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摊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级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5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成为同学。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照顾——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间屋,余下年纪大的10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有的比他还年轻,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位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嗯。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朋友龙涛写过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的文章,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地露着青皮。他身高1米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形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对老李,则向来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生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硬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是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需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傻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2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精神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一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这些大哥们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三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四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志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像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十五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岔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像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六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

  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读书看戏,吾做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备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辗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七

  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地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伎——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八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31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地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地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叶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叶,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做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地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得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待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世美。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地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头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十九

  昨天看了故乡一个朋友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45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像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是20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记得五中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子,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像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得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地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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