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去看一个半商业性的国际儿童舞蹈表演活动，有中西方很多不同国家参加。

孩子们的一些排练，也是公开的。

我和同去的几位荷兰舞蹈老师，刚好赶上一队十岁左右的中国孩子在彩排民族舞，大部分是女孩，漂亮可人。

老师大声而严厉地指导着。

一个女孩，因为动作不对，被老师骂了一顿，勒令出队：“到墙角那儿，重复100遍再归队！”

孩子表情木然地走到角落，开始重复舞蹈动作。

老师盯着她，厉声提醒：“表情呢？微笑！”

一个微笑，随即浮现在孩子的脸上。

看着这个小小的美丽的身影，机械地笑着，转圈，抬手，扭肩，我们都不禁心疼。

接着，去看美国的舞群，全队都是女孩子，年龄和中国孩子相仿，一些人在排练，一些人在就动作和老师讨论。虽然也有排练的紧张，但笑声不断，气氛挺放松。

中国的舞蹈在正式表演时，大器优美。我寻找着那个被惩戒的小女孩，她在舞群里，嘴角牵动的笑容，弧度和之前在角落练习时的一模一样，看不到她内心真实的悲喜。

澳洲的孩子们，充满活力地打着鼓，踩着鼓点，独特的笑颜伴随着声声呐喊。

泰国孩子们的舞，祥和静美，明眸交错。

美国女孩们表演的是街舞，逼人的感染力，洋溢着欢乐不羁。

高压管理和大包大揽

如果认为一位老师的高压管理导致了舞蹈表现力和孩子快乐程度的差异，似乎只是皮毛现象。在整个演出结束的后台，大家卸妆准备离开，中国孩子这边又出现了另一番境况。

刚才严厉排舞的老师，变成了一个不断叮咛孩子清理卸妆台并事必躬亲照顾孩子收拾行装、清理垃圾的老妈妈。

她走来穿去，一会儿帮孩子捡起废置的卸妆棉，一会儿又帮孩子叠衣服，话语不停：“这是谁的手机？别乱放，记得收好！弄丢了不好找哦！我这有矿泉水，谁要喝？喝过的矿泉水瓶不要乱丢，先放在这个塑料袋里，等会儿一起丢...”

刚才“听话认命”的孩子们此刻似乎转了性，完全不理老师，事不关己地漠然玩着手机或iPad，相互说笑着，衣服鞋子凌乱地散在地上椅背上，一次性水杯、矿泉水瓶乱放，起身离开时，卸妆台和地面依然脏乱，而老师们跟在后面边念叨边打理。

我的眼光再次停在之前被责令出队的女孩子身上。她戴着耳机听音乐，对身边的人事毫不关注，一脚踩到地上不知是谁乱丢未喝完也没盖紧瓶盖的矿泉水瓶，眼睛都不眨一下，抬脚顺势一踢就走了出去。矿泉水流洒到地上，老师惊呼着赶紧清理。

中国孩子外出表演，一般随行的老师多，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除了负责排舞的老师，化妆、服装和领队的老师们都不少，孩子们化妆卸妆、梳头更衣几乎都有老师帮手代劳。

在隔壁澳大利亚和荷兰代表队的表现俨然不同。孩子们并没有被照顾，自己动手梳妆，除非要戴复杂的头饰需相互帮助一下，一切都是自己来。老师就一两人，简单交代下就做该做的事就走开了。孩子们爽利地打包好个自行装，把梳妆区域清理得干干净净，垃圾也分类归好，陆续离开。

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和团队管理互动的模式，大家不会不陌生，它可能体现在学校、家庭和工作等各类环境中。

看似强势的领导、老师或家长，一方面专横独断地发号施令，另一方面又操碎了心费尽了力地关照（其实源于心里并不信任对方），最后呕心沥血也不讨好。

看似弱势的员工、学生或孩子，表面上顺从不言，但私底下并不买账，弥漫着听天由命的无所事事和不关己任的消极漠然。

出现这种状况，其实是一种教育和管理失常，不得要领，误入歧途。

单说教育，老师或家长对孩子责权义务和做事模式的大包大揽，对其过度保护过度管控，会让孩子难以建立自我认知，无法对身边的人事物产生归属感和融入感，觉得一切都“和我无关”。

如此一来，孩子以负责任有担当的方式来对社会做出贡献并实现其价值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觉得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把握自己生活的起伏转变，所以很难有主管能动性、参与心和责任感。

与此同时，孩子会养成依赖心和表面上的被动接受和顺从，没有真正展现和锻炼自己能力的平台，孩子会认为逃避、消极怠工、反叛是理所应当，而报复，操纵他人变向为自己服务或承担后果则是得到心理平衡和存在感的方式。

如果孩子的聪明才智和精力全用在逃避、叛逆和操控上，他们如何建立为人处事之技能、洞察力、同理心和适应性呢？

威严，建立不起“威信”

在美国杰出的教育学家简.尼尔森所著的《正面管教》一书中谈到，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控制过多或过于娇纵，都无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只有在和善、坚定、有尊严、受尊重的氛围中，孩子才有机会去学习具备良好品格所需要的价值感、责任心和生活技能。

尼尔森博士在书中总结了成为一个有能力之人所必需的七项感知力：

1）对个人能力的感知力；

2）对自己在重要关系中之贡献价值的感知力；

3）对自己在生活中影响度的感知力；

4）内省自律能力；

5）人际沟通合作力；

6）整体掌控平衡力；

7）判断评估力。

孩子如果产生了不良行为的问题，常源于家长和老师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这七项感知力。

如果家长精心为孩子提供机会，允许他们为家庭生活做有意义的事情时，与父母并肩做事、边干边学，他们会感受到被需要以及自己的重要性，如此会加深对自我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以上感知力。

尼尔森博士将大人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分为三种。严厉和娇纵是家长老师最容易走入的误区，而正面引导才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回头来想想文章开头提到那位老师的言行，就是在严厉和娇纵两种无效管教方式之间来回摇摆，自始至终都自说自话，没有维护孩子的尊严和感受，故而孩子无论是排练跳舞还是收拾后台都没有参与感。

被严管的孩子，除了退缩还外会产生报复的心理；而被娇纵的孩子，会认为这个世界欠他们的，常会愤愤不平。两者均难以培养出孩子独立的人格和良好的生存能力。

若用尼尔森博士提出的正面引导理论重塑一下当时的状况。

孩子若舞蹈动作不对，老师可以询问，是不是孩子不理解动作要领而需要再度讲解，或是让孩子自己分析下不能完成动作有何原因。

有时排舞的动作程序不顺，也会导致舞者难以掌握，可以共同商议修改。

而到了后台，老师可以坚定而和善地清楚表明孩子需要如何清理现场，照顾环境，此外，就放手让孩子采取行动，无需在旁边帮忙和叮嘱。

只要孩子明确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并且无外力帮助，他们会试着在保持自尊的情况下去改变行为，逐渐独立。

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型和娇纵型的家长是在“教导”孩子不负责任，因为这种方式本身那就是放弃教养责任的。

因为无论是冲口而出的责难和羞辱，还是随性而为的纵容，都只会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相互依赖，而家长没有真正负责任有意识与孩子相互合作，并帮助孩子依靠自己。

正面管教，要在平时的教养中建立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增加孩子对其日常生活事务的参与感，通过合作而共同订规则，让孩子觉得所作所为是和自己相关的，并且自己有能力对此发生影响产生贡献，承担责任也享受权利，那么孩子会逐步自觉地建立健康的自律性、自信心和积极性。

举几个我将“正面管教”的方式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让闹钟叫你起床

很多时候，共同制定的规矩，在执行时，也需要建立缓冲地带。

孩子早上常会赖床，我决定不再每天提供“人工叫醒”服务，并且不在他磨蹭时，喋喋不休地用“品德”给他贴标签：“你连早上按时起床的意志力都没有，以后能干什么大事？动作能不能快点？”

我跟孩子讲明早起是他自己的事情，和他商议以后不再亲自管他起床的事情，而是跟他一起去挑一个他喜欢的闹钟，设定好闹铃以及反复闹醒间隔，让闹钟叫醒孩子。

从此，早上闹钟响了，我都不再干涉，等他自己起来。有时看他挣扎不愿起来，最多提醒一句：“你的闹钟响喽！”

闹钟，就是我和孩子使用的工具和缓冲物，我无需针对孩子的品行和他个人进行说教，只用提到“闹钟”就行，避免正面冲突。

纸条的魔力

和孩子商量好的任务计划，为了避免唠叨又要督促其完成，我们在家里挂上可以贴纸条或写字的白板。

订好的事，一件件写清楚，完成了就划去或是在旁边画朵小花和太阳以示成就感。

孩子好像特别喜欢这样，我们大人也把该做的事情或是家庭活动安排都写上，大家齐心协力，和乐融融。

尊重孩子，也要尊重自己

这是《正面管教》书中的例子，我常照搬在生活工作中，也原文引用于此吧。

假设孩子跟你顶嘴。

“和善而坚定”的一种处理方式是你走开，到另一间屋里去。

哈，我都能听见反驳我的声音，“那不就等于放过他啦？”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你虽然不能迫使别人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你，但你可以自己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你自己。走开就是你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你自己；而且，这样做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你总可以在稍后再找孩子谈，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让情绪平静下来。心情好了，才能把事情做好。

尼尔森博士说，很多家长认为在生气时就要解决问题。

其实，生气最不适合解决问题的时候。因为那时，人们接通的是只会较劲的“原始脑”，而我们不可能用“原始脑”做出理性的思考。我们会说些过后就后悔的话。

在处理一个问题之前，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直到能够用理性大脑来思考时再解决问题才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应该教给孩子的一项重要技能。有时候，家长决定你要做什么，要比试图让孩子去做什么好得多——至少在孩子愿意合作而不再和你较劲之前是如此。

父母表达爱心和树立权威并不矛盾，学着用正面引导的方式，和善与坚定并行，才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