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师于2004年应北师大中文系王宁先生(王先生乃训诂名家陆宗达先生之高弟)之约,为中文系研究训诂、音韵、文字之学的研究生、博士生所做的讲演稿。

当读到先生说,“俞曲园俞樾,他写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此书就是告诉你,读古书有哪些窍门。这个书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跟学生介绍以后,没几个人看。不知道为什么。”先生故乡在南京六合,有清代乾嘉学术的传统,故自幼耳濡目染,即对传统学术,尤其是小学极有兴味。据先生自己讲,上完课,跟着老师做对子,老师出上联,他接下联,遇到不识的字,也务必由《说文》、《尔雅》一探其源。到了学术目标渐渐明确的时候,先生认识到,从小学入手,乃探讨先秦、两汉学术的必由之途,因此愈发投入。从青年时期开始,先生翻烂的《说文解字》段注都至少有好几部。虽然先生时常讲:“我们毕竟是做历史的,不能跟专门做小学的人相比,只要通其门径即可。”

小学——人文学科的基础

刘家和

  王老师,各位学者,我先说明,我只不过是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点体会,来和大家交流一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小学——人文学科的基础”。如果准确地说,是“小学——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基础”;我为什么要把“中国传统”去掉呢?是因为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是我们今天人文学科的基础,所以可以间接地说,小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

一、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诸位学者也许会问,你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给诸位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清末的张之洞。张之洞这个人官做得很大,但他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肯定都知道,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挨了严复等好多人的批评,所以呢,这句话大家很清楚。可是,张之洞还有另外一句话,我们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只有一些专业人士知道。他说什么呢?叫“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我是早年在张之洞的一本书里读到这句话的。他的这本书我想还是可以跟诸位介绍一下,叫《书目答问》,刚才那句话在此书之后。

  《书目答问》这本书,我建议无论是做小学还是其他学问的,还是得看。北师大过去有位老校长,陈垣先生,一再叫学生们读这本书,我也经常跟学生说。我想在座的有不少也看过这本书,可能大都将它当作读古典著作的工具书。把《书目答问》当工具书,不错,不知道读什么书,去里边找书。其实,《书目答问》是指示治学门径的书,单将其作工具书用,效果并不佳。张之洞早年做过学督,在地方上视察教育,好多人就问他,书怎么读,怎么找老师,等等,他就写了《书目答问》。这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呢,也就是正文,是讲哪一类有哪些书。后一部分是附录,很多人看《书目答问》,不看《附录》,其实《附录》很重要,它是讲清朝哪一门学问有哪些重要学者。比如《附录》中的第一类是经学家,经学家中又分为专治汉学的,汉宋兼采的。这是很指点门径的。这个《附录》,实际上是表明张之洞的一个想法,说明小学是学问的基础。刚才张之洞的那段话说明他认为小学是最主要的,是基础。所以,“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很有意思,他这个经学加了表语的。张之洞说,“国朝治经学者,未有不通小学者”,但他认为可称为小学家的并不多。张之洞称为小学家的,要求很高,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学问都很好,只有顾炎武才是。他这个标准很严的,史学家像王鸣盛等都不够格,只有钱大昕。惠栋这么大的经学家,没有入小学家,还有戴震等,这很有意思。在座的如有兴趣,可以看看张之洞划分的原因,是可以做文章的。这些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张之洞的看法我觉得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 

理学

┌─┴─┐

史学←─经学←─小学

└─┬─┘└─┬─┘

↓    ↓

词章   经济

这是小学,第一层;经学,第二层;史学,第三层;经学、史学又是作为一个平台,入理学,则理学可信;然后由经学、小学兼经济,由经学、史学兼词章,即文学。

  那么张之洞这话到底可不可信?到底有无价值?具体地说,从当代学术的角度看,张之洞的话已无意义,因为今天的学术跟张之洞时代已经很不一样了。可是结合历史来看,张之洞的这句话,不管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总结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经验。而清代的学术是中国文献、经史之学最后一个高峰。所以,它也是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经验。因此,我们不能够小视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小学。

二、小学是什么?

  这小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要讲小学?刚才我们讲张之洞也已经说了,小学是我国的传统之学。那有人就问了,你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方法,而用哲学的方法?因为呀,用哲学的方法,能够与西方对话。我读书有个习惯,遇到一个词,我总是要想一下它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什么。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让思想更加清楚。“小学”这个词,我想不出怎样译成英文,我想向王老师和在座的各位请教一下,“小学”这个词能否译成英文?我总不能把它译成“primary school”,小学校,这显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小学。那么,为什么这个小学不能用现代英语翻译呢,其中隐含着什么问题呢?其实,侯外庐先生以前曾经讲过,我也有所体会,就是我们中国的学术有自身的特点。我们作中国的学术,要向世界看齐,不能忘记这些特点。以下我还会讲到。 

  所以讲小学这个词,我们先得看它怎么来的?这个词源于哪儿?那么,直接有文献可据,见于目录学的,第一个就是《汉书•艺文志》。班固写《艺文志》,根据在于刘歆以其父刘向的《别录》为基础写就的《七略》。我们先看《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分七略,第一略,也是最重要的一略:六艺略,即儒家经典。六艺略中,讲了好多类,易经类、尚书类、诗经类、三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到最后是小学。列入小学的有四十五篇,大体是识字、辨音之书。但是,《尔雅》不在里面。我们大家知道,中国识字之书雅类第一部书就是《尔雅》,却不在《七略》的小学类中,它的体例就有那么奇怪!《尔雅》在哪里呢?《尔雅》在十三经里边,最后一经。为什么是最后一经呢?有一种看法,它最不重要,这是从易经、书经等十三经的顺序来看的。另一种看法,就是说它是垫底的,没有它别的都不存在。从《汉书•艺文志》的这种排法,可推测班固等人对小学的看法。从一种意义上说,它排在最后,叫滞后;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叫殿后,过去打仗老讲殿后,从那个意义来讲,殿后是最重要的。 

  刚才讲小学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的,第二个就到了《隋书•经籍志》。中国目录学有几个重要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阶段,《隋书•经籍志》是第二阶段。《隋书•经籍志》变了,不是七部分类法,而是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隋书》把经部分为十类,小学第十。此时的小学类,收录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学书,有108种,包括《古今字读》、《说文》、《玉篇》、《声韵》、《声类》等等。因为经历魏晋南北朝,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了一些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书,也收录在“小学”类。

  更重要的一部目录书是清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韩案:此处当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非《四库全书》,读书时先生在讲到此书时,特意提到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是有问题的,漏掉“提要”二字,相去甚远)。《四库全书》的经部也是分十类,小学就在第十类。你看,这分类越来越精密了。第十类又分为三部分:第一类,训诂类,包括《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十三部;第二类,字书类,《说文》为首,包括宋代的许多书,如《类篇》、《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等等,最后是《康熙字典》,共三十六部;然后第三类是什么呢?是韵书类,有《广韵》、《集韵》、《切韵》、《古今韵会》等韵书,还包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江永的《古韵标准》等研究古韵的专著,共三十三部。

  它这个分类法很有意思。在我们今天看来,第一类训诂之书讲字义,那么现在就要问了。王老师也在这儿,我正好可以请教一下,这个讲字义的,能不能叫语义学呢?能不能翻译成semantics呢?第二类讲字形的,能不能翻译成词汇学lexics呢?第三类韵书讲音韵,能不能翻译成语音学呢,phonology?好象能。又好象不能,这是为什么呢?

  谈了《四库全书》以后,我们来看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它也采用四部分类法。其中,经学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经正注,就是十三经注疏,这是官方认可的“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底”;第二类是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讲历朝经学家的注释;第三类就是小学,占了经学部分的三分之一。小学又列了四类书,第一类是说文,第二类是古文篆隶真书各体书,因为说文是讲小篆的,那么还有古文呢,隶书呢,这实际上是在讲汉字字形演变的,这两类合起来是讲字形学的。第三类音韵,第四类是训诂,包括《方言》、《释名》、《尔雅》、《广雅》等等。

  分类,应该越分越清楚是不是?可是你看张之洞是怎么分类的,第一、二类都是讲字形的。张之洞本人对他的这个分类也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呢?《书目答问》是在总结清代学术,清朝人搞《说文》,哪有专门搞字形的?他们搞《说文》,哪有不搞音韵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附录中的《六书音均表》非常关键,非常接近基础。搞训诂的哪有光讲字义的?哪有不讲字音的?《方言》不是讲字义的吗?它也讲字音;《释名》不是讲字义的吗?它可能是中国古代讲音韵最丰富的书。所以呢,训诂之学也搞音韵。那么,音韵之学是不是专搞音韵呢?不管是考古派,还是审音派,都离不开文献、文字的研究。离开了文献、文字,是什么音韵学?都是看字解释读音的。所以,张之洞把清代小学著作大略分为这四类,他自己也觉得很勉强。我们也不必去苛求。

  但是,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学术有自己的特点,难以像西方那样分成语法学semantics或者词汇学lexics,规定得清清楚楚。(?)

  清末有一位大家,就是王老师的太老师,俞曲园俞樾,他写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此书就是告诉你,读古书有哪些窍门。这个书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跟学生介绍以后,没几个人看。不知道为什么。俞曲园死后,清末民初,也有一个人,刘师培,死得很早,但学问做得很好。刘师培与太炎先生同辈,年纪很轻,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但学问做得很精。黄季刚曾拜他为师,他比刘师培大四岁。刘师培作了一本《古书疑义举例补》。刘师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他发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非常好,他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也有一些想法,就记下来,成了这本书。看来,刘师培仍然觉得应该通小学。 

  所以,小学有多重意思,有语义学,有词汇学,语法学,还有修辞学。小学既然包含这许多东西,能否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王老师和在坐的诸位可以帮我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中国学术的一个特点。中西学术有许多可作比较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医和西医。它们都讲辨症施治,但是也有一点区别。西医有一点不好,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不是这样的,它全面把握病症情况,然后再去下药。例如,眼睛不好,它认为是肝火过旺。所以,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非常强。就小学来讲,有语义学,也有词汇学,也有语法学,也有修辞学,可是没有西方那种独立的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把它拆开来,以和外国的分类完全对应起来,中国的学术就散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小学”这样一个词,这个词还是得继承,而不是语言学。我说的这个语言学是philology,而不是linguistics,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philology更多指的是古典语言学。

  因此,我觉得,小学还是值得诸位学者做的,那么做什么呢?一是这里面内容很重要,所以本身值得做,它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二是,从这条路,是研究中国文化特点的一条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可以从很多途径来作。我跟你讲,王老师,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工程,按照我们的方法,很多同内容的东西,可以做得一样好。可是,现在的做法是七拼八凑,弄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而其中实质性的东西,就像我今天讲的小学特点那样,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特征的体现。以上是我对小学的解释,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小学与经学。

三、小学与经学

  经学,就是儒家经典之学。为什么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经学是什么?《说文解字》说:“经,径也,常也。”经就是常道,不变的大道理。经学有两个方面内容,1、义理之学,2、考据之学。经学为什么需要考据?自汉有经学以来,经学的这两个方面就始终在一起,有的时候有的流派更重义理,有的流派更重考据。

  中国经典非常难读,《尚书》、《诗经》尤其难读。《尚书》我很多地方看不懂,王国维也说《尚书》有些地方他看不懂。王国维估计能读懂《尚书》的,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看看字书能读懂的,不过百分之二三十。这是因为语言在变,写成文本的经典使用的是古代语言,跟后来的语言不一样了。经典不是平常就能读懂的,自以为读懂的地方,可能是读错了。比如说郭店楚简,有些字不认识,有些字认识,但意义变了,要经过专家们的整理,才能读懂。所以中国古书,不解决文字问题,是读不懂的。而如果字义都不懂,又如何能讲义理?顾亭林说读书先从识字始,这句话非常重要,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读书人,用现在时髦的名词来说,顾亭林的这句话,为清代学术奠定了范型。

  经学如果没有小学,考据做不了,义理也做不了。

  就从讲经学讲义理这一方面来说,孔子思想最核心的,是“仁”。但这个“仁”,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思想家的方法与西方方法不同,假使是亚里士多德,他会先给“仁”下个定义,但孔子不这么做。孔子在不同场合讲仁,说法不同。樊迟三次向孔子问仁,得到了三个回答。第一个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二个是“爱人”,第三个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孔子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他不是告诉你“仁”是什么,而是结合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就这个学生的特点,告诉学生,要做到“仁”,该怎么去办。所以黑格尔就认为中国哲学不能算哲学,因为没有定义,也可说界定。定义,英文作definition,动词是define,这个词源自拉丁语,de是加强语意的前缀,fine是边界、界限、终点的意思,定义就是先确定一个范围,在这范围内说。而中国人接受不了事先的界定。

  对“仁”的最广泛的解释是“仁者爱人”,但这与墨子的兼爱如何区别?墨家的兼爱不同于儒家推已及人的仁爱。《中庸》引用孔子的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用人来解释“仁”,这是从字源学、语音学来解释的,不过不够具体。郑玄《礼记》注说是“相人偶之人”。什么叫“相人偶",“人偶”指两个人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平等的、同样的,所以儒家的“仁,人也”,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人把人当作人看待。人把人当作人看待,这话看似没有多少道理,人不把人当人看,难道当畜牲看?实际上,这话真是意味深长。因为人会丧失理性,人在丧失理性的时候,就会把一部分人当上帝看,一部分人当畜牲看。人把人当畜牲看,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比如商朝的人牲。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恐怖分子,他们不把他们要袭击的人当人看待,但恐怖分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有人不把他们当人看。人把人当上帝看,也很可怕。希特勒就被当作上帝看,结果造成多大的灾难。两千多年前的这句话,讲了人类社会一个基本道理。今天不是讲人权吗?人权,就是把人当人看。 

  《说文解字》“仁”,从人二,古文“仁”或从尸二。“仁”从人二,是否可以解作“二亦声”呢?“二”韵部在之部,“人”也在之部,所以这字应是会意兼形声。

  再说“义”,这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义”,繁体字写作“義”,经典中大量的解释是“义者,宜也。”《墨子》的解释是“义者,利也。”“义”古字有两个音,一在职部,“利”,来母职部,二字可通;“义”另一音在歌部,“宜”属歌部。《春秋繁露•仁义法》的解释是“义者我也”。这解释极妙,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这是儒家最根本的两个思想,实际上谈的是对人对已的问题。“义”,古读é,以“我”训“义”,是声训。义,是尽其在我者,是我的义务。仁是推已及人,义是我要尽到我的责任。这话看似简单,但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墨子》说的“义,利也”,也是声训。墨家是功利主义者,所以这样解,不过他们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功利。

  我们上面讲的对“仁”、“义”二字的解释,是在讲它们的基本的意思,但经典中,一个字除基本意思之外,还有其它用法,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会出错。 

  我举两个例子,还是以“义”字为例。

  《尚书•立政》有一句话,“谋面用,否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这句话中的“面”,当解作“勉励”的“勉”,“训”解作“驯服”的“驯”,这是王念孙《经义述闻》这样解释的。这句话中的“义民”,以前都解为“仁义”之“义”,但这样解释说不通,因为前面说的三者都是好事,怎么会“兹乃三宅无义民”了呢?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把这个“义”字解释成“俄”,“俄”即衺,跟“邪恶”的“邪”一个意思。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清楚了。

  《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一句话,《史记•五帝本纪》引用了,讲尧舜时的三凶“掩义隐贼,好行凶慝”。从前把这个“义”解为“好”,“贼”解为坏人,但“掩”、“隐”应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义”仍是“俄”,即“邪恶”,“掩义隐贼”,指的是包庇、纵容坏人。

  因此,我们读书,既要知道一个字的基本意思,如前面说的“仁”和“义”的基本意思,这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还要联系上下文来看,具体分析在这个语义环境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才能用活。中国人讲小学,讲究要联系上下文来看,刚才所讲的,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觉得,王氏父子的四部书应好好看:《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说文谐声谱》也应该看。方块汉字,我们通常只看到字本身,就字解字,容易出问题,因为字经常做假借用。郭店竹简假借字特别多。方块字本来形音义是统一的,但因为假借,这样就出现了问题。

  一个字有多重意思,这在古书中很常见。刚才讲了“仁”、“义”两个字,我再讲两个字。一个是“道”字。“道”这个字非常复杂,它的本义是“所行道也”(见《说文》),所行走的路,从走之旁。道字最初写作■,“行”字中间一个“首”,古文“行”象四通八达的大道。“道”字引申出来的意思很多,一个常用义项是“理”,“道理”之“理”。《韩非•解老》“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寄也”,说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道”。“道”字在《诗》、《书》里还有许多处有具体的意思,到了春秋以后,“道理”这个意义就成主要的了。这个“道理”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既有客观含义,又有主观含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不能说“夫子的路”。“道”可以作动词用,意思相当于“引导”的“导”。大家知道“道”字还有一个常用义:“说”,“道”就是“说”。可见“道”字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含义,一、道理,指客观的事物发展的道理,和人所讲说的道理;二、说道,我们经常说“常言道”,“常言道”就是“常言说”,“胡说八道”的“道”就是“说”。《老子》书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用了三次“道”字,第一、三个“道”字谈的是道理之道,第二个“道”字谈的是道说之道。

  “道”这个字,说明了一点,“道说”之“道”,与“道理”之“道”,有一种内在的关系,这个就是小学和经学中间一个最关键的点:道理是要道出来的。像《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持这种看法的并不多,儒家就不这么看。古代哲学家有的讲究直观体悟,包括柏拉图也有这种思想,不过柏拉图总的来说还是讲论证的,还是要道,要说出来。训诂学是讲“道说”之学,经、史、子学是讲“道理”之学,这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关系。

  我再讲一个“德”字,“仁义道德”的最后一字。《说文》对“德”的解释是“升也”,这个字不是通常所知的那个“德”的本字,所以《说文》说“又惪”。“德”怎么会有“升”的意思?《说文》中的“德”即“陟”,这个字今天读zhi,古时读de,古无舌上音。它的本义是“登”,故可解为“升”。真正的、后来意义上的“德”字,是“惪”,这个字的意义照《说文》说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已”,“惪”即“得”。“惪”,写作“直心”,容易被理解成是会意字,其实是形声字,古无舌上音,“直”即读作“德”,从心直声,表示一种精神状态,并非“直心为德”。“德”字也是经典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为什么说“德”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已”?这个“德”是讲人的最根本的素质。在《国语•晋语九》里有这么几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字的本来含义,“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它有同一个渊源,接受的是同一个条件,所以“同姓则同德”,指同姓之人所得到的是相同的。可见“德”指的是一个人生来所受的最基本的素质。同姓的人由于各种因素而同德,同德便同心,同心才同志。所以中国古代讲的“同志”,是一家人,是同姓的,这跟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内党员互称“同志”是不一样的。因此,“德”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有褒贬两义,古书中既有“懿德”、“令德”,又有“凉德”、“凶德”、“残德”等的说法。读古书,一定要注意这个字有多种不同的用法,要知道它的最根本的意思是从这儿来的,是“德者得也”,是人生来所得的,要从这个地方理解,然后再看它的“美德”的意思。读“四书”,读《大学》、《中庸》的时候,都需要有这种认识。

  我讲这些,是请诸位注意,对这些基本的字,基本的概念,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定义,但一定要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因此而有多少用法。总之,必须真懂小学,才能解经。

  有一位先生解《老子》。这位先生的名字,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不愿意提起,现在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他解《老子》的“无为”:“无为者,无违于自然”。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不对。今天“为”、“违”同音,而古音“为”在歌部,“违”在支部,《老子》书中的“无为”本读“无é”,所以这两个字是通不了的。而且这个解释是增字解经,多了个宾语“自然”,这是《老子》没有说过的。将“无为”解作“无违”,从意思上说是不行的,从音韵上说是不可通。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需要知道“为”字古读é。根据是什么?《老子》书里有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为、化都在歌部,押韵,查查《说文谐声谱》就知道。“讹”字从“化”,今读é,讹可写作“譌”,有人把“譌误”读作“伪误”,那才是真的伪误了。又如“货”字,贝部化声,读huo。

  说到这里,有一事要请诸位留意,诸位看《说文》段注,不要仅仅是翻查一下,找字的时候才用。段注后面的附录非常重要,一定要看。如《六书音均表》,对《诗经》、《楚辞》、《老子》中的用韵都列了表。怎么知道“化”字读é,把表一列出来就知道了。

  读古书一定要按古音来读,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则,自己随意解经,就可能把“无为”读成“无违”,就出现伪误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对读懂古书非常有用。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子思、孟轲……甚僻违而无类”。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有成就的老先生,把这个“类”字解释成“种类”的“类”,以为“无类”是说《孟子》书里所作的比方,都是不合逻辑的无类比附。将这“类”字解为“种类”,从前很多人都这么说,杨倞注就将“无类”解释成“不知善类”,但是错了。实际上这个“类”字的解释是很清楚的,这个“类”是“法也”,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就是这样解释的。“类”是“法也”,字书上都有,扬雄《方言》就是这样解释的,《广雅》也说“类,法也”。荀子批评子思、孟子“无类”,是说他们没有章法、没有规律,所以才“闭约而无解”。

  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是说明读古书要了解古音,这个例子说明,看字解字也不行。一定要知道这个字的多种义项,这一点同国外的人没什么区别。读外文书也有这种情况。外文中一词多义也很常见,读外文书遇到不懂的字,单靠查字典,找一个看似讲得通的字义填进去,这种做法比较危险。应该稍微耐心一点,先分析一下这个字有多少种义项,其中哪些是原始义,哪些是引申义,哪些是再引申义。好的字典是会这样告诉你的,英文的像牛津字典,排列得很清楚。而且这样的字典一般还会告诉你字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来的。这样就心里有底了,知道在什么场合用什么义项。然后再结合上下文,分析在这个地方,究竟使用的是哪个义项。 

  前面说的“类,法也”,是“类”的一种解释,这个“类”字还有一些别的意思。《史记•伯夷列传》有一句“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悲夫。”《史记会注考证》的标点是“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他是按“类”字的常用义来理解这一句话,但理解错了,此句应该标点为“趣舍有时若此,类皆名埋没而不称”,此“类”作副词,“大体上、基本上”的意思。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读书,不要只从一个字的一种意思来做解,要把这个字的各种义项都考虑到,尤其要把这些字带有虚字的意思把握好。泷川资言之所以把《史记》这句话标点错了,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类”在此处是作虚词用,他把它当实字理解了。清人纠正了不知道多少这样的错误,就是把虚字解为实字的错误。关于实字的虚字用法,有几本书一定要看一看,首先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有《虚字集释》,有杨树达的《词诠》。对搞训诂的人来说,几本主要字书,如《尔雅》、《说文解字》,要用得基本熟练。选择词义的时候,要根据上下文,即语境(context)来把握。

  还有一点应注意,训诂训诂,诂指以今言释古语,读古书,一定要注意区分字的古义与今义。

  《史记》讲舜的故事,舜的父亲瞽叟、弟弟象,他们设计很多诡计阴谋害舜。一次,他们让舜修仓廪,舜上了屋顶之后,他们在下面撤走梯子,放起了火。《史记》记舜这时“乃以两笠自扞下去得不死。”泷川资言的《会注》本点为“……下去,得不死”,对不对呢?不对,应为“……下,去,得不死”,这里的“去”字是“逃走了”的意思。

  《史记》又记一事,这次是舜的父亲和弟弟让舜淘井,待舜下到井里,他们从上面推土,把井封住了。舜大约有所察觉,事先就在井里挖了一个地道,待瞽叟和象在上面下土的时候,他就从地道出去,逃走了。《史记》写作舜“从匿空出,去”。泷川资言在此处的标点是“……出去”,犯了跟前面同样的错误。关键在于“去”字,古义今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去,今天指到某处去,而古代指离开某处。“孟子去齐”,不是孟子到齐国去,而是孟子离开齐国。所以古语今言一定要分清。

  我老挑泷川资言的错,不是要跟这个日本人过不去,实际上他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目前最好的《史记》注本。不过外国学者读中国古书,都有类似问题,就是欠缺文化背景的熏陶,常识上过不去。日本人泷川资言、英国人理雅各、瑞典人高本汉,他们注解、翻译中国古书,都有类似问题,有些地方非常精辟、非常深刻,就是常识过不去。

  今天跟诸位讲的这些,在训诂学看来,也许都是啰啰嗦嗦的小事,我只是想用这些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经学、史学都有考证,都有读通文本的问题。我刚才讲《史记》用到了小学,其中也有经学的问题。这类例子多不胜数。我觉得这方面最主要的参考书是《读书杂志》、《经义述闻》,还有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如果诸位有兴趣看,就好;如果诸位看这样的书,能像看小说一样忘记吃饭睡觉,这就更好了。这是我给大家的一把尺子,你们量一量,自己看看,读这些书时,有没有心领神会,恍然大悟的感觉?当然,也不要着急,这有一个过程,要慢慢来。 

  我觉得中国的东西跟外国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前面讲的张之洞的那句话,告诉我们一条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张之洞没有讲,我今天给诸位讲一下。诸位是搞小学的,我今天讲的重要的道理就是,小学是中国的特点,这里面不仅有许多可做的,更重要的,其中有中华文化的特点精义在。中国小学不能随便丢弃,不能说跟外国的一接口,就把中国的给丢了。 

  我一再向大家推荐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这本书应该读。其实这书本是写给初学者的,俞樾在序中说,“大雅君子,无用于此”。但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很难对那些感兴趣。《经传释词》也是非常值得读的,我们系原来有个老教师,非常推崇这本书。阮元的序、钱大昕的序,也都值得好好读。

  在结束今天的报告之前,赠送诸位一句话:诸位做小学,而小学要能名家,必须读经学、史学,必须博通经史。 

2004/11/03 北京师范大学新主楼808室(庞慧、刘建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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