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应当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然而科学的中国,谁来负起造就的责任?就是一班小学教师。造成科学的中国,责任大得很啦。小学教师们一定要说:“我们负不起这种重大的责任。”别怕。我想,造成科学的中国,也只有小学教师可以负责。因为要建设科学的中国,第一步是要使得中国人个个都知道科学,要使个个人对于科学上发生兴趣。年龄稍大的成人们,对于科学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来。只有在小孩子身上,施以一种科学教育,培养他们科学的兴趣,发展他们科学上的天才。只要在孩子们中培养出像爱迪生那样的几个科学杰出人才,便不难使中国立刻科学化。所以我说要造成科学的中国,责任是在小学教师,但是谈到科学教育,在施行上大家都觉有些难色,因为科学是一种很高深很精微的学问,小学教师的本身,对于科学尚未登堂入室,而要负起科学教育的责任,谈何容易。殊不知科学并不是很难的东西,高深的科学,固然很难研究,但是浅显的科学,我们日常玩着的,人人都会做。我们用科学的教育训练小孩子,譬如教小孩子爬树。你教人爬树,如果从小教起,到了长大,便会爬到树顶。如果教成年人爬树,势必爬到皮破血流,非特爬不到顶,并且于他的手足伤害甚多。所以我们必先造就了科学的小孩子,方才有科学的中国。

     造成科学的小孩子,向来教师是不注意的。检查过去的事实,父亲母亲倒或有一些帮助。如今我要讲两个故事,一是讲述一个造就科学小孩子的父亲,一是讲述一个造就科学小孩子的母亲。我们不是大家都知道一位大科学家富兰克林(Franklin)吗?富氏是证明天空的电,和我们人工摩擦出来的电是一样的东西。天空的电,可以打死人,富氏于是制成避电针。他是在科学上一位很有贡献的学者。他的父亲是做肥皂和洋烛的,他自己能教小孩子。富氏入校读书不久,便去学手艺。他的父亲任凭他东去看看,西去做做,随意的、自由的去工作,去参观。他愿意做什么,便让他做什么,所以使他对于工厂中的化学和工作很有兴趣。富氏自传中谈起他四十岁然后从事于科学,然而富氏对于科学的兴趣,在很小时候,东看西玩的已经培养成了,这是他父亲的功绩。所以小学教师也须得率领儿童时常到工厂、农场和其他相当的地方去玩玩。

     去世不久的爱迪生氏,举世都承认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他关于电气上的发明,数目真可惊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他不过进了三个月的学校。在校时,校中的教师,都当他是一个十分顽劣的小孩,所以入校三个月,便把他开除了。爱迪生从此以后也再没有进过学校。他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小孩子并非坏东西,反怪校中教师只会教历史、地理,不能适合自己孩子的需要。因为那个时候的爱迪生,十分爱玩科学的把戏,在学校的时候,也只爱玩这一套而不留心学业,所以遭受教师的厌恶。西洋人的家里,都有一个贮藏杂物的地窖,爱迪生即在他家中的地窖里玩他科学的把戏。他在地窖中藏着许多玻璃瓶,瓶里都是藏着化学品,有的药品而且是毒性猛烈的。爱迪生的母亲,起初亦不愿孩子玩那些毒药,要想加以制止,但是不可能,于是也任他去玩了。玩化学上的把戏,须要用钱买药品,爱氏在替他母亲出外买东西时,必定要揩一些油,藏几个钱来,去买药品。后来他做了报贩,在火车上卖报,他卖报赚下来的钱,大部分是去买化学药品的。他并且在火车上堆货包的车棚里,贮藏他的玩意儿,报纸卖完,便躲在车棚里玩他的把戏。有一回,车棚坏了,把他化学的瓶子打破,于是烈火熊熊,把破坏的车棚烧r起来。车上的警士跑来一看,知道是爱迪生出的岔子,于是猛力的向爱氏一个耳刮,把爱氏的耳朵打聋了。后来据他自己说,耳朵聋了以后,反而使他专心科学。

      我希望中国的父亲,都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中国的母亲,都学做爱迪生的母亲。任凭自己的小孩子去玩把戏,或许在其中可以走出一个爱迪生来。我更希望中国的男教师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女教师学做爱迪生的母亲。所以说出这两个故事,作为我提倡科学教育的楔子。

      再说我们提倡科学教育该怎样的来干呢?我们的教育向来有许多错误,小时读书便成了小书呆子,做教师时便成了大书呆子。因此我们中国没有什么科学,没有什么爱迪生的产生。不但是中等教育完全是洋八股,就是小学也成了小书呆子的制造场。我们提倡科学,就是要提倡玩把戏,提倡玩科学的把戏。科学的小孩子是从玩科学的把戏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要小孩子玩科学的把戏,先要自己将把戏玩给他看。任小孩子自由地去玩,不能加以禁止,不能说玩把戏的孩子是坏蛋。

      西晋时,江苏宜兴有一位叫周处的,他有些无赖的行为。当时宜兴的父老,称说地方有三害,一是南山猛虎。一是长桥蛟龙,一就是指周处。周处听到了这话,他便杀了猛虎,刺死蛟龙,自己亦改过自新,替地方上除掉三害。我们从事教育的人,也要学做周处,须得自己悔悟,改过自新,再不要教成书呆的小孩子,而要造就科学的小孩子。然则取怎样的态度呢?我可以略为申述我的意见:

     (1)每个教师都变成小孩子,加入小孩子队里玩把戏。所谓把戏,并不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所玩的把戏,像教师这样的尊严,说加入孩子队中玩把戏,似乎不妥当。然而科学把戏,和别的把戏不同。把戏上面加着科学二字,冠冕得多。教师应当和小孩子一起玩,而且应当引导小孩子一同玩。大世界的把戏是秘密的,科学的把戏是公开的。知道的就告诉学生,能做的就做给学生看,总须热忱的去干。

     (2)我们对于科学的把戏,既是愿意和小孩子一起玩了,但是没有玩的本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有法儿可想,我们可以找教师,请他教去。我以前曾经写了一首白话诗,诗的第一句说:“宇宙为学校。”此话怎讲?就是想把我们的学校除墙去壁,拆掉藩篱,把学校和社会、和自然联合一起。这样一来,学校的范围广而且大。第二句:“自然是吾师。”大自然便是我们的先生。第三、第四句说:“众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这样一来,我们研究切磋的同学很多,学问也因此很广,先生亦复不少。怎样把我们书呆的壳子脱掉?在我个人,中了书呆子的毒很深,要返老还童的再去学习,固然困难,然而我极力还想剥去书呆的一层壳。如今我报告我的几桩经过的事情。有一回,我买了一只表送我的母亲,这表忽然坏了,便送到修钟表匠那里去修理。修表的人说:“要一元六角修费。”我说:“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在拆开的时候,我要带领我的小孩子来看你拆。”他于是答应了。修钟表匠约定在明天下午一时。到了那个时候,我带领了四五个人同去,看他修理,看他装。完结的时候,我向修钟表匠说,你们的工具和药水是到什么地方去买的?他以为我们也去开什么修理钟表店,未免抢了他的生意经,所以秘而不宣,随随便便回答我们说是外国来的。我想物件当然是外国来,但是中国店家,当然也有卖处。上海的钟表店,最大的有“亨达利”。我且到亨达利去问声,究竟有否出卖。谁知亨达利的楼上,多是卖修钟表器械和药水的场所,我便买了几样回来。当晚就到小押当里面去买到了一只表,花钱七角。拿回动手开拆,拆时不费多久,一下便拆开了,但是装可装不上去。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方才成功。于是大家欢天喜地,不亦乐乎。第二、第三天,大家学着做修表拆表的工作,学不多时,好而且快。有一位董先生,他是擅长绘画的,于是叫他拆一部画一部,经此一番工作,而装钟拆钟,全部告成。我们在这一桩事实中,可以说,社会各处都可求获一种技能。钟表店是我们的教室,钟表匠是我们的教师,一元六角便是我们所纳的学费;而我们同去学的儿子、父亲、朋友,都成了同学。回家学习,学习会的,便算对于这一课已经及格。在同道中间,只有我尚不及格,因为我小时手没有训练,书吃得太多,书呆程度太深了。如果我小时候的先生,他用这种方法教我,我不致如此啊!但是我们自己只要肯干,我们的先生很多,不要自己顾虑的。

      我如今再举一个例子。南京的晓庄学校,自从停顿以后,校具都没有了。如今晓庄又开学了,几个小学校都已恢复,幼稚园的儿童已有八十多人。我写封信对主办的人说:“你们此刻的工作对象,譬如一张白纸,白纸可以随意作画。我希望你们不要乱画。第一笔切须谨慎。”从前孔夫子的讲学,讲堂里没有凳子及桌子;苏格拉底率领弟子在树下讲学,把树根当作椅子。我说这两位先生,有些书呆气,既然没有椅子坐,为什么不自己制作起来呢?如今晓庄学校没有凳子,我们可以请一个木匠来做太先生,教教师和小孩子做凳,而且给以相当的工钱。做一工,或做一张椅子,便给他多少钱。这种工作十二三岁的小孩很会做。所以自己不会教,可以请太先生。有一天我在上海,走过静安寺路,看见一个女人,手提一花络,上面插着许多棕树叶做的好玩东西。这种东西,在小孩子眼光中看来,着实比洋囡囡好看。于是我便把她请到家里,做我们的教师,教了两小时,结果给我都学会了。做几下虾儿,几只蚱蜢,真是孩子们的好玩意儿。这样看来,七十二行,行行都可做我们的教师。

     自己愿意学了,先生有了,但是学校没有钱便怎样办呢?原来大家误会得很,以为施行科学的教育,一定要大大的花一笔钱;不知有些科学不十分花钱,有些科学简直一钱都不要花。我们在无钱的时候,可以做些无钱的科学,玩些不花钱的科学把戏。譬如教小孩子看天文,教小孩子看星宿。天文是一种科学,这种科学,你如果说要花钱,便千百万块钱也可花,因为造一个天文台,置些天文镜及其他仪器,那么百万千万块钱,用去也不嫌其多。说要不花钱的话,我们也可以研究天文,推求时刻和节气。我们两只眼睛,便是一对天文镜;用两根棒,便可做窥视星宿的器具。从前小孩子问他的老师说:“先生,这是什么星?”老师只摇着头说道:“不知。”如今教师懂得一些科学,知道一些天文,将天空的星宿指点给小孩子看,小孩子一定兴趣浓郁。所以教科学,有钱便做有钱的布置,无钱便做无钱的事业。还有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东西,玩我们科学的把戏,譬如一只杯子、一个面盆、一根玻璃管、一张白纸,可以玩二十套科学把戏。其他校中所有的仪器,可以充分利用,火柴废纸都可做玩科学把戏的工具。我们没有玻璃管,便可用芦柴管通个孔来替代。内地如果买不到软木塞,可以用湿棉花来做瓶塞,破布烂纸,都可利用。从不花钱的地方干去,这是很有兴趣的。如果推而广之,学校之外,也可给你去干。那是兴趣更浓了。所以我们没有钱,便拣着没有钱的先干。

     我如今再可以举一个例子。上海有一个外国人,他专门研究上海所有的鸟,共历五年之久,如今他著成一本书,就署称《上海的鸟》。此书价格要四块美金。另有一外国人,研究中国南部的鸟,也著了一部书,买起来要花十二三元中国钱。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人,以为上海人烟稠密,哪里有什么鸟。这是他们不留心研究的缘故。据这位外国人的研究,认为上海有四十九种鸟。我们别说上海了,就是内地的乡村,以为除了雀儿、燕子、老鹰、喜鹊四五种鸟之外,没有其他的鸟。这种见地狭窄得很。如果以宇宙为学校,则我们不必在教室中求知识,四处都可以找知识,四处都有相当的材料。要研究鸟类,真不必到什么博物院、动物园中去观察,随时随地都可研究。这位外国先生,他研究鸟的方法,就是在住宅旁边多种些树,树一长大,许多鸟儿便自己送来给他观察。到了冬天,他在树上筑几个窠,留鸟儿们来住宿,庭园里撒些谷类,留过往的鸟类吃点心。夏天置几个水盆,供给鸟儿洗澡。这些研究法,不必花钱,而所得者,都是很真切的知识。

     惟在研究科学教育时,有一点要注意,要预防。小学中的教师,捉到一只蝶儿、蚱蜢,便用针一根,活活的钉在一块板上,把它处死,说是做标本。这我以为不对,因为我们观察生物,是要观察活的生物,要观察生物的自然活动。如今将活的生物剥制成死的标本,致将生物学成了死物学,生物陈列所变成僵尸陈列所。我近来曾写信和研究生物学的朋友讨论及此。我以为生物不应当把它处死做标本,只可待它死了以后,再用防腐剂保护它,看作朋友死亡了,保存遗躯留个纪念。把活的东西弄死,太嫌残忍,增长儿童残酷的心理,这是不行的。这种意见,我常与研究生物的朋友讨论,他们都说对,他们和我讨论的时候态度很诚恳,想不至于奚落我罢!上海科学社中养有白鼠,工人要拿几只回去,我不许,恐怕他拿了回去要弄死。我们教小孩子能仁慈,知道爱惜生物,这点是很紧要。达尔文研究生物学,他也不轻易杀害生物。中国老年人多爱惜生物,放生戒杀,虽近迷信,也是仁者胸怀。中国的蛙,向来由政府禁止捕捉的,但是在英国,别说普通人的捕捉,便是生物实验室中想要解剖一只蛙,也要向政府去纳护照。这是很正当的。所以我们要教小孩子养生,不当教小孩子杀生。生物学是一种有兴味的科学,研究起来,也要有许多材料,但是少杀生是要注意的。

      我还可以申述我得到的感触。我们知道蛙是从蝌蚪变成的,蝌蚪是粒状,像灵隐的念佛珠般大小。有一天,一个孩子从河边,淘到一群蝌蚪,移殖到天井中的一个小小池潭里,过了几天,蝌蚪生尾了,再过几天,蝌蚪生足了,小孩子观察得很快活。再过几天,蝌蚪挤得一片墨黑。但是不久,一个都没有了,这并不是成了蛙跳走了的,原来都死光了。这是因为蝌蚪长大了,还是蹲在小潭里,生活条件不适合,所以非死不可。如果我们抱着宇宙即学校的观念,那么野外的池塘,便是我们蛙的实验所,我们要看蝌蚪的变化,我们就时常到那个池塘里去看,为什么要把蝌蚪捉到家中来呢?我们任凭生物在大自然安居乐业,过它们的生活。要观察便率领小孩到自然界去观察。我们须把我们学校的范围扩展,海阔天空便是一个整个的学校。这样一来,所观察的也就比较正确可靠,生物学也不致成为死物学。不然,要讲蛙时,便捞取许多蝌蚪,养育在学校中所备的缸或瓶里,结果死得精光。我希望这样的科学教育不能提倡,否则科学教育提倡得愈厉害,杀死的生物愈多,恐怕蝌蚪死尽,中国的蛙便绝迹了。

      所以提倡科学教育,有一点很要注意。欧洲大战,人家都说是科学教育的结果。科学教育之提倡,徒使人类互相残杀。中国无科学,真是中国的长处。这是不信任科学、怀疑科学那一部分人的话。还有一部分人迷信科学,自己终日埋头的研究科学,然而忘了人类,所以拼命在科学上创造些杀人的利器。这实在错误之极。我们须知科学是一种工具,犹如一柄锋利的刀,刀可杀人,也可切菜;我们不能因为刀可杀人废弃不用,也不能专用刀去杀人,须要用刀来作切菜之用,做其有益人类的工作。科学是要谋大众幸福,解除大众苦痛。我们教小孩子科学,不要叫小孩子做少数富人的奴隶,要做大众的天使。不是徒供少数人的利用和享受,当使社会普遍的民众多受其实惠。应当用科学养生,不当用科学来杀生。这是提倡科学教育最紧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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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杭州师范学校编《师范教育学术讲座讲演集》(第一辑),1932 年6月20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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