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利出一孔”的千古遗害

作者:凉月轻风

管仲(约公元前723或前716-公元前645),名夷吾,颍上(今安徽)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他在齐国进行改革,使齐国日渐富强,国力大振,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国蓄》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所谓“利出一孔”,即国民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百姓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事事仰仗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民众了。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利出一孔”的重要配套制度是著名的里甲制。里甲制是管仲对统治者的又一重大贡献。《管子·立政》记载: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成为“牧民者”,统治人民就是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他们享尽人间奢华极乐。任何人只要坐上皇位,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政治制度与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结构却是换汤不换药。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改变皇帝的姓氏而已。除了为少数人提供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则没有任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利出一孔的社会实践,使皇帝随时可以剥夺他人的财产。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毫不留情地拿富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构成犯罪,要抄没家产,充军发配。此诏令颁布后,让汉武帝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中等以上的富裕人家,全部破产了,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实现了管仲“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设想。

“利出一孔”的社会制度,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结果,人格高尚者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者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所谓“逆向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上级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上司,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韩信、周亚夫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丰功伟绩,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在中国,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制度根源,就是“利出一孔”。

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人身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管仲实在是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古陷阱,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2600多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生们报考公务员,如过江之鲫,有的岗位数千精英竞争一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若管仲地下有知,肯定会抚须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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