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娜的手提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地点涉及三大洲,时间跨度近70年。一个手提箱,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小姑娘和她的家人,与现代日本东京一个年轻女子和一群孩子,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老人,联系到了一起。  

从1939年到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专制者阿道夫 希特勒,妄想德国能统治全世界。他狂妄观念的中心,就是要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无情地清除。为了消灭他的这些“敌人”,他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几十个被称为集中营的大规模监狱。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迫背井离乡,被押送到集中营。他们在那里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很多人饿死或病死,更多的人被活活杀害。在这些集中营,以及希特勒的追随者实施恐怖计划的其他地方,总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有150万犹太儿童。1945年,战争结束了。全世界终于知道了集中营里发生的可怕事情,人们称之为大屠杀。从此以后,人们通过各种努力,试图更多地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它以种族、宗教、文化的不同为由,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杜绝类似的事情?  

日本人关注大屠杀是比较晚的事情,虽然日本曾在二战期间同纳粹德国结盟。其中有一个日本人,想为全人类的互相宽容和理解做点事,觉得让日本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尤其重要,因此独立资助,匿名成立了一个博物馆―“东京大屠杀教育资料中心”(以下简称大屠杀教育中心)。  

在1999年举办的一次有关大屠杀的儿童讲座上,大屠杀的幸存者雅法 伊莉亚克,为东京地区各学校的两百多名学生讲述了她的经历。在她生活的村庄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无论老幼,都被纳粹杀害了。最后,她提醒小听众们,他们应该有“创造和平”的力量。有几十个日本孩子被她的话激励,成立了一个叫做“小翅膀”的小组织。小翅膀的成员,从8岁到18岁不等,现在每个月都要举行聚会活动。他们出版报纸,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做义工,引导更多的日本少年来关心历史上的大屠杀。指导他们组织活动的,就是大屠杀教育中心的馆长:石冈史子女士。  

这个手提箱―汉娜的手提箱,是他们开展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手提箱里,隐藏着一个大悲大喜的故事,暗示着过去的悲惨,和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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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2000年,年初  

这个手提箱看上去普普通通,边角有些磨损,但是形状还很端正。  

手提箱是褐色的,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比如出远门时所需的衣服、几本书、一些棋牌、贵重物品、玩具等。但是,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它被放在日本东京一个小小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每天都有孩子来观看。隔着玻璃,可以看到手提箱的箱盖上用白漆写着字,那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和生日:汉娜・布莱迪(Hana Brady),1931年5月16日。上面还有一个词:Waisenkind。德语“孤儿”。汉娜(Hana)这个名字,在汉娜的母语――捷克文中其实只有一个“n”,可是在德语的拼写中有两个“n”。箱子上的名字是德国人写的,所以是“Hanna”。  

来参观的孩子们知道,这个手提箱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有几百万人被关押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们受尽折磨而死。那么,汉娜·布莱迪是谁呢?她的家在哪儿?她后来又到哪儿去了?她在箱子里装了什么?她怎么成为孤儿的?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到底遭遇了什么?  

孩子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博物馆的馆长叫石冈史子,是位一头黑发、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她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们把手提箱小心翼翼地从玻璃柜子里拿出来,打开,仔细地查看空手提箱的边袋。也许汉娜在里面留下了什么,能够提供一点线索。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们还查看了箱子里圆点花纹的衬布,也没看出什么来。史子答应孩子们,她一定尽力而为,找出这个手提箱的主人,解开谜团。此后整整一年里,她像一个侦探一样,满世界寻找有关汉娜 布莱迪的线索。

捷克斯洛伐克,诺弗·麦斯托,20世纪30年代  在捷克斯洛伐克逶迤起伏的丘陵地带,摩拉维亚省有一个城镇叫做诺弗·麦斯托。这个城镇不大,但很有名。冬天这里尤其热闹,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儿滑雪。这儿有宽敞的滑雪道,也有密林中的小路,还有可以滑冰的湖泊。到了夏季,人们还会来这儿游泳、驾帆船、钓鱼、野营等。  

诺弗·麦斯托有四百多居民,历史上曾以制作玻璃闻名。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小镇的居民多转向林业和制造滑雪用具。在镇中心大街上,有一栋白色大楼,楼顶还带有两层的阁楼。这栋楼的地下室里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向位于广场上的教堂。很久以前,外敌入侵的时候,士兵们就用这个通道储备居民需要的粮食和生活用品。  

小镇的百货店就在白色大楼的底层。在这儿,你可以买到几乎任何东西,纽扣啦,果酱啦,灯油啦,草耙啦,雪橇上的铃铛啦,还有磨刀石、碗碟、纸笔以及糖果等等。布莱迪一家住在二楼:父亲卡雷尔、母亲玛柯塔、汉娜,还有哥哥乔治。父亲一周在店里工作六天。他是个喜欢运动的人。镇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喜爱足球、滑冰和体操。他还是一个嗓音洪亮的业余演员,声音可以从广场的这头传到那头。正因如此,父亲被推举为越野滑雪赛的发令员,这样每个参加比赛的人都能听到号令。他还是一个义务消防员,经常和小镇上的其他义务消防员一起,开着消防车,救助那些遇到危险的人。  

布莱迪一家喜欢接待艺术家,不管是音乐家、画家、诗人、雕塑家还是演员。当这些人饥肠辘辘的时候,总是能够在布莱迪家里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尝到布莱迪家管家兼厨子波丝卡的手艺。这些艺术家在这里有热情的知音,其中当然包括家里的两个孩子:汉娜和乔治。大家经常请乔治表演他的小提琴,而汉娜总是很乐意为大家弹奏钢琴。在客厅中央,有一台手摇留声机,汉娜经常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她最喜欢的歌:《我有九只金丝鸟》。

母亲是一位热情大方、幽默爽朗的女主人。她也在店里工作,一周六天。镇上的人常常到店里来,就是为了听她说说笑话。她特别照顾住在诺弗·麦斯托镇郊区的穷人。每个星期,她都会收拾出一些食品和衣服,让汉娜送给那些需要衣食的人。汉娜为此十分自豪,还会要求母亲多准备一些。

汉娜一家就居住在左数第五栋房子里。底层是他们的小百货店,二层是他们的住宅。  

汉娜和乔治很小就在店里帮忙整理货架、打扫卫生了。他们学着把酵母切成薄片,凿下糖块上不规则的小块,称香料和干货,还把纸折成圆锥,用来包装糖果。有时候母亲发现这种装了糖果的纸包少了,问兄妹俩,汉娜和乔治从不告发对方。为了逮老鼠,店里总是养着猫。不过,母亲和父亲曾为了奖励孩子,专门买了两只毛茸茸的安哥拉猫送给他们。当这两只猫被放在开有通气孔的盒子里,从邮局送到家时,家里那条巨大的狼犬西尔瓦围着盒子嗅个没完。但是不久,这两只小猫,汉娜起名为米基和穆莱克,就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  

汉娜和乔治在公立学校上课。他们是普通的孩子,有一般孩子常有的烦恼,也有一般孩子都有的快乐。但他们有一点与众不同。  

布莱迪一家是犹太人。虽然他们家不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家庭,但是母亲和父亲还是希望孩子们能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特地请来一位老师。每星期别的小伙伴们都去教堂的时候,汉娜和乔治就在家里,听老师讲关于犹太节日和犹太历史的知识。  

诺弗 麦斯托还有几个犹太家庭,但他们都没有孩子。一开始,没有人觉得这两个孩子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点,就会成为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情。  

东京,2000年年初

半个多世纪以后,在相距诺弗·麦斯托镇半个地球的日本东京,石冈史子在她的办公室里,回忆着这手提箱来到她手里的经过。1998年,她成了一个小博物馆的馆长。这个博物馆叫做东京大屠杀教育资料中心,专门面对日本的孩子开展关于大屠杀的教育。在以色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史子遇到了几个经历过集中营恐怖生活的大屠杀幸存者。这些人在历尽苦难以后,仍然保持着乐观和欣然的态度,这使史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以后,每当史子烦恼、悲观时,就会想想这些幸存者。他们是何等坚毅,何等智慧。史子想让日本的年轻人也从大屠杀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么,怎样才能让日本的孩子们了解,在五十多年前,成百万的犹太儿童,在遥远的国度里所经历的可怕事情呢?

她想,最好是通过看得到摸得着的实物。于是,她写信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博物馆和大屠杀博物馆,波兰的、德国的、美国的、以色列的,请求他们借几样和犹太儿童有关的展览品。她还把这一请求发布在网上,还给那些她认为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写信。史子想借到一双鞋子或者一个手提箱之类的实物。遗憾的是,她的请求都被拒绝了。他们回答说,这些被妥善保存的文物实在是太珍贵了,她的博物馆太小、太远,他们不能借给她。史子很失望,可是她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恰恰相反,碰到的钉子越多,她的信念就越坚定。  

这年秋天,史子去了波兰,那儿曾经有过很多纳粹集中营。在最为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她参观了那儿的博物馆。她再三请求,希望能和博物馆的助理馆长说几句话。最后,人家终于答应让她谈五分钟。当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助理馆长表示会考虑她的要求。  

几个月后,史子收到一个来自奥斯威辛博物馆的邮寄包裹,里面有一双小鞋子、一件儿童毛衣、一个氰化氢毒气罐,还有一个手提箱——汉娜的手提箱。

诺弗·麦斯托,1938年

汉娜长着一头金发,可爱的圆脸上,蓝色的大眼睛清澈、明亮。她是一个健壮的女孩子。有时候,她会和乔治打闹,就是想显示一下力气。虽说哥哥比她大三岁,但汉娜偶尔还能打赢哥哥。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汉娜和乔治在一起开心地玩耍。

汉娜小时候最喜欢在户外玩。夏天,他们在家后的小溪旁玩海军游戏。他们爬进一个旧的木洗澡盆,顺水而下,一直到其中一人偷偷拔掉塞子,两人随木盆沉到水里,然后一起哈哈大笑。后院的草地上有三个不同的秋千,一个是给小小孩玩的,一个是两人座儿的,还有一个挂在小溪上空的粗壮树枝上。附近的孩子们常聚在这儿比赛荡秋千,看谁荡得最高,谁跳得最远。汉娜常常得胜。

他们还在百货店楼上的大厅里滑旱冰,汉娜穿着她的红色滑轮鞋,乔治穿蓝色的。冬天到了,汉娜和乔治就滑雪,还用雪堆成堡垒。不过,汉娜最喜爱的是滑冰,她经常刻苦地在诺弗·麦斯托冰冻的湖泊上练习旋转。她的滑冰服是红色的,领口、袖口、裙裾点缀着白色的皮毛。每当穿上它,她就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冰上的舞蹈公主。她的父母、朋友还有哥哥,都为她的表演鼓掌叫好,也为她的梦想鼓掌叫好。孩子们用雪堆起了一个堡垒。因为父母都是每星期工作六天,所以星期天对全家来说就很珍贵了。早晨醒来,乔治和汉娜都会挤到父母的大床上,依偎在毛茸茸的皮毛被下。要是夏天,他们会在星期天下午挤进汽车,到最近的要塞或古堡去野餐。偶尔,同样住在诺弗 麦斯托的姑姑赫达和姑父路德维克一家也一起去。到了冬天,他们就坐雪橇外出,或者到野外去滑雪。汉娜滑得很出色。诺弗·麦斯托附近有一个村庄,距离有八公里,那儿的茶室中有美味的奶味糕点。这两个家庭的孩子们喜欢一起滑着雪去。尽管年龄最小,汉娜却总是滑在最前面。

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未持续下去。1939年新年到来前,空气中就有了一种危险的气息。人们议论纷纷,主题都是战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上了台。这年年初,希特勒就控制了奥地利。接着,他的军队又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地方。那些想逃离纳粹统治的难民,频频出现在布莱迪家的门口,讨钱和食物也好,寻找过夜的地方也好,他们总是能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热情接待。可是孩子们很困惑:这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为什么他们不待在自己家里?晚上,汉娜和乔治上床睡觉后,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就会坐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常常有朋友和他们一起听,听完以后,他们还会议论到深夜。“咱们得轻一点,”他们会说,“别吵醒孩子们。”  

大人们紧张而热烈地议论着,都没有察觉到外面地板的嘎吱声。汉娜和乔治正踮着脚在客厅外偷听呢。他们听到大人在议论奥地利新的反犹太法律,还听说了在德国发生的“水晶之夜”:纳粹和流氓整夜在犹太人居住区胡作非为,砸碎住家和商店的玻璃,放火焚烧犹太教堂,当街殴打犹太人。  

“我们这儿不会这样,是吧?”汉娜低声问哥哥。  

“嘘,”乔治说,“别说话,他们听到了就会让咱们去睡觉的。”有一天夜里,他们的邻居罗特先生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建议。“我们都明白战争就要开始了,”他说,“犹太人待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都该离开诺弗·麦斯托,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到美国去,到巴勒斯坦去,到加拿大去。随便哪儿都行。马上走,要不就晚了。”  

其他人却不这样想。“您疯了吧,罗特先生?”有人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就属于这儿。”他们决定不走。尽管时局不好,布莱迪一家还是庆祝了1939年的到来。新年前夜,在饱餐了一顿火鸡、红肠、意大利香肠和布丁后,孩子们开始玩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玩的游戏:预测未来。汉娜、乔治,还有住在附近的表兄妹们,每人得到半个胡桃壳,他们各自在里面放上一支小蜡烛。房间中央放了一个大盆,装满了水。孩子们挨个儿把自己的胡桃壳放到盆里。11岁的乔治的胡桃壳在水里转啊转,最后停了下来,蜡烛一直燃烧着。8岁的汉娜的胡桃壳一开始平稳地往前滑,后来却摇晃起来,慢慢地,它翻倒了,里面的蜡烛浸到水里,熄灭了。  

东京,2000年3月  

自从这个手提箱来到东京,史子和孩子们就被它吸引住了。10岁的晃是个喜欢打打闹闹的女孩,现在却安静下来,想象做个孤儿会有怎样的遭遇。麻衣子的年纪稍大一些,以前喜欢聚会,还会表演出色的花样游泳,但在手提箱面前,她却变得沉默寡言。她想,如果她被迫离开自己的亲友,将会是什么样。  

这个手提箱是他们博物馆中唯一一件和一个人的名字有关联的文物。由手提箱上写着的生日,史子和孩子们计算出,汉娜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时是13岁。有个女孩说:“比我还小一岁。”晃说:“和我哥哥一样大。”史子再次写信给奥斯威辛博物馆,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查出这个手提箱主人的任何情况。他们回答说,他们再也不知道别的什么情况了。史子把这个回答告诉孩子们。“再试试别的地方。”麻衣子说。“不要泄气。”晃说。孩子们一致说:“继续找,继续找。”史子答应,她会继续找。接着,史子写信询问著名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馆长回信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汉娜·布莱迪的女孩。你联系过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吗?”史子立即给华盛顿的纪念馆去信,但是他们的回信却是同样的:“我们没有关于女孩汉娜·布莱迪的任何资料。”真是令人失望。

就在这个时刻,史子收到了奥斯威辛博物馆的一个通知。他们发现了一点新的资料。他们在一个名单上查到了汉娜的名字,并从中得知,汉娜是从一个叫做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地方,转送到奥斯威辛去的。  

诺弗·麦斯托,1939年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莱迪一家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纳粹宣布犹太人是邪恶的,危险的,会传播坏影响。因此,布莱迪一家和诺弗·麦斯托的其他犹太人,都得遵守特别的法规。

犹太人只能在白天的特定时间外出,并且只能去特定的商店买东西。犹太人不能随便旅行,住在附近镇上的汉娜的姑姑、姑夫和祖母再也不能来看他们了。布莱迪一家必须向纳粹报告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如艺术品、珠宝、银餐具、银行支票等等。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最宝贵的文件藏在阁楼上的瓦片下面。父亲收藏的邮票和母亲的银首饰,只能藏在不是犹太人的朋友那儿。家里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纳粹没收了。  

一天,汉娜和乔治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想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当他们排到售票口的时候,才发现那儿贴有一个告示:“犹太人不得入内。”他们涨红了脸,赶紧转身离开。走到家里时,汉娜再也无法抑制愤怒,她问:“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理睬那个告示?”母亲和父亲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些问题可不好回答。每个星期都会有针对犹太人的新限制颁布。犹太人不准进游乐场。犹太人不准进运动场。犹太人不准进公园。

不久,汉娜就不能去体操馆了,甚至滑冰的湖泊也禁止她进入。她的朋友都不是犹太人,一开始他们也不明白这些禁令。他们和汉娜还是像以往一样,在学校里坐在一起,在教室和后院打打闹闹,玩得很开心。“我们永远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汉娜最要好的朋友玛利亚向汉娜保证,“我们决不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们,规定我们只能和谁一起玩。”可是,渐渐地,随着时间推移,汉娜的所有玩伴,包括玛利亚,放学以后和周末都不来找她玩了。玛利亚的父母禁止她来找汉娜玩。他们担心,如果玛利亚和犹太孩子交朋友,纳粹会惩罚他们一家。

汉娜变得非常地孤独。随着一个个朋友的离去,随着一个个新限制的颁布,汉娜和乔治的世界在变小。他们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无力感。“我们该怎么办?”他们问父母。“现在我们能到哪儿去?”母亲和父亲安慰孩子们,尽己所能帮助他们用新的办法找到快乐。“看,我们运气多好,”母亲对他们说,“我们有这么大一个院子。你们可以玩捉迷藏,可以在树下荡秋千,还可以自己发明游戏。比如在库房里玩侦探游戏,到地下通道玩探险游戏,或者玩字谜游戏。你们能够彼此相伴是多么幸运!”在纳粹的限制变本加厉的时候,汉娜和乔治总是相互鼓励和支持。  

汉娜和乔治也知道,他们的确很幸运,能两个人在一起玩,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的痛苦,他们无法忘记那些再也不能做的事情,那些再也不能去的地方。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有一天,灿烂的阳光下,他俩坐在草地上,百无聊赖。突然,汉娜哭了起来。“这不公平!”她哭着说,“我不喜欢现在这样!我要像以前那样。” 她揪下一把草来,狠狠地抛向空中。然后,她看着哥哥。她知道,哥哥跟她一样苦恼。“等一下,”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几分钟后,他拿来一叠纸、一支笔、一个空瓶子和一把铁锹。  

“你要做什么?”汉娜问。  “也许,我们把所有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写下来,”他说, “我们会好过些。”  “这办法太愚蠢,”汉娜回答,“这不会把公园和游乐场还给我们,也不会把玛利亚还给我。”但是乔治坚持要这样做。他毕竟是哥哥,况且汉娜也没有更好的主意。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两个孩子把他们的痛苦都宣泄在了纸上。主要是汉娜说,乔治写。他们写下了他们失去的东西和气恼的事情。然后,他们又写下了他们向往的事情,还有当这个黑暗时代结束后,他们想拥有的东西和想去的地方。

写完以后,乔治把纸卷起来,装进瓶子,塞上瓶塞。然后他们走到秋千架前,汉娜就在那儿挖了一个洞,用来埋藏他们的伤心和苦恼。乔治把瓶子放进洞里,汉娜用土埋上。当他们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世界似乎稍微明亮了一点,至少那一天感觉是这样。然而,这以后,他们越来越难了解到外面所发生的情况了,尤其在家里的收音机被没收后。以前,父亲和母亲每晚都要收听英国伦敦八点钟的新闻广播,借此了解希特勒的可恶行动。但是,现在纳粹命令犹太人八点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他们被禁止收听无线电广播,违反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所有的人都害怕被纳粹逮捕。

父亲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用来应付纳粹的禁令。他求他的老朋友―教堂钟楼的看守人帮他一个忙。父亲请求说:“你能不能每天傍晚把教堂大钟拨慢十五分钟?”这样,父亲就可以赶到邻居家,在那儿听新闻广播,然后在教堂大钟敲响八点以前回到家里(实际上那时已经八点十五分了)。在广场上巡逻的纳粹完全没有察觉。不幸的是,父亲从无线电广播里听来的都是坏消息。纳粹节节胜利,正在全线推进。  

东京,2000年3月  

现在,史子和孩子们知道,汉娜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的。史子很激动,这是有关汉娜的第一条实实在在的信息,是第一个线索。  

特莱西恩施塔特,是纳粹给捷克小镇特瑞辛起的名字。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镇上有两个古堡,始建于19世纪,曾被用来囚禁军事和政治罪犯。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把特瑞辛变成了囚禁犹太人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这里高墙环绕、重兵监守、拥挤不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十四万犹太人被关押在这儿,其中有一万五千名儿童。史子常常用功到深夜。在黑漆漆的大屠杀教育中心里,只有她的办公室里亮着灯,那是她在阅读一切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资料。  

她从阅读中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曾发生过可怕的事情。在那几年里,这个集中营里住过的人,几乎全被装上火车,送往东方那些以死亡营而闻名于世的集中营。史子还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发生过勇敢而激动人心的事情。被关押在那儿的成人中,有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时装设计师、社会工作者......这些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人,都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囚禁在集中营。在这围墙内的小小空间里,在纳粹的鼻子底下,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设计和实施了庞大的教学计划,使得成人和儿童们的教育、学习、手工制作、艺术表演等等,都开展起来。他们以此来提醒人们,尽管有战争,尽管周围的气氛令人窒息,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美好的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让世界更加美好。

史子还得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在那儿学过画画,而且,有四千五百张画从战火中保存了下来,简直是奇迹。史子的心跳加速了:在这些得以保存下来的绘画里,会不会有一张或几张是汉娜 布莱迪画的呢?

诺弗·麦斯托,1940年秋~1941年春  

秋天带来了凉意,也带来了更多的禁令和麻烦。  

汉娜将要上三年级的时候,纳粹宣布了新的禁令:不准犹太儿童上学。“这下可好,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伙伴们了!”当父母告诉汉娜这个坏消息的时候,她哭了起来。“我长大后再也当不成一名教师了!”她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讲台上,台下是专注听课的学生们。母亲和父亲决定让汉娜和她的哥哥继续学业,幸亏他们还有足够的钱聘请家庭教师。

汉娜的老师是邻村的一个年轻女子,乔治的是一个逃难来此的老教授。母亲想让大家振作一点。“早晨好,汉娜,”她每天早晨朗声招呼。“吃早饭吧,你不想误了‘上学’吧。”汉娜每天在餐桌上听家庭教师上课。教师很和气,尽其所能鼓励汉娜学习读、写和算术。她带来一块小黑板,倚在椅子前,让汉娜在黑板上画画,画完了再擦掉。但是,这个“学校”里没有玩伴,没有欢笑,没有课间玩耍。汉娜觉得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功课上。在冬天的黑暗里,布莱迪一家似乎与世隔绝了。  

春天到来,灾难也随之降临了。1941年3月,母亲被可怕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抓走了。  

一封信出现在他们家,命令母亲第二天早晨9点以前到邻镇伊赫拉瓦的盖世太保司令部报到。母亲必须半夜动身,才能准时赶到那儿。她仅有一天时间来收拾东西和向家人告别。  

她把汉娜和乔治叫到客厅,三人偎依在一起,坐在沙发里。她告诉他们,她要出门一段日子。汉娜一听,挨得更紧了。母亲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乖乖的,听爸爸的话。我会写信回来的。”她问,“你们会给我回信吗?”乔治的眼睛看着别处,汉娜则全身发抖。孩子们几乎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母亲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那天夜里,当母亲把汉娜放到床上的时候,汉娜紧紧地抱着母亲。母亲细长的手指轻轻捋过汉娜的头发,就像汉娜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做的那样。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汉娜最喜欢的摇篮曲。汉娜搂着母亲,一直不肯松手。第二天早晨,汉娜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

东京,2000年4月

当一个扁平的邮包被送到史子办公室的时候,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个星期以前,史子刚给现在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的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写过信。史子在信里解释说,她和孩子们多么渴望知道任何可以使他们与汉娜更接近的事情。那儿的人回答说,他们对汉娜个人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确实知道这个集中营的大量儿童绘画被隐藏和保存了下来。很多绘画现在正在布拉格的犹太人博物馆展出。史子打开邮包,激动得手都颤抖了。里面有五张绘画的照片,其中两幅是彩色的,一幅画着花园和一张长椅,另外一幅是人们在河边野餐。其他几幅是铅笔和炭笔画,一幅画的是一棵树,另一幅是农田里的农民们在收干草,还有一幅是人们提着皮箱,正从火车上下车。在这些图画的右上角,都写着一个名字:汉娜·布莱迪。

诺弗·麦斯托,1941年秋天  

自从汉娜答应母亲以后,她尽了最大努力来做个乖孩子。没有功课的时候,她就帮父亲干点活儿。他们挚爱的管家,波丝卡,总是给汉娜做她喜欢吃的饭和甜点。可汉娜还是想念母亲,特别是到了夜里。没有人能像妈妈那样轻捋她的头发;没有人能像妈妈那样唱摇篮曲;还有妈妈爽朗的笑声,所有人都想念妈妈的欢笑。  孩子们得知,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叫拉文斯布吕克的地方,那是德国境内的一个妇女集中营。汉娜问父亲:“那儿远吗?”乔治想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安慰孩子们,他会尽一切可能让母亲回来。  

一天下午,汉娜正在自己房间读书,突然听到波丝卡喊她。她不想答应,因为她当时没有心思做任何家务。除了家务还能有什么呢?可是波丝卡不停地喊她:“汉娜,汉娜,你在哪儿?快来!邮局里有你的重要邮包。”听到这儿,汉娜扔下了书本。莫非是她一直盼望的东西吗?她冲出家门,顺着大街一路跑向邮局。到了邮局,她走近窗口。“有我的东西吗?”汉娜问。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小小的褐色包裹推了出来。汉娜看到了母亲熟悉的笔迹,心剧烈地跳起来。她打开包裹的时候,手指都在颤抖。包裹里是一个小小的褐色心形饰物,用干面包做的,上面刻着汉娜姓名的缩写:HB。里面还有一封信:

我最亲爱的,祝福你生日快乐。今年我不能和你一起吹生日蛋糕的蜡烛了。这是我给你做的心形项链挂件。你的衣服显小了吗?叫爸爸和乔治去跟姑姑说,让他们为我的大姑娘买新衣服。我一直想念着你和你哥哥。我挺好。你现在是个好姑娘吗?给我回信好吗?我希望你和乔治能继续学习。我挺好。我好想你啊,亲爱的汉娜。让我亲吻你。

爱你的妈妈

1941年5月于拉文斯布吕克  

汉娜闭上眼睛,紧紧握住那小小的心形面包干。她拼命地想象,母亲就站在她的面前。

这是汉娜的妈妈在集中营里用省下的干面包做的心形饰物。  

秋天来临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个打击。一天,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三个布制小方块。每块上面都印着六角星形状,六角星正中写着“Jude”,即犹太人。 “来吧,孩子们。”父亲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我们必须把六角星剪下来,别在我们的衣服上。只要出门,就得戴上。”  “为什么?”汉娜问,“人家早就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了。”  “我们必须照做,”父亲回答。他看上去沮丧、悲伤而疲惫,于是,汉娜和乔治都不再说什么了。

(插图)德国的纳粹法西斯命令,犹太人外出时必须佩戴这样一个屈辱的标记――布质黄色六角星。  

从那一天开始,只要能不出门,汉娜就不出门了。她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当众戴这个黄色的六角星。她痛恨这个六角星,戴着它是多么屈辱,多么令人难堪。孩子们想,他们已经没有公园,没有湖泊,没有学校,没有朋友了,难道这一切还不够吗?而现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还得在衣服上戴上这个符号。镇上有一个犹太人拒绝服从这个命令,他实在是受够了那些规则和禁令。1941年9月末的一天,他鼓起勇气出了门。他没有剪下那个六角星,而是把布制方块整个缝在了衣服上。这个小小的抗拒行为立即传到了纳粹官员耳朵里。他发怒了,并且宣布,诺弗·麦斯托必须立即“非犹太化”,即要清除所有的犹太人。

第二天早晨,一个纳粹军官驾着一辆黑色大汽车,停在布莱迪家门口,车子里已经坐了四个惊恐的犹太人。听到敲门,父亲去开了门,汉娜和乔治躲在背后。盖世太保军官对父亲大声叫嚷着,要他立即出来。汉娜和乔治简直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站在那儿,惊恐得说不出话来。父亲挨个儿拥抱了他们,叮嘱他们要勇敢。然后,父亲也走了。  

东京,2000年春天

得到汉娜绘画的照片,史子大受鼓舞。她知道这些画能够让孩子们更多地了解汉娜,让他们更容易设身处地想象汉娜的遭遇。史子的想法是对的。  

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做义工的孩子们,比以往更关心汉娜的事情。由麻衣子领头,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命名为“小翅膀”,目的是让其他孩子也了解他们现在学到的东西。他们每个月开一次会,策划报道。每个人都有任务:大孩子写文章,小一点的孩子被鼓励画画,还有一些人写诗。在史子的帮助下,他们把他们自己编的报纸分发到其他学校,让其他孩子也知道大屠杀的历史,知道汉娜的故事,以及他们正在寻找汉娜。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汉娜长什么样。他们渴望看到故事的主人公―小姑娘汉娜的面容。史子由此意识到,如果她能找到汉娜的一张照片,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汉娜就更鲜活了。史子下定决心继续寻找汉娜。

现在,她已经有了汉娜的画,加上一双袜子、一双鞋子、一件毛衣,当然,还有汉娜的手提箱。她向往已久的主题展览――“孩子眼睛里的大屠杀”,可以开幕了。

诺弗·麦斯托,1941年末~1942年初

现在,爸爸和妈妈都不在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了。乔治伸出手臂搂住他十岁的妹妹,发誓要照顾好她。管家波丝卡想让他们高兴点儿,便做了些美味可口的食物,又故作轻松地和孩子们聊天,可是,没有用。孩子们既伤心,又害怕。父亲被抓走才几个钟头,就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汉娜的心急剧跳动着,乔治也惊慌不已,只觉得嗓子眼都给堵住了。这次他们又要抓谁?孩子们打开门,发现是他们都喜欢的路德维克姑父。“我刚听到这个坏消息。”他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两个孩子,“都跟我走,你们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爱你们。”

路德维克姑父是一个基督徒。由于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并不是被纳粹追逐的显眼目标。即使如此,领养乔治和汉娜,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盖世太保已经发出警告:任何人,只要帮助犹太人,都可能招致可怕而严重的后果。路德维克姑父让孩子们带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汉娜抱起了她的玩具娃娃娜娜。娜娜差不多有真的小孩那么大。

从五岁起,汉娜就和娜娜在一起了。乔治收拾了所有的家庭照片。他们还各自装了一箱衣服。汉娜带的是一个褐色的大手提箱。以前他们全家出游时,她总用这只箱子,她喜欢箱子里的圆点花纹衬里。东西收拾好以后,他们熄灭了灯,在身后合上了大门。那天晚上,姑姑和姑父安排汉娜睡一张大床,把她捂进了轻柔暖和的羽绒被子里。“汉娜,我们会照顾你,一直到你的爸爸妈妈回家。”他们向她保证,“如果你夜里醒来,我们就在下面的房间里。”灯光熄灭很久了,躺在床上的汉娜久久不能入睡,她眨着眼睛,进入她不熟悉的黑暗之中。这是一张陌生的床,而这个世界――现在充满着危险――似乎整个颠倒了。今后还会出什么事?在疲倦和惊恐中,汉娜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汉娜被一阵急切的狗叫声惊醒了。她吓得要命,担心又出什么事儿了。不过,很快,她认出了这个叫声。这是西尔瓦,他们家里养的忠实狼犬。西尔瓦竟然穿越整个镇子,一路找来了。汉娜想,至少我还有这样一个朋友。这对汉娜兄妹来说,也是个小小的安慰。

姑姑赫达和姑父路德维克的房子虽然很小,却很舒适。房子的后面有个小园子,就靠着邻近的学校。每天,乔治和汉娜都能看到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一路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着走进学校。“我也要去。”汉娜跺疼了脚,沮丧万分。可是谁也帮不了她。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路德维克姑父和赫达姑姑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忙碌起来。乔治一劈柴就是几个 小时,汉娜则读书、做游戏。汉娜的表姐妹们,薇拉和吉利,都很喜欢她。有时候汉娜还会跟她们一起去教堂。

每天午餐时分,汉娜和乔治都回自己家,和管家波丝卡一起吃饭。波丝卡十分宠爱他们,总让他们多吃点,还拥抱和亲吻他们。她总是说,她答应了他们的父母,要让他们吃好,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每隔几个星期,他们就会收到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他被囚禁在伊赫拉瓦的盖世太保监狱里。乔治给妹妹念信时,只念那些轻松的段落。他觉得妹妹年龄太小,还不适合知道全部真相,例如,监狱里苛刻的生存条件,还有,父亲对重获自由的绝望。可是,纳粹不会顾及汉娜的年龄,他们连孩子也要驱逐。

诺弗·麦斯托,1942年5月

一张通知单被送到了赫达姑姑和路德维克姑父的家里,命令汉娜 布莱迪和乔治 布莱迪,必须于1942年5月14日,到位于特莱比克镇的遣送中心报到。那地方距离诺弗 麦斯托的五十公里远。这正是路德维克姑父一直担心的事。他把汉娜和乔治叫进书房,给他们念了这张通知单。然后,他试着把这个坏消息说得尽量轻松一些:“你们要出门旅行一趟。”他告诉他们,“还是与很多人一起去呢!你们要去的地方,有好多犹太人,还有好多小朋友,你们可以一起玩。说不定,在那里就不用戴那个六角星标志了!”乔治和汉娜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们很悲伤,因为他们被再次连根拔起,要离开他们的姑姑和姑父了。

实际上,她于5月14日被送到了特莱西恩斯塔特。汉娜很害怕。当波丝卡来帮他们准备这趟奇怪的旅行时,汉娜连珠炮似的不断发问:“爸爸妈妈在哪儿?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我们到哪儿才是个头?我们能带点什么?”波丝卡回答不了任何一个问题。这位管家告诉汉娜,她也要离开诺弗·麦斯托,去她兄弟的农庄了。

汉娜从床下拖出那只带圆点图案衬里的褐色箱子。她装进一只睡袋,希望不管被送到哪儿,这睡袋能为她保留一些家里的气息。乔治也装了他的睡袋,还在衣服的空隙间,塞了些意大利香肠和小纪念品。不得不把这对年幼的侄子侄女送走,路德维克姑父的心都碎了。他找了一个车夫送他们去遣送中心,因为他自己无法面对那残忍的离别路。在和汉娜、乔治说“再见”的时候,姑姑和姑父强忍住了眼泪。他们向孩子发誓,他们会一直在诺弗·麦斯托等着,等到战争结束,等到他们回来。

当车夫打响铃铛,马儿拉着他们离开房子的时候,谁都说不出话来。几小时后,车夫让汉娜和乔治在一个巨大的仓库门口下了车。他们开始在大门附近排队。走到进行登记的桌子前时,他们向一个皱着眉头、颇不耐烦的士兵报上自己的姓名,他挥挥手,示意他们进入一个黑洞洞的、空气不流通的房子里。这间房子的地上铺着垫子。汉娜和乔治在角落里找到两只相邻的垫子,坐了下来。他们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其他的孩子,只有几百个成年犹太人。无一例外,他们都将被送往一个叫做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地方。

此后的四天四夜里,汉娜和乔治就待在这个仓库里,吃他们自己带来的食物,睡在垫子上。虽然有些大人想亲近两个孩子,但汉娜和乔治没有心情与人交往。他们自己相互做伴,一起看书、说话、打瞌睡、想家,就这么打发时间。那是1942年5月16日,就在这个仓库里,用几个小甜点和一小节蜡烛,汉娜·布莱迪庆祝了她的十一岁生日。

东京,2000年6月

“孩子眼里的大屠杀”主题展览,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大人孩子都有,参观人数远远超过了史子的预想。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来并不熟悉这样的大屠杀故事。正如史子所希望的,她收集的实物展品,以及展品讲述的故事,使得这场浩劫在人们心中变得真实起来。虽然大家也很注意鞋子、毒气罐和小毛衣等展品,但那只手提箱,更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观众。孩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一批接一批地围住它,查看上面的字迹:汉娜·布莱迪,1931年5月16日,Waisenkind――孤儿。

他们都很欣赏汉娜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画的那些画。“您知道她别的情况吗?”他们问,“她后来怎么样了?她长什么样?”见这么多人表现出了兴趣,史子暗自下决心,她要加倍努力,找出汉娜的一张照片来。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有些什么人,能帮他们找到答案。史子再次给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去信询问。回答是,不知道。“我们已经告诉过您,我们不知道那个叫汉娜·莱迪的女孩的情况。”

史子不能接受这个回答。她决定亲自去特瑞辛一趟。

特莱比克,遣送中心,1942年5月

在第四天的早上,随着一阵刺耳的笛声,一名纳粹士兵走进了仓库。他大声嚷嚷着,汉娜和乔治在角落里吓得缩成一团。“限一小时之内,在铁轨边报到。每人只准带一个箱子,限25公斤。超重一克都不行。排成纵队。不准说话,照我说的去做。”这声音是那么严厉,那么吓人。汉娜和乔治很快就把他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旁边的大人想帮他们一把,以确保他们做好了准备。“可怜的小家伙,”他们想,“这么艰难的出行,连父母都不在身边。”在士兵们的威慑和监视下,人们排成一列,站在铁路边。接着,汉娜和乔治,提着他们的手提箱,在早上炫目的阳光中,进入了黑暗的车厢。不断有人挤进来,直到车厢被塞得满满的,车门被猛地关上,火车开始移动。

捷克共和国,特瑞辛,2000年7月

特莱西恩斯塔特,这是纳粹对捷克小城特瑞辛的称呼。史子知道,这是唯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怎么去啊?捷克共和国距离日本有几千公里路程。飞机票又十分昂贵,史子没有那么多钱。幸运的是,机会来了。史子被邀请出席在英国举行的大屠杀主题研讨会。从那儿去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航程很短。再从布拉格到特瑞辛,只有两小时的车程。史子真想赶紧上路。

2000年7月11日上午,史子在特瑞辛的主广场上下了车。乍一看,这里就是一个可爱的普通城镇,宽宽的街道旁排列着一行行树木,保养得很好的三层楼房的窗台上鲜花盛开。但是,史子可顾不上这一切,她仅有一天时间。当天晚上,她就必须赶回布拉格,因为她要乘坐的飞机明天一早就起飞。史子事先没有给博物馆打电话预约。她径直穿过主广场,便看到一栋长长的、青黄色的两层建筑物。这就是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

史子推开沉重的大门,走了进去,大厅安静而清冷。人呢?她向主廊两旁的几个办公室探头看看,发现都是空的。看来这房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人。怎么回事?史子很纳闷。都吃午饭去了?不对,这才上午十点呀。史子回到广场,见一个看上去挺和善的男人坐在长椅上,便拍了拍他的肩膀。“您能帮个忙吗?”她问,“我想找个博物馆的人。”“哦,您今天在那里可找不到人,姑娘。今天是假日啊。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都放假回家啦。”这个人回答说,“恐怕您不是太走运。”

捷克斯洛伐克,特莱西恩施塔特,1942年5月

这趟火车上的旅途静静的,安然无事。人们闷声不响,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迷失在对未来的恐惧中了。几个小时之后,火车骤然停住,门一下子被打开了。门边几个战战兢兢的旅客,看到一块牌子,念出声来:“伯乎索维克站”。从车上往下拖手提箱的时候,汉娜眯起了眼睛,躲避阳光的照射。他们接到命令,从车站到特瑞辛集中营,他们必须走着去。

那只是几公里路。可是,他们的手提箱又重又累赘。要不要扔掉些东西,以减轻重量呢?汉娜和乔治犹豫着。不,不能扔,他们决定,箱子里的一切都是宝贵的,这是他们过去生活里仅剩的一点东西了。于是,乔治提着一只手提箱,把另一只箱子放在一辆由囚徒推着的小车上。汉娜和乔治终于走到了被围墙围住的集中营,在大门前排到了队列里。这里的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戴着一个黄色的六角星。在队列前方,一个士兵在记录人们的姓名、年龄和出生地。男孩和男人被送往一个方向,女孩和女人却被送往另一个方向,“他们去哪儿了?”汉娜问乔治。她最害怕的就是和哥哥分开。她恳求哥哥:“我能和你在一起吗?”“别出声,汉娜!”乔治告诉妹妹,“别慌。”当轮到他们时,士兵瞪着他们,开始查问:“你们的爹妈呢?”

“他们,嗯,在另一个,嗯,营子里。”乔治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希望在这儿和他们团聚。”士兵根本没兴趣和他们交谈。他在索引卡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后,就开始搜查他们的箱子,寻找钱和珠宝。然后,他砰地合上箱盖,命令乔治:“去左边!”又命令汉娜:“去右边!”“求您了,能让我和我哥哥在一起吗?”汉娜怯声问着。“走!马上走!”士兵不理她。汉娜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乔治匆匆地拥抱了她。“别担心,”他说,“我会尽快找到你。”汉娜强忍住了眼泪,提起她的手提箱,随着其他的女孩走进了“儿童之家”的L410楼房,那是一个给女孩子们住的营地。汉娜就在那里生活了两年。

特瑞辛,2000年7月

史子简直不能相信这一切。她很生自己的气,也生她的坏运气的气。我千里迢迢赶来,可是,那些可以帮助我的人却都在放假。我怎么偏偏就选了这么个日子来?我怎么就那么笨?现在我可怎么办才好?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沮丧的泪水滚落在史子的脸颊上。她决定先回到博物馆里面,理一理自己的思路。也许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她坐在了大厅的长凳上,忽然听到一阵簌簌的声响,像是来自大厅尽头的哪一间办公室。史子踮着脚尖寻声而去。就在右边的最后一间办公室,她看到一位女士,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在一大摞纸片里翻找着什么。

当这位女士看到史子的时候,一惊之下,差点儿从自己的椅子里摔下去。“您是谁?”她问,“您在这儿干什么?博物馆今天不对外开放。”“我叫石冈史子。”史子回答说,“我从遥远的日本一路找来,就是想查询一个女孩的情况,她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住过。她的手提箱在东京我们的博物馆里。”“请改天再来。”女士礼貌地回答,“会有人接待您的。”

“可我没有时间了!”史子叫了起来,“我明天一早就得坐飞机回日本。求您了。”她恳求着,“请帮我找出汉娜· 布莱迪吧。”女士摘下她的眼镜,看着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孩。史子脸上满是焦急,又透露着坚决。这位捷克女士叹了口气,“好吧,”她说,“我不能保证什么,可我会尽量帮你。我叫露德米拉。”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2~1943年

“儿童之家”L410楼是一栋普通的大房子,里面有十来间宿舍,每间住着二十个女孩。床铺是三层的,铺着塞有稻草的粗麻布床垫。战争前,这个小镇的居住人口是五千人。而现在,纳粹在这里塞进了十倍人数的囚犯。那里永远没有足够的空间,永远没有足够的食物,也绝对没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那里的人太多、虫子太多、老鼠太多,还有太多的纳粹在营地四处巡视,规矩苛严。

一开始,因为年龄较小,纳粹不许汉娜离开住处。这意味着她无法见到乔治。他住在“儿童之家”L417楼,里边住的都是男孩,就在几个街区之外。汉娜非常想念哥哥。她不断地问那些大一点的女孩,谁可以获准出门,帮她打探乔治的消息。女孩们都很爱护汉娜。她们为她感到难过,她孤身一人,没有爸爸妈妈,连哥哥也不在身边。汉娜交上一个好朋友,是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叫做爱拉的女孩,住在另一个铺位上。爱拉个子矮小,皮肤黑黑的。她很爱笑,生机勃勃,也很乐意于帮助那些年幼的女孩。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她竭尽所能安慰她们。发食物券的男人很担心汉娜的健康。他知道汉娜老是吃不饱,出于好心,有时会悄悄地多给她一点食物券。这样,她就可以多得到一勺稀汤,或者多一块黑面包。一想到可以多吃点食物,汉娜的肚子就会咕咕乱叫,口水也不由得冒上来。

可是,每次她都礼貌地谢绝了。这是因为,爱拉和那些大一点的女孩们警告过她,若有任何违规行为被警卫抓住,都会带来可怕的麻烦。这些正值花季的女孩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被塞入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又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然而,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她们依然没有放弃生活,而是尽已所能,改善境况。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在园子里干活,那里种了许多供应纳粹士兵的水果、蔬菜和鲜花。有一阵,管园子的施瓦茨巴特先生准许汉娜和干活的女孩们一起出来,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汉娜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再说还有些额外的好处,这儿一颗绿色的豆荚啦,那儿一颗草莓啦,总会有些食物,被饥饿的孩子们找到。但是,大多数时间,汉娜只能服从值班管理人员的要求,与同龄的,甚至更小的孩子待在一起。每天,她们要擦洗、清洁房间,打扫铺位底下的灰尘。洗碗碟和洗脸都在一个水龙头下。

与此同时,在“儿童之家”L410楼房的阁楼上,每天都进行着秘密的教学活动。在音乐课上,女孩们学唱新的歌曲。她们的歌声是那么轻柔,只有这样,警卫才不会听到。每次音乐课结束时,老师会让一个孩子给大家唱一首在自己家里时最喜欢的歌。每当轮到汉娜的时候,她总是唱那支关于蜈蚣的歌:

她的日子可不那么轻松。

想想她遭的罪啊,

走路都走到脚疼,

她才最有理由叫苦。

每当我要忧伤哭泣

我就想起那只蜈蚣,

想到她穿鞋走路的样子,

我的生活就算甜蜜的啦。

她们还有缝纫课。汉娜在家里时从未缝过一针一线,所以,她拿起针来非常吃力。她一缝错就咯咯直笑,老师只好常常过来叫她别笑了。就是这样,她竟然也缝好一件宽松的蓝上衣,让她很是自豪。不过,汉娜最喜欢的课程还是艺术课。画具是很难弄到手的,还好有些人曾把这些东西偷偷藏在手提箱里,带进了集中营。至于纸张,是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从纳粹的储藏室偷来的。实在没有纸了,平整些的包装纸也可以。在集中营的早期,总还是有办法弄到一些蜡笔和彩色铅笔的。

她们的艺术教师叫弗晨德尔蒂柯・布兰德丝,曾是一名知名画家,现在跟大家一样,是特莱西恩斯塔特的一个囚犯。她教给学生们那些严肃的知识,如透视和结构等。而女孩们自己,便应用它们,画一些沉重的题材:集中营的围墙、排队等着领取食物的人、被纳粹士兵殴打的囚犯等等。然而,弗里德尔认为,艺术课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孩子们忘记周围野蛮的环境,哪怕是忘掉一会儿也好。她对汉娜和孩子们说:“想象一下宇宙,想象一下自由,让你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地驰骋。然后告诉我,你心里的情景是什么。把它画在纸上。”

她的另一个心理治疗方法,是带孩子们爬到房顶上。这样,她们能够接近天空,放飞思维:她们可以放眼远眺,越过营地四周的高墙,看到远处环绕的群山;她们还可以梦想小鸟和蝴蝶,池塘和秋千。然后,运用手中的蜡笔和铅笔,重返自由生活。当课程结束,杂活儿也都干完后,她们就玩一个纸板游戏,那是被驱赶到这里的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波克,在“大富翁”游戏的基础上,根据集中营的实际情况,为孩子们创造的。游戏者在原游戏里拥有的房地产,在这里改成消毒衣服的灭虱室和卫兵的军营;原来游戏中建造旅馆,他们改作建造军营上面的阁楼;原来游戏中的钱,改成了在这里使用的纸币。

对汉娜来说,虽然有这些开心的事,但最后还是会回到饥饿和孤独的感觉。她渴望见到乔治。终于有一天,集中营的规矩改了,所有女孩都有机会外出了,她们可以每周外出两次,每次两小时。汉娜立即奔跑着穿越广场,冲向男孩们居住的房子。“乔治!乔治·布莱迪!”她大声叫着。“我哥哥在哪儿?你见过哥哥吗?”她跑进一间间宿舍,向她遇到的每个男孩询问。她是那么焦急,甚至连浴室的门都打开看了看。终于,她找到了乔治。

他新学了管道工的手艺,正在干活儿。这是多么令人惊喜的重聚!乔治一扔下手里的工具,汉娜就扑进了他的怀里。他们又哭又笑,悲喜交集。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询问:“你好吗?你有爸爸妈妈的消息吗?你能吃饱吗?”这之后,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聚在一起。乔治认真地承担起一个哥哥的责任。他觉得,保护汉娜是他的义务。他要在回到父母身边之前,尽力使妹妹快乐和健康。汉娜也一样在尽力照顾哥哥。在特莱西恩斯塔特,人们总是吃不饱。他们每周只可以得到一个小甜饼,汉娜从来都不吃,而是留给乔治,希望哥哥能强壮些、开心些。

汉娜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进来,男人、女人、孩子,什么人都有。一开始,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各地的人,然后,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每当有新到的人群下火车,汉娜就跑过去,希望看到熟悉的面孔。当她感觉比较强烈的时候,就会走近些,问那些陌生人:“您认识我爸爸妈妈吗?您有没有在拉文斯布吕克待过?我妈妈在那儿!您有卡雷尔·布莱迪和玛柯塔·布莱迪的消息吗?”他们显然在掩饰怜悯,总是和气地说:“不知道啊,亲爱的,我们不认识你的父母。不过,只要有了消息――任何一点消息――我们都会去找你,告诉你。”

终于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她自己没有孩子。汉娜刚见到她时,激动得都要颤抖了。无论是谁,只要能够使她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使她感觉和父母又走近一点点,都会使她感到安慰。可是后来,汉娜发现,不论她去哪儿,那个女人好像总是在那里等候着她。每次汉娜转过一个拐角,她就在那里。她总是捏捏汉娜的脸颊,再亲亲她。

终于有一天,她做过头了。“到这儿来,孩子。”她说着,攥住她的手,“还记得我们以前在一起时那些快乐的日子吧。别害羞,别孤零零的。你可以天天来看我,可以叫我‘母亲’。”“我有母亲,”汉娜甩开她,“走开!别管我。”汉娜从此拒绝见那个女人。她想念自己的母亲,没人能替代母亲。

特瑞辛,2000年7月

在特瑞辛集中营博物馆,露德米拉在她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凝望着对面椅子上的日本女子。史子的决心简直就写在脸上,这打动了露德米拉,她要帮助史子,找出更多有关汉娜·布莱迪的情况。她从架子上抽出一大本卷宗。里面记载了九万个名字,这些人都曾经被囚禁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后来又被转送到东方。她们从B开始,顺着字母的次序查找:布拉柯瓦,赫米娜·布拉·柯瓦,朱桑纳·布拉·达,托马斯·布拉达柯瓦,玛塔·布拉达柯瓦......“她在这儿!”露德米拉叫了起来。她在这儿:汉娜·布莱迪,1931年5月16日。

“我怎样才能找出更多关于她的情况呢?”史子问。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露德米拉回答。“等等,您看。”史子指着另一行。汉娜名字的上方,紧挨着另一个姓布莱迪的名字。“这会不会是她的家人?”史子大声问道。露德米拉查看了下生日,他们两人相差三岁。“是啊,”她说,“很可能是她的哥哥。纳粹总是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注意到,在汉娜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折钩。事实上,在这页名单上的每个名字旁边,都有一个折钩――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另一个姓布莱迪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特莱西恩施塔特,1943~1944年

时间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特莱西恩斯塔特越来越拥挤了。不停地有满车的人到达。这意味着每个人的食物更少了。人们越来越体弱多病。老年人和幼童们,大多都病倒了。汉娜在集中营待了差不多一年了,有一天,她收到哥哥托人带来的信:“今晚6点,到男孩们的楼房来找我,我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乔治迫不及待地要把好消息告诉汉娜:“外祖母在这儿!她昨天晚上到的!”一想到能见到自己的外祖母,他们喜不自禁。可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忧。外祖母是一个优雅的妇人,原来住在富于文化气息的首都布拉格,过着舒适的城市生活。她是个慷慨的老人,曾经送给他们一辆小踏板车。他们去探望她时,她总是给他们香蕉和橘子吃。近几年来,她病得很厉害,现在又来到这个糟糕的地方,可怎么过呀!她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孩子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阁楼里找到了她,她夹杂在一大群生病的老人中间,床位上只铺着一些稻草。那是7月中旬,阁楼闷热无比。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们慈爱、高雅的外祖母,现在看上去糟透了。她那头美丽的白发,原来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现在乱作了一团。她的衣服也又破又脏。“我给您带来一张我的画。”汉娜说,希望能在老人脸上看到哪怕一丝笑容。可是,外祖母连回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汉娜赶紧把她那张粗糙的图画折成一把扇子。“您歇着。”她一边扇着风,一边对外祖母说。自己能够照顾外祖母了,她感到十分骄傲。

汉娜很快就了解到,在特莱西恩斯塔特,老人得到的食品配额是最少的,也是最差的。她外祖母得到的食物不但不足以果腹,还经常爬满了小虫子。而且,这里根本没有药物。只要有机会,汉娜和乔治就会去探望外祖母。他们给她带去自己做的小手工,给她唱学来的新歌,希望这能让她高兴些。乔治对她说:“这坏日子会马上过去的。”汉娜说:“妈妈和爸爸相信我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可是,他们的外祖母只熬了三个月。除了汉娜和乔治,几乎没人注意到外祖母的死。这里的人对死亡已是司空见惯,墓地都满了。

汉娜和乔治再一次只能相依为命了,想起和外祖母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们不由得抱头痛哭。随着更多的人涌入特莱西恩斯塔特,也有成千的人被送出去。他们被塞进闷罐车,送往东方,走向未知的命运之路。有关转送的谣言,在围墙内四处流传。一些人想让自己,也让别人相信,那些被火车送走的人,前面的日子是光明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死亡营、野蛮大屠杀的故事已经无处不在。人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汉娜总是捂住自己的耳朵。

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批可怕的遣送人员名单,贴在每栋房子上。名单上的那些人,必须在两天之内,到邻近火车站的集合大厅里报到。名单,到处都是名单。纳粹习惯于条理清晰、分类记录,也要公布于众。通过不断的点名和记录姓名,纳粹时刻提醒囚徒们这里发生的变化。每个人都知道,被点到、被注意到,就可能意味着被转送,意味着将要再一次和亲人、朋友们分离。一个早晨,汉娜正在干零活儿,突然被命令立即停止做事,马上到镇外一块巨大的空地集合,每个人――无论老幼病弱。他们在手持机关枪的纳粹警卫的押送下,列队出来,站在空地上,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只有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的预感。汉娜和其他女孩甚至都没敢咬耳朵。

一想到可能要和乔治分开,汉娜就再也不敢想象下去了。甚至也不敢想象,怎么能和“儿童之家”L410楼的同伴们分开,她们已经像姐妹一样亲了。他们已经带走了她的父母,难道这还不够吗?爱拉站在她旁边微笑和眨眼睛,竭力让汉娜提起精神来。可是,在站立了四个小时后,汉娜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绝望地失声痛哭起来。爱拉把一小块藏在外套里的面包塞给她。“吃了它,”她轻声恳求,“你会感觉好点的。”可汉娜还是不停地流泪。于是这个大女孩转过头来。“好好听我说。”她悄声说,“你很难过,也很害怕。这正是纳粹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我们都这样。我们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汉娜,我们不能让他们看扁。我们比他们预期的更强,也更好。擦干眼泪,汉娜,拿出你的勇气来。”简直就像奇迹一般,汉娜做到了。

纳粹指挥官开始点名,一个都不落。在刺骨寒风中站立了八个小时之后,人们终于可以返回集中营了。那是1944年的9月,纳粹已经意识到他们要被打败了。他们宣布将有更多的人离开特莱西恩斯塔特。转送在加速进行着,每天都有一张新的转送名单出来。每天早上,汉娜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总是跑下楼,赶往大门口,那里是张贴名单的地方。

一天,在名单上面,她惊恐地发现一个名字――乔治·布莱迪。汉娜的腿一下软了,她瘫坐在地上,哭起来。乔治,她亲爱的哥哥,她的保护人,就要被送到东方去了。那个瘦长的男孩,现在已是个小伙子了。他和另外两千名身体较为强壮的男人,被命令去火车站报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L417楼与L410楼之间的土路上。乔治匆匆忙忙地和妹妹告别。

“我明天就要走了,”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尽量多吃东西,你必须找每一个机会呼吸新鲜空气,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这是我的最后一份口粮,你把它吃掉。”乔治用力地拥抱了汉娜,然后将她的头发从眼睛前面轻轻拂开。“我向妈妈和爸爸发过誓,要照顾好你,把你安全带回家。到时,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了。我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宵禁的铃声响了,乔治不得不离开。

汉娜变得越来越没精打采。先是父母被带走,现在又是乔治,她体会到了可怕的孤独。有时,当其他女孩想逗她乐时,她也只是转过脸去,甚至会突然对她们叫起来:“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唯有温和的爱拉,还能劝她吃下那份难以下咽的口粮。“记住你哥哥说过的话。你必须照顾好自己,保持健康――为了他。”

四个星期之后,汉娜自己也要去东方了。团聚时刻就要到了!“我可以见到乔治了!”她告诉每个人,“他在那儿等我呢。”她找到爱拉。“你能帮我吗?”她问,“希望见到哥哥的时候,我看上去挺好。我要让他看看,我把自己照顾得多好。”爱拉也在转送名单上,她把自己的害怕抛在一边,微笑着鼓励充满希望的汉娜。她打来清水,用她最后一小块肥皂,给汉娜洗了脸,又清洗了汉娜又脏又打结的头发,还用一小块布条,给汉娜扎了个“马尾巴”。最后,她捏捏汉娜的双颊,让它们看起来红润些。爱拉退后一步,看着自己努力的结果。汉娜的脸因为希望而变得神采奕奕了。“谢谢你,爱拉。”汉娜拥抱着她的大朋友说,“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打乔治被送走后,她头一次这么高兴。

那天晚上,汉娜开始收拾她的手提箱。没有多少东西可放进去:几件已经很破的衣服,一张她最喜欢的在弗里德尔的艺术课上画的画,爱拉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收拾完,汉娜躺到床上,在特莱西恩斯塔特,睡了最后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爱拉,以及许多“儿童之家”L410楼的女孩们,列队走向火车站。纳粹士兵咆哮着发出命令,他们的狼狗也在狂吠。没有人敢离开队列。“你觉得我们会去哪儿?”汉娜轻声问爱拉。谁也不知道答案。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进入了黑乎乎的车厢,直到里面被完全填满了。车厢里的空气渐渐酸臭起来。车轮终于开始转动了。火车“咔嚓咔嚓”地响着,走了整整一天一夜。车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厕所。孩子们根本不知道走了多远了。她们喉咙焦渴,全身骨头疼,胃都饿得抽搐了。她们相互安慰着,唱起了家乡的歌。每当我要忧伤哭泣,我就想起那只蜈蚣,想到她穿鞋走路的样子,我的生活就算甜蜜的啦。女孩们拉着手,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在一个别的地方。每个孩子想象的都不一样。汉娜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哥哥坚强、微笑的脸庞。

半夜,那是1944年10月23日的半夜,火车轮子擦出尖厉刺耳的声音,骤然停住了。门被拉开,女孩们被命令离开闷罐车。奥斯威辛到了。一个很凶的卫兵命令她们:“在站台上站好,保持安静。”他手里的狗链子绷得紧紧的,那只大狗跃跃欲试,一副就要扑过来的样子。卫兵很快把她们扫了一遍,然后向一个因为自己个头过高而惴惴不安的女孩甩响了手里的鞭子,“你,”他说,“过来,到右边!”他又向另一个大一些的女孩甩了一下鞭子。“你,也过去。”然后,他叫来那些站台边缘的年轻士兵,指着汉娜和其余的女孩们,又下命令:“把她们带走,赶快!”巨大的探照灯晃得她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士兵们喊道:“把你们的手提箱留在站台上!”在暴戾的狗群和穿制服的士兵们警惕的目光下,汉娜和她的大同伴们被带走了。汉娜一直紧紧地拉着爱拉的手。她们经过巨大的营房时,看到穿着条纹囚服、骨瘦如柴的囚犯们,正在向门外张望。她们被塞入一栋大房子。在她们身后,“砰”的一声巨响,门被重重关上了。

特瑞辛,2000年7月

“这些折钩是什么意思?”史子一边看着那张有“汉娜·布莱迪”和“乔治·布莱迪”的名单,一边问道。

就是从这张名单上,史子得知汉娜有个哥哥。露德米拉犹豫了一下,然后谨慎地回答:“有折钩的,就表明这个人没有幸存下来。”史子垂下眼睛,再次看了看那张名单。汉娜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折钩。和几乎所有住过特莱西恩斯塔特的一万五千名儿童一样,汉娜死在了奥斯威辛。史子低下头,闭上了眼睛。她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可是亲耳听到这个事实被说出来,并且在名单上亲眼看到,仍然像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打击。史子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努力接受这一事实。接着,她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抬起头来。汉娜的故事并没有完结。现在,史子甚至比以往更想知道有关汉娜的全部故事――为了她自己,为了在日本等着她回去的孩子们,为了对汉娜的纪念。她坚信,这个生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被那么不公平地中断,是不能被忘记的。她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个信念――寻找的任务还没有完结。

“乔治的名字旁边没有折钩。”史子说,“是不是意味着,”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有可能查找出有关他的情况?”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去哪儿了?他还活着吗?只要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出更多关于汉娜的情况。史子激动得几乎颤抖了。露德米拉隔着桌子看着史子,眼神有些哀伤。她看得出史子是多么渴望知道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她柔声说,“战争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你知道的。他可能去了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甚至可能改了名字。也可能,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他去世了。”“求求您,”史子恳求说,“请一定帮我找到他。”露德米拉叹了口气,转身回到那个塞满了名册卷宗的书架前。“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寻找线索。”史子和露德米拉在满是名单的册子中搜寻,想找到另一份有乔治·布莱迪这个名字的材料。

一个小时后,她们找到了。他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囚禁男童的L417楼的名单上。名单分成六人一组,因为房间里摆的是三层的床铺,一个床垫上挤两个男孩。露德米拉看着这份名单,突然抬起头来,激动地看着史子。“科特·库·图克!”她说,“科特·库·图克!”她重复道。“我知道这个名字,他还活着。乔治·布莱迪的这位难友以前住在布拉格。不过,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找到他,他或许能告诉我们有关汉娜哥哥的情况。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你到布拉格去找犹太人博物馆吧。也许那儿的人能帮你。”史子再三向露德米拉道谢,并拥抱了她,答应不管得到什么结果,都会告诉她。露德米拉则祝史子好运。告别露德米拉后,史子拿起手提包,冲出办公室,往小镇的广场跑去。开往布拉格的班车马上就要开了。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2000年7月

明天一早,史子就要飞回日本。现在剩下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史子到达布拉格后,截了一辆出租车。“请到犹太人博物馆。”她气喘吁吁地说。她到达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时,恰巧是闭馆之时。门卫让她明天再来。“可是,我不能,”史子请求着,“明天一早我必须赶回日本。我来这儿找米凯拉·哈耶克。她曾帮我找到过一些很重要的图画。”意识到这些理由都不能说服门卫后,史子只好说一点小谎话了,“她正在等我呢。”史子一本正经地对门卫说。结果,他让她进去了。

这一次,好运气在史子这一边。这位女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而且她还记得有关汉娜的事情。她认真地听着史子的介绍。“我听说过科特·库·图克。”米凯拉平静地说。史子简直都不敢相信。“我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米凯拉保证说。她明白史子的时间很紧。米凯拉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史子在旁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每次米凯拉打电话问到一个人,这个人就会给她另一个电话号码,让她再试试,并且祝她搜寻顺利。最后,她打到了库图克先生工作的办公室,他现在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她把电话转交给史子,史子向对方解释起来。接听的秘书很想帮助她,可是,她告诉史子,库图克先生今晚要出国旅行。“对不起!”她对史子说,“你们今天没机会见面。”库图克先生甚至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米凯拉见史子的表情非常沮丧,自己又要过电话,向秘书恳求:“您不知道这位年轻姑娘是多么绝望。她明天早上必须回日本。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秘书终于被打动了。

两个小时后,天色暗下来,博物馆已经关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回家了。可是,有一个办公室还亮着灯。在那里,史子和米凯拉,正在等候库图克先生的到来。他终于来了。这个眼睛明亮的矮胖男人,有许多话要说。“我再有半个小时就得上飞机了。”他说,“当然,我记得乔治·布莱迪。在特莱西恩斯塔特时,我们不仅睡在一个铺位上,还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在特莱西恩斯塔特这种地方认识的人。不仅如此,”他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朋友,他现在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库图克先生抽出一本皮质封面的电话簿,微笑着说:“这就是您要找的。”他写下乔治·布莱迪的地址,交给史子。“哦,库图克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史子说。“祝您好运。”他告诉史子,“我很高兴日本的孩子有了解大屠杀教训的愿望。”然后,库图克先生拎着行李,简直是飞跑着,出了办公室。史子大声欢呼起来。她的执著和努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为了报答米凯拉的帮助,史子深深地向她道了谢。

第二天早上,史子坐上飞机,开始返回日本的长途飞行时,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己,一路回想着那些为大屠杀教育中心的孩子们收集到的情况。当她想到汉娜有一个哥哥时,忍不住想到自己的小妹妹,她也是小自己三岁。史子总是以妹妹的保护人自居,她想象着,假如她的妹妹有了危险,她该怎么办。这个念头使她战栗。她望着窗外,心里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一个小时后,她沉睡过去,很久以来,她第一次睡得那么沉。

东京,2000年8月

回到东京后,史子召集“小翅膀”的成员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她向他们描述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包括每一个细节。先是坏消息,史子用柔和的声音告诉他们,汉娜最终死在了奥斯威辛。这是他们已经猜想到的结果。“可是,我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史子说。孩子们的脸又明朗了,“汉娜有一个叫做乔治的哥哥――他幸存下来了!”孩子们马上抛出一大堆问题。“他在哪儿?”麻衣子问。“他多大岁数了?”一个男孩想知道。“他知道我们有汉娜的手提箱吗?”晃问。史子把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了。然后,她说,今晚我要加个班,给乔治写信。“我们给他寄点东西好吗?”麻衣子问。得到赞同后,大点的孩子们散开,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安静的地方写诗。晃问麻衣子:“我能做些什么?”麻衣子回答说:“为汉娜画张画像吧。”晃说:“可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啊。”麻衣子说:“就画你想象中的她。”晃就画了一个想象中的汉娜。

史子的信写得非常小心。她知道,接到这样的信件,对乔治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她还知道,有些大屠杀幸存者拒绝谈论他们以往的遭遇。她担心,他可能不愿意听到有关汉娜手提箱和日本大屠杀教育中心的事情。史子复制了汉娜的图画,把它们和日本孩子们的诗文、图画包在一起。她拿着这个包裹来到邮局,默默祈祷后,把包裹寄往了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2000年8月

八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七十二岁的乔治·布莱迪下班比平常早,想在家里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他坐在餐桌前,听到门外邮递员的脚步声,听到信封从门上的信箱缝里塞了进来,落到地板上。待会儿去拿好了,他想。但他很快就听到了门铃声。乔治打开大门,见邮递员站在那儿。“这东西塞不进来。”他说着,一边递给乔治一个邮包。邮包上是日本的邮戳。这会是什么呢?乔治想不出来。他在日本没有认识的人。他打开邮包,开始读里面的信,他的心立即狂跳不止。他闭上眼睛,又睁开,使劲眨巴眨巴眼,想确信他正在读的信是真的。难道他大白天就做梦了吗?失去妹妹汉娜,是乔治内心隐藏最深的痛苦。他已经被这痛苦折磨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没有摆脱内疚。他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能保护妹妹的。现在,在距离这里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她的故事被人们传诵着,她的生活为人们所纪念。乔治惊呆了。他坐下来,让自己的思绪回到五十五年前。

1945年1月,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乔治已经十七岁。他能从集中营的恐怖生活中存活下来,因为他年轻力壮,加上运气好,还有,他能够运用在特莱西恩斯塔特学到的手艺,做水管工。他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骨瘦如柴。然而乔治立即决定回诺弗·麦斯托,回到父母和妹妹汉娜身边。他渴望着全家团聚的时刻。一路上,乔治有时步行,有时坐火车,有时搭便车,一直到1945年5月才回到他深爱的家乡。他直接去了姑父路德维克和姑姑赫达的家,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家、有爱、有安全感的最后一个地方了。当姑父和姑姑打开大门,看到他们的侄子时,情不自禁扑了上来,紧紧地拥抱他,亲吻他,抚摸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还活着。可是团聚的欢乐是短暂的。

“爸爸和妈妈在什么地方?”乔治问道。路德维克和赫达不得不把可怕的真相告诉他。玛柯塔后来被从拉文斯布吕克送往奥斯威辛,1942年被杀害。同一年,卡雷尔也在那儿被杀害。“那么汉娜呢?”乔治轻声问。他的姑姑和姑父只知道,她最后也给送到了奥斯威辛。后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乔治还怀着微弱的希望,期待汉娜能在什么地方出现。每一张姑娘的脸庞,每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女孩的头发,每一个健康孩子的步伐,都是他追寻的目标,他想从中找到汉娜。

有一天,在布拉格的大街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在乔治面前站住了。“乔治?”她问,“你是乔治·布莱迪,汉娜的哥哥吗?我叫玛尔塔。我认识汉娜。特莱西恩斯塔特的姑娘们都喜欢她。”乔治想从玛尔塔的眼睛里看出一点线索、一点希望来。她终于意识到,乔治还不知道他妹妹最后的消息。“乔治,”她拉住他的手,平静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汉娜给送往奥斯威辛,当天就被杀害在毒气室里了。我很难过,乔治。汉娜死了。”乔治的膝盖发软,整个世界顿时变得暗淡无光。

多伦多,2000年8月

从得知父母和妹妹的悲惨命运,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乔治十七岁离开了诺弗·麦斯托。在欧洲,他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随身携带的,只有他最珍贵的东西:一盒子家人的照片。这是姑父路德维克和姑姑赫达为他收藏下来的。1951年,他移民到多伦多,和另一个大屠杀幸存者一起,成立了一个木材公司。公司办得非常成功。乔治后来结了婚,成了三个儿子的父亲,很久以后,还有了一个女儿。

乔治深感骄傲的是,尽管他经历过深重的苦难,尽管他的母亲、父亲和妹妹都被纳粹杀害了,但他却鼓足勇气活了下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是一个自豪的父亲。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健康、坚强的人,有能力把战时的痛苦经历抛到脑后。但是,不管他取得了什么成就,不管他获得了什么快乐,对他可爱的小妹妹的思念,以及对她悲惨命运的痛惜,一直伴随着他。现在,他面前这封来自半个地球以外的信告诉他,他妹妹的手提箱,在怎样帮助一代日本孩子了解过去的大屠杀。

这封信还小心地请求他的帮助:......如果我的信提及您以往的苦难经历而使您感到痛苦,请原谅我。......我们这儿的孩子没有机会去了解大屠杀,但是我们相信,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大屠杀的教训,使得这样的悲剧从此不再重复,也是我们的责任......“小翅膀”是一群八岁到十八岁的孩子。他们出版报纸,摄制录像,让他们的朋友们也可以了解大屠杀,了解他们学到的东西......“小翅膀”的孩子们因为得知汉娜的哥哥幸存下来而万分激动。我想,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您和汉娜的事情。在你们被送往集中营以前的日子,您和她谈论了些什么,您和她的梦想是什么。任何事情,任何可以让这儿的孩子们感觉与您和汉娜更亲近的事情,都能帮助他们了解,什么是对年轻犹太孩子们的偏见、不宽容和仇恨。如果您能够把任何诸如家庭照片之类的纪念品借给我们,我将不胜感激。这会极大地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让日本的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了解大屠杀。下面的签名是:石冈史子。

乔治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神奇的联系,这样令人惊异的巧合,把三个世界聚到了一起:日本的孩子们,加拿大多伦多的乔治,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很久以前就逝去的犹太女孩。乔治擦掉脸上的泪水,不禁微笑起来。汉娜年轻的脸庞,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他几乎能听到汉娜的笑声,能触摸到她柔嫩的小手。乔治走到巨大的木头柜子面前,抽出了一本相册。他想和石冈史子联系上,越快越好。

东京,2000年9月

自从把信寄往多伦多后,史子就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乔治·布莱迪会回信吗?他会帮助我们了解汉娜吗?连给大屠杀教育中心送信的邮递员都知道史子有多紧张。邮递员还没进门,她就会急切地问:“今天有加拿大的邮件吗?”邮递员真不愿意看到她失望的表情,可是,日复一日,答案仍是没有。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中心来了四十名专门来看手提箱、来了解大屠杀历史的教师和学生们。史子正忙着接待他们,余光中瞥见邮递员满面笑容地走来,便立刻向访客们道了歉,连忙冲向邮递员。“你的邮件!”邮递员说着,递过来一个来自多伦多的厚厚的邮件。“啊!谢谢你!”史子叫着,“谢谢你带来了今天的快乐!”她把邮件拿到办公室,打开信封,展开里边的纸包,四张汉娜的照片出现了。汉娜微笑着,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光。

史子忍不住叫了起来。一些正在参观的教师和学生冲到她办公室门口,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情了?”“没出什么事!”她结结巴巴地告诉他们,“我是太高兴了,太兴奋了。看,这里有汉娜的照片。这就是那个美丽的女孩,我们一直想了解她的故事。”乔治还写来一封长信。从信里,史子得以知道汉娜在诺弗·麦斯托幸福的早年生活,得知她的家庭,得知她是多么爱好滑雪和滑冰。知道汉娜在战争之前曾经有过美好的生活,这对史子他们也是一个安慰。

史子还从信中了解了乔治的情况。当她读到他在加拿大的生活、他的儿孙时,不禁感动得哭了起来。乔治活下来了,她对自己一遍一遍地说,他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他还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小翅膀”的孩子们。

东京,2001年3月

“安静一点!”史子笑着说,“他们很快就会到的,我保证。”但是,这天上午,不管史子说什么,都不能减弱孩子们的兴奋劲儿。他们跑来跑去,检查他们的诗歌,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衣服,讲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只嫌时间过得太慢。甚至负责维持秩序的麻衣子,也紧张兮兮的,静不下来。终于,乔治·布莱迪到了,带着他十七岁的女儿――劳拉 汉娜。孩子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们把乔治围在大屠杀教育中心入口处,按照日本的礼节,向乔治鞠躬。乔治也向他们鞠了躬。然后,由晃代表大家,给乔治戴上五彩的花环。孩子们你挤我我挤你,都想离乔治近一些。他们等了几个月,现在终于见到了他本人。

史子拿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正是汉娜的手提箱。史子挽起乔治的手,“现在,跟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妹妹的手提箱吧。”大家一起走进了展览室。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在史子和女儿劳拉的搀扶下,相隔了五十多年后,乔治又一次看到了妹妹的手提箱。

巨大的悲哀瞬间压倒了他。这就是曾经属于他妹妹的手提箱,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汉娜·布莱迪。他美丽的、健壮的、淘气的、大度的、爱说爱笑的妹妹,那么年轻,却死得那么惨。乔治低下了头,任眼泪无声地流下。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看到了他的女儿,看到了付出巨大努力追寻汉娜故事的史子,还看到了那些日本孩子仰着的脸。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汉娜已经是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活生生的女孩。乔治终于明白,汉娜的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她已经成为一名教师了。因为她,因为她的手提箱和她的故事,成千上万的日本孩子学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道理:宽容、尊重和同情。他想,史子和孩子们给了我多么珍贵的礼物,给了汉娜多大的光荣啊!史子让孩子们坐成一个圆圈,带着自豪的微笑,看他们挨个儿把关于汉娜的诗歌和绘画赠送给乔治。最后,麻衣子站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气,高声朗诵了一首诗:

汉娜·布莱迪这个十三岁的女孩,

是手提箱的主人。

五十五年前,

1942年5月18日,

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去两天的汉娜,

被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瑞辛。

1944年10月23日,

她被塞进拥挤的火车,

送往奥斯威辛。

之后她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每个人只能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

我不知道汉娜在手提箱里装了什么。

今天汉娜应该六十九岁了,

可是她的生命中断在十三岁的时候。

几张她在特瑞辛画的图画,

是她留给我们的一切。

这些图画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她对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回忆?

告诉我们她的梦想和希望?

她为什么被杀害?

只有一个原因。

她生来是一个犹太人。

姓名:汉娜·布莱迪。

生日:1931年5月16日。

孤儿。

我们,小翅膀们,

将告诉每一个日本孩子,

汉娜遭遇了什么。

我们,小翅膀们,

永远不会忘记150万犹太儿童的命运。

我们少年可以有所作为,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为了杜绝大屠杀。

“小翅膀”作于日本东京,2000年12月。

石冈史子从日语翻译成英语。

后记

关于汉娜的手提箱,又有了新的进展。

2004年3月,乔治和史子去了趟波兰,在那里,他们得知,汉娜的手提箱其实早就不存在了,它和那场浩劫中的许多其他物品一起,毁灭在英国伯明翰的一场大火中,那是1984年。奥斯威辛博物馆根据照片,制作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就是史子和“小翅膀”们拿到的那个手提箱。按照制度,奥斯威辛博物馆会告知借用人那不是原件。但这次,他们显然失误了。乔治和史子直到这次波兰之行,才知道那是复制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感激奥斯威辛博物馆,如果没有他们制作的这个足以以假乱真的手提箱,史子不会找到汉娜,更不会找到乔治,我们也不会知道这本书里的故事――关于汉娜的手提箱的故事。

这个故事,现在有了二十多个语言的版本,被世界上数以十万计的孩子们传诵着。史子、乔治和手提箱继续着他们的行程,与所有人分享汉娜的故事、历史的教训,呼吁对差异的尊重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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