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做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做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做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说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