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我们兄妹七人，方友是老大，我是老三。
当年父亲在劳改农场里服刑的时候，家里除了母亲，扛将的就是大哥了。大哥说，老三，你小的时候吃的肥胖，都是我看护你，我背着你到镇子里的面粉厂里去找咱妈，一路下来都快把我累死了！常言说，长兄如父呀，那种感情是能用文字表达得了的？
多年以来，我们兄弟都生活在一起，情如手足，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和幸福。
1993年以前，我们都居住我们的出生地－－颍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小镇里，那个小镇名叫新站集。镇东居住的大多是从山西老槐树下移来的汉民，镇西居住的大多是穆斯林信徒，人口四千左右，是镇政府所在地，隶属河南省淮阳县，也就是历史上的陈州。陈州在历史上小有名气，比如孔子、陈胜吴广、陈思王曹植、包拯包大人等等，多少都和她有些关系。当然，还有人祖伏羲。人祖的故事大多为传说，文学上叫虚构。虚构的故事流传长久往往就形成了某种真实，中国文学里的许多人物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淮阳城里至今还保留着宋朝宋太祖年间建成的气势非凡的太昊陵，每年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那里都要起庙会，庙会期间那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那里去朝拜，香火十分旺盛。
熟悉孙方友小说的人，肯定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故。，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故乡，像熟悉自己的眼睛和气息一样，我们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不说大哥，我就知道我最初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都是来自那个小镇，我小说里的颍河镇的格局也基本上是以那个镇子为蓝本的，只是那个镇子在不停在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在往下的行文里我可能还要提到这些地方，比如周口的关帝庙，我也要在这里先说一下。
周口关帝庙和太昊陵一样，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质结构传名与世。1993年以后，我和大哥迁到离我们镇上四十里的周口市后，就住在距离关帝庙北边大约有一千米左右的一座楼房里。我们兄弟的家，门挨着门，站在我们五楼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关帝庙绿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说家南丁和张宇，评论家耿占春，还有《小小说选刊》的杨晓敏、郭昕、寇云峰诸位先生，都到我们周口的寒舍。
到了1998年，我们兄弟又一同搬迁到郑州，仍然在同一幢楼居住，门，仍然挨着门。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哥一直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以写小说为生，但是，我们兄弟的创作风格完全不是一条路子。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大哥的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用什么手法，走什么路子，或者他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属于什么流派，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所建造起来的那个艺术世界，推没推到极致，是不是像地理学上的造山运动那样，在人类的文化视野里耸起一座山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座山。比如，达利是一座山、贝多芬是一座山，罗丹，也是一座山。就文学而言，能不能成为一座独特的山峰，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维度：
一，对自己民族苦难的体验。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再现。三，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再有，就是作品里体现出某种形而上的宗教品质。
孙方友的小说创作也应该是一座山，当然，山的状况与大小也应该由评论家和读者来评定。在这里，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来回忆一些有关他与他的小说创作的零星往事。
经历
我大哥1949年出生，年长我七岁。大哥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刚刚丢掉他卖烧饼的筐子参加工作。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白色的衬衣束在裤腰里，留着分头，系着皮带，在我的感觉里，家父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在我幼小的印象里，父亲是神圣的。留着分头腰里系着皮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有谁能这样？没有。
家父从小就是同伴们的领袖，事事都做得让人五体投地。他从爷爷的烧饼摊子上端走一筐子烧饼，卖得的钱不到十分钟，就会在赌博场里输个净光。父亲参加工作后，练了两手绝活，一是喝酒，二是骑车。有一年春节我父亲到姥姥家走亲戚，他一个灌倒了包裹我舅舅在内的十六个男人，父亲枚来的好。父亲骑车能从楼上一直骑到楼下，整整十八个台阶，而且是旧式的木楼梯，他还把车子骑到我们镇子东边的歪脖柳树上。那些亲眼目睹父亲这些经历的人，当时把我的目光都讲直了。
家父后来走南闯此，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坐过飞机。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人有几个人能坐上飞机？如果我的同伴之中有谁敢叫一声父亲的名字，那我一准会和他打架，并十分刻骨地仇恨他。我父亲的名字，能是你叫的？我觉得就连父亲坐牢到劳改农场去服刑，也是十分了不得。
父亲服刑的原因直接来自1964年的四清运动。在1962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承担了我们县的用煤采购任务，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失的煤，都成了我父亲贪污的证据。父亲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天，同时也是我们苦难生活的开端。
父亲被人带走的时候，大哥在离家十二里的一个叫做程寺的小集镇读中学，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红卫兵大串联中。父亲出事以后，哥哥就中断了学业，为了有点读书的时间，他到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去帮槽，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我们家里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给供销社里推麦面，留下下面我们吃。我们几乎每天推石磨都要推到深夜，大哥说，真是累得要死，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母亲还要给我们做饭，做好饭一个个把我们叫醒。
母亲说，起来，都起来吃饭。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母亲叫醒了。那天母亲破例给我们兄妹做了一顿好面条，那面条没有放盐，淡的，可是我们一伸筷子却从里面捞出一块红薯来。我的天呀，那真是好吃，那个时候春红薯刚刚下来，鲜物呀！
大哥说，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可是总觉得都没有那碗面条好吃。
为了改变家中的生活，大哥就领着我们兄妹到颍河里去捞砂礓，卖给公路段里。初冬，河水凉呀，刺骨。我们的腿冻麻了，就跑到岸上把腿埋在干沙里取暧。我们的手被河水泡得惨白无血，一摁一个洼坑，半天还不起来，我们的脚被藏在淤泥里的砂礓刺破了，那真是疼呀，疼得钻心。
那时候，大哥正在给我们街上的一个姓雷的姑娘谈恋爱。可是人家看到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就给大哥吹了，大哥肯定很伤心。为了争口气，他就用卖砂礓的钱跑到项城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可是我二伯父却不让大哥听，二伯父说，这收音机能是你听哩？人家告你收听敌台。
母亲一听就怕了，就借了一辆车子让大哥去把收音机退掉，可是大哥死活不去，母亲就哭了，母亲说，你想气死我呀！大哥不忍看着母亲伤心，就同意去。要走时，却找不到了自行车。自行车哪里去了？被我推到镇外的打麦场上学骑去了。那个时候谁摸过自行车？我没骑两下就把车子骑沟里去了，结果把前叉子摔坏了，我推着一辆摔坏的自行车从街上走过，要经过多少复杂的目光呀。那个时候大哥就是生产队里的整劳力，他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却使不上大人一样的工分，大哥常常为这愤愤不平。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和二哥常常被叫去开可教子女会，常常被生产队里派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大哥和二哥被派到一百六十里外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了大雪，颍河里结了冰，不能行船。大年三十，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们。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了他们，我就叫了一句，大哥－－一句话没有喊完，泪水就顺着我的面颊流下来。大哥也在对岸叫，妈－－二哥也叫，妈－－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妈就叫一声，乖－－声音就嘶哑了。
那一天，我和母亲看着大哥二哥沿着河道向东走去，他们要冒着鹅毛大雪到离我们家二十路的项城去，那里才有一座桥，然后他们再往回走。大哥二哥的脚步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在黄昏里，在我的感觉里，发出经久不息的嚓嚓声。那时候，镇子里就响起了初一五更过年人家的鞭炮声。
在那几年里，大哥几乎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后来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播种的时候，大哥就是楼把式。地里种什么，上什么肥，都是大哥说了算。直到今天，我们兄弟在颍河的河套里还都有一亩责任田。
1967年，我们公社里成立了豫剧团，现在我说不清大哥当时是怎样进的剧团，但我知道，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上一次小小的辉煌。1968年是我们镇上的豫剧团移植革命样板戏最红火的年头，大哥演过《白毛女》里面的穆仁智，《沙家浜》里面的刘副官，《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而使他红遍颍河两岸的角色是《红灯记》里面的鸠山，大哥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泡做成的光头道具，几乎演遍了我们那一带所有的村庄。大哥有一部中篇小说，名叫《艺术皇冠》，写的就是那段生活。
1972年的冬季，作为盲流，大哥去了新疆。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中的又一次小小的辉煌，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大哥的足迹。当然，大哥也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经历。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的大伯父。我大伯父刚解放就从部队上转到新疆石河子的农七师，尽管他老人家1989年已经长眠与那块异乡的土地，但那里还有他的儿女。尽管我没有到过那片土地，但我却十分热爱那里，我绘画的启蒙老师张夫仲先生，在1986年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我们的镇子，也到了那里。大哥说，在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和那块遥远的土地有着某种联系。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也清楚那段为我所不知的生活，在他后来的创作之中应该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年后大哥从新疆回到故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哥成家立业，尽管又经历了许多风雨，但他的生活基本上稳定了下来。1985年他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被县里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调到县文联工作。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调入省城的这么多年里，大哥都是在用他手中的笔说他想说的话。应该说，是他创作的陈州笔记，给我们那片土地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他也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养活着他的妻子和儿女。
大哥有时就会感慨地说，哎，不容易呀，我们农家的孩子，有俩钱不能算翻身，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上翻身。
大哥在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是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教育上不去，那她就永远也别想强立于世界之林，一个民族是因为有了自己伟大的文化，她才显示出耀眼的光辉。比如俄罗斯，她是因为有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她光芒四射的。
我认为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就一个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种无意识的，你不可回避的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的生活，和我们所提倡的那种到另处体验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也会产生出不同层次的作家。在我们经历生生死死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写作。但是，当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那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就像被雨水从泥土里冲出来的金子一样，在我们的注目下闪闪发光。
读书
有一个夏季的上午，大哥要坐渡船到颍河的对岸去，然后再乘车到周口去找父亲，而我却一心一意地闹着跟着去。颍河对岸那带莽莽的长堤，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更别说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那座城市了。大哥给我讲过许多有关周口的故事，颍河上的老洋桥、桥头的镇水铁牛、关帝庙……我很向往那个地方，他的那些讲述，更加引诱着我要跟着他一块去周口的渴望。那天上午我抱着大哥的腿，坐在镇子南门外的红石码头上不停地哭闹，大哥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对我许诺。他说，听话，等我回来，箱子里的画书随你看，好不好？我不同意，大哥又说，回来我一定给你买几本连环画，好不好？这下我同意了。但是大哥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承诺。
那次他从周口回来是买了连环画，可是，等他手里一有连环画，他就忘记了对我的承诺。他先在画册上写上孙方友三个字，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本应该属于我的小人书放进了他的画箱里。大哥的画箱里已经有了满满一箱子画，可他就是不让我看。他说，你会看个啥？他不让我看，我就哭。一哭，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吵大哥。母亲说，你买画不就是让看的吗？大哥说，他看不懂。母亲说，不看咋会懂？给他拿一本。大哥翻眼瞪我一下，嘴撅的能挂上一把水壶，在母亲的监督下，他只好打开箱子给我拿出来一本画书，可他当时难受的样子，就像谁要取他的命。我当时那个心里呀，真是个乐！
幼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大哥的画箱才是最神秘的，最令我向往的。我像大哥一样，我最初的读书活动也是从连环画开始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冲雪夜上梁山》、《崂山道士》、《杨七郎打擂》、《画中人》、《马兰花》、《济公斗蟋蟀》、《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真正的书，我也是从大哥那里看到的。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在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帮槽。所谓帮槽，就是帮助生产队的饲养员打杂，挑水出粪铡草等等。等干完了这些，大哥才能挤出一些时间去看书。那个时候家里穷，一个冬天也洗不上一回澡。第二年夏天该穿单衣的时候，我的膝盖上就积了厚厚一层的黑灰。由于不卫生，我的头上就生了黄水疮。那种疮真是利害，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起疮。母亲从医生那里求了单法，把树上的槐豆打下来，放在蒜臼里杵成泥，用香油配成药。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大哥往我往头上抹药。因为大哥等着看书，就抹得很不耐烦，三下五除二就抹完了，把帽子往我头上一戴，抡起巴撑照我头上就是一下子，疼得我抱着头在屋里直叫喊。母亲从外边进来了，大哥就笑着说，吃木了，吃木了。一边就拿着书本逃走了。往后去我就不愿让他给我抹药了，那时他心里有多得意呀，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看书了。
那个时候我一放学就往牲口屋里跑，趁他干活的时候，偷着把他看的书找出来遛两眼。大哥一看我拿他的书，就急了，他说，放下。我就把书藏在身后，我说，我看看咋了？大哥说，你看不懂。我说，你咋知道我看不懂？大哥怕我把书给他弄坏了，就只好向我妥协。他说，好好，你给我念两段，要是念下来了，我就让你看。听大哥这样说，我就高兴的要死。那一天大哥看的是《平原枪声》，我兴高采烈地翻开那本书，看了大哥一眼，然后我读到：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还没等我读完，大哥就呵呵地笑起来，他把自己的腰都笑弯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哥，他的笑声使我心虚。他笑完之后伸手把书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学着我的腔调说：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那一年我十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的原文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后来，我就把这段往事写进了《红房间》里，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上。而大哥的读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
写作
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哥重操旧业，进了公社组织的宣传队。这次他不是去演革命样板戏，而是改说山东快书。文革时期，北京广播事业文工团曾经在我们淮阳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说相声的侯宝林、马季、唐杰忠，说山东快书的赵连甲等等，许多曲艺界名流都到我们淮阳劳动过，我大哥曾经去五七农场向他们求过教。那个时候，他的山东快书《赔茶壶》说得已经有些味道了。后来县里汇演，就把一些自编自演的优秀节目留下来临时组成一个团，准备到地区去汇演。大哥的节目被选上了，同时选上的还有我四弟和其它三个小学生演的《四个老汉学毛选》，只是大哥进了宣传队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又改说了相声，节目也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做《陈蔡绝粮》，说的是孔子当年来陈国游说的时候被饿了七天的故事。那个相声段子，被登在当时我们县文化馆办的内部刊物《革命文艺》上，可以说那是大哥写下的最早的文字。
最初的《革命文艺》是油印本，后来才改成铅印，封面是白皮红字。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是一本很了不起的刊物。编《革命文艺》的老师姓张，也是临时从乡下的一所中学里抽来的，他和大哥很熟，大哥创作的曲艺作品大都在《革命文艺》上发表过。那时候县文化馆设在太昊陵，他们的宣传队就住在高大的统天殿里。在那段时间里，大哥结识了文化馆的霍进善老师，霍老先生祖籍不是淮阳，但他却是一个淮阳通，大哥没事就缠着他讲古，三皇五帝，传说掌故，霍老先生直侃得吐沫星子四处飞扬，那真是我们陈州的一张国嘴呀。1997年朱容基到太昊陵参观，他就能把总理讲得哈哈大笑。可惜的是，在1998年的一个春天，霍老先生被人误杀在他的家中。这个案子在我们故乡曾经轰动一时。霍老先生的故事应该是一篇小说材料，我曾经动过写他的念头。我在这里说到他，主要是他在我大哥的写作生涯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大哥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作家郑克西。
郑先生是我们省文联的专业作家，1976年他到我们淮阳去收集创作素材的时候，就住在伏羲太昊陵前面的一排房子里，那时候，大哥有幸和他住隔壁。那一年我高中没有毕业就一人独自外出去闯世界，我一连在驻马店流浪了两年，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在这期间，我也常常收到大哥的书信。
大哥在信里说，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已经写好，第二部《水葫芦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动笔。大哥带给我的消息总让我激动。那年夏季我从驻马店回到故乡，在太昊陵，我见到了郑克西先生。见到郑先生的时候我很激动，你想，他是省城来的大作家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哥在郑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了小说创作。郑先生对我大哥说，你应该写小说！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哥从郑先生那里开始接触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普希金的《大风雪》、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莫伯桑的《羊脂球》、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等等，同时我大哥写的第一篇小说也刊登在《革命文艺》上。可是当时我们地区文联的一位文学权威看了那篇小说后说，这是小说吗？话传到大哥的耳朵里，他十分不服气，大哥说，那不叫小说叫什么？你不是说那不是小说吗？那我就写给你看看！从此，他才算开始走上了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
那个时候写作，条件真是差。没有稿纸，大哥就用白油光纸，没有信封，大哥就到我们镇上的新华书店，给人家要几张牛皮纸自己回家叠。好在那个时候投稿不要邮费，邮资总付。记得大哥第一次投稿是寄往《解放军文艺》的。大哥说，用不用没关系，只要他们能给我退稿。那时候我的堂姐在大队代销点里营业，大队里的信件都走她那儿。有一天上午堂姐给大哥带回了一个大信封，是《解放军文艺》的退稿。大哥接到那个信封后，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连连的说道，哎，退稿了，哎，他们退稿了。高兴得就像范进中了举人。
从那个时候起，大哥就开始了他勤奋的写作生涯，他的稿子一篇一篇的往外寄，可是，又一封一封地被退了回来，那里面大多都是一些铅印的退稿信。大哥把那些退稿信一封一封地用书夹夹到一起，挂在我家的土墙上。没事儿的时候，大哥就把那些退稿信拿过来翻看，每当接到一个大信封，大哥就愣怔一下，他喃喃地说，我啥时候才能接到一个小信封呢？
1978年的秋季，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出红薯，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湿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用他那涂满黑色红薯筋的手慢慢地撕开了那个信封。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朝河边里奔跑起来，他一边奔跑一边喊叫着，发了－－我的小说发了－－
起初，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动作吓着了，等我们明白过来，也朝河边追过去。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下来。大哥对我说，发了，你看，真的发了。你看，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孙－－方－－友－－
他一字一句地给我念完了他的名字。
那篇小说就是大哥的处女作，小说的名字叫《杨林集的狗肉》，发在1978年第10期的《安徽文艺》上，而且是小说专号的头题。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发这篇小说，编辑部还专门往县文化馆来信函搞过外调，调查一下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不是为了别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那样，上级有明文规定。
2001年。
原载《时代文学》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