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长江周刊》为我做过一个专版。访谈中有一个问题:出身农门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我说,更深切地了解人间疾苦,以及人性善恶。

因为版面关系,答案展不开。

我想说的太多了。

我所出生的村庄,几乎所有家庭,都被贫困这张大网所捕捞。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户不愁吃穿,其他的,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

生存资源是土地,谋生手段是力气。面朝黄土背朝天,苦累贫病,不得停歇,但境况年年如一。

早在童年时,我就对教科书上鼓吹的“贫穷是一种美德”,产生深深的怀疑。

因为我知道,贫穷不是美德,而是噩梦。

它除了让你羞耻、窘迫、短视、不自由,而且会将人性中的阴暗面,逐一催生、放大、膨胀,直至不可控。

因此,穷人的犯罪几率居高不下。

相比于富人,他们更可能冲动、残暴、仇恨、铤而走险、不计后果。

萧伯纳说:“当最大的危险,即贫穷的危险萦绕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时,安全——文明最重要的基石——是不存在的。”

有一回闲得无事,回想了一下村庄里的人,发现参与过犯罪的,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而走在犯罪边缘的,更不必说。

然而,不论如何折腾,多年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生活质量都没有太多改观。

依然为钱发愁,依然不被尊重,而财富、见识与资源的多寡,横向比较起来,和父辈并没什么变化。

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收支

和村里人一样,我父母都是农民,半辈子在土地上谋生。

白手起家,一穷二白。

到弟弟妹妹出生,我家全部经济来源是:四亩二分田,三亩地,菜园两个,猪两头。

来算一下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活下去。

四亩田,人手少,没钱买肥料,长势不旺,所以收成都很一般,亩产大概三四百斤。四亩田加在一起,大概一千三四百斤。种双季稻,双抢时节每天忙到夜深,累成狗,乘2,两千六七百斤。

新谷出来,首先要交公购粮。

公粮。公粮每亩30斤,即130来斤,满满一担谷,必须无杂质,干燥,饱满。

每年交粮,父亲都会把最好的那一担,挑到粮库去。

没有一分钱。

购粮。购粮每亩140多斤,即600多斤。有部分报酬,100斤17块。随着物价,有所浮动,但均低于市场价,大概折半。(因为这个,我打电话问母亲,母亲打电话回村,问了一圈村里人,证明是事实,才写上来。)

交完公购粮,卖完谷,所余的粮食,年年都不够吃。

青黄不接时期,米缸已空。

怎么办?借。

借100斤谷,要30斤的利息。

一般借3担。

第二年收割,还4担。

第三年就得借更多。涸泽而渔,恶性循环。

以透支资源来填补亏空,必然导致更大的亏空。于是,在粮食上,我家就有了一个愈来愈重的负荷。

地里种花生、红薯、大豆。红薯喂猪,花生大豆收成每年大概700多斤,一部分留来吃,一部分拿来卖。

六七毛一斤,可得两三百块。

猪是最值钱、最容易变现的资产。

但一般不到200斤时就杀了,200斤还是猪苗,长势正好,一天能长一斤,但到了开学,急需用钱,没有其他方式。杀!肉一块一斤(80年代),能卖200来块。

以上就是所有收入了。

我们家五口人,衣食住行,虽然一再压缩,享乐性的东西,想都别想。(我参加工作前,家里都没有电视机,不是怕干扰,纯因穷。)

但不论如何精减开支,医疗、学费,以及村里的红白事送礼,却是逃不开的费用。

犹记得每年开学前,家里的大人和小孩,都陷入浓浓的焦虑。

那时学费高,小学的学费就要140块左右。我妈说,就是把家里的余谷卖光了,也凑不齐你们的学费。

最后的举措往往是卖几担谷,借一部分高利贷,才勉强凑齐,送我们上学。

粮食有利息,钱也有利息——高利贷5分利,100块钱,每个月要还5块,一年,就得还60。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能力,还利息都难,还本金,则是不可能的任务。

就这样,利滚利,息滚息,家里负债越来越多。

我父母像两头负轭老牛,终年不松套。

忙完田里忙地里,忙完地里忙家里,到了夜里,又忙着操持家务。

但无论如何辛苦,还是越来越穷。

紧急用钱时,四处借债,考虑到我家家境,无人愿意伸手。

我说无人,真的毫不夸张。

很多时候,父亲早上出门去借钱,到了夜深回来,一分钱没借到。

谷子、花生和大豆都难卖,大家都是种田人,没谁要这个。

吃商品粮的人,到底是太少了。

有时候,父亲大清早挑着一担豆子出去,到了镇上,赔尽笑脸,没人要,夜深又挑回来。

心灰意冷,满目无光。

而且,命运不会因为穷人的困窘,而心生悲悯,对你另眼相待。

相反,你迎来的,很可能是祸不单行。

有一回,父亲被拖拉机辗过,他大难不死,活了过来,醒来后,说:“我想过,如果我残了,也不会拖累你们,就一口喝乐果(农药)死掉,不给你们添麻烦。”

他大病未愈,去搞副业。

一个人,带着一个铝罐,和一床被子,呆在原始丛林里,伐木,烘烤,背到大山那边,卖了钱后再原路折回。

路远,一天只够一趟。山路崎岖险峻,他时跪时立,膝盖磨得血肉模糊。晚上睡在黑洞洞的树林里,没有帐蓬,没有防护,野兽与夜风的声音此起彼伏。

有一回他看到几颗树,以为是桂皮,剥了一蛇皮袋,兴致勃勃地带回来,说可以拿来卖。

没想到什么也不是。

村里类似我家状况的家庭,虽然不多,但也不少。

在80年代,南下打工的热潮还没有兴起,大家没有其他来钱的途径,只有更努力地刨作。

土坷垃敲得更细,耘禾耘得更勤,水放得更足,农家肥挑得更多。

也许有人说,可以做小生意啊!真是“何不食肉糜”的天真!

如果有那个本钱,早已境况好转。

但没有。

我在整个小学阶段,没看到我们家有过闲余的一块钱。往往要买一包盐,都得得攒上几个月。

就这样,因为制度不完善、资源短缺、人际低效、希望微渺,我们困在西西弗斯式的苦役中,日日如斯,年年如斯,循环往复。

而贫穷所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生活的不便,物质的缺乏,更可怕的,是对精神的逐渐摧毁。

贫穷后遗症

没有尊严,于是看轻底线

每年年关将近,都是劫难。因为要债人从腊月开始,就坐满屋子,比狠似地,逼着我们还钱。

这些债务都不多,赊肉的十几块(一般两个月吃一次),看病赊药的几十块,春耕时赊了两袋化肥,犁田时赊了两天牛,去年开学时没学费,借了别人三十块......

各种债主凶神恶煞地站着,逼迫、威胁、骂骂咧咧。

除夕晚上十点,还有人杵在我家,翻来覆去地逼债。

“今天不还钱,你们这个年就别过了!”

“再过一个月吧,开年就还!”

可是,开了年,我们姐弟又要报名,学费还没有着落。怎么还?怎么办?年关一至无宁日,愁云惨淡,无计可施。

“一个月,一个月,我都来过几次了,次次这样说。就十几块钱,哪里省一下不就出来了,还要我催几次?我们家也要过年的,没钱怎么过年?”

“明年一定还,一有钱第一个还你。”

如是再三,父亲赔着笑,好话说尽。直到转钟将临,看我们家徒四壁,孩子没新衣,盘里没油水,过年肉都没有,实在什么也掏不出,债主才会不甘地离去。

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家遇见一个顽强的债主,除夕都没走,留在我们家,睡觉,大年初一醒来,继续讨要。

我父亲毫无办法。

那时候,表叔的妹妹从外地回来,带了一个据说很有钱的男朋友,表叔在家里请吃饭,几大桌。

我们家人都去了。

债主寸步不离地缠着父亲,也去了。

我们深以为耻,其他人也面面相觑,都觉突兀尴尬。最后,表叔觉得不妥,借了我们家二十块,还了他,才走了。

我父亲年轻时生得美,争强好胜,才艺也多。无奈爷爷的成分,家底的贫薄,他不得不一再低头,去求,去借,去告饶,去下跪,去承担他年轻时所不愿意承担的一切。

但愈是这样,愈是不被尊重。

他感到四面皆墙,八方寒意,生存空间越发逼仄,渐渐自我轻贱,形成一种新的生活哲学:有钱,就有一切。

这当然没大错,但他还反过来悟了一下: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

世界不把我当人看,那么,我也不会把自己当人看。

他看到妖冶的年轻女孩,出手阔绰,有房有车,羡慕得不行,恨不得把我和妹妹也赶去挣快钱。

我提醒他:“那么年轻,又没本事,还戏戏浪浪地,这钱肯定是不干净的。”

我父亲说:“那也是本事。”

贫穷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剥削。它从你的尊严开始,剥夺自信、剥夺良知、剥夺希望,变成另一个人。

他会因为改善生活的迫切,底线一再下滑,动用非理性、非正常甚至非法手段,去满足自己。

因此,我们邻近的许多女孩,初中未毕业,就出外打工,用身体挣钱;

而男孩们,有很大一部分,在城市的某个夹缝里,用暴力谋生。

自觉卑微,于是不敢追求

上初中的时候,我离开家,在镇中学住宿。

周五放学,周日返校。

返校时便会炒一瓶菜,用玻璃瓶装好,作一星期的下饭菜。

家境好的同学,可能会带些干鱼、肉片炒笋、肉片炒酸菜什么的。

我也带酸菜,干的,没啥油,灌满一大瓶。整整五天,就只吃这个。

有一回酸菜也没有,就带了一小瓶霉豆腐。

家里没钱,因此辣椒粉也没有,就是将豆腐块加了盐巴,在热锅里滚了滚。

那时学生住的是集体大通铺,被子挤着捱着,席地而摊,起床后就卷起。箱子排在走廊里。

走廊两面皆墙,光线不好,看东西不能细辨。

有一回,我用饭票(用米换的)打了饭,打开箱子,就着霉豆腐吃饭。

有几个女生经过,在黯仄仄的光线中,看见我正在吃一碗白森森的东西,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揶谕说:“周冲,你吃白饭啊?”

我说:“不是啊,有菜。”

她们以为我强词夺理,走远了些,簇在一起,低低地说些什么,眼光时不时向我瞟来。

再以后,我用了两毛钱,打了一碗菜汤。

汤喝完了,菜叶子一片一片挑出来,放在瓶子里。

不吃。

每次吃饭时,都挑出来,摆在饭上,让别人知道:我也有菜吃。

上初二时,我的成绩已经是全校第一。

但家境一如既往地差。

有一回穿着一条藏青的裤子,屁股后缝着两块特大的补丁。

我已经有了爱美之心,不想穿,但不穿又能如何?只是成天坐着,除了必要的上厕所,几乎不动弹。

早操不得不去,成了一种煎熬,觉得后面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盯着我的屁股。

后来来了月经,奔涌不已。买了一卷卫生纸,一下就透。

有同学说:“有一种东西叫卫生巾,不会印。”

我第一反应就是:“贵吗?”

她说大概两三块钱。

我说:“这么贵。是不是用一片,就不用再换的?”

她说:“要换,不过比卫生纸长一点时间。”

当然没有买。

任由红潮汹涌,将裤子、凳子和被子,染得一片血红。

大太阳的上午,体育课,站在两排男生前方,那种虚脱和羞耻,现在想起,都觉得周身不适。

诸如种种,反复在年少时发生。不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早在童年时,因为贫穷,因为耻辱,已觉处处低人一等。

哪怕我无数次站在领奖台上,也难以从骨子里袪除。

它让你在面对所爱、遭遇选择时,行动上犹豫不决,甚至逃避美好、自由和爱,自觉不配,自觉黯淡粗鄙,从而放弃主动权,被动地让命运牵着鼻子走。

那时候,暗恋一个男生,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生出勇气,站在他面前,说,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甚至觉得,我对他的喜欢,都是一种对他的侮辱。

哪怕我毫无欲望。

紧张易怒,于是暴力丛生

我父母的争吵与厮打,在我记事之前,就开始了。

导火索都是小事情,一言不和,母亲会用最剜人的、最狠毒的、最粗鄙的话,来招呼对方。

而我父亲就会动手。

多少次了,我耳边滚动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咒骂,眼前滚动着父亲歇斯底里的殴打。

事情的终结,往往以母亲的沉默而告终——我的母亲,在泥地上挣扎着,翻滚着,头发凌乱,脸扭曲变形,痛苦得哭都哭不出来。

暴风雨过后,有一阵短暂的宁静。

但不出两天,依然如故。

争吵愈发剧烈,暴力愈发凶猛。

年年如是。

有一个晚上,我特别惊讶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今天居然没吵架!”

他们当时心绪平和,也觉悲哀。

我父亲说,“唉,日子太难了!”

大家都太紧张了,忍耐力与宽容,都降到了最低,稍有不顺,就会向身边人发泄。

母亲善用三寸不烂之舌,父亲善使一双风火流星锤。

你来我往,在伤害亲人的过程中,平衡自己受到的屈辱和不公。

甘地说:贫穷是最糟糕的暴力。

当然,他所说的,不仅仅是日常暴力,还有种族、民众、信仰之间的暴力。

但是之于我而言,我所切身体会到的,就是在极端的贫穷里,人的情绪就像活火山,随时可能喷发。

它让人无法温和,无法淳朴,无法从容和理智。

更多的,它会带来对至亲的威胁,对他人身体和尊严野蛮粗暴的侵犯。

在那个贫困的村庄,暴力成为日常表达方式之一。

谁家老婆和小孩被打了,引不起大家的注意。

它是如此平常,平常到我们都认为合情合理。

于是,一个个妇女喝农药自杀,她们生前挣扎的时候,没有人给予她们救助。

包括她们自己,也完全想不到被老公痛打过后,可以报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村里流行的观念是,家丑不外扬。

于是一个个忍着,直到抑郁得自我戕害。

而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儿女,会沿袭这种暴力相处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于是,暴力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去。

忽视教育、法治、医疗,心态急功近利

念小学时,有两个很好的小伙伴,一个姓李,一个姓付。

我们曾一起上课,一起打猪草,一起爬过高高的苦楝树,翻过围墙,去学校里打乒乓球。

但小学毕业,就联系少了。

她们辍了学,去县城或更大的城市,谋求生存之路。我则继续念书。

前年听同学说,她们都在未满20时,嫁了木工或泥工,甚至小混混,早早生了娃,现在依然在农村,生活不景气,做了些小生意,也打过工,但无论如何折腾,都没有填补贫困的豁口。

她们不是特例。

在那个被贫穷所笼罩的村庄,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多数在初中时,就结束了学业。

辍学之后,便是荒荒莽莽的自由。

然而,自由对沮丧的加深,并不亚于它的舒缓作用。

当一个人没有能力,没有目标,没有资源时,自由会让他无所适从,会让他恐惧、急于逃避。或者带来不受监督、免于责任的幻觉,可以不计后果,为所欲为。

许多女生十几岁就做了母亲,男生到处游荡,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直到今天,依然在游荡。

我父亲虽然专制粗暴,但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激——他一直重申,你们必须要读出头,读不出头,就跟XX(村里的一个女疯子)差不多,被人嫌得跟坨屎一样。

虽然目标很功利,但对于一个底层屌丝而言,这是唯一的有效出路。

我们于是不敢放松,更不敢轻易说,我不读了。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这些年我学到了一些事情,其中一条就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贫困的,就是确保孩子受教育,尤其是女孩。

这就是“女孩效应”。

即,在女孩或妇女身上投入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但因为短视,穷人往往在孩子提出不读书的试探性要求后,大多不会强行阻止,他们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只要勤快,到哪儿都有饭吃。

因为他们的人生就是如此。

但二十年后,那些辍学的女孩们,多数都在从事最卑微、最轻贱、薪水最低的工作,慌不择路地嫁人,回到村庄,生孩子,发胖,不再工作,除了打麻将,就是带带孩子,婚姻理所当然出现问题,大吵大闹,和父辈一模一样,在几十年前的生活模式中,一天天度日。

因为没钱,所以,大家也不会重视医疗,有病能拖就拖。

而这形成习惯,有了钱后,也是如此。

非得到了要命的时候,才赶到医院。可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也不太重视法治。

出现什么问题,多是我叫上我的兄弟,去揍你一顿。你叫上你的兄弟,又打回来。

到了权益真正受损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去打官司。

大家觉得,打官司是一件丢脸、麻烦的事。

宅基地被占,山林被砍,田地被强卖,都是用打的方式,来发泄怒气。

生活的希望在哪儿呢?

几乎所有赤贫者,都热爱彩票。

他们热衷于赶很远的车,去一个地方摸几块钱的奖。

因为,彩票带来的忽然暴富,是他唯一可以改变生活的捷径。

但彩票只是一个商业幻觉。

那么多年了,没有任何奖金安慰过他们。

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物资稀少,观念落后,贫困变成一道森森的围墙,将穷人牢牢圈在其中。

精神短视,心智不自由

2006年,妹妹上大学,有了一个留学新加坡的机会。

我们家一因为确实没钱,二来因多年的保守习性,觉得稳妥才好,别折腾,在国外学习与在国内,也没什么区别。

就这样放弃了。

如今想来,怎么都觉得可惜。

我设想过,要是妹妹生活在一个富有之家,她今日,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

贫穷是最大的人才浪费。

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精神短视,所以会恐惧未知,拒绝大改变,杯弓蛇影,继而做出错误选择。

无数人的潜能被贫困浪费掉了。

比如,我有一个小伙伴,他早在小学时,就有一种绘画的天赋。

他能一笔,就勾完整个人物,有鼻子有眼睛,惟妙惟肖,灵气四溢。

我现在的某些小技巧,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但是,他母亲对此毫不在意,她认为,画得再好不能当饭吃,赶紧去挑粪。

初二没上完,他就辍学了。

跟着一帮小混混,到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或许也褴用药物吧,我不知道,只是再没有听说过他的传说。

他就那么寂寂地,湮没在黄沙般的贫困大军里,找都找不着。

同村还有一个人,念小学时,记忆力惊人,读了两篇课文之后就可完整背诵,句句无误,完美无缺,可是,初中没念完,开始混道上,后来因为抢劫,入了狱。

活在村庄里的人,忽视教育,信息来源少,文明落后,晚一辈的人,如果不读书,只能接受长辈的价值观。

盯着眼前利益,关注吃喝玩乐、家长里短,一代代重复下去,自我愚化,越来越蠢。

偶尔也有救济。

但不论救济来自政府,还是来自亲友,我发现一个怪现象:一旦得到钱,他们的使用方式,都不是为未来投资,而是满足于当前的需求:比如,大吃一顿,买几件新衣裳,还一部分债。

所以,救济有与没有,穷人的日子依然如故。

甚至,救济的丰盛,反而会助长穷人的依赖心理。

当他们再次没钱,会当面锣,背面鼓,暗示或明晃晃地伸手要钱。

救急不救穷,是多么残酷的道理。

美国《科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的研究,给了众多穷人以严重的心理打击——那就是贫困会降低人的智商。

穷人越来越笨,不断地贫困不断地损耗大脑和心智资源,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无法改变,于是自我麻醉

苦役永无尽头,但穷人要活下去呀,怎么办?

他们接受了宿命论,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劝慰自己安贫乐道,安于现状,少胡思乱想。

中国从儒家经典,到诗词歌赋,提到乡村,都有意无意地美化。

美化他们的贫穷,美化他们的愚蠢,美化他们的自我封闭,造成安于贫困,是一种操守的假象。

于是自我麻醉,忘却自己的无能。

而随之而来的,是行为上的懒惰。

但又有什么关系?

贫穷很高尚,贫穷说明我品行好,为什么要改变呢?

美滋滋地懒着吧。

在一些偏远山区,一些人的贫困程度令人惊讶,但他们习以为常,为什么?因为他们麻木了。

或许,在年少的时候,每一个穷人都怀揣志向,但是生活反复打压,渐渐感到无计可施,终于跪下来,呆在原地,通过自我麻醉,忘却希望,听之任之,成为行尸走肉,生活想怎样都可以。

志向不再保鲜,不再活跃,最后趋于退化而消失。

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的眼力确实锐利,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看不惯了,愤然地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讽刺所谓的安贫乐道:

大热天,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席卷天下”。

这也是一付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

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

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贫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钱生育钱,贫困生育贫困

教育就是拼爹。

比如,我表哥是县里有名的书法家。

如我所料,外甥上了大学后,自然而然地拿起毛笔,子承父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新人。

一个人处在某种家庭中,因耳濡目染,对父辈的职业,比对其他的职业更熟悉。

比如,读书人的孩子,每天接触的就是文章、礼法,又兼之父亲拥有满壁黄卷,一票文化界的好友,一个充斥着书香的人际网。

那么,他成为士,远比其他阶层的子弟容易;

同理,农民的孩子从小跟着父亲种田,熟知耒、耜、芟,春耕秋种的常识,一草房农具,一帮种田的铁哥们儿,一个满是泥土味的交际圈。

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因为内在的观念,外在的资源,自己的能力,困在穷人阶层,穷尽一生都无法挣脱。

阶层逐渐板结化,既得利益集团变得越来越坚固。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内,掌握社会各类资源的精英阶层,逐渐实现了内循环和近亲繁殖。

官二代轻而易举上位,富二代获得创业资金易如反掌,星二代想露脸,得到角色,不费吹灰之力。

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度,决定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而底层人想要逆袭,缺乏一个公平、稳定、公开的方式,发展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上行的阻力越来越大。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

寒门再难出贵子。

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

这都是励志与鸡汤所无法掩盖的事实。

当然,从农村出来的人,也有少数人能逆袭成功。

但这些人,往往都拚尽全力,打好了人生剩下来的牌:教育、性格、婚姻、圈子。

教育成就了求知手段,知识让自己目标明晰,眼光精准,不服输的性格让自己竭尽所能,再加上择偶,也能成为很大的一个跳板,使自己脱离原来的阶层,圈子则是一种资源分享的方式,身处其中的人,会得到更多机会,同时也通过眼界、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学习,内化成高贵的人。

作者:周冲,80后的老女孩,自由写作者。2015年离开体制,现定居于广州。一个人,一支笔,过一生。公众号:周冲的影像声色(ID:fuck_your_dick),微博@周冲周冲,著有《你配得上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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