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暴民是指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平时表现为逆来顺受,得势时表现为专横跋扈。这个群体的基本特点有: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崇尚权力胜过崇尚权利,崇尚集体胜过尊重个体,崇尚平等胜过崇尚自由。当然,这个群体基本上搞不清权力和权利的区别,更把自由与平等混为一谈。当然,要的就是搞不清楚。
课程标准
初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并使用以下若干词汇。“汉奸”“崇洋媚外”“卖国贼”“走狗”“人民”“爱国主义”“祖国”“神圣”“崇高”“敌对势力”“美国爹”“草泥马”等等。重在词汇积累,运用难度不大,有小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该标准
中级标准:能娴熟的掌握、运用以下论断,并能在遭到质疑时,用重复、循环论证、辱骂等方式进行反击。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是党和国家养育了你们”
“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得学会改变自己”
“命苦不能怨政府,点儿背不能怪社会”
“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在炒作,目的就是为了抹黑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重在勇气和胆识,有中学文化程度即可达到标准
高级标准
不但能娴熟的使用初级标准中的词汇、中级标准中的论断,以及初步的反击方式,还能运用转移视线、模糊焦距、创造事实、基本真实但关键事实撒谎等高级手法进行反驳,大学文化程度可达到标准。
转移视线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模糊焦距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创造事实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没有XXX,你连这鸡蛋都吃不上。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很多家都是因为吃隔壁的鸭蛋而导致家庭成员冲突,生活水平下降最终解体。
关键事实撒谎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高级课程:你不要乱看一些东西,要看一些正面的,人家说鸡蛋难吃都是假的,都是谣言,你看《环球时报》就知道鸡蛋其实还是好吃的。
评价方式
理论评价和实践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是指,能够在口头表达和网络写作中与网评员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叫合格暴民;实践评价是指,在反日游行等半官方或官方组织的活动中,能冲锋在前,砸车打人在后,这叫优秀暴民;在未来的社会动乱中,一听动员,马上冲上街头,挥拳头、呼口号,打砸抢杀,这叫卓越暴民。
教材
《环球时报》等官媒,《乌有之乡》等民间媒体,还包括部分中小学教材
课时
弹性学制,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达到标准即可毕业。
课程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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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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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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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身说法
一 学习理论
暴民理论有两大来源,1、暴力革命理论 2、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暴力革命理论解决了形成暴民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崇尚暴力胜过热爱法律。只要目标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包括牺牲法律采取暴力。
有一部未曾公开的纪录片,讲的是文革期间,在中南海里面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情形。暴民们用红宝书扇刘邓耳光,并高呼革命口号。刘少奇驯服地低着头,而邓小平的双手不断颤抖,表现出内心的极度紧张和恐惧。这说明领袖跟普通人一样,都惧怕暴民。国家领导人之所以也会遭遇整肃,关键在于革命党未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化,那时,革命的基因相当强大,革命压倒一切,包括法律。当初。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就是通过暴力而不是法律来达成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轻视法律,需要时抬出来,不需要时收起来。其实,挨整时的刘邓,也未完成基因的转化。
由于有文革的切肤之痛,邓小平上台后,针对文革的暴民政治,提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乏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这时开始,革命党逐渐向执政党方向转化,逐渐开始消解制造暴民的土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溶解暴民的冻土,一缕法制的阳光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法制阳光普照,即任何党派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之下行事。
一旦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暴民便会蜂拥而至。法国大革命之所以造成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从国王、贵族到第三等级都不尊重法律。法国贵族崇尚暴力胜过尊重法律,这是他们与英国贵族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法国大革命性价比不如英国革命的原因之一。
在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常常绕过法律程序,进行粗暴的镇压。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被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却命令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破坏法制的结果是,表面上看实现了高效的维稳,实际埋下了定时炸弹,为什么这么讲?这摆明是政府在教育人民,法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它一直开办这类学校”。
所以,当贵族们被推翻时,你也别想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几乎所有的的法国贵族都被砍了头,包括国王路易十六。其实,历史上的路易十六根本不是暴君,而是一个性格温和的改革者,但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暴民将他以“暴君、人民公敌”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
此外,革命理论容易培养出不妥协的极端气质,一个合格的暴民,必然喜欢走极端,本能的厌恶妥协,这是暴民一旦掌权后往往变得十分残暴的原因之一。总之,践踏法制就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暴民,中外历史莫不如此。
暴民理论第二个来源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集体主义认为,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如同离开了机器的螺丝钉是没有用的一样。个人这枚螺丝钉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镶嵌在了集体这台机器上。在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则不值一提。
于是,集体主义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它不让个人的良心自由地运用,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规则,即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在集体主义道德体系下,人没有道德底线,有的只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
在动荡年代,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的是什么人?是罗伯斯庇尔,是希特勒,是拥戴他们的千千万万暴民。“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以革命的名义判处你死刑”,这是非常典型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施暴方式。很多人不理解,以《人权宣言》闻名于世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而同样宣称要捍卫人权的美国革命却温和得多?这就涉及到对“人权”的理解差异。法国的“人权”跟我们百度上的说法一样,叫“RIGHTS OF MAN”,意思是人类的权利,是集体的人权;而美国的“人权”则跟英国传统一致,叫“RIGHTSOF MEN”,意思是个体的人权。
法国革命普遍出现“以人民的名义没收你的土地和财产”的现象,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压倒一切;而在英美革命中,个人权利和财产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保护,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了尊重。对“人权”一词理解上的差异,是法国革命与英美革命本质上的差异,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革命路径和发展方向。
集体主义的走向必然是专制和集权,个人主义的走向必然是民主和分权。波普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结论是:“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而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变化和进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当然,话又说回来,专制和集权未必一定糟糕,民主和分权未必一定好,这需要细致的探讨。单单就暴民的培养而言,专制社会的效率要高得多,这早已经被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所证明。顺民变暴民,瞬间就完成,比女人换衣服还快。
有了这两大理论做基础,去认识和解释世界,剩下的事情就是取消独立思考。几乎所有的暴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独立思考的欲望和能力。他们普遍喜欢在智力上偷懒,喜欢接受现成的结论,不愿意自己寻找答案。只要与他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一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欺骗他们,他们都相信你。他们尤其喜欢,简单粗暴和煽情的语言,喜欢想入非非,所以勒庞一针见血指出:“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怎样才能取消独立思考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成另一个问题,怎样让人变傻呢?答:培养他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即除了按照需求输出特定的、唯一的价值取向的信息外,屏蔽其他一切信息,所以,屏蔽信息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次,灌输,反复灌输两个理论,直到内化为其本能。何谓本能?一听到“美国”两字就恶心,一看到“社会主义”就开心,一听说“爱国”就亢奋,一听说“妥协”就阳痿。
二、案例教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百姓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官员,官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起到示范作用,“只许你州官放火,难道就不许百姓点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体制就是官方开办的一个大学校,你做什么,老百姓就默默地跟着学样。历史上,每每出现暴民们无法无天以至于“天街踏尽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时,我们都只能默默地叹口气,报应啊!这种暴虐往往都是跟官府学的。事实上,社会当中每发生一起不公平的事件,都培养出一批未来的暴民,每发生一起官府带头践踏法律尊严的事件,都会变成未来暴民射出一只利箭。案例教学具有具体生动直观的特点,很容易被人记住,所以培养暴民的效率是很高的。
最近关注度很高的雷洋案,无疑是一个培养暴民的案例。过失致人死亡加作伪证,发生在警察身上叫作“情节轻微”,于是无罪。这个判决有三大危害,一、让人轻视法律。一个人是否有罪,不由法律说了算,而由法律背后的权力说了算。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拥有真理,当一个普通公民得出这个结论时,一个潜在的暴民开始有了雏形。二、人为的把警察与民众对立起来了,仿佛警察拥有特权,人们的不平等感油然而生。接下来人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警察有特权?稍一思索发现,因为警察是国家暴力机器,是维稳的工具,掌权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以免政局不稳。这让人的思想认识再次回到革命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杆子,什么都是空的。暴力的逻辑再次碾压法律的逻辑,暴民思维基本形成。三、政府公信力遭受损失。“要让每一位群众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是法治中国题内之义,也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类似雷洋的案例多了,政府信用就一点一点破产,最后,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从根本上来说,维稳靠人心而不是暴力,失去人心是维稳工作最大的损失。
雷洋案跟之前的钱云会案、贾敬龙案的不同之处在于,钱云会、贾敬龙是农民,人们的关注是基于道义,而雷洋属于中产阶层,关注者也大多是是中产人士,很大程度上关注是基于兔死狐悲的情感。要知道,暴民并非只出在下层,暴民也可以出在中层,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是律师,在大革命中他们成了暴民的领袖。所以要培养暴民中的领袖,不妨多制造一些雷洋案。
三、现身说法
暴民的基本特征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无法无天,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基本人权。要培养这样的人,光有理论教育和某些案例教育是不够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带头示范,毕竟,言传不如身教,现身说法对暴民素养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记载:“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专制政府的培训起了什么作用呢?大革命前期间,雅各宾派上台后,不仅效仿旧政府轻视私有财产的做法,例如,没收贵族全部土地,强迫农民交出政府所需要的粮食等,还变本加厉地对拒绝服从的人予以惩治。1793年9月17日发布《惩治嫌疑犯条例》,实行恐怖统治,惩罚那些试图捍卫自己的财产而对革命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士。该条例以定义模糊的“反自由罪”授权指控反革命分子,那些“言辞和著作,偏袒于暴政的人”即被指控为反革命,还有“那些前贵族,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或者女儿、兄弟或者姐妹,以及流亡分子的代理人”,都属于反革命嫌疑犯,这导致留在法国本土的贵族及其亲属几乎全部被处决,狄更斯《双城记》中侯爵侄子达尔奈的命运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对上述历史现象,托克维尔一再强调是专制政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所致。在《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章中,托克维尔写道:“(革命前)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没收的所有土地的价钱尚未偿还。国家这样欠而未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小角落,竟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为数有限;但是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反过来,如果政府一贯尊重个人权利,这对培养暴民工作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英国自1689年光荣革命以来,再没出现过暴力革命,甚至都没出现过一次政变,暴民难以成气候,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政府的现身说法与法国波旁政府恰好相反,英国对个人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尊重比法国做得好得多。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一块菜园的租赁权、一间茅舍一年的利润,对一座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用、对侵犯所有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迹象,都比法国对属于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地产或对法国整个商业金融界的处理要更郑重得多。”显然,英国人对个人权利充分尊重,是导致其培养暴民失败的重要原因。
想要培养更多的暴民吗?路径已经清晰,方法已经明确,请按照上述手册实施。总的来说,专制政治是培养暴民的总课程,是出现动乱风险的源头之一。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专门分析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原因。他断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