意思很多，一个常用义项是“理”，“道理”之“理”。《韩非•解老》“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寄也”，说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道”。“道”字在《诗》、《书》里还有许多处有具体的意思，到了春秋以后，“道理”这个意义就成主要的了。这个“道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既有客观含义，又有主观含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不能说“夫子的路”。“道”可以作动词用，意思相当于“引导”的“导”。大家知道“道”字还有一个常用义：“说”，“道”就是“说”。可见“道”字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含义，一、道理，指客观的事物发展的道理，和人所讲说的道理；二、说道，我们经常说“常言道”，“常言道”就是“常言说”，“胡说八道”的“道”就是“说”。《老子》书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用了三次“道”字，第一、三个“道”字谈的是道理之道，第二个“道”字谈的是道说之道。

　　“道”这个字，说明了一点，“道说”之“道”，与“道理”之“道”，有一种内在的关系，这个就是小学和经学中间一个最关键的点：道理是要道出来的。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多，儒家就不这么看。古代哲学家有的讲究直观体悟，包括柏拉图也有这种思想，不过柏拉图总的来说还是讲论证的，还是要道，要说出来。训诂学是讲“道说”之学，经、史、子学是讲“道理”之学，这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关系。

　　我再讲一个“德”字，“仁义道德”的最后一字。《说文》对“德”的解释是“升也”，这个字不是通常所知的那个“德”的本字，所以《说文》说“又惪”。“德”怎么会有“升”的意思？《说文》中的“德”即“陟”，这个字今天读zhi，古时读de，古无舌上音。它的本义是“登”，故可解为“升”。真正的、后来意义上的“德”字，是“惪”，这个字的意义照《说文》说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已”，“惪”即“得”。“惪”，写作“直心”，容易被理解成是会意字，其实是形声字，古无舌上音，“直”即读作“德”，从心直声，表示一种精神状态，并非“直心为德”。“德”字也是经典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为什么说“德”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已”？这个“德”是讲人的最根本的素质。在《国语•晋语九》里有这么几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字的本来含义，“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它有同一个渊源，接受的是同一个条件，所以“同姓则同德”，指同姓之人所得到的是相同的。可见“德”指的是一个人生来所受的最基本的素质。同姓的人由于各种因素而同德，同德便同心，同心才同志。所以中国古代讲的“同志”，是一家人，是同姓的，这跟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内党员互称“同志”是不一样的。因此，“德”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有褒贬两义，古书中既有“懿德”、“令德”，又有“凉德”、“凶德”、“残德”等的说法。读古书，一定要注意这个字有多种不同的用法，要知道它的最根本的意思是从这儿来的，是“德者得也”，是人生来所得的，要从这个地方理解，然后再看它的“美德”的意思。读“四书”，读《大学》、《中庸》的时候，都需要有这种认识。

　　我讲这些，是请诸位注意，对这些基本的字，基本的概念，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定义，但一定要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因此而有多少用法。总之，必须真懂小学，才能解经。

　　有一位先生解《老子》。这位先生的名字，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不愿意提起，现在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他解《老子》的“无为”：“无为者，无违于自然”。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不对。今天“为”、“违”同音，而古音“为”在歌部，“违”在支部，《老子》书中的“无为”本读“无é”，所以这两个字是通不了的。而且这个解释是增字解经，多了个宾语“自然”，这是《老子》没有说过的。将“无为”解作“无违”，从意思上说是不行的，从音韵上说是不可通。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需要知道“为”字古读é。根据是什么？《老子》书里有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为、化都在歌部，押韵，查查《说文谐声谱》就知道。“讹”字从“化”，今读é，讹可写作“譌”，有人把“譌误”读作“伪误”，那才是真的伪误了。又如“货”字，贝部化声，读huo。

　　说到这里，有一事要请诸位留意，诸位看《说文》段注，不要仅仅是翻查一下，找字的时候才用。段注后面的附录非常重要，一定要看。如《六书音均表》，对《诗经》、《楚辞》、《老子》中的用韵都列了表。怎么知道“化”字读é，把表一列出来就知道了。

　　读古书一定要按古音来读，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则，自己随意解经，就可能把“无为”读成“无违”，就出现伪误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对读懂古书非常有用。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轲……甚僻违而无类”。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有成就的老先生，把这个“类”字解释成“种类”的“类”，以为“无类”是说《孟子》书里所作的比方，都是不合逻辑的无类比附。将这“类”字解为“种类”，从前很多人都这么说，杨倞注就将“无类”解释成“不知善类”，但是错了。实际上这个“类”字的解释是很清楚的，这个“类”是“法也”，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就是这样解释的。“类”是“法也”，字书上都有，扬雄《方言》就是这样解释的，《广雅》也说“类，法也”。荀子批评子思、孟子“无类”，是说他们没有章法、没有规律，所以才“闭约而无解”。

　　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是说明读古书要了解古音，这个例子说明，看字解字也不行。一定要知道这个字的多种义项，这一点同国外的人没什么区别。读外文书也有这种情况。外文中一词多义也很常见，读外文书遇到不懂的字，单靠查字典，找一个看似讲得通的字义填进去，这种做法比较危险。应该稍微耐心一点，先分析一下这个字有多少种义项，其中哪些是原始义，哪些是引申义，哪些是再引申义。好的字典是会这样告诉你的，英文的像牛津字典，排列得很清楚。而且这样的字典一般还会告诉你字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来的。这样就心里有底了，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义项。然后再结合上下文，分析在这个地方，究竟使用的是哪个义项。 

　　前面说的“类，法也”，是“类”的一种解释，这个“类”字还有一些别的意思。《史记•伯夷列传》有一句“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悲夫。”《史记会注考证》的标点是“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他是按“类”字的常用义来理解这一句话，但理解错了，此句应该标点为“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此“类”作副词，“大体上、基本上”的意思。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读书，不要只从一个字的一种意思来做解，要把这个字的各种义项都考虑到，尤其要把这些字带有虚字的意思把握好。泷川资言之所以把《史记》这句话标点错了，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类”在此处是作虚词用，他把它当实字理解了。清人纠正了不知道多少这样的错误，就是把虚字解为实字的错误。关于实字的虚字用法，有几本书一定要看一看，首先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有《虚字集释》，有杨树达的《词诠》。对搞训诂的人来说，几本主要字书，如《尔雅》、《说文解字》，要用得基本熟练。选择词义的时候，要根据上下文，即语境（context）来把握。

　　还有一点应注意，训诂训诂，诂指以今言释古语，读古书，一定要注意区分字的古义与今义。

　　《史记》讲舜的故事，舜的父亲瞽叟、弟弟象，他们设计很多诡计阴谋害舜。一次，他们让舜修仓廪，舜上了屋顶之后，他们在下面撤走梯子，放起了火。《史记》记舜这时“乃以两笠自扞下去得不死。”泷川资言的《会注》本点为“……下去，得不死”，对不对呢？不对，应为“……下，去，得不死”，这里的“去”字是“逃走了”的意思。

　　《史记》又记一事，这次是舜的父亲和弟弟让舜淘井，待舜下到井里，他们从上面推土，把井封住了。舜大约有所察觉，事先就在井里挖了一个地道，待瞽叟和象在上面下土的时候，他就从地道出去，逃走了。《史记》写作舜“从匿空出，去”。泷川资言在此处的标点是“……出去”，犯了跟前面同样的错误。关键在于“去”字，古义今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去，今天指到某处去，而古代指离开某处。“孟子去齐”，不是孟子到齐国去，而是孟子离开齐国。所以古语今言一定要分清。

　　我老挑泷川资言的错，不是要跟这个日本人过不去，实际上他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目前最好的《史记》注本。不过外国学者读中国古书，都有类似问题，就是欠缺文化背景的熏陶，常识上过不去。日本人泷川资言、英国人理雅各、瑞典人高本汉，他们注解、翻译中国古书，都有类似问题，有些地方非常精辟、非常深刻，就是常识过不去。

　　今天跟诸位讲的这些，在训诂学看来，也许都是啰啰嗦嗦的小事，我只是想用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经学、史学都有考证，都有读通文本的问题。我刚才讲《史记》用到了小学，其中也有经学的问题。这类例子多不胜数。我觉得这方面最主要的参考书是《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还有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如果诸位有兴趣看，就好；如果诸位看这样的书，能像看小说一样忘记吃饭睡觉，这就更好了。这是我给大家的一把尺子，你们量一量，自己看看，读这些书时，有没有心领神会，恍然大悟的感觉？当然，也不要着急，这有一个过程，要慢慢来。 

　　我觉得中国的东西跟外国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前面讲的张之洞的那句话，告诉我们一条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张之洞没有讲，我今天给诸位讲一下。诸位是搞小学的，我今天讲的重要的道理就是，小学是中国的特点，这里面不仅有许多可做的，更重要的，其中有中华文化的特点精义在。中国小学不能随便丢弃，不能说跟外国的一接口，就把中国的给丢了。 

　　我一再向大家推荐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这本书应该读。其实这书本是写给初学者的，俞樾在序中说，“大雅君子，无用于此”。但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很难对那些感兴趣。《经传释词》也是非常值得读的，我们系原来有个老教师，非常推崇这本书。阮元的序、钱大昕的序，也都值得好好读。

　　在结束今天的报告之前，赠送诸位一句话：诸位做小学，而小学要能名家，必须读经学、史学，必须博通经史。 

2004/11/03 北京师范大学新主楼808室（庞慧、刘建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