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君是我的母亲，她今年93岁了。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进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写这本书，原因很单纯。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你说话。

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觉得蛮伤心的。

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又非常的有个性。

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为什么？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

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

那时候她才几岁？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她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的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笑）。

我们都认为爸爸比妈妈漂亮，可是为什么他们生了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像爸爸，都像妈妈？幸好妈妈比爸爸聪明。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到了台湾。三年以后，龙应台出生在高雄。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四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书干嘛，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

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六十五岁，她还去纹眉，纹眼线。七十多岁了，还在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去做各种让自己美丽的事情。

她还曾经建议我去隆乳。

那一刻我大概三十多岁，她六十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

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

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神，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

我在城里过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独地走着。这，对吗？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生平第一次禁语禅修。

禅修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了：搬家，搬回屏东，照顾美君。

人到了50岁之后，会发现好时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

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还会不会等我。

搬家的过程很迅速。母亲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占下哥哥的顶楼仓库，等于住在母亲的楼上。改造仓库只用了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搬家了。

我开着车，拖着满满一车行李，多数是书。两只猫跟我一起南下。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声对妈妈说话：

“应美君你在吗？应美君你今天好吗？睡得怎么样？风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帮你拿条围巾好了。”

妈咪在，猫咪在，那里就是家了。

43年前，我离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亲自送我上火车。我上车的那一刻，有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

出国时，父母到松山机场送我。那时候出国留学就像永别。我进海关之前，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

一定没有。

原因是，当时我的心目中是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我离开美君时，她50岁。

轮到我50岁时，安德烈16岁。他去英国当交换生，我去机场给他送行。他进海关之后，我等着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回头。

我当场崩溃。心里想：“这个16岁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对两个儿子的爱，需索无度。但回想起当年我自己离开母亲时，却没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

甚至是在往后的30年中，都没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

我一心向前，义无反顾，并未为她设想过。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我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

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阳明山去看日出点亮满山芒草。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太平洋畔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

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蒙古沙漠里看柠檬黄的月亮堂堂从天边华丽升起。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看大川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我们最容易被陷在墙的结构里头。这个房间叫做厨房，你就不要想它还可以是个书房。

可是其实，母亲从来不只是母亲啊。

她是应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气。她有伤心的时候，她有她内在的无可言说的欲望。

有一次，我给她念我的一篇小说。里面写到，女主角闻到马身上的汗味，她想到了男人下体的气味。

美君觉得这种描写很见不得人，很色情，不够端庄。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写？你知道那个气味是什么？

我就说，妈，你到现在70岁都不知道的话，你应该赶快去试试。

两个人笑到地上打滚。那真的是一瞬间。

其实如果可以早一点有觉悟，早一点跟母亲做朋友，真是福分，对吧？

搬回屏东这事，我晚了三年。我应该离开文化部的隔天就搬来屏东。

现在，不说话的她，对我是个谜。

你知道，我真想念她。特别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想念她。因为她事实上已经走了。

比死亡还要难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别。

美君将来也会去到爸爸身边。当时在葬父亲的时候，已经在旁边留好了墓位。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写《天长地久》的最后三个月，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任何人，在每一天时间的进展里头，都在忘记，都在走向终点，不是吗？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间里头，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对它？

如果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对于失智、对于衰老、死亡、陪伴，对这些事情的认识水平提高的话，是会不一样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太迟太迟的领悟。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太迟。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做天长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