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鹤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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