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一位小学二年级的老师，请学生们写下他们的愿望。许多愿望很常见，如“我想要长高”、“我想要好成绩”。让我惊讶的是，不少孩子用稚嫩笔迹、加上注音符号写着：“我希望爸爸可以经常回家”““我希望我们全家每天可以一起吃晚餐”……

▋“妈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现在太多的家长，不论财富多寡，多是“时间的穷人”。忙碌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家里的事情，包括孩子成长的一切，几乎都靠“外包”。

就算作为国际上新兴教养样本的台湾，也难逃这一宿命。中产阶级父母即便享有较为充裕的经济资源，也多面临时间资源的匮乏。虽然想跟孩子说理、给孩子选择，但面对孩子的不听话或不配合，在职场、家庭两头烧的生活中也容易失去耐心。一些母亲尤其对自己的情绪管理失灵深感挫折，自责为何无法晋升“淡定妈”的成功典范，不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而只是含泪、带气。

在许多中产家庭里，孩子同样也是时间的穷人。负责接送的大人及参加各种兴趣班、才艺课的儿童，都必须在繁忙行程中协调多种活动，有的家庭甚至设定时间表。

以我认识的小姑娘小芸家为例，她的爸爸是个职场达人，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晚上快十点才会到家，小芸的全职妈妈负责规划小芸晚餐后的活动时间表，例如：写功课30分钟、拉小提琴20分钟、玩电脑50分钟（如果成绩退步，缩短为35分钟），还借用机器的辅助来进行时间管理，如电脑设定50分钟后会自动关掉，同时也用手机设定不同铃声，提醒小芸起床、以及该去洗澡的时间。

我在台北市小学经常听到稚龄孩子用老成语气彼此这样对话：“我真的好忙哦！”、“我快累死了”、“我都没有时间”、“赶快，我要来不及（去上才艺班）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市郊、偏乡学校的孩子，我经常听到城市特别是市中心的孩子说——“我好无聊。”

说回小芸，她在家里，常常是做完母亲规定的一件事后，便不假思索地问：“妈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因为她已经习惯于成人安排的紧凑行程、组织性活动，期待外来的娱乐效果或学习刺激，反而容易觉得“无聊”，而且不知道如何安排空档。

▋金钱和时间上的贫穷，都会拉低智商

美国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家艾尔达·夏菲尔（Eldar Shafir）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森迪尔·穆兰纳珊（Sendhil Mullainathan）进行实验，分析贫穷对人们的认知与心理的影响——在收割前后，分别测量印度蔗农的智商。

他们发现，采收前由于手头现金吃紧，农夫担心作物收成、影响推理能力，收成之后，智商成绩显著提升。这是因为人脑认知资源有限，经济匮乏限制了他们的注意力与自我控制，造成“认知带宽”的窄化。

研究团队的另一组实验，招募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在实验情境中，他们面临的不是金钱的贫穷，而是时间的贫穷，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正确答题，许多学生深感压力，以致无法妥善思考。

强化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是我们很多学校都在努力做的。不过，美国麻州近年来在中小学推动“标准化学力测验”，没有限制作答时间，让在台湾长大的我深感惊讶。华人家长与学校对于“学习效率”的要求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了？

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在教养价值上重视孩子的自主与自治，但父母过多的规划与介入，往往造成孩子倚赖父母、“不会自己玩”的非预期后果。如果只是训练孩子学习的“效率”，我们可能压缩了自主思考与自由创意的空间，造成了孩子的时间上的贫穷。

我们拼命训练孩子快速作答，好在标准化考试中取胜，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下一代的时间穷人。我们真的不能再让“时间的穷人”代际传承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