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站在注册组的柜台前翻阅那厚厚一大叠课程表格时,已经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种贪心的欲望为何而来了。

    我尽可能不再去细看有关历史和美术的课程,怕这一头栽下去不能自拔。

    当当心心的只往“英语课”里面去挑,看见有一堂给排在中午十二点十五分,一次两小时,每周三次。学费九十六块美金一季。老师是位女士,叫做艾琳。至于她的姓,我还不会发音。

    “好,我注这一门。”我对学校里的职员说。

    她讲:“那你赶快注册,现在是十二点差一刻,缴了费马上去教室。”

    “现在就去上?”我大吃一惊,看住那人不动。

    “人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你今天去不是可以快些赶上吗?”那位职员说。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我说。

    “上学还要心理准备!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那人说。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开始填入学卡,飞快的跑到另一个柜台去缴费,再跑回注册组把收据送上。听见那人对我说:“D幢二O四教室就对了。”

    我站在校园里举目望去,一个好大的D字挂在一幢三层楼的墙外。于是,在西雅图冬季的微雨里,往那方向奔去。

    找到了二O二,也找到了二O六,就是没有二O四。抓了好几个美国学生问,他们也匆忙,都说不晓得。

    好不容易才发觉,原来我的教室躲在一个回字形的墙里面,那回字里的小口,就是了。

    教室没有窗,两个门并排入口,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地方,四周十几张各色椅子围着。墙上挂了一整面咖啡色的写字板,就是一切了。那不是黑板。

    在空荡无人的教室里,我选了靠门的地方坐下,把门对面,我心目中的“上位”留给同学。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进来了,很熟悉的各就各位。就在那时候,来了一位东方女生,她看见我时,轻微的顿了那么十分之一秒,我立即知道——是我,坐了她的老位子。我挪了一下椅子,她马上说:“不要紧,我坐你隔壁。”她的英文标准,身体语言却明显的流露出她祖国的教养;是个日本人。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来。同学们脱帽子、挂大衣、放书本、拖椅子,一切都安顿了,就盯住我看个不停。

    坐在桌子前端的一位女同学盯得我特别锐利。她向我用英文叫过来:“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她说“中国什么地方?”我说:“台北。”她说:“台北什么地方?”我说:“南京东路四段。”

    这时,那个女同学,短发、留海、深眼窝、薄嘴唇的,站起来,一拍手,向我大步走来。我开始笑个不停。她必是个台北人。

    她把那个日本同学推开,拉了一把椅子挤在我们中间,突然用国语说:“你像一个人。可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学校里呢?大概不是。我看不是——”

    “随便你想了。”我又笑说:“等一下我们才讲中文,你先坐回去。”她不回去,她直接对着我的脸,不动。这时候同学们大半到齐了,十二三个左右,女多男少。大家仍然盯住我很好奇的一句又一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中国人?纯中国人?为什么现在才来……”

    这全班都会讲英语,也不知还来上什么英语课。人种嘛,相当丰富。却是东方人占了大半,当然伊朗应该算东方。只个棕色皮肤的男生说是南美洲,巴西上来的。还有一个东欧人。

    那时,老师进来了。

    她的身体语言就是个老师样子。进门大喊一声:“嗨!”开始脱她的外套。这一看见我,又提高了声音,再叫一声——“嗨!”这一声是叫给我的。我不习惯这种招呼法,回了一句:“你好吗?”

    全班人这一听,唏哩哗啦笑得前俯后仰。

    “哦——我们来了新同学。”老师说着又看了我一眼。她特别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那时,我也在看她。她——银白色齐耳直发、打刘海、妹妹头、小花枣红底衬衫、灰蓝背心、牛仔过膝裙,不瘦不胖不化妆。那眼神,透出一种忠厚的顽皮和童心。温暖、亲切、美国文化、十分的人味。

    我们交换眼光的那一霎间,其实已经接受了彼此。那种微妙,很难说。

    “好!不要笑啦!大家把书摊出来呀——”老师看一下手表喊着。我也看一下手表,都十二点半了。

    我的日本女同学看我没有书。自动凑过来,把书往我一推,两个人一起读。

    一本文法书,封面写着:“经由会话方式,学习英文文法。”书名:《肩靠肩》。我猜另有一本更浅的必叫《手牵手》。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业——双字动词的用法。那六十条做完没有?”老师说。

    一看那本书,我松了一口大气;程度很浅,就不再害怕了。

    “好——我们把这些填空念出来,谁要念第一条?”

“我。”我喊了第一声。

    这时大半的人都在喊:“我、我、我……”

    “好——,新来的同学先念。”老师说。

    正要开始呢,教室的门被谁那么砰的一声推开了,还没回头看,就听见一个大嗓门在大说:“救命——又迟到了,真对不起,这个他妈的雨……。”

    说着说着,面对老师正面桌子的方向涌出来一大团颜色和一个活动大面积。她,不是胖。厚厚的大外套、双手抱着两大包牛皮纸口袋、肩上一个好大的粗绳篮子,手上挂着另外一个披风一样的布料,臂下夹着半合的雨伞。她一面安置自己的全身披挂,一面说:“在我们以色列,哪有这种鬼天气。我才考上驾驶执照,雨里面开车简直怕死了。前几天下雪。我惨——”。

    我们全班肃静,等待这个头上打了好大一个蝴蝶结的女人沉淀自己。

    她的出现,这才合了风云际会这四个字。

    那个女人又弄出很多种声音出来。等她哗叹了一口气,把自己跌进椅子里去时,我才有机会看见跟在她身后的另一个女人。

    那第二个,黑色短发大眼睛,淡红色慢跑装,手上一个简单的布口袋,早已安静得如同睡鸟似的悄悄坐下了。她是犹太人,看得出——由她的鼻子。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双字动词——”老师朝我一点头。

    我正又要开始念,那个头发卷成一团胡萝卜色又扎了一个大黑缎子蝴蝶结的女人,她往我的方向一看,突然把身体往桌上哗的一扑,大喊一声:“咦——”接着高声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时,坐在我对面始终没有表情的一位老先生,领先呀的一声冲出来。他的声音沙哑,好似水鸭似的。这时全班就像得了传染病的联合国一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要再笑了。”老师喊。

    我发觉,我们的老师有一句口头语,在任何情况之下,她都只用一个方法来制止或开头,那就是大喊一声:“好——”老师一指我,说:“好——你来做第一题。”一听到那个好字又出来了,我瞪住书本略略吱吱的抖得快抽筋。这时笑气再度扩散,原先憋在全班同学胸口的那股气,乘机爆发出来。

    大家东倒西歪,教室里一片大乱。

    “好——今天我们那么开心,课就先不上了。”

    老师想必很怕热,她把那件背心像用扇子似的一开一合的扇。这时大家喊:“不要上啦!不要上啦!”

    “好——我们来自我介绍,新同学来一遍。”老师说。

我说:“不行,这么一来你们认识了我,我又不认识你们。”

“好——”老师说:“全体旧同学再来一遍自我介绍,向这位新同学。然后,这位新同学再向大家介绍她自己。行不行?”

    全班听了,纷纷把文法课本拍拍的乱合起来,又弄出好大的声音。

    以前在开学第一天自我介绍过了的人,好似向我做报告似的讲得精简。等到那个不大肯有表情的米黄毛衣老先生讲话时,全班才真正安静了下来。

    “我叫阿敏,是伊朗人,以前是老国王时代的军官,后来政变了,我逃来美国,依靠儿子生活。”另外两个伊朗同学开始插嘴:“老王好、老王好。”

    对于伊朗问题,大家突然很感兴趣,七嘴八舌的冲着阿敏一句一句问个不停。阿敏虽然是军官,英文毕竟不足应战,我我我的答不上话来。

    那个伊朗女同学突然说:“我们还有一个坏邻居——伊拉克,大混帐……”

    全班三个伊朗人突然用自己的语言激烈的交谈起来。一个先开始哭,第二个接着哭,第三个是男的阿敏,开始擤鼻涕。

    我说:“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一个坏邻居,就是——”我一想到正在借读邻居的文法书,这就打住了。

    老师听着听着,说:“好——现在不要谈政治。新同学自我介绍,大家安静。”

    “我嘛——”我正要说呢,对面那个还在哭的女同学一面擦眼睛一面对我说:“你站起来讲。”

    我说:“大家都坐着讲的,为什么只有我要站起来?”

她说:“我是想看看你那条长裙子的剪裁。”

    全班乘机大乐,开始拍手。

    我站起来,有人说:“转一圈、转一圈。”我推开椅子,转一圈。老师突然像在看西班牙斗牛似的,喊了一声:“哦类!”我一听,楞住了,不再打转,问老师:“艾琳,你在讲西班牙文?”

这时候,一个日本女同学正蹲在地上扯我的裙子看那斜裁功夫,还问:“那里买的?那里买的?”

老师好得意,笑说:“我的妈妈是英国移民,我的爸爸是墨西哥移民,美国第一个墨西哥民航飞机驾驶师就是他。”

我对地上那个同学说:“没得买,我自己乱做的啦!”

“什么鬼?你做裙子,过来看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砰一推椅子,向我走上来——她口中其实叫我——你过来看看。

    “好——大家不要开始另一个话题。我们请这位新同学介绍自己。”老师说。

    “站到桌子上去讲。”那个还在研究裁缝的同学轻轻说。我回了她一句日文:“请多指教。”

    “好——”我说:“在自我介绍之前,想请教艾琳一个重要问题。”我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

    “好——你请问。”老师说。

    “我问,这个班考不考试?”我说。

    老师沉吟了一下,问说:“你是想考试还是不想考试呢?”她这句反问,使我联想到高阳的小说对话。

    “我不想考试。如果你想考试我,那我就说再见,不必介绍了。”我说。

    这一说,全班开始叫:“不必啦!不必啦!”

    那个蝴蝶结正在啃指甲,听到什么考不考的,惊跳起来,喊说:“什么考试!开学那天艾琳你可没说要考试——。”

艾琳摊一摊手,说:“好——不考试。”

    这一说,那个巴西男孩立即站起来,说:“不考?不考?那我怎么拿证书?我千辛万苦存了钱来美国,就是要张语文证书。不然,不然我做事的旅馆要开除我了——”

蝴蝶结说:“不要哭,你一个人考,我们全部签字证明你及格。”

    巴西男孩不过二十二岁,他自己说的。老师走过去用手从后面将他抱了一抱,说:“好!你放心,老师给你证书。”

    这才开始我的自我介绍了。教室突然寂静得落一根针都能听见。

    我走上咖啡板,挑出一支黄色短粉笔,把笔横躺着画,写下了好大的名字,宽宽的。

    我说,在我进入美国移民局的当时,那位移民官问我:“你做什么来美国?”我跟他说:“我来等待华盛顿州的春天。”那个移民官笑了一笑,说:“现在正是隆冬。”我笑说:“所以我用了等待两字。”他又说:“在等待的这四个月里,你做什么?”我说:“我看电视。”

    说到这儿,艾琳急着说:“你的入境,跟英国作家王尔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税务官问王尔德有什么东西要报关,王尔德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时几个同学向老师喊:“不要插嘴,给她讲下去呀!”

    老师又挤进来一句:“他报才华,你等春天。”

大家就嘘老师,艾琳说:“好——对不起。”

    “好——”我说:“我不是来美国看电视等春天的吗?我真的开始看电视。我从下午两点钟一直看到深夜、清晨。我发觉——春天的脚步真是太慢了。”

    我看看四周,同学们聚精会神的。

    “我去超级市场——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服装店——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公寓里公共的洗衣烘衣房——有人,可是没有人跟我讲话。我去邮局寄信,我想跟卖邮票的人讲话,他朝我身后看,叫——下一位。我没有人讲话,回到公寓里,打开电视机,那个‘朝代’里的琼考琳丝突然出现,向我尖叫——你给我闭嘴!”

    同学们开始说了:“真的,美国人大半都不爱讲话,在我们的国家呀——”

    老师拍拍手,喊:“好——给她讲下去呀!”

    我说:“于是我想,要找朋友还是要去某些团体,例如说教堂呀什么的。可是华盛顿州太美了,大自然就是神的殿堂,我去一幢建筑物里面做什么。于是我又想——那我可以去学校呀!那时候,我东挑西选,就来到了各位以及我的这座社区学院。”

    一个同学问我:“那你来西雅图几天了?”

    我说:“九天。”

    蝴蝶结慢慢说:“才九天英文就那么会说了!不得了。”

    这时候,大家听得入港,谁插嘴就去嘘谁。我只得讲了些含糊的身世等等。

    “你什么职业?”

“无业。”

    “你什么情况?”

“我什么情况?”

“你的情况呀!”

“我的经济情况?”

“不是啦!”

“我的健康情况?”

“不是、不是、你的情——况?”

    “哦——我的情况。我结过婚,先生过世了。”还不等别人礼貌上那句:“我很遗憾。”讲出来,我大喊一声:“好——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吗?”

    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各位同学看到了,我们得到了多么有趣的一位新同学。”她吸一口气,说:“好——我们现在把书翻开来,今天要讲——虚拟式。”

    这时候那个台北人月凤一打桌子,叫道:“艾琳、艾琳,ECHO是个作家,她在我们的地方出了好多书——”。老师不翻书了,说:“真的吗?”

    “真的、真的。”月凤喊。

    我说:“我不过是写字,不是她口中那样的。”

这时候,那个坐在对面极美的日本女同窗向我用手一指,说:“对啦——我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你抱着一只羊的照片。老天爷,就是你,你换了衣服。”

    老师忘掉了她的“虚拟式”问说:“你为什么抱羊?在什么地方抱羊?”

    我答:“有一次,还打了一只羊的耳光呢。”

    教室里突然出现一片羊声,大家开始说羊。说到后来起了争论,是澳洲的羊好,还是纽西兰的羊毛多。老师说:“好——现在休息十分钟再上课。”

    这一休息,我一推椅子,向月凤使了一个眼色,她立刻会意,两个人一同跑到走廊上去。我拉了她一把,说:“我们去楼下买书。快,只有十分钟。”

    那下一小时,并没有上课,包括老师在内都不肯进入文法。就听见:“那你的国家是比美国热情罗?”“那你没有永久居留怎么躲?”“那你原来还是顿顿吃日本菜呀?”“那你一回去不是就要被杀掉了吗?”“那你先生在瑞士,你留在这里做什么?”“那你靠什么过日子?”“那你现在为什么不转美术课?”“那跟你同居的美国朋友讲不讲什么时候跟你结婚?”“那这样子怎么成?”“那不如算了!”“那——”

    下课时间到了,大家噼哩啪啦推椅子,还在说个没完。下楼梯时又喊又叫又挥手:“后天见!后天见!”

    我站在走廊上决不定回不回公寓。这时,老师艾琳走过我,她说:“你刚才说不会发音我的姓,那没关系。我除了丈夫的姓之外,还有一个本姓,叫做VELA。这是西班牙文。”我笑看着她,用英文说:“帆。帆船。”

    “好——对了,我是一面帆。”她说:“亲爱的,因为你的到来,为我们的班上,吹来了贸易风。”

    我说:“好——那么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的来航它一场冬季班吧!”

    回到寂静的公寓,我摊开信纸,对父母写家书。写着写着,发觉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发现,在国际同学的班级里,同舟共济的心情彼此呼应,我们是一群满怀寂寞的类形——在这星条旗下。我自信,这将会是一场好玩的学校生活。至于读英文嘛,那又不是我的唯一目标,课程简单,可以应付有余。我的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有幽默感的女士,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里,我确信她不会体罚我。这一点,对于我的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想了一会,提笔再写:“我的计划可能会有改变。念完冬季班,那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想留下来,跟着老师进入校园的春花。你们放心,我从今日开始,是一个极快乐的美国居民。最重要的是;老师说——不必考试,只需游戏读书。竞争一不存在,我的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感激和喜悦。注意,我夏天才回来啦!”

    又写了一段:“这里的生活简单,开销比台北那种人情来往省了太多。一季的学费,比不上台北任何英文补习班。经济实惠,钱一下多出来了。勿念。”

    我去邮局寄信,那位扶拐杖卖邮票的先生,突然说:“出了一套新邮票,都是花的。我给你小额的,贴满芳香,寄去你的国家好吗?”

    这是一个美国人在西雅图的卫星小城,第一次主动的对我讲了一串话。我投邮,出了邮局,看见飘动的星条旗,竟然感到,那些星星,即使在白天,怎么那么顺眼又明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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