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进兰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陈嗣庆
我的女儿陈平本来叫做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做父亲的我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三岁。后来我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张，叫自己ECHO，说：“这是符号，不是崇洋。”她做ECHO做了好多年。有一年，问也没问我，就变成“三毛”了。变三毛也有理由，她说因为是家中老二。老二如何可能叫三毛，她没有解释。只说：“三毛里面暗藏着一个易经的卦——所以。”我惊问取名字还卜卦吗？她说：“不是，是先取了以后才又看易经意外发现的，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听说，每一家的老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三毛长大以后也很支持这种说法。她的道理是：“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三毛一生向父母抱怨，说她备受家庭冷落，是挣扎成长的。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但她十分坚持。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生才是被她折磨。她十九岁半离家，一去二十年，回国时总要骂我们吃得太好，也常常责怪我们很少给她写信。她不晓得，写字这回事，在她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我们来说，写一封信千难万难。三毛的家书有时每日一封，什么男朋友啦、新衣服啦、跟人去打架啦、甚至吃了一块肉都来信报告。我们收到她的信当然很欣慰，可是她那种书信“大攻击”二十年来不肯休战。后来她花样太多，我们受不了，回信都是哀求的，因为她会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吃、穿、住、爱、乐，最好写来听听以解乡愁。”我们回信都说：“我们平安，勿念。”她就抓住这种千篇一律的回信，说我们冷淡她。有一次回国，还大哭大叫一场，反正说我们二十年通信太简单，全得靠她的想象力才知家中情况。她要家人什么事都放下，天天写信给她。至于金钱，她倒是从来不要求。
我们的家居生活虽然不像古时陶渊明那么的悠然，可是我们结庐人境，而不闻车马喧，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能够坚持做乡下人的傻瓜如我们，大概已不多见了。
我住在这儿并不是存心要学陶先生的样，亦没有在看南山时采菊花，我只是在这儿住着，做一只乡下老鼠。荷西更不知道陶先生是谁，他很热中于为五斗米折腰，问题是，这儿虽是外国，要吃米的人倒也很多，这五斗米，那五斗米一分配，我们哈弯了腰，能吃到的都很少。
人说：“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们是穷人，居然还敢去住在荒僻的海边，所以被人遗忘是相当自然的事。
在乡间住下来之后，自然没有贵人登门拜访，我们也乐得躲在这桃花源里享享清福，遂了我多年的心愿。
我年幼的时候，以为这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就是我天天看见的家人、同学、老师和我上学路上看到的行人。
后来我长大了，念了地理书，才知道除了我看过的一种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称自己叫黄帝的子孙，称外国人以前都叫洋鬼子，现在叫国际友人。以前出国去如果不是去打仗，叫和番。现在出国去，无论去做什么都叫镀金或者留洋。
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的回国来，生儿育女。
我的外祖父，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他在英国时那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八十多岁了，高兴起来，还会吱吱的说着洋话，来吓唬家里的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因为常常听外祖父讲话，所以也学了几句洋鬼子说的话。学不对时，倒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现象；不巧学对了时，我的眼睛就会一闪一闪冒出鬼花，头顶上轰一下爆出一道青光，可有鬼样。
我是一个生病不喜欢看医生的人。这并不表示我很少生病，反过来说，实在是一天到晚闹小毛病，所以懒得去看病啦。活了半辈子，我的宝贝就是一大纸盒的药，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用久了也自有一点治小病的心得。
自从我去年旅行大沙漠时，用两片阿斯匹灵药片止住了一个老年沙哈拉威女人的头痛之后，那几天在帐篷里住着时总有人拖了小孩或老人来讨药。当时我所敢分给他们的药不外是红药水、消炎膏和止痛药之类，但是对那些完全远离文明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些药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回到小镇阿雍来之前，我将手边所有的食物和药都留下来，给了住帐篷的穷苦沙哈拉威人。
住在小镇上不久，我的非洲邻居因为头痛来要止痛药，我想这个镇上有一家政府办的医院，所以不预备给她药，请她去看医生。想不到此地妇女全是我的同好，生病决不看医生，她们的理由跟我倒不相同，因为医生是男的，所以这些终日藏在面纱下的妇女情愿病死也不能给男医生看的。我出于无奈，勉强分给了邻居妇人两片止痛药。从那时候开始，不知是谁的宣传，四周妇女总是来找我看小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