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把他送到西北区那条街道的四千零四号。早晨九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那个男人赞许地看看树皮斑驳的梧桐,每株树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带小阳台的整齐的房屋,旁边一家药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门面装饰。对面行人道是一家医院的长围墙;远处一些暖房的玻璃闪闪反射着阳光。那人心想,这些东西(仿佛在梦中见到似的杂乱无章、毫无道理地凑在一起)以后日于一长,假如上帝允许,倒是不变的、必要的、亲切的。药房的橱窗里摆着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劳尔。犹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曾挤掉了本地白人。还是这样好;那个男人宁愿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车夫帮他搬下大衣箱;一个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终于开了门。车夫从座位上退给他一枚钱币,自从在梅洛旅馆的那晚以来一直揣在他口袋里的一枚乌拉圭铜币。那人给了车夫四毛钱,当即想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给别人留下印象。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付了一枚别国的钱币,并且让人注意到我很重视这个差错。"
由那个女人带路,他穿过门厅和第一个天井。替他保留的房间幸好是对着第二个天井。屋里有一张铁床,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像是葡萄藤和葡萄叶的形状;还有一个松木大衣柜,一张床头桌,一个落地书柜,两把不配套的椅子,一个有脸盆、水罐、肥皂盒、一个深色玻璃杯的洗脸架。墙上有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个十字架;墙纸是胭脂红色的,图案是许多重复的开屏的大孔雀。唯一的一扇门朝着天井。挪动椅子位置之后才搁得下大衣箱。房客表示满意;当那女人问他怎么称呼时,他回答说姓维拉里。他之所以说这个姓,并不是当做秘密的挑战,也不是为了减轻事实上他并不感觉的屈辱,而是因为这个姓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可能想到别的姓。认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是小说里胡编的,他当然没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