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要负起解释人生意义的使命，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本书（《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尼采把学者当作对立面，再三强调这个论点。
他指出：“一个学者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一个真实的人何尝脱胎于一个学者呢？”真实的人，即是对世界和人生有丰富而深刻的体验的活生生的个人。因此，他仿佛成了“整个世界的原型和缩本”，能够“从自己身上获取大多数教导”。他具备两个相辅相承的特点，既有独特的眼光，能“初次地看事物”，亦有独特的个性，自己是一个“被初次看见的事物”。相反，学者“让概念、意见、掌故、书本横插在自己和事物之间”，总是借助别人的意见来看自己和事物，因此在自己身上和事物上面都只看见别人的意见。
哲学上的独创性，其根源在于一个哲学家的独特的内在体验，在于这种体验的力度和深度。如果没有，脑袋再聪明，工作再勤奋，也不过是搜罗更多别人的意见，对之做一番整理和转述罢了。对于别人的意见，其价值也须依据包含多少真实的生命体验加以判决，而在能够做这样一个公正的判官之前，一个思想家自己“必须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真实地生活和体验，这是一个前提，在此前提下，哲学家还必须诚实地思考和写作。尼采认为，在这一点上，叔本华也是楷模。他是在“对自己说话”、“为自己写作”，一个这样的作者必定是诚实的，因为他不能欺骗自己。他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明白，从不作似是而非之论。所谓似是而非之论是那样一些意见，作者自己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只是用来哗众取宠，它们充斥在出版物之中。二是质朴，甚至排斥诗意的或修辞的辅助手段。这倒好理解，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时当然不会用美文的。正因为此，叔本华“善于质朴地说出深刻的真理，没有华丽辞藻却抓住了听众，不带学究气却表达了严密的科学理论”。相比之下，尼采感叹说：“诚实的作家如此之少，因而人们的确应该对一切搞写作的人报以不信任。”
当一个诚实的思想家面对社会时，要能坚持他的诚实，还必须具备一种品格，就是正直。如同叔本华那样，真正的哲学家必定拥有独立的人格，“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如果一个天才想使居于他身上的更高的秩序和真理彪炳天下，他就不可畏惧同现存的形式和秩序发生最敌对的冲突。”相反，学院里的哲学教授们以“纯科学”名义宣讲的“真理”，却似乎是一种恭顺的、随和的、讨人喜欢的东西，不会给任何人造成麻烦，因此他们自己也不会惹上麻烦。尼采写道：“所以，我要说，哲学在德国必须越来越淡忘‘纯科学’的身份：而这正是叔本华其人的范例。”尼采把康德算作相反的范例，在本书中多次批评他“固守大学，服从政府，维持一种虚假的宗教信仰”，“不脱学者的故态，患得患失，低声下气，在对国家的关系上有失风度”，因此“他的范例主要产生学院教授和教授哲学家，便是很自然的了”。仅就行为而言，尼采说的是事实，康德谨小慎微，看重职称，屡次忍气吞声地向当局递交申请，直到四十七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用“真实的人”这个标准衡量，尼采惋惜他“也未成正果，虽然天生其才，富有潜力，但直到最后仿佛仍然处于蛹化状态”，即停止在从学者向哲学家蜕变的半途上了。
哲学家追求智慧，学者服务于科学，二者的区别源于智慧与科学的不同。“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智慧和神圣都是灵魂的事，知识层面上的科学和习俗层面上的道德则和灵魂无关。科学“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科学不论在何处都只看见认识问题，在其视野内苦难原本是某种与己无关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它为自己谋利的程度，正相当于它对其仆人的损害，它把自己的特性转嫁给了他们，因此而仿佛使他们的人性变得僵硬了。”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标本观察到，许多学者“盲目地、过早地为科学献身，从而以一个驼背为其特征”。
写作本书时，尼采自己已经做了六年学者。以前做学生，现在做教授，他从老师和同事身上对学者也有近距离的观察。这个有着一颗哲学家灵魂的学者以解剖学者为乐，在本书中列举了学者的十三个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条。
第一，天性冷漠，没有爱和热情。“他的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而且乏味。”“感情贫乏而枯燥。这使他适合于从事活体解剖。”
第二，资质平庸，没有创造性。“自视甚卑，是的，谦虚。即使被圈在一个可怜的角落里，他们也丝毫不感到是牺牲和浪费，他们仿佛总是刻骨铭心地知道自己不是飞禽，只是爬虫。”“学者在被推上某一条路之后，就在这条路上作惯性运动……这种天性的人是目录和植物标本的搜集者、讲解者、制作者；他们之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学习和探究，只是因为他们未尝想到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他们的勤奋与极其蠢笨的重力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常常十分多产。”“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好。书本是他的慰藉：这就是说，他倾听另一人如何思考，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漫长的日子。”“学者在本质上是不孕的——他的来历的一个后果！——而且他对有创造力的人怀着本能的仇恨；所以，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
第三，追逐名利，没有纯净的心性。在“谋生的动机”支配下，仅仅为“有利可图的真理”效劳，因为“它能够直接带来薪金和职位，或者至少能够讨好那些分发面包和荣誉的人”。“学者还相当大量地怀着想要发现某一些‘真理’的冲动，目的是向权贵、金钱、舆论、教会、政府献媚，因为他相信，如果主张‘真理’在它们那里，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有些学者“想尽可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就选择冷僻古怪的项目，最好这些项目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经费开支、旅行、发掘以及大量的国际联系”。“如今，当老师的只要善于开辟一块地盘，让庸才们在其上也能做出一些成绩，他就准会一举成名，求学者立刻蜂拥而至。”一方面是师生之间互相利用，另一方面则是提防同行，“所有同行之间都满怀嫉妒，互相监视”。总之，大学是十足的名利场罢了。
我忍不住要大量引用尼采的原话。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一百三十多年前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他莫非是在说今天我们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