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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 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 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 1968 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3岁, 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 “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 ,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 ,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 “懒散” ,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忘了说,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每天在谈恋爱,没读什么书呢。而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MM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对这个年轻的老师还有印象,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


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 20%的富有国家用掉 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 ”,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说,我又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挑的东西有多重?九十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三十块。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支冰淇淋。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


“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 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MM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品质,这个品质,我或者有,或者没有,还要开拓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的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霉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准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于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彩,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药。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被破坏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十九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它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你也是,MM)。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所以,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跟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看起来没有关连,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坦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我对他的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慧。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安德烈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响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记录了公元前722到前468年的中国历史)和「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460到前220年的中国历史)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我同时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辩,和左传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到监狱去试图说服他逃狱时,苏格拉底却和他进行一场道德辩论:

苏:……是否应坚信,不管多数人怎么想,不管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

克: 是。

苏: 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之事?

克: 不能。

苏: 也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暴治暴?

克: 不能。

苏:……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但是克瑞多,你要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想法从来就不是多数人的想法。信不信服这种想法的人分岐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时,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可能可以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是「谋定而后动」或是「暴虎冯河」? 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颗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颗放在玻璃窗边,一颗放在餐桌上,都用清水供着。窗边那颗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颗,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十九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上一次你和我谈「爱情」,是你十三岁那一年:

 

1998/9/20,午夜手记

安德烈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舞会,刚刚接他回家。在暗暗的车里,觉得他彷佛若有所思,欲言又止。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慢慢儿地,得知今晚班上的几个女孩子也在。

「那──音乐很吵了?」

「不吵,」他说,「是那种静静的音乐。」

「喔……」我思索,「那么是跳慢舞了?」

「对。」

又开了一段夜路;这段路上,两旁全是麦田,麦田边满满是野生的罂粟花,在苹果树下,开得火红。我开得很慢,秋夜的空气里,流荡着酸酸的苹果香。

半晌不说话的人突然说,「马力爱上我们班一个女生,今天晚上他跟她说了。」

「怎么说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和她跳舞的时候说的。」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认真地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说也看得出来。」

「喔……」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是故做镇定。

到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我们都坐着,不动。然后我说,「安,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吗?」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告诉我吗?」

他说,「会吧……」声音很轻,「大概会吧。」

今晚,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夜,十三岁的男孩心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许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点秘密的、忽然来袭捉摸不定的甜美的感觉?

平常竭尽所能拖延上床的他,早早和我说了晚安,关了房门。

 

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安德烈?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凭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十九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在这种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二十三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它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歌德这样描写少年维特: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Von Himmel fordert er die schoensten Sterne/ Und von der Erde jede hoechste Lust);十九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迭的时候。你的手足无措,亲爱的,我们都经验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粉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十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四十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二十三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十次,受伤二十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MM

1. 现实的一代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这不是上世纪六零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带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比利时21.5%;澳洲22.6%;芬兰21.8%;

法国 20.2%;希腊26.3%;意大利 27%;

波兰 41%;斯洛伐克32.9%;西班牙27.7%;

英国12.3%;美国12.4%;德国10.1%;

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9.7%;台湾10.59%。

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

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3个先进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2. “灰姑娘”的一代

我们21岁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那是备受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

3.提摩

你的20岁,落在21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4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先进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20岁到你的20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百分之六十。

于是我想到提摩。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4. 不是“孩子”,是“别人”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3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

5. 灵魂清醒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6. 给河马刷牙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MM

 

(1999年5月15日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

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叨走了。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阙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你说这总共不到五十个字吧,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我们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单化了的价值判断。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谁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道,不能有人文素养。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毒气室。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25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气风发的你们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