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小孩中间养成了一种习惯:看电影,看戏,或者听人讲故事,只要出来一个人,孩子就要问:好人?坏人?得到了回答,他们就放心了。反正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用不着他们操心了。

  当时我们这些所谓大人常常笑孩子们“头脑太简单”,认为自己很知道“天下事本来太复杂”。其实不见得,“大人”简单化起来,也会只是在“好人”、“坏人”这两个称呼上面转来转去。因此林彪谈“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那一套,就很有市场。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做“指示”。不知道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甚至是不相信,更可能是没有考虑过真假和信与不信,总之长官说了就算数,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张春桥、姚文元说:“巴金是坏人”,他当然就是坏人。有一个时期,好几年吧,我就是坏人。大家都把我当做坏人,不但全上海,甚至全国都把我当做坏人。只有我的爱人有时候还说我不是坏人,有一回我看见她给一个朋友的孩子写信说:“我不相信李伯伯是坏人。”熟人中也有人不把我当坏人看,但他们自己也给当做坏人关进“牛棚”了。我记得萧珊对我讲过一个笑话:朋友的儿子问他妈妈怎么坏人都是老头子,因为他妈妈带孩子到机关来,看到我们这些作家受批斗或者站在草地上“示众”,自报罪行,我们或则满头白发,或则头发花白,或则秃头,在孩子的眼里都是老朽。这个笑话萧珊当时是带着痛苦的表情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一下子都变了坏人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是选出来的这个作家协会分会的主席呢!说穿了,理由也很简单:

  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长官当然正确。

  多少年来就是这样。长官说你是坏人,你敢说你不是坏人?

  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一件、两件啊!

  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在文化系统的五·七干校里参加过一个批判会。挨斗的是两个音乐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人的反革命罪行是,他用越剧的曲调歌颂江青。据说江青反对越剧,认为越剧的曲调是“靡靡之音”,这个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侮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理由实在古怪,滑稽,但事实确是这样。在这次批判会上并不见江青出席讲话,也没有人代念她的“书面发言”。讲话的还是在干校里常见的那些人,他们今天可能还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说自己一贯正确呢?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

  现在总算醒过来了。这十多年并不是白白过去的。经过这样的锻炼和考验之后,我们大概比较成熟了吧,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得多动脑筋,多思考吧。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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