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杭州天长小学，很难相信这座以蓝色海洋为基调的学校已经有90年的历史。外滩君来到这所很多老杭州人心中排名第一的公立小学，是为了见一个人。
在刚落幕不久的第三届“全人教育奖”颁奖礼上，主办方21世纪教育研究院，如是形容他：
他钟情于古德曼的;全语言教学;，用18年的时间去验证有温度的教育。面对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不抱怨也绝不等待，用课程建设去为学生创设最好的学习，用阅读推广去影响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语文只是他的推进书香社会的途径，他要让更多的人因精神的富足而幸福。
这个人就是天长小学的语文老师蒋军晶。
天长小学语文老师蒋军晶
外滩君曾走访过很多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国际学校，也和许多在创新教育领域热血奋战的人打过交道，但这次与蒋军晶老师的接触，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走近体制内的老师。
在暑假微课中，我们研究过钰萱《神奇的博物馆》第一稿。有的同学总觉得，第一稿交给老师，老师评一评，就行了，我明白怎么改就好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光知道“我该怎么改”，你能不能改出老师所讲的那种效果来，没有下笔去落实，你是预料不到的。听是容易，做是难啊。一稿又一稿，逐稿提升，不仅锻炼了你的写作能力，还培养你的研究精神呢。
同学们要有这样一个打算：每一篇作文，既然写了，就把它写到满意。我女儿经常引用巴菲特的话：“一件事情，不做就算了，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事实上，也不必听了巴菲特这样说才信，我一直以来就持这个信条。有一部分实干家就是这么说、这么做的。每个人精力都很有限，每天要做的事不必求多，而要求效果。做得少一点，但是有一点效果，这就是收获。
写作也一样，不是说天天都要写——如果每天随便应付一篇上去，那么连续应付十年，也是不会长进的。如果一学期有那么三两篇写得出彩了，那体会就深了。我上小学、中学时，其实是采纳语文老师的建议，常常写日记的。但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真情实感”，写日记也写得“豪言壮语”（引用巴金的话），实质就是“假、大、空”，所以小学毕业，我的日记一把火烧了，初中毕业又一把火烧了，高中毕业仍然一把火烧了，整个儿摸不着门。现在回想，毫不惋惜，因为那种空谈纯粹无用。我们所说的写作练习，是指认真地写，写一篇就逐稿地提升，一篇是一篇，定稿就值得收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和成长。
本期我们以钰萱的改稿过程为例，鼓励同学们不要怕辛苦，不要不耐烦，改三稿很常见，成铮改四稿，顺斌改八稿，宏睿还改过十二稿呢！要学得好，首先要有好的学习品质。锋焕爸爸说：“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话很对。文章不厌百回改，写完就改，改完又改，放一段时间之后还想改……不断追求更好，你就会越写越好。
|
我的书房里壁橱上嵌着一面大镜子。“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先后到我住处，多次抄家，破了好些“四旧”，却不曾碰一下这块玻璃，它给保全下来了。因此我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说真话，面对镜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为在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样办呢？ 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起来很入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越好，我不敢断定。但这样下去，日子总不会不好过吧。我曾经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有一个时期我就不照镜子。我不看见自己的“尊容”，听见好话倒更放心，不但放心，而且自己开始编造好话。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想自己“返老还童”。开会的通知不断，索稿的信不停。我还要为各种各样的人办各种各样的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多的来信，那么多的稿件，还有访问和谈话。似乎大家都要求我“树雄心、立壮志”。我也就完全忘记了自己。 于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一感冒就发支气管炎，咳嗽不停，痰不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应当照照镜子，便站在镜子前面一看，那是在晚上，刚刚漱过口，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有什么“青春”？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似的，我清醒了。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前天看是这样；昨天看也是这样；今天看仍然是这样。看看自己，想想自己，我的感觉，我的感情，都跟我的相貌相称，也可以说是符合。这说明一件事实：镜子对我讲的是真话。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现实。 这样我才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我是站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定计划的：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最近常有人找我谈我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四五十年前某一个时期我的思想情况和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使我想起了我“靠边”的时候受到的一次外调，来的那位工宣队老师傅要我讲出一九三一年我在苏州经人介绍见到一位年轻朋友，当时讲了些什么话。我怎么讲得出呢？他把我训了一顿。不用说，他是别有用心。现在来找我谈话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是怀着好意来的，他们来“抢救材料”。他们是有理由的，有的人还想对我有所帮助，替我的旧作作一点辩护或者讲几句公道话。我说：好意可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是在号召大家向前看吗？我也要向前看。 对，我也要向前看。不然我为什么还要制定计划、想方设法、东求西告、争取时间来写作品呢？其实不写也照样过日子，只要自己名字常见报，大会小会不缺席，东讲几句话，西题几个字，这样似乎对社会就有了贡献，对后人就有了交代，这又有何不可呢？但是我的书房里偏偏留着那面大镜子，每次走过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气，又无派头，连衣服也穿不整齐，真是生成劳碌命！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 我感谢我眼前这面镜子，在我的头脑发热的时候，总是它使我清醒。我要讲一句我心里的话：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三日 |
《随想录》到第三十篇为止，我已编成第一集，并且给每篇加上小标题，将在一九七九年内刊行，今后每年编印一集，一直到一九八四年。第三十一以下各篇（三十或者四十篇左右）将收在第二集内。
我为第一集写了一篇很短的《后记》，里面有这样一句：“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的意思无非：我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不能随意浪费它们。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有毛病就讲出来，让大家看看，议议，自己改不了就请大家来帮忙。当然别人随便给扣上的帽子，我自己也要摘下。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
最近我们讨论过“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我对“歌德派”说了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我是经过思考之后讲话的，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我最近看了我的《爝火集》的清样，这是我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我让我女儿和女婿替我编选，他们挑选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单单举出几个标题吧：《大欢乐的日子》、《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最大的幸福》、《无上的光荣》……我并不是在吹牛，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我确实生活在那样的气氛中。二十年过去了。前几天出版社一位编辑看校样时来信问我是不是还要保留某文中引用的一首民歌的最后一句：“叫某国落后。”我当时是把它当做“豪迈的壮语”来引用的。但在二十年后我们仍然落在某国的后面，为了避免“吹牛”的嫌疑，我只好将它删去了。我校阅自己三十年来的散文选集，感想实在不少。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它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拿未来当做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专制的流毒，反对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